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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关于教育,从端午节出生的小女孩说起……

巴金故居 202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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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端午。端者,初也。

端午节将至,47年前一个小女孩的诞生,为巴金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和温暖,她的名字就叫端端,巴金非常喜爱他的外孙女端端,在《随想录》就中有三篇文章是为她而写。

(巴金与外孙女端端在武康路寓所)



我妹妹批评我“偏爱”端端,我不否认,生活把我和这孩子拴在一起了。我常常想起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我和端端都看过根据这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老外公和小外孙女的形象常常在我的眼前出现。

我摔伤后从医院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孩子的两张床放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清早她六点起身后就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轻轻地说声“再见”,然后一个人走下楼去。晚上她上楼睡觉,总是先给我铺好床。星期天我比她早起,就叫她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让她再上床睡一会,我笑着说:“这是包给你的。”她得意地回答:“我承包下来了。”似乎她为这种没有报酬的“承包”感到自豪。 

她不会想到每天早晨那一声“再见”让我的心感到多么暖和。


——巴金《随想录•再说端端》

(巴金与小端端)


巴金在写随想录写端端的三篇文章里,

提到了一些对于现代教育问题的看法。

每当他看到端端在书桌前做作业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还经常被父母批评“动作慢”,

他就觉得如今学生功课负担太重。



我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对儿童教育毫无研究。但是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总觉得灌输和责骂并不是好办法。为什么不使用“启发”和“诱导”,多给孩子一点思索的时间,鼓励他们多用脑筋?我想起来了:我做孩子的时候,人们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责骂和灌输;我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死记”和“硬背”(诵)。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求于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记和硬背,用的方法也还是灌输和责骂。只是课本的内容不同罢了,岂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学生功课负担之重,成绩要求之严格,却超过从前。端端的父母经常警告孩子:考试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听见也胆战心惊。


——巴金《随想录•小端端》


她在家做功课,常常借用我的写字台。我算了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时间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却没有想到连一个小学生也比我写得更勤奋。“有这样的必要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总觉得: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看书写字,就不像小孩了。


——巴金《随想录•再说端端》


今年孩子运气好,减少一次考试,小学毕业由区里考试,就根据这次的成绩作为升入初中的标准。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升入重点中学,端端本人倒无所谓,不过考得好,她当然高兴。为了准备考试,端端不能说是不努力。她常常五点半钟就起床做作业复习功课,晚上也总是忙到八九点钟。家里的人都说她动作太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冷眼旁观,觉得像这样过日子实在“没劲”。像端端这样年纪,一星期总得有几个小时跳跳蹦蹦,和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谈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现在好像只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不幸的是孩子放弃休息、放弃娱乐,辛辛苦苦,过了一年多,却仍然不曾取得高的分数,看来升入重点中学是没有指望了。考试成绩公布后孩子回家哭了一场,挨了妈妈一顿骂。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扫兴,做母亲的照常放连珠炮,批评孩子不肯动脑筋,不爱看书,做功课做得慢,我们一家人似乎都同意我女儿的看法,只有我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想,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不论在中国或者其他大小国家,总是普通人占多数,而且正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重点”人才可以在上面发号施令。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数的普通人教育好,因为干实事的是他们。


——巴金《随想录•三说端端》


(巴金与女儿李小林和外孙女端端)


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照亮世界的那束光,教育是国家、社会、家庭的头等大事,知识的增长、品格的建立、思想的提升,成才成人全面发展。巴金先生关心外孙女端端的教育,也关心所有儿童的教育,提倡以“启发”和“诱导”来教授知识,希望“孩子们一定要比我们这一代幸福”。

像巴金一样关心教育的作家们不在少数,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和思考吧!


作家列表

(以下文章选段,按作者出生年月排序)


鲁迅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馀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〇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


选自鲁迅《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


叶圣陶


教育不仅要增加学生的知识学力,同时要引导学生走入正轨,使其了解世界的大势,本国的情状,以及学生所负的使命和个人所处的地位。


须有相当的知识学力,才能辨别是非,分清黑白。这当然是教育的责任了。教育不仅要增加学生的知识学力,同时要引导学生走入正轨,使其了解世界的大势,本国的情状,以及学生所负的使命和个人所处的地位。

在讨论教育与人生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什么是教育?什么是人生?

