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我们都是他的学生，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点滴》第四期（纪念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专号）精彩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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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他的学生，

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点滴》第四期（纪念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专号）

精彩摘编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年周年。巴金称鲁迅先生为“敬爱的导师”，“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鲁迅先生也曾评价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从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到二十世纪末，六十年风云变幻，巴金一直追随鲁迅的道路，并写下了大量的怀念文章。《点滴》第四期推出纪念专号，从中选出17篇。现将精彩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 1936年10月22日

　　二十一日夜里，已经过了十一点钟，我和几个朋友准备动身回家。灵堂里很静。我一个人走到灵柩前面，静静地站了四五分钟的光景。我借着黯淡的灯光，透过了那玻璃棺盖，痴痴地望着我们所熟习的那张脸：眼睛紧紧地闭着，嘴也紧紧地闭着。一种温和的表情笼罩在这张脸上。没有死的恐怖。仿佛这个老人就落在深沉的睡眠里。这四周都是鲜花扎成的花圈和花篮，晚香玉的馥郁的香气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肺。我不禁想着：这难道不是梦？我又想：倘使这个老人一翻身坐起来呢？

　　朋友，这不是梦。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导师，这十年来我一直崇拜着的那位老人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的了。

悼鲁迅先生

● 1936年10月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感激的泪

● 1937年10月

　　我们相信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们说过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诞生，便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这些都不错。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抗战一定胜利，新中国一定到来。但是鲁迅先生的仁爱和他的教诲，我们却无法再领受了。想起这一点，我无法制止我的感激的眼泪。

纪念鲁迅先生

● 1937年10月

　　我们说过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这不是一个空泛的诺言。南北各前线的炮声和山间田畔青年士兵的赤血就是一个凭证。全中国的儿女的心连成了一块磐石，全中国的儿女的力汇集成了一股铁流。这是我们的民族解放的战争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力量会把那横暴的侵略者打击到屈膝的。

　　和平地安息着的亲爱的导师，你说“忘记我！”然而我们是不能忘记你的。我们的心到现在还因为思念你而痛楚，而绝望；但是当我们想到那最后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心又强健起来了。我们是知道怎样来纪念你的，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实现便是纪念我们的伟人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了。

忆鲁迅先生

● 1949年10月11日

　　这个巨人，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用尽了他的心血。他忘了自己地为着这个前途铺路。他并没有骗我们，今天他所预言的新中国果然实现了。可是在大家、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却不在我们中间露一下笑脸。他一生诅咒攻击中国的暗夜，歌颂中国的光明。而他却偏偏呕尽心血，死在黑暗正浓的时候，等到今天光明的中国到来，他这个最有资格看见它的人却已经永闭了眼睛。这的确是一件叫人痛心的事。为了这个，我们只有更加感激他。

秋夜

● 1956年9月

　　雨住了，风也消逝了。天空不知在什么时候露出一点点灰色。夜很静。连他那颗心“必必剥剥”地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他拿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我觉得他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我听见他激动地、带感情地说：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

　　“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

　　“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过什么顾虑？

　　“难道我曾经在真理面前退却？在暴力面前低头？

　　“为了追求真理我不是敢说，敢做，敢骂，敢恨，敢爱？

　　“我所预言的‘将来的光明’不是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眼前？

　　“那么仍然要记住：为了真理，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

一个秋天的早晨

● 1956年10月16日

　　我们离开虹口公园的时候，秋天的阳光正照着鲁迅先生的雕像，白色的像身沐浴着金色光辉，更显得灿烂夺目，好像成了一个光明的象征。从这里射出的光芒牵引着千千万万人的心。坐在这个草绿如茵、花红似火的园子里，先生不会感到寂寞。先生过去是年轻人的朋友，以后仍然有成千成万的青年来陪伴先生。他们会把在新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带到先生跟前，他们会把自己心里的话向先生倾吐。

　　“先生永远是年轻人的朋友”，这个思想经过二十年的大变化以后，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

