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小学生都知道，告老师最丢人
“举报”，我们的老生常谈了：
只要举报不息，我们便批判不止。
举报电话，666
文|文白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影画志”】
1
在以前的香港黑帮片里，举报是会被所有人看不起的。
如果你是砍了不该砍的人，或许还会有救，几个大佬摆个酒，和气生财一番，还可以东山再起。
但如果你把消息透露给警方，那么所有人都会瞧不起你，轻则断手断脚，重则沉尸江底。
这种现在看来政治极其不正确的状况，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则是合理的。以至于当我们和别的学校起冲突时，做的不会是报告老师，也不是通知警察，而是一帮人集结起来，在武力上争个你死我活。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少年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打架
后来我想，这大概是黑社会入侵电影界带来的一种“文化输出”吧，对于他们那一个圈层来说，政治力量就像一座庞然大山。
但这种做法其实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来说，即便没有经历过文革，想必也会从父母那里听说过许多的当年故事。而文革，则肇始于举报。
举报邻居、举报朋友、举报师长、举报父母、举报一切一切看不顺眼的人。
这种被世人所唾弃的风气，最近又死灰复燃了。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2
举报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借助高级别权力进行打压的一种方式。
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体系中，这种方式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当存在着权力碾压，而我又没有任何渠道抗拒这种碾压，我只能借助更高一层的权力来就行对抗。
但这绝不是正常的，因为这意味着体系的腐化，让你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正当地诉求利益。
如果你对文革有些许了解，你当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那个年代那么多人热衷于举报。当四万万人的偶像，这个国家的带头大哥说这个体系已经被侵蚀的时候，他也就同时鼓励了举报的合法性。
所以那个时候流行的连环画是什么呢，是一个孩子如何举报自己的爷爷是特务并被称赞的故事，是一个孩子如何举报自己的外婆偷偷做生意并让其悔过的故事。
这种举报，导致了胡风案，助长了反右倾，让文革的开张变得那么冠冕堂皇。
人民日报当年对“胡风案”的报道
“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人民都在写真真假假的大字报。
举报行为本身是件没有门槛的事，而且不相交的举报更是变相污蔑的温床。
你举报你上级，如果查出问题不存在，你可能还会担心上级的报复，但你去举报一个与你没有从属关系的实体，即便是污蔑，也不会有人让你写训诫书。
这导致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随意的举报满天飞，只要看到别人一个细微的错误就抓住不放。
文革之中人人自危，怕的不是说自己真的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别人认为你犯了什么错误，那个年代的人防人，不会比疫情之下的今天差多少。
彭小莲在拍《红日风暴》时做采访，有人就自曝说，那个时候她感觉某人不像好人，于是整天监视着他，就等他“露出马脚”。
《红日风暴》剧照，去年刚去世的第五代导演彭小莲用这部电影记录、纪念了父辈
是的，由此必然诞生的，就是监控系统。你们都看过《窃听风暴》，当然就会知道东德的监控系统是怎么回事，但其实现实中更让人害怕。
蒂莫西·加顿艾什写了一本叫《档案》的书，其中提到他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拿到自己在东柏林时期档案的故事。他发现自己的一天，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见什么人都清清楚楚地被人记录了下来，而他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学生而已。
这是个古老而严密的监控系统，A监控B，B监控C，而A和B又有可能被C所监控，人与人之间毫无信任感可言。
这种监控方式可能在今天不会发生，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依靠手机这样一个毫无保密性可言的工具所开展，再也不需要那种人肉手工操作了。
《窃听风暴》剧照
但13亿人又如何一个个去辨别呢？是的，在自动鉴别你有没有违法的系统没有开发出来之前，靠的主要是举报。
话说回头，为什么文革时会鼓励举报？因为举报的目的，是在于替更高的一层权力斩草除根。
结果你们都看到了，十年之间，一片疮痍。
《霸王别姬》剧照
3
上面这些话，其实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很遗憾，现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决定要说一些话，都只能从常识开始说起：地球为什么是圆的？电影为什么是商品的同时也是艺术的？举报为什么是恶的？
似乎不这么说，有人就会听不懂，就会自以为是的争辩，辩到了最后还得给他普及常识。
我想也可能正是由于这常识的缺乏，才导致了现在举报之风的流行。
去年我就看到一些新闻，说有学生举报自己的老师讲课政治不是那么正确。
我当时就想骂一句，是不是还需要给你普及一下什么叫老师呢？什么叫百家争鸣呢？
而今天，我又看到肖战粉丝举报，导致有网站被墙的事情。
老实讲，这件事情最需要怪罪的不是肖战粉丝，而是墙那个网站的人，但毫无疑问，肖战粉丝在此充当了一个助纣为虐的角色。
也就是说，别人在杀人，我就是去指路的那个人，自以为正义得很。
那么，真的正义吗？
一件小事也可以以“主义”之名横行霸道