教育是人类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一种工具。教育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工具。这种工具,大而言之可以挽救国家社会,小而言之可以指导个人,改造个人的错误,实现个人的本能,它的作用是很大的。

所谓人生,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就是所谓“人生观”。认为人生是快乐的,就是快乐的人生观;认为人生应该献身于国家与社会的,就是责任的人生观。各人的环境不同,着眼点各异,因而各人的人生观亦不一致。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因而不能不注意教育与人生的关系。

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大致有后列三点:

一、以教育认识自己

天下最可怜的事情莫过于自己不认识自己。

有的人因为不认识自己的缘故,走入歧途,一切堕落,事业不得成功,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何等的危险。

认识自己有两方面:一为自己的主体,或称“自我”;一为自己的环境,或称“外物”或“客体”。单是自我,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单是被认识的客体,也不能认识自己:必须明白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了环境,方能认识自己。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行动与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环境有支配或决定人生的力量,同时又有引诱人生入于某种途径的力量;我们受种种外物的支配和引诱都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所以要认识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行动才会有目标有意义,不至于成为盲目的不正当的行为。

在认识环境之后,应当认识自己的本身。

认识自己的本身,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能否尽自己的责任,就以认识自己的地位与否为先决的条件。各个人的地位本来是环境的反映,但是对付这个环境因人而不同,不是机械的受其支配而已。所以对于环境,就有能否适应的分别。所谓适应,既非屈从,又非反抗,乃是恰当利用环境之谓。要利用环境,除了认识环境之外,第一要注意自己所处的地位,第二是自己的能力,第三是自己的能力在所处的地位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环境的认识和自我的认识都是必要的。

二、以教育成就自己

由认识自己而革新自己,由革新自己而成就自己,是一种自然的步骤。

如何才能达到成就自己的目的呢?这当然有研究的必要。我以为应当按照自己的所长和所好去成就自己。譬如性情爱好理科的,就可以在理科方面努力;爱好文学或政治经济的,就可在文学或政治经济方面努力。这样作去,是很容易成功的。要使人们都能够这样成就自己,非借助于教育不可。可见教育对于人生所负的责任。真是不小。

三、以教育革新自己

认识了自我与环境,就应当从事于革新自己。

革新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

一方面是铲除一切障碍物,如虚荣心、怠惰心等等。一般人很容易受这些魔力的支配,自己不能节制自己,这是人类本性上的缺陷。但人类的本性也具有许多优点,如仁爱、求知等等。我们应当发扬自己的长处,铲除这些短处。

另一方面是革新过去的错误观念。我们认识了环境和自己的地位,就应当铲除以往的错误观念,向新的路线上走去。一个人总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较进步的人对社会更有认识,这种种认识,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础。我们在认识了环境和自我之后,对这种种当然会有相当的认识。在我们的本能中虽然有除旧布新的成分,同时也有迷恋过去的成分,所以革新过去的错误观念,便非常重要了。

要铲除一切障碍物,革新过去的错误观念,必须在教育上下功夫。因为怎样铲除虚荣心、怠惰心,如何革新错误观念,是要以教育力量为原动力的。


选自叶圣陶《教育与人生》


林语堂


教育即是力量。你能拾得一分智识,读一些书籍,在自修上下一分功夫,就足以助你在事业上得一分上进。


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看见,那些天分颇高的青年,一生只做些平凡的事业,就因为他们的天分虽高,却没有受过充分的训练,培植。他们从来不想求自己的进步。他们熙往攘来,所看到的,只是月底的领薪水,与领到薪水以后的几天中的快乐时间。结果,他们的一生事业,有退无进,总是卑不足道。

人们只能利用其一小部分的天赋才能,以从事事业,而不能由教育与训练,以使得全部的天赋才能,皆可应用;则他们在事业上,一定要受很大的亏累。本来足以役人的人,因为没有受相当的教育与训练,就不得不降为役于人了。

教育即是力量。你能拾得一分智识,读一些书籍,在自修上下一分功夫,就足以助你在事业上得一分上进。我认识一些年轻人,薪水很低,工作很苦,但他们利用其闲暇的时间,自修自习,以求上进;比之其在日间的工作,更为努力。在他们看来,薪水倒是小事;而求智识的进步,却是大事。

