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 江都记忆及其他之一（江都乡镇文化站老站长必须看过来）

【往期回读】

江都记忆及其他之一

江都文化局原局长   王慧骐

作者王慧骐先生，生于扬州，现居南京。中国作协会员。曾任江苏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东方明星》月刊主编、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1982年3月至1987年7月，曾在江都团县委和文化局工作。

日前在一个老友邀约的饭局上，结识了一位在省级机关任职的处长，有五十多了，人挺健谈。他告诉我老家在江都吴堡，我也就同他说起有过一段江都工作的经历。于是，像都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两只小酒杯也碰得更勤了。他说小时候常去家乡文化站里打乒乓球，和几个小伙伴结伴去下军棋，逢到寒暑假就跑那儿去蹭新添的大部头小说；还讲过年那些天里，总有玩不完的娱乐活动，看花灯呀猜灯谜呀什么的。我发现他在讲这些过去巳经很久的往事时，不只显得真切而动情，脸上还现出几分陶醉之色。他对我说，当时吴堡的文化站长叫管伏虎，戴一副眼镜，个头不高人偏瘦，但在他们那个年纪的孩子眼里，文化站长算得上乡里顶有学问的人，什么都懂似的。

从这位新识友人近乎眉飞色舞的描述中，我能感受到童年记忆在一个人身上的顽固与强大。还真别小看了“文化”这两个字，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一定是通过若干具象来呈现和进入的。少年的心灵原本只是一张白纸，最初见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无疑会在那张白纸上留下或浅或深的印记。而这些被具象的文化（有些甚至是极不起眼的）涂抹了的痕迹，会伴随一个人的身躯一块儿长大，其间所发生的演变自己往往也是不知不觉的。而它的存在或许就一定程度地决定了你此生会走怎样的路，甚或在这条路上能走出去多远。

朋友提到了管伏虎，令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三十多年前活跃在江都那片土地上的文化站长们。我曾很荣幸地与他们为伍，感受过他们身上的那份淳朴、率真和有别于常人的某种职业特点。印象较深的，是当时樊川文化站的田诗楼，那几年里和他接触较多。我离开江都后，曾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过一篇文章《小镇上有个写诗的人》，写的就是田诗楼。他当时的家中我也去过几次，屋门对着一条老街，入内堂屋里摆着吃饭的八仙桌，后门推开即可见到清洌洌的河水，不时有小船从门前摇过，咿呀橹声清晰可闻。田诗楼在家中请过我的饭，吃的鱼虾新鲜得没法说。诗楼人憨厚，生得壮实；他夫人则能干而泼辣，一副快人快语。我们夸诗楼是个好男人，她先是哈哈一笑，接着开始数落他的不是，说他忙文化站那些事儿，常常顾不了家把她晾在一边。诗楼之前在县文化馆干过不短的时间，回樊川有点像县里干部下去的意思，因此樊川镇从上到下还都把他当个人物看。他要搞一些文化推广活动，到镇政府要经费寻支持，镇里的头头一般不敢不当回事。在他手上，文化站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记得落成不久，我专程从江都赶去祝贺。楼上下的设施一色水的簇刮新，诗楼还真是有点能耐。

当然也不光是田诗楼，四十多个乡、镇、场的文化站长，在那片方圆几十里的地界上都属于有头有脸的角儿。没那么两下子是当不了这个站长的，除了能力（吹拉弹唱的一般都能撂出几手），上下左右的人员关系也是要过得硬的。乡里的干部要觉得，哎，这个人就是这么块料！周边百姓也都认你，愿往你那儿跑，从你那儿找点乐子，得到点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以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生活。

文化站长给我留下记忆的，还能说出一些名字来，如小纪的虞善潮、吴堡的管伏虎、真武的葛兆斌、塘头的王槐艾、杨庄的顾才华、宜陵的戴明如（女）、大桥的陈志强、三周的张朝觐，双沟的汪霖、砖桥的任德富……他们的一张张个性分明的面孔此刻便在我眼前晃动。尽管与他们也都是一些工作上的交往，彼此并无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在那个岗位上我逗留的时间只有短短四年，自离开后联系也渐稀疏。但我始终未曾忘怀那段岁月，内心深处把这段和他们的相遇、相交视作一种难得的缘分。

其中还有三位文化站长是在我任职期间，由乡镇调往县城的。一位是张纲的站长陆继凤，他参与组建了当时的县文化工业公司，对开启八十年代江都的文化三产起到过积极作用。不久前他曾打电话给我，说已过了八十寿辰，我由衷地为他的健旺祝福。另一位是武坚的沈宝琛，他调来充实了局里开展多种经营的骨干力量，在协同有关方面作战上有过建树。再一位是嘶马的刘忠，他为人正派厚道，作风严谨踏实，还写得一手规整的好字，调来文化局担任秘书。可惜不幸已于早几年英年早逝，去世次日他夫人打来电话，我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百里赶赴江都，为其送上最后一程。

说了乡镇的文化站长，还想说一点县文化馆那些曾经的同事留在我记忆中的点滴印象。

他们是一批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当时的馆长刘玉林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事业心比较强，工作方法上可能略显简单些，但对待工作的热忱却是不用怀疑的。记得他泼墨便是一手好字，那可是书法家的水准。副馆长陈乃震学音乐出身，作的曲曾多次获奖；为人处事他很低调，平时话不多。毕业于省戏校的蔡悦生对扬剧表演情有独钟，常去乡下帮助一些演出队排练小扬剧或其他文艺类节目。周伐耕先生负责美术一块，擅长油画，书法印章也都出色。我1984年底结婚时，他特地为我刻制了两方印章贺喜。后来我几度搬家，这两方印章（连同他的友谊）一直被我珍藏着。搞音乐的缪茂嘉和搞摄影的周光荣，以及当时任文艺组组长、负责主编《江都文艺》报的万军，皆为充满活力且颇具才华的年轻人。尤以万军与我平时交流多些。来文化馆前他也在部队待过，虽然年纪轻，但谈起世道人生来，却有自己不无犀利且独到的见解。当时他也写点诗，饶有兴致地和我讨论过几次关于诗歌的一些问题，记得我给他编的那张小报还投过诗稿。万军后来让县委组织部给挖走，筹创《江都报》，挑更重的担子去了。

当是八十年代中期（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文化馆举办了第一次群众交谊舞会，两位馆长嘱我出个场说几句话，我遵命照办了。这样的活动在当时的县城，毕竟有点开风气之先河的意味。几句肯定和鼓励的话说完后，而待舞池里音乐响起，我则悄悄撤了。不怕大伙见笑，笨拙和保守的我，这以后也一直没学会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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