纪念鲁迅先生

● 1956年10月19日

　　一想到鲁迅先生，我们就无法制止内心的激动。我们仿佛看见了先生的慈祥的面容，我们好像听到了先生的温和的声音。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跟先生的燃烧的心贴得多么近，好像先生就坐在我们中间一样。二十年前上海人民公葬先生遗体于上海西郊万国公墓的时候，称先生为“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是绝不会死灭的。先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的依傍。先生的纪念永远把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了报答先生的深厚的爱，为了不辜负先生的殷切的期望，让我们虚心地、认真地向先生学习，让我们的心也燃烧起来：我们大家献出我们所有的光，所有的热，所有的爱，用我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鲁迅先生晚年所朝夕梦想的人间乐园。

我认识的鲁迅先生

● 1956年9月26日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地爱护青年。我记得有一回有人请先生吃饭，几个有地位的人在席上一致指摘一个年轻编辑的缺点，先生不满意这种缺席裁判，不待终席便拂袖而去。这个年轻编辑就是黄源。这以后《译文》停刊了，黄源也失了业。他为了《译文》复刊的事情四处奔走。他常常去看先生，有一回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了，我觉得难过。” 

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

● 1956年9月

　　我错过了几次同他相见的机会，到了一九三三年才在文学社举办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记得那天晚上我比他先到。大厅里已有茅盾和另外两三位客人。……这时候，门帘掀开了，鲁迅走进来。这是我从许多照片上早就熟悉的一位老人，矮小、清瘦，头发和眉毛又黑又浓，穿一件普通的长袍……只是脸上的表情比照片上的更加和蔼、诚恳。

　　那天晚上在座的有十几个人，都是作家。谈话自然围着本行转，谈到我们的工作、作品、文人。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他说话极其朴素、自然，用辞简短、鲜明而又富于表现力，不时露出温和、慈祥的微笑。他谈到当时刚刚创刊的《文学》杂志的内容，谈到他打算写的作品，谈到帮闲文人所起的卑劣作用，谈到愚蠢而又肮脏的国民党宣传手段。当然，不是鲁迅一个人谈。其他人也就这些或那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大家每次都想听听他的看法。

　　宴会进行了两个小时。只是在向鲁迅告别的时候，我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鲁迅和茅盾一道走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直到他们从视野中消失才回家去。

鲁迅先生仍然同我们在一起

● 1961年9月25日

　　同志们，鲁迅先生朝夕想望的“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也已经在我国实现了。今天我们在“宽阔光明的地方”，在“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新社会里，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好像同先生在一起欢度他的生日一样。我们中间虽然有不少的人没有机会见到先生，也不熟悉先生所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但是我们全是先生所关怀、所期待的后辈，我们或多或少地读过先生的著作，我们或深或浅地接触过先生的心灵。我们想到先生，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了更多的勇气，对我们的事业有了更大的信心。先生的深情厚爱和殷切期望至今还使我们的心感到温暖；先生的完美的人格和战斗的精神仍然是我们的鼓舞的泉源。

怀念鲁迅先生

● 1981年7月

　　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

　　……

　　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

　　……

　　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

　　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如果先生活着，他绝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我们都是他的学生

● 1994年10月16日

　　第一次和黄源见面在一九二九年，于今六十五年矣。想说的话很多，但坐下来握着他的手，六十几年的旧事都涌上我的心头，许多话都咽在肚里。我只想着一个人，他也想着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学生，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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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文

摘

巴金与鲁迅的散文集《夜记》

文 | 陈子善

　　鲁迅晚年出版著译，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为首选。1935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译高尔基著《俄罗斯的童话》，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第三种，这是鲁迅与巴金合作之始。同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译果戈理著长篇小说《死魂灵》，列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第一种。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鲁迅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第二种。此外，鲁迅翻印的《死魂灵一百图》也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凡此种种，都说明了鲁迅对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欣赏和信任。

　　然而，还有一种鲁迅的散文集，由巴金提议，鲁迅也拟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鲁迅突然去世，书未及写成，后由许广平续编才付梓，那就是而今已鲜为人知的《夜记》。