一个人能愈储蓄,则愈易致富。你愈能致富,你愈能求知。则你愈能成为有智识,你愈多储一分智识,就足以多加丰你的一分生命。这种零星的努力,细小的进益,日积月累,可以使你于日后大占便宜,——可以使你成为更广大,更充实,更丰满;可以使你能应付人生。

我认识一个青年,他常有机会坐了火车,轮船,旅行远方。每次在舟车中,他总是随身带了些读物,如像袖珍书本呀!函授学校中的讲义呀!细心研读。我总是利用了那易为一般人所浪费去的零星时间,来求自己的进步。

结果,他对于各门学问,都有相当的认识。他对于历史、文学、科学,及其他各国重要的学问,读书很多,研究很深。

许多的人在空闲的时间,虚掷光阴,一事不做,或者只做些有损无益,比不做更坏的事;以视上述的那个青年,能毋愧死!

孜孜于求自己的进步的精神,是一个人的“优越”的标记,与“胜利”的征兆。

只要有人告诉我,一个青年怎样度过他的工余时间,怎样消磨他的漫漫的冬夜黄昏,我就可预言出那个青年的前程是怎样。

有人或者以为利用闲暇的时间来读书,总得不到多大的成绩,其成绩总不能与学校教育相等。因之而不想在闲暇的时间读书;这无异于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进款不丰,以为虽则尽量储蓄,也不能致巨富,因之而一有金钱,如数挥去,不稍储蓄!但是你不看见有许多人,就是因为利用了零星闲暇的时间而求得了与学样教育相等的教育吗?

教育的价值之高,与对于吾人关系之重要,无过于今日,生活竞争日趋剧烈;生活日形复杂。所以你必须具有充分的学识,受充分的教育训练,以当作你的甲胄。

我们大多数人的坏处,就在一心想望着在顷刻之间,成就大事,其实事情是要渐渐而来的。我们能够不断的努力着读书自修,以使我们渐渐的成为更广更大,渐渐的推广我们智识的地平线,才能有裨实际。

将一丝一丝的闲暇时间,铸成种种的智识,——智识是可以给予我们能力,而使我们得以上进的——这真是多么好的一种机会!难道你将不知轻重的把这种机会抛弃吗?

一般青年人,无意多读书,多思想,而不想在报纸,杂志,书籍之中,尽量摄取各种宝贵的智识,真是最可怜,最可惜的一件事!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抛掷去的东西在别人得之,可以成为无价之宝,可以使生命成为无穷丰富的种种资料呀!


选自林语堂《自求进步》


朱自清


“做人”是要逐渐培养的,不是可以按钟点教授的。所谓“不言之教”“无声之诲”,便是说的这种培养的功夫。


我总觉得“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现在一般号称贤明的教育者,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太重视学业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于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功利是好的,但是我们总该还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这便是要做一个堂堂的人!

学生们入学校,一面固是“求学”,一面也是学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义,他们只晓得学生应该“求学”罢了!这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误会,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

一般教育者都承认学生的知识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学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实“完人”是没有的;所谓“不完足”,指学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无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较的说法。他们说到学生品性不好的时候,总是特别摇头叹气,仿佛这是不应有的事,而且是无法想的事。其实这与学业上的低能一样,正是教育的题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设法辅导,这也可以设法辅导的,何用特别摇头叹气呢?要晓得不完足才需来学,若完足了,又何必来受教育呢?

学生们既要学做人,你却单给以知识,变成了“教”而不“育”,这自然觉得偏枯了。为学生个人的与眼前浮面的功利计,这原未尝不可,但为我们后一代的发荣滋长计,这却不行了。机械的得着知识,又机械的运用知识的人,人格上没有深厚的根基,只随着机会和环境的支使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们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只能乱转一回,不能向前进行;发荣滋长,如何说得到呢?“做人”是要逐渐培养的,不是可以按钟点教授的。所谓“不言之教”“无声之诲”,便是说的这种培养的功夫。

要从事于此,教育者先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所谓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说,不但要做一个能干的,有用的人,并且要做一个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为的人!——教育者有了这样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人格,自然便能够潜移默化,“如时雨化之”了;这其间也并无奥妙,只在日常言动间注意。

但这个注意却不容易!比办事严明,讲解详晰要难得许多许多,第一先须有温热的心,能够爱人!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爱抽象的“人”。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

我的意思,再简单的说一说: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选自朱自清《教育的信仰》


老舍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作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须多说废话。

假若他决定去作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

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作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须去生活。我看,你到三十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

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的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供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踏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二十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作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

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写家比作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作木匠,须学好几年的徒,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治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取巧,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适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即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

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作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

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作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递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作写家不可呢,你便须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备啊!