举报的正义感来自何处？当然是来自官方的宣传。
今天你举报“自由写作”获得的正义感，明天也可能由举报“举报自由写作”而获得，只是看官方的需求是什么。
换句话说，任何人，都无法逃脱。
1950年代的胡风案里，举报者是一个叫舒芜的作家，而就在他举报成功的几年之后，他也被挂上牌子批判了起来，所以这正义，到底源于何方呢？
不过是从“百花齐放”到“引蛇出洞”的说辞变化罢了。
今天也是如此，你自以为是在为这个社会清理环境，你自以为自己是反盗版，你自以为是为这个社会提供清朗的空间，但实质上，不过是在打击异己而已。
而恰好这打击异己的行为，被披上了一层官方认证的“正义”的外衣。
所以说实话，很多人的举报行为其实并不在正义与否，而在于其带来的满足感了。
“打倒XXX”曾经是一句很流行的口号，它激励了许多人，也让许多人变成魔鬼。
正义！多少丑恶假汝之名以行！
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其实代表的是对权力的对抗，你喊着打倒什么人，主要是因为以你的能力无法扳倒那个人，否则动动手指就好，无需喊着口号集结外部力量了。
而那个人一旦真的被你打倒了，其获得权力以及凌驾于权力之上的满足感是一般人都难以承受的。
文革之所以那么汹涌，一方面是路线设定，另一方面则是扳倒权威给年轻人带来的满足感。
《霸王别姬》剧照，革命小将
文革那一批人基本上都出生于建国左右，老一辈的革命家还在世上，他们的经历让他们那一代人成为无可置疑的神话。于是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又生活在整天宣传战争声音中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属于被忽视的一代。
当他们发现一旦可以通过举报的方式扳倒权威，其忽然到来的权力满足感势必会导致极大程度的反噬。于是扩展成为了批斗，扩展成为了打人，扩展成为一个乱世景观。
今时今日，恐怕也大抵如是。
重拳出击
4
现在的年轻人，作为粉圈文化的主体，我也算见证了他们的崛起。
事实上在“归国四子”之前，没有多少人关注过粉圈的文化，他们就是被主流忽视的一群人。
归国四子，从左至右分别是吴亦凡、张艺兴、鹿晗、黄子韬
而鹿晗吴亦凡们的大爆发，一方面让这群年轻人登上了主流的舞台，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了话语权缺失的伤害。
一段时间里，小鲜肉是贬义词，某某粉丝也接近于贬义词，权威话语所倡导的，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偶像所缺少的。
年轻人没有话语权，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5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推波助澜了文革，而像我这一代就没有那样的“机会”，我无能为力，只能通过不断提高自己来寻找话语权。
而所谓学习与提高，其实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但网络时代突然到来，新一代的年轻人似乎发现不用经历那样的痛苦过程也可以获得话语权，在老一辈还在说着“独立思考”的时候，他们摇身一变，变成了小粉红。
“举报”文化席卷微博
从此，赢得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
以政治的合理性来打倒一切以前没有打倒的东西，是他们的最大武器。狙击之下，这个世界的丰满性在逐渐消亡。
只要不满意某个人，扒他十八代也要找出其政治上的一些污点。
老人们看到的是光明越来越远，年轻人看到的则是自己的节节胜利，着眼点不同，根本很难形成有效的对话。
而在另一种程度上，网络的碎片式特性，也造就了年轻人狙击的毫不留情。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在举报另一个不相干的人时会那么坚决，那么不把他当人看。
最近的答案就是，网络的碎片化社交，已经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情感碎片化的人了。
“碎片化”是新媒体时代的症候
你每天要看多少新闻？你每天要和多少人交流？你每天看到的名字又有多少？
多，是的，我们的“朋友”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多，但真正能称得上“朋友”的，又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少。
连在一起发呆看天的时间都没有，又如何能有深交呢？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人”这个物种其实已经不再是有血有肉的形象了，他变成了一个ID，变成了一个态度，变成了概念上的“人”。
所谓毫不留情，只不过是处理一堆数据而已。
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不可否认，这些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正如当年的红小兵也只是一部分人，但这样一部分人，也是天下大乱的主力。
又有人会说，你把简单的粉圈行为上升到这样的程度合适吗？我只能说，从几年前开始的担心，已经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我不得不说了。
在爱国这件事上，没有人会比其他人高一头，更没有人低一等。我们都希望国泰民安，都希望真的能喊出“厉害了我的国”那一天的到来，但作为一个关注文化圈娱乐圈的个体，我同时也希望言论层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所以有些事情我可以私下愤恨，有些事情则需要公开说明，哪怕是付出一个号的代价。
当然，我不是研究政治的，我只是喜欢看看电影，说出来的很多东西难免轻薄。
但那又怎样呢？到了那一天，我至少可以对自己说，我已经尽力过了。
最后，还是想和举报者说一句话，今天你打电话觉得自己666，也许明天，666就真的会找上门来了。
编辑|感情动物
排版| 罐 儿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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