　　对散文集《夜记》，巴金在1956年7月13日所作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中有颇为具体而生动的回忆：

　　（《故事新编》出版）几个月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又向鲁迅先生要稿，我说我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他就托黄源同志带了口信来，告诉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陆续写了些文章。听说他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边，已经在作编《夜记》的准备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在10月17日下午还去访问过日本同志鹿地亘，19日早晨就在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夜记》还是许景宋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编成的一个集子。每次我翻看这两本小书，我就感觉到他对待人的诚恳和热情，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我仿佛又看到他那颗无所不包而爱憎分明的仁爱的心。[1] 

《夜记》初版本书影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4月初版）

　　巴金这段话充满了感情，他认为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已在写未及写成而由许广平编定的《夜记》这两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晚年著作，体现了鲁迅“对待人的诚恳和热情，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可见这两本书在巴金心目中的位置。两个月后，巴金在为苏联《文学报》所作的《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一文中，又特别提到《夜记》：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见到鲁迅，我请他再为出版社写点东西，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中能有一卷他的作品。他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些日子，鲁迅托作家黄源转告我，这一卷题名《夜记》。不久他就病了。康复以后，他一连写了几篇。听说他专心致志地编《夜记》……[2] 

　　巴金这两段回忆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透露了如下信息：

　　一，《夜记》这个书名是鲁迅亲自拟定的，而且这是本“散文集”。

　　二，鲁迅答应为巴金写第二本集子是在“一个宴会上”。这个宴会，我以前推断是1936年2月9日黄源在宴宾楼举行的“共同商定《译文》复刊事”之宴。[3]现在看来，1936年5月3日“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4]的可能性更大。因为5月3日译文社宴会后“不久他就病了”。5月18日起鲁迅持续发热，6月5日起日记被迫暂停，7月1日起日记才逐渐恢复，这与巴金的回忆正相吻合。而且，巴金计划把这本新集收入“文学丛刊”第四集，1936年2月时，第一集尚在陆续出版中，5月时考虑第四集篇目才更为合理。

　　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鲁迅特意“放在一边”，准备编入《夜记》。巴金是“听说”，听谁说？正是许广平，下面将具体谈及。《半夏小集》作于1936年“八月间，也许是九月初”，[5]《这也是生活》作于1936年8月23日，《死》作于1936年9月5日，《女吊》作于1936年9月19—20日，[6]确实都作于鲁迅“病好以后”，也确实都是“散文”，构成“散文集”《夜记》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夜记》中鲁迅亲自选定的篇目。

《这也是生活》手稿

（现藏国家图书馆，由藏家提供）

　　《夜记》1937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文学丛刊”第四集第十种。全书按鲁迅晚年编集以“编年”为序的惯例，分三辑共十三篇，目录如下：

　　一九三四年：《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五年：《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题未定”草（一至五）》《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题未定”草（六至九）》；一九三六年：《我要骗人》《〈出关〉的“关”》《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值得注意的是，书末许广平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三个月又五天”所作的《后记》。她在《后记》中明确表示：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预告，早已登过有一本《夜记》。现在离开预告好久了，不兑现的事情，是鲁迅先生所不大肯做的。——就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敢于编辑这一本书。

　　我查那些遗稿，其中《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是去年大病之后写的，另外放在一处。好像听他说过，预备做《夜记》的材料，不幸没有完成。我只好从一九三四年编好而未出版的《杂文集》里选两篇，三五年《杂文二集》里选四篇，三六年《杂文末编》里，除《夜记》四篇外，再加四篇，共十四篇。[7]

　　这就告诉我们实际付梓的《夜记》，系鲁迅最初自定的篇目（即《半夏小集》等四篇）和许广平所增补的九篇文章合并而成。接着许广平对为何增补那九篇原本鲁迅本人已编入《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的文字作了说明。作为鲁迅的未亡人，许广平这样增补，当然自有其理由，增补后的《夜记》实际已成为散文和杂文的编年体合集，即鲁迅自定四篇和从“且介亭杂文三集”中所选杂文的合集。