选自老舍《文艺与木匠》


冰心


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那时系里的主任和教师大半是我的老师。校内其他科、系里也有我的老师,总之,全校的教师都是我的师辈!因此在开教授会的时候,我总是挑个极边极角的座位,惶恐地缩在一旁。大家都笑着称我为FacultyBaby(教授会的婴儿)。那一学期我还不满二十六岁。

在学生群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和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逐一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更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等。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组稿。也可以向班外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泼可喜。

回忆起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者作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等,这时我眼前忽然涌现出好几对美满的夫妻,如郑林庄和关瑞梧,林耀华和饶毓苏,等等。有的是我以“大媒”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完婚仪式,有的是由我出面宴请双方的家长,为他们撮合。说起来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中有过半数的人已先我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写到这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我应该停笔了,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


选自冰心《当教师的快乐》


杨绛


“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选自《坐在人生的边上

——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王安忆


假如我不能阅读,生活将是多么凄惨啊!受教育也许就是这样,使得人生变得有趣一些,不那么无聊。


我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是我终身遗憾,也因此对学府生活心向往之,可说是个教育信仰者。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在大学门外完成教养的范例,事实上,倘若我能在学府中度过学习的日子,我会比现在做得更好。以我这样一个对教育没什么经验的人来看教育,一方面是觉得深不可测,你可能穷一生也不能略知一二;但另一方面,似乎又很简单,那就是——有时候,我会庆幸自己是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我想,假如我不能阅读,生活将是多么凄惨啊!受教育也许就是这样,使得人生变得有趣一些,不那么无聊。在今天这送别的时候,我不打算对你们谈论深奥的那一方面,因为那不可能由我来告诉你们,而是需要你们和我们共同探寻,一代又一代,永远也得不到完整的答案;所以,我只想对你们说些浅显的嘱咐。

首先,我建议你们不要尽想着有用,而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这个世界上有用的事物已经太多了,所有的因果逻辑都是循着用途连接和推动,那些边缘的次要的性质从因果链上碎裂下来,被淘汰出局,生活和人生本来是弥漫的氤氲般的形状,质地也具有弹性,如今越来越被过滤干净,因而变得光滑,坚硬,并且单一。今年千分考面试的时候,我与一位报考临床医学的考生面谈,我们谈到医学伦理的问题,她说“安乐死”是一种奇怪的人道主义,我问为什么?这位女同学说,一个人的生与死不能用意义来核算,我说,你的意思是还有感情的因素,也就是关系到他的至亲、家人?她说也不是,而是——她思考了很久,说,生命本身就有价值。我希望我们学校不要错过这位考生,她解释了我的关于有用和无用的观念。

其次,我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追求效率,效率总是以目的论的,事实上,我们都是处在过程中,这大约可说是生活的本质,只是这过程越来越被划分成细小短促的目的,偷窃了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乔布斯确实改变了世界,但是让世界更好了还是更不好,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后来的人们,会不会以为,存在就隐藏于那苹果机的屏幕之后,所有的到达与归来就在于手指头轻轻的一触碰。无论是体能还是智能的劳动全被缩减成零,我们还能做什么?又还需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更幸福了还是不幸福?在效率至上的社会里,过程被轻视成为一种累赘,它核计为成本,然后被压缩甚至消除,为演算的方便考虑,它概括为符号,在这人工模拟的系统里,我们如何认识存在的实质性呢?假定说我们可以放弃认识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又如何去确定我们的目的?

第三,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加入竞争,竞争难免会将你们放置在对比之中,影响自我评定。竞争还会将你们纳入所谓主流价值体系,这也会影响你们的价值观念。而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倒不是说要傲视社会,而是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类史只是一个阶段,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阶段里的阶段,所以,在我们可视的范围之外,实在有着更大的价值,而竞争会限制我们的参照物,在一时一地以内选择标准,决出胜负。而胜负的概念也是我们要警觉的,因为这里面已经潜在着不公平,只是用措辞平衡了合法性。

最后,我想说的还有一点,今天的教育确实有着许多问题,有一些还相当严重,可是无论怎么样,教育也不会因此而损失它的意义,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公平地给予我们变好的机会,不仅使同学你们,也使我们,单是想着,你们慷慨将青春交给我们负责,就不敢有半点怠惰。


