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 仁义之雄成了笑柄
仁义之雄成了笑柄
——襄公之仁
张远山
宋国与楚国，在涿谷打仗。
宋国军队已在泓水岸边列好兵阵，楚国军队正要渡过泓水前来交战。
宋国右司马走出队列，对宋襄公说：“楚军人数多，我军人数少。主公可在楚军渡过一半人马，而且队列不整之时，下令发起进攻，那么楚军必败。”
宋襄公说：“我曾听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人没有准备好，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发起进攻，有害于仁义。等到楚军全部过河，列好兵阵，我们再击鼓进攻。”
右司马说：“主公不爱惜宋国军民的生命财产，宁可兵败国灭，只是为了对敌人仁义吗？”
宋襄公喝道：“你再不返回队列，就以违反军法论处。”
右司马只好退回队列之中。
等到楚军全部过河，列好兵阵，宋襄公才击鼓进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三天以后死去。这就是爱慕仁义的祸害。
（译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1]
在古代战争中，对方没有列好兵阵就进攻，与现代战争中的不宣而战，同样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游戏规则，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国耻。但是对于先秦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违反游戏规则才是最高游戏规则，不肯违反游戏规则的宋襄公只是千古笑柄。
“迂腐”的宋襄公，一定是这样想的：一旦游戏规则被普遍打破，那么以后就没有任何堂堂正正的对阵了。比如说，明知你可能会不遵守游戏规则，楚军为何还要傻兮兮渡过河来决战？他们可以邀请宋军渡过河去决战，然后背信弃义地突施袭击。可见宋襄公之仁，是要对得起楚军的信任。这是高贵者才有的行为。一切辜负对方信任的人，都与高贵无缘，永远沦为卑贱，枉称万物灵长。
不幸的是，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是卑贱战胜高贵。先秦以后，高贵先民的所有神圣游戏规则，都被卑贱后人一一打破，无论是争名、争利、争权、争地，相争双方互相比赛狡智，互相比赛谁更无耻，以卑贱者之道，还治卑贱者之身。
从宋襄公后裔孔子开始，中国人感叹礼崩乐坏已有两千多年。何为礼崩乐坏？一方面众口一辞信奉仁义的鼓吹者孔子，另一方面众口一辞嘲笑仁义的实践者宋襄公，正是礼崩乐坏。
对宋襄公的嘲笑，始于韩非。泓水之战是史实，本来不该在专论寓言的本书中提及，然而韩非把史实改编成了反对仁义的寓言，证据有三。
第一，这一故事编在韩非的寓言专集《外储说》里。
第二，韩非对史实进行了加工，比如宋襄公死于泓水之战以后次年，他却改为三天以后，以便为反对仁义增强说服力。
第三，韩非加上了反常的评论，称为“亲仁义之祸”。
作为中国第一刀笔吏，韩非一锤定音地为这一史实定了性，两千年来没有任何人翻案。直到翻案之雄毛泽东依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真是一语中的！岂止宋襄公的仁义道德是蠢猪式的？“孔老二”的仁义道德，乃至一切仁义道德，在先秦以后的中国人眼里都是蠢猪式的。鲁迅曾说，正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偏激而决不中庸，所以圣人才用中庸来救治。我认为，正因为中国人不崇尚仁义道德，所以圣人才用仁义道德来救治。
就这样，好仁义的宋襄公被楚人打败，好仁义的宋襄公后裔孔子又被口是心非的中国人打败。由于宋人是殷商后裔，有学者认为，孔子的仁义学说是从殷商的信仰中提炼出来的。我又进一步疑心，被周武王消灭的商纣王，或许也是另一个好仁义的宋襄公，只是由于身败，导致了名裂。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死猪不怕开水烫，好仁义的蠢猪商纣王，只好任由站在周武王一边的后人痛骂诽谤了[2]。反正中国的御用历史学家，都是与韩非差不多的历史化妆师和整容专家。
假装信奉仁义道德的中国人，其实只推崇狡智，无论狡智多么违背仁义道德。所以韩非所言“亲仁义之祸”，被惯于装仁义的中国人奉为圭臬。孙武所言“兵者，诡道也”[3]，也被惯于装孙子的中国人奉为圭臬。
孙武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就是擅长装孙子的孙膑，他的装孙子狡智名扬天下。齐将田忌与齐威王赛马，连输三阵。孙膑教田忌以妙计，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结果输了第一阵，赢了后两阵，总比分赢了。推崇狡智的中国人，都对孙膑五体投地，没人认为是严重犯规。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以后，被流放到太平洋上的孤岛，为了寻找失败原因，拜读了《孙子兵法》。读到“兵者，诡道也”，不禁痛悔闻道太迟。
宋襄公引用的君子之言告诉我们，中华先民也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曾经有过合乎骑士风度的战争规则。然而中华民族闻道太早了，远古禁忌早早就被孙武、孙膑之类“杰出军事家”自作聪明地打破[4]，所以《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兵法之祖，还是人类兵法之祖。而其他民族至今不失天真，至今尚未礼崩乐坏，高贵和廉耻也尚未丧失殆尽，所以用不着主张什么仁义道德。就像以前空气好得很，谁也不谈空气，简直就像空气不存在。现在空气被污染了，就老拿空气来开涮。古人只谈天气，今人只谈空气。谈天气简称谈天，谈空气简称空谈，所以仁义道德在中国空谈了两千多年。最后一个真把仁义当回事的宋襄公，倒做了两千多年笑柄，成了“蠢猪”！韩非本属弱智的儒家，但是作为法家集大成者，他是儒家仁义道德的最大叛徒，仅用一句“亲仁义之祸”，就一句顶一万句地使孔子的仁义道德，成了不愿成为蠢猪的中国人只说不做的口号。
众所周知，庄子、韩非都反对儒家鼓吹的仁义。但是庄子反对儒家鼓吹的仁义，采取的是道家的民间立场，认为儒家鼓吹的仁义对人民过于不利，对君主过于有利。韩非反对儒家鼓吹的仁义，采取的却是法家的君主立场，认为儒家鼓吹的仁义对君主过于不利，对人民过于有利。
当美国人谴责日本人不宣而战地偷袭珍珠港是不仁不义之时，中国人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作为东方民族的老师，我们没在东方做出好榜样，没有带个好头。中国人在战争中的超越游戏规则，显然影响了日本人。
超越战争规则，在中国不叫犯规，而叫“妙计定天下”。没有一个中国思想家对犯规者亮过黄牌，所有的人都把犯规者称为“智多星”[5]。《三国演义》中妙计定不了天下的妖道诸葛亮，就这样成了民族英雄。[6]
如果非要打仗不可，我欣赏罗马军团的步兵方阵在战鼓声中的齐步挺进，也喜欢成吉思汗的蒙古马队没遮没拦的横冲直撞。那叫痛快！残酷吗？是的。但比把人卖了还让人帮着数钱要光棍得多，比杀了你剐了你还要你高呼万岁更强十倍。人死以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负责登记入册的判官问道：干什么来啦？欧洲鬼说得明白：被罗马军团