　　不过，应该强调一下《夜记》最初的定位，即鲁迅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另外放在一处”的初衷。首先，《夜记》应该是一本散文集，这不仅巴金在上述回忆中特别提到，“文学丛刊”第四辑共十六册的出版广告中早就是这样告示的：

　　夜记    鲁迅    散文[8]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冯雪峰的回忆。1937年11月1日，也即《夜记》初版七个月之后，冯雪峰为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以“O.V.”笔名在《宇宙风》第50期发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以显著篇幅具体说到《夜记》：

　　鲁迅先生病后写的《“这也是生活”……》《死》《女吊》，都是一类文体的诗的散文，他说预备写它十来篇，成一本书，以偿某书店的文债。这计划倘能完成，世间无疑将多一本和《朝花夕拾》同类的杰作，但他来不及写成了。在《女吊》之后，连他已有腹稿的两篇也来不及写，记得他说过，一篇是关于“母爱”的，一篇则关于“穷”。当他写好《女吊》后，大约是九月二十或二十一的晚间，我到他那里去，他从抽屉里拿出原稿来说：“我写好了一篇。就是我所说的绍兴的‘女吊’，似乎比前两篇强一点了。”我从头看下去，鲁迅先生却似乎特别满意其中关于女吊的描写，忽然伸手过来寻出“跳女吊”开场的那一段来指着道：“这以前不必看，从这里看起罢。”我首先感到高兴的却是从文章中看出先生的体力逐渐恢复了。他还说道：“这一篇比较的强一点，还有一个理由，是病后写得比较顺手了。病中实在懒散了。”于是接下去又说：“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鲁迅先生在谈话中讲起母性和母爱，实在不止一次，并且不止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提到。我曾这样想：他对于女性的尊视，其中之一的理由是因为母性的爱的伟大罢，这从他常常攻击摩登妇女有乳不给儿子吃的事也可知道。有时也常常从德国社会主义的女画家珂勒惠支而谈到母爱，有时则从中国农村的纯厚的老妇人而谈及。他要写一篇关于伟大的母爱的文章也不止说过一次。其次关于穷，他也说过好几次，以为“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我还仿佛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这些仿佛就是先生要写的关于“穷”的文章的题意。[9]

《女吊》手稿

（现藏国家图书馆，由藏家提供）

　　显而易见，冯雪峰所说的鲁迅“预备写它十来篇”“都是一类文体的诗的散文”“成一本书”，就是指《夜记》，而“以偿某书店的文债”即指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约稿。作为鲁迅晚年关系特别密切的知情人，他再次明白无误地确认《夜记》是散文集，还预言如写成必将是与《朝花夕拾》“同类的杰作”。他还透露鲁迅准备再写关于“母爱”、关于“穷”诸文和文章大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衡量许广平所编的《夜记》，恐怕与鲁迅最初的设想是存在一些距离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三集”中，《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是鲁迅自己编定，且各写了序和后记，而《且介亭杂文末编》则是许广平代为编定的，“末编”的说法应也是她所拟的，鲁迅不可能预知自己活不过1936年。许广平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后记》中已告诉我们：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10]

　　也就是说，《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第一辑最后一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加上全部“附集”都不是鲁迅自己编定的。由此设想，至少《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附集”中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两篇如编入《夜记》，也许更为合适。如果再扩大一点，《末编》第一辑中《写于深夜里》（这篇不也是“夜记”吗？）《白莽作〈孩儿塔〉序》及《续记》等篇或也可移入《夜记》里。这样一部新的编年体散文合集而不是散文杂文合集《夜记》，可能更接近鲁迅的原意。这是我这次重读许广平编《夜记》和相关资料产生的一点新想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当然，许广平编《夜记》保存了鲁迅自拟书名和自定篇目，且比“且介亭杂文三集”更早问世，[11]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夜记》初版本分蓝布精装和普通平装本两种，此后就一直以平装本行世，封面书名“夜记”两字先后使用过淡绿色、黑色和红色三种颜色。初版当月就再版，此月又接连印行了第三版和第四版，到1948年10月，《夜记》已先后印行十版，这还不包括1942年7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渝一版”。[12]可见此书问世后一直深受读者欢迎。即便是1938年6月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时，《夜记》大概因书中文章已分别收入《且介亭杂文》初集、二集和末编而不被编入，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夜记》仍与《鲁迅全集》和鲁迅其他各种单行本一同发行，并行不悖。直到1949年以后，《夜记》才在鲁迅著作出版谱系中完全消失。[13]