选自王安忆在201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莫言


数学可以有标准答案,物理可以有标准答案,语文中的许多问题,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诗无达诂,好的散文、小说,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


我想,中学的语文课,起码应该拿出三分之二的时间让学生阅读,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学生愿意读什么就让他们读什么。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肯定有道理。 

如果我们的中学生,在六年的时间里,能读一百部古今中外的名著,那写出来的文章将会有另外一番气象。即便他一辈子不写文章,这一百部经典,也必将使他终身受益。 

在目前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让学校拿出大量的钱来购买图书很不现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文革”前那样,把语文教材分成《汉语》和《文学》两本教材呢?我幼时失学在家,反复阅读家兄用过的《文学》课本,感到受益很大。 

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文学》课本培养起来的。另外,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让中学生掌握那么多语法和逻辑之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完全可以放到大学中文系里学。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 

而所谓的对语言的感觉,只能从大量的阅读中获得。至于语法逻辑之类,八十岁也可以学得会,而且很可能因为有了多年的使用语言的实践,学起来会事半功倍。让孩子们像嚼蜡一样去学那样枯燥的逻辑、语法,毫无疑问是一桩苦差事,我们完全可以把语文课教学搞得趣味盎然。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也用不到自己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既然我们提倡学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对大多数人无用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大学中文系也就多了一条存在的理由。

 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就是精通汉语语法和逻辑的专门家,他们研究汉语的发展与历史,他们毕业后可以教中国人学汉语,也可以教外国人学汉语。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篇文章,小学生在学,中学生也学,大学生也在学。 

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架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钢琴,沈从文未必能写出一本语法方面的书,而写了很多语法书的吕叔湘,好像也没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 

当然,如果钢琴出了毛病,肖邦肯定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一个句子不通顺,沈从文马上就会感觉到,并会凭着语感将它修改得很通顺;如果确实是一篇好文章,吕叔湘会比常人更加头头是道地说出它的好处。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令学生们头痛、令作家们哭笑不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章分析。这一招听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这种方式,违背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或者说违背人们的审美习惯。 

从比较低级的意义上说,阅读就像吃饭:上来一道好菜,色、香、味俱佳,吃完了,心情很愉快,身体很受用,对大多数食客来说,这就是终极的目的;如果吃完后不让走,非要他说出这道菜是用什么原料构成,用什么方法制作,包含着什么样的营养价值,那就很可能让他把吃下去的呕出来。

当然,厨师进修班的学员和营养学专家另当别论。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是把阅读当成一种休闲,是为了在阅读中得到乐趣,谁也不会把在中学里学到的那一套,在日常的阅读活动中运用。 

这种分析文章的方法,其实也不能提高写作水平。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的孩子在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学到的很多都是没用的东西。如果说有用,那就是用之于高考,高考完毕,即弃之如敝履。用这么多的时间,花那样大的精力,去学一些一次性消费的东西,实在是很不划算。

我并不是绝对地反对作品分析,我反对的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的作品进行那种千篇一律的政治分析和阶级分析。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依我看就是一篇略微带着那么一点病态的惟美的休闲文章,读这样的文章只要能感受到那么一种情调也就够了。 

如果非要从这篇文章里读出朱自清的爱国激情,非要读出朱自清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朱自清如果在天有灵,会不会在云端里发出冷笑呢?当然,你一个人愿意这样分析,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非要把你的观点当成标准,强迫学生接受,如果不接受,就判人家错误,这就有点霸道了。 

数学可以有标准答案,物理可以有标准答案,语文中的许多问题,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诗无达诂,好的散文、小说,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一部《红楼梦》,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读法,胡适之有胡适之的读法,我们也好像不能因为胡适之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否定了他读《红楼梦》的心得。 

如果我们能够把曹雪芹从时光的隧道里拉回来,让他听听红学家们对他的《红楼梦》的分析,我想他很可能捂住耳朵落荒而逃。因此我想,应该允许学生对一篇作品作出他自己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分析,只要是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算他对;甚至应该鼓励学生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与老师唱反调,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不一样也没有关系。 

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就不可能用一个星期改革掉,那些正在被许多人口诛笔伐着的东西,也正在被许多人拼命维护着。但这众多的反叛之声,毕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光明。


