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 | 【那年 · 那人】大季

【往期回读】

大  季

小纪镇文联  花善祥

196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南桥生产队打谷场上两盏汽油灯放射着刺眼的光芒，我和小伙伴们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连跑带奔赶过去。哎呀，我的妈呀！平常打谷场上一个砖头都砸不到一个人，今天黑压压的挤满了男女老少。原来，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来演出。我们南桥生产队打谷场在公社南面，直线距离不过一华里多一点，庄上有南桥、东桥、北桥三个大队。那天，打谷场上不下5000人。多少年没有文化生活了，村民们像看西洋景，手里的蒲扇不停地拍打蚊虫，兴趣盎然。我们小伙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五一群，在人堆里窜来窜去，打闹嬉笑。“咚咚锵、咚咚锵……”开场锣鼓响过演出开始了，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女的下场，男的上场，热闹非凡，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一点儿吵闹声，每个节目演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欢笑声，时而听到一两声尖脆的口哨声，引得人们惊奇地调头转身四处探望。“是插队的在吹口哨”有人悄悄地说。插队的是什么人？我一头雾水，连续问了几个人才知道，台上演出的都是插队的，插队的是从城里来的学生，到我们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感到很纳闷：好好的城里不待跑到这死人乡下来，有病啊？我做梦都想到城里去。在十三岁时串联去过南京。南京太好了——大马路、有汽车，晚上灯火辉煌，还有美丽的玄武湖。

“啊、啊、啊、啊、啊、啊，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这奇特的雄浑有力、动人心魂的歌声立刻吸引了我，被感染得热血沸腾，呼吸急促。我从来没听过这么美妙的声音，而且是个大男人唱的。我费力地挤到台前，终于看清了演唱者的面目——身材魁梧，稳健大方，像个大干部，脸上挂着热情洋溢的笑容；头发造型独一无二，齐刷刷、平整整，不像天生长的，倒想是用笔画上去的“板刷头”。“大季、大季、大季唱得好！”欢叫声中夹着尖厉悦耳的口哨声。哦，他就是大桥插队的大季。

后来，我知道他是季玉成，插队在东桥大队冯沟生产队。为什么插队的人喊他大季？难道他还有个弟弟叫小季不成？后来，我才明白，称他大季是一个调侃，带着三分敬意。久而久之，村民们也都喊他大季。后来，我进了南桥大队文艺宣传队，一心想学吹笛子，找遍三个大队竟找不到一个会吹笛子的人，后经我们大队扬州插队的何平介绍，去季玉成那儿拜他为师学吹笛子，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终于学会了吹笛子，而且懂得了七个调，也会翻调，能够配合二胡演奏。我成了南桥大队宣传队乐对的骨干，从竹墩吹到小纪、富民多个乡镇，还在江都大会堂表演过。季玉成离开东桥大队宣传队时把一支C、F调的好笛子送给我，这根笛子为我一年挣几千工分，能够养活自己。

1976年，我从中学调到公社担任业余教育辅导员，季玉成在公社担任文化站站长，同在一个大院，我们交往多了，他像大哥哥一样呵护我，他像老师一样教导我，他像好朋友一样关心我。他是我步入社会、了解人生的启蒙老师，他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有两件事一直刻骨铭心，不吐不快。