　　然而，“夜记”这个书名毕竟是鲁迅亲拟，《半夏小集》等四篇散文编入《夜记》也是鲁迅亲定，有什么理由让这本书不复存在呢？诚然，鲁迅生前有几个预拟书名，最后都未能出书。如《杨贵妃》，鲁迅想写而未能写出，[14]如《五讲三嘘集》，也只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提过一笔，并未付之实施；如“起信三书”到底哪里三书？也一直有争议。至于他想写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和中国文学史，更只是一个设想。[15]但是，《夜记》的情况完全不同，此书既有书名，首批四文鲁迅自己又已写就，许广平编《夜记》又曾长期存在并产生社会效应，那么，像现在这样，《夜记》不管是书名，还是一本书即许广平所编的《夜记》，几乎都已不复存在，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中均无《夜记》的任何踪迹，而《夜记》所承载的鲁迅的真实想法和巴金与鲁迅的深厚友情，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那实在太可惜了。

　　“夜记”是鲁迅丰富的著述中极有意思的一个集名，意味深长。今年正值鲁迅诞辰140周年，在我看来，原汁原味重版许广平编的《夜记》是别有纪念意义的。那么，我们就期待鲁迅初编、许广平编定而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夜记》影印本早日问世。

本文注释

[1]　巴金：《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初刊《中国青年报》1956年8月1日，引自《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7—108页。

[2]　巴金：《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初刊苏联《文学报》1956年9月25日（俄译版），中文版转引自《巴金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464页。

[3]　参见陈子善：《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88—389页。

[4]　鲁迅：《鲁迅日记》1936年5月3日，参见陈子善：《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第389—390页。

[5]　《半夏小集》初刊《作家》1936年10月第2卷第1期。冯雪峰回忆“这九则杂感写于八月间，也许是九月初”，参见《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关于〈半夏小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6]　《“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三篇的写作时间均根据作者文末落款时间。

[7]　许广平：《鲁迅〈夜记〉编后记》，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1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8]　据芦焚《里门拾记》（“文学丛刊”第四集第四种，1937年1月初版）、巴金《长生塔》（“文学丛刊”第四集第九种，1937年2月初版）和胡风《野花与箭》（“文学丛刊”第四集第十六种，1937年1月初版）等书的书目广告页。

[9]　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190—191页。

[10]　许广平：《〈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转引自《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418页。

[11]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三书均于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12]　《夜记》“渝一版”抽去《我要骗人》一篇，故此版只收十二篇，这无疑系当局审查所为，该版封底书脊边印有“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2665号”字样。

[13]　自1950年10月起，鲁迅著作的出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统一管理和安排，参见宋强：《〈鲁迅全集〉的“国有化”》，《人文》学术集刊第4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后来，只有周国伟编《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初版）列出《夜记》，列为1949年前出版的鲁迅“著作”类之最后一种。其前一种为《门外文谈》，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9月初版，系尹庚主编的“天马丛书”之一。此书非鲁迅自编，但征得鲁迅同意和支持，也已于1958年、1972年由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和北京人民日报社两次重印。

[14]　郁达夫在《奇零集·历史小说论》中回忆《杨贵妃》是小说，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也持此说，而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杨贵妃》中回忆《杨贵妃》是剧本。

[15]　参见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190—192页。

本文选自《点滴》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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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朱银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