选自莫言《谈谈教育》


毕飞宇


太阳、大地、草、露水,还有你看不见的风都在你的面前,也许,这些都是你的。你有四只蹄子。你欠了它们,它们的命运是叫你撒开来。你还愣着做什么?——驾!这是我要对你说的,也是我对你最大的祝福。


高考作文考的其实不是学生,它考的是老师,或者说,它考的是教育本身。它要看一看,我们的教育已经把学生们训练到什么程度了。教育说到底就是“格式化”,它是预备,它要为“自然人”最终变成“社会人”做准备,这是必需的。人总要走上社会,人和人总要交流,人和人总要理解,人和人总要协作——如何交流?如何理解?如何协作?训练相近的、相似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是一个捷径。如何才能训练相近的、相似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写作文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训练手段。我想说的是,无论教育怎样改变,作文训练总是路径之一,它没有错,也不会错;这是社会的需要、生存的需要。生存就必须求同。需要调整的也许仅仅是“应试”的准则。

但问题是,求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存异。这是教育的尴尬,也是教育的两难。文明的教育是这样的,它在求同与存异的两难面前显得犹豫,它是心慈的,手软的,它得和被教育者商量着来——这就是为什么温和的老师永远会受到最大程度的欢迎;而粗暴的教育都有这样的一个外部特征:它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声令下,令行禁止,我永远对,你永远错。没有一个孩子会发自内心地喜爱那些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家伙。

问题还在于,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里头,文明的、心慈和手软的教育往往离“北大”和“清华”过于遥远,“严师”才能出“高徒”嘛。“高徒”之“高”当然是“高分”之“高”。它的代价是有同无异。

然而,“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这句话说出了“异”的顽固与“异”的力量。这就要说到为什么在“高考作文”之余会有那么多的“作文大赛”了。作文大赛的目的从来不是考验“教学成果”的,说得明白一点,它渴望观察的是同学们的真本性——你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你不同于一般的天性,你不同于一般的阅读,还有你不同于一般的表达。

我曾经做过一次涵盖面很广的中学生作文大赛的评委,阅卷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初中生的作文玲珑剔透,洋溢着才情,洋溢着稚嫩的性格。一等奖的名额只有三个,可是,我们每一个评委的手上都有四五篇活泼可爱的小文章,一等奖给谁呢?我们伤透了脑筋,每个人都在争,都有点伤和气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小女孩,我没能为她争取到她该得到的。颁奖的时候我特地找到了她,我对她说,你真是太有才了。

可是,在高中组,坏了,许许多多的作文都面目可憎(请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过于严厉的词)。众口一词,千人一腔,到处都是空洞的、正确的话。我看不见年轻的面孔,我听不到年轻的血液在奔涌,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和一个又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人——那是他们的语文教师。他们在拷贝或扫描他们的老师。这样做万无一失。万无一失的写作一定是天下最无聊的写作。这一届中学生作文大赛没能够产生一等奖,所有的评委都说,空着吧,我们的大奖是给高中生的,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荣誉授予一个年幼的副总经理。

我不能批评我们的教师,这不公平。我也不能批评我们的同学,这也不公平。在现行的教育体制里头,他们自有他们的压力。但是,这样一说我们的高中生们也许就明白了:作文大赛就是作文大赛。它不是高考的演习,它不是高考的预备会议。它是一个特别好玩的GAME。如斯而已。

你怎么就不知道撒欢呢,孩子?忘了,是吧?没关系,我们试试看。你看看你的手,你看看你的脚。那其实不叫手,那其实不是脚。那是你的四个小小的、毛茸茸的却马力强劲的蹄子。你长长的面颊上没有辔头,你修长而凹陷下去的后背上没有马鞍,你弧形的视网膜上是天空和大地的影子,你知道你跑起来有多帅、有多美?你一蹦就是好高。风就在你的小尾巴上,它千丝万缕。你看不见。可是,相信我,我能看见。我们都能看见。是真的。

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机会并不多。你还愣着干什么?太阳、大地、草、露水,还有你看不见的风都在你的面前,也许,这些都是你的。你有四只蹄子。你欠了它们,它们的命运是叫你撒开来。你还愣着做什么?——驾!这是我要对你说的,也是我对你最大的祝福。


选自毕飞宇《我能给你的只有一声吆喝》


端午

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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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刘现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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