大字报

当时公社大院内连我有三个年青的高中生。另两个是文书蒋金祥，通讯员张建林。张建林比我和蒋金祥晚一届，同是小纪中学毕业的。到公社不久，张建林被提拔为团委副书记。我毫不在意，蒋金祥却愤愤不平。由于我俩是同班同学，关系较好，在一起无话不谈。蒋说，无论从资历、水平、能力，张建林都不该提拔，加之，张建林被提拔后的言行在蒋来看是趾高气扬很不顺眼。他认为张是蒲塘人，父亲是老干部；分管党群的钱亚贤书记和张的父亲熟悉，有交情，钱书记是钱庄人，在竹墩人眼里，蒲塘钱庄两个大队属西边，竹墩三桥属东边。蒋认为钱书记是任人唯亲。他几次蛊惑我写张大字报，斗斗（竹墩土话）钱亚贤，出出张建林的洋相。我对张没有成见，看他为人蛮客气谦虚的，如果出他洋相有点不够意思，只是顾及到同学交情，并不反对和阻止蒋的主张，他说归他说，我从未有过动手写大字报的念头。有一天晚上，蒋金祥对我说：“大字报的底稿我已经写好，你看看修改一下，抄好贴在公社大门对面的墙上。”我接过稿子游览了一遍，觉得没有 42 31418 42 13305 0 0 5186 0 0:00:06 0:00:02 0:00:04 5185么好说。“你怕不怕？”蒋金祥瞪着双眼问我。本来，我就没有准备，觉得很为难也有些害怕。但经蒋这一问刺激了我，“怕什么？”我反问道。“那你今晚抄好，夜里去贴，记住把原稿烧掉。”我随即把稿子塞进裤口袋离开公社回家。走到半道上，越想心里越没底，对这件事究竟改不改做拿不定主张。我想到季玉成，立马转身走向公社广播站，我知道他每天晚上在广播站值班。见到季玉成，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把大字报底稿递给他。季玉成瞄了稿子几眼，随即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板着脸轻轻地对我说，“善祥，我跟你说，这个事你千万不能做。”我愣在那儿发呆。他好像猜出了我的心事。笑笑对我说“我来！你不要担心，我是知情，你不要管了，回去睡觉，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回到家上床后怎么也睡不着，胡思乱想。第二天，我提前上班，到公社门口一看，围了一大堆人在看大字报。那张大字报是用灰报纸写的，字迹不太工整，参差不齐，其中那句“提拔张建林是钱记组织路线的恶果”特别醒目，字体变异，笔画加粗，用墨特别浓。看大字报的人大都是公社机关部门和厂里的工人，人们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有人点头会意的笑笑，有的人惊讶不已一脸狐疑。已有多少年看不到大字报了，这张大字报无疑是成了竹墩公社的爆炸性新闻，一个早上传遍整个公社乃至周边的小纪镇、宗村乡。我不敢在人群中多停留，连忙溜回自己的办公室，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公社书记嵆昌清知道大字报的事后大发雷霆，党群书记钱亚贤气得头直摇不说一句话（他有个毛病，一着急就摇头）公社代理秘书张义泰当天下午找我谈话。他谈话的方式很巧妙，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询问我是否知道谁写的大字报、有没有参与。其实，明眼人一看大字报就能猜出个打致范围。老干部就那么几个，识字不多，写不出那种语言，年轻的有文化的除了当事人就剩下我和蒋金祥，在他们看来，蒋金祥平时老老实实不多话，也从没有过激言论。我成了首当其中的嫌疑对象。事实上，我是参与了，但我既没有写底稿也没有抄写张贴大字报，心中有底气，向张义泰表态：“我不知道谁写的，更没有参与，如查到是我写的，听从组织上作任何处理，。”张义泰是个讲道理的人，又对年轻人较为爱护，他没有为难我，也没有对我施加任何压力。最后，他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到公社来工作不容易，要珍惜，要努力，不要做不利于工作的事。”我从心里相当感激他，我想他大概是受书记指派，例行公事。我一直担心书记会找我谈话，因为嵇书记看上去很威严，从心里怵他，担心过不了他那一关。三天过去了，书记没有找我谈话，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几天我也不敢去广播室见季玉成。风平浪静后，我问季玉成，“那大字报的字怎么不像你写的？”他谈谈一笑，“我是用左手写的。”“公社有人找你谈过话吗？你怕不怕。”“不会有人找我，我不怕，我是知情，即使被他们晓得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你今后千万别做这类傻事，这年头有个固定的饭碗不容易啊。”好在一般人不会怀疑季玉成会做写大字报这样出格的事。在人们眼中，他是好好先生，从不张扬，更不与人争长短。其实，季玉成是个有个性的人，是非曲直分明，只是任何事不溢于言表。我想，不是他城府深，老于事故，而是他有较好的修养，世事洞明，不做无谓的表白，不做无谓的事情。记得那年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时候，他在广播站播音室对我说：“又胡闹啦！还批‘三项指示为纲’？简直是荒唐透顶!要安定团结多好呀，整天斗你斗他。闹得鸡犬不宁、天怒人怨。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真是总纲，经济不上去，老百姓只能吃糠咽菜。我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好得很！”那天，他和我谈了3个小时。大都是他在说，我在听。他一反常态，是那么亢奋、慷慨激扬。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觉得他的语句句句在理，无可辩驳。难怪他写一张大字报不怕，连拥护邓小平的话都敢说，还有什么可怕的。

送 葬

我的外婆是富农成分，文革期间被游斗、扫街，被红卫兵毒打，她一声不吭，默默忍受。生产队规定“地富反坏右”每年要做一定数量的义务工。例如，每月向生产队交一百托小草绳（托，是土话。一托就是双臂伸展开来之间的长度。）我外婆搓的小绳又紧又匀无毛边，规定一百托，她每次都多十托八托。我对外婆感情深，母亲每年去徐州探亲，不到十岁的我和小三岁的妹妹都由外婆照应，白天她劳动，晚上来为我洗衣、做家务，陪我们睡觉。外婆常说命苦，娘家是贫农，租人家田种，收成好能吃个饱，灾年连糠带菜都吃不饱。嫁到张家原以为糠萝跳到米萝里，张家有50多亩田呢。谁知外公游手好闲，整天赌钱，外婆实际上成了张家的伙计，生完孩子不满月就下田栽秧，落下月子病至今不好。到张家没有享到福，落了个富农分子大帽子。外公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在外乡，连尸首都未找到，只有一个空空的牛皮的腰包。外婆一个人领着两个儿子四个女儿，日子有多艰辛。我心里可怜外婆，在感情上无法跟她划清阶级路线。外婆虽目不识丁，但她是那么认时明理，在巷上遇到我就早早避开，她生怕给在公社当干部的外孙惹麻烦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公社门口遇到外婆，我都大声地喊“婆婆、婆婆”，连忙前去问长问短。外婆感到十分害怕，手足无措，喃喃地说：“祥儿，你快走，被人看到影响不好。”多么慈祥可爱的外婆啊，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酸楚。

1978年开始整批为“地富反坏右”摘帽。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外婆突然来到我家，我十分惊喜，因为文革开始后外婆就从未踏过我的家门，虽然外婆家距离我家不过一华里多。我知道外婆已经吃过晚饭，但我还是拿出过年过节才吃的糯米烧饭，饭烧好后又用豆油煎了一下，家中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外婆了。这一次外婆没有客套，笑呵呵地捧着一大斗碗油煎糯米饭吃了起来。外婆吃得那么开心、吃得那么坦然，吃得那么自在，我想她是为即将摘掉那顶受够罪害死人的帽子而兴奋。

老天不公！还没等到摘帽通知的外婆在公社旁边的巷口转弯处跌了一跤就走了。听到这一噩耗，我如五雷轰顶。家人们在商量为外婆办丧事，我悲痛之后想着怎样送外婆去天国，我不想让外婆像老一辈人那样悄悄地下葬。外婆一辈子受尽屈辱，我要让她风风光光地走。我想到季玉成的父亲去世，我们组织了一支民乐队，吹吹打打踩街，街两旁站满了人。一来季玉成父亲是下放干部，为人正派，受村民敬重，二来竹墩历史上从来未出现送葬的乐队，给人耳目一新，人们都觉得季老走得风光，走得热闹。我也要组织一支乐队，热热闹闹地送外婆上路，让她老人家在竹墩巷上也风光一回，借以慰藉她那在天之灵。然而，问题接踵而至：首先，季老是老干部，我外婆还是个未摘帽的富农分子，大摇大摆为她送葬，这会造成什么社会影响，在那极左氛围浓厚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就是说，组织乐队有极大的风险。其次，组织乐队就要动到人，会吹拉的人都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凭我恐怕调不到一个人，何况为我外婆送葬是个敏感的事情，我也不能连累他人。再次，这么大的事要不要请示公社党委，因我大小是个公社干部，组织纪律不可不安。面对一连串问题我一筹莫展。季玉成真是及时雨，他来了，三下五除二，扫除了我的所有疑虑。他说：“你外婆摘帽材料已上报，上面肯定批准，你外婆现在是准社员。毛主席说过，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我们不开追悼会，送葬不违法。”为了进一步消除我的顾虑，他自告奋勇负责向公社有关负责人请示一下。他说，我找蒋殿龙科长肯定没问题，蒋殿龙当时是竹墩公社公安特派员，此人是有资历的老干部，在机关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他的爱人孙秀英是竹墩公社党委副书记。果不其然，蒋科长一口答应为外婆送葬的事他可以做主无无须再请示公社党委，有问题他负责。接下来就是组织乐队。季玉成说：“你太悲伤，不能吹笛子，我吹，你拉二胡，我已从东桥大队约几个人，乐队不成问题。”

外婆下葬那天，天气晴和，万里无云。我们亲友几十个人加上乐队七八个人，一支声势不小的送葬队伍出现在竹墩巷上，引来数百人站在街两旁观看，不足500米的小巷，我们足足走了40多分钟。声声哀乐倾诉着亲人们的无尽哀思，我拉二胡是个“半把手”，那天发挥得特别好，尽管泪水一次次溢满脸庞，但是我的内心很坦然，拉的二胡如怨如诉，凄婉悲怆，和着亲人们哭泣声，悠悠扬扬，回荡在竹墩的天空。

安好，世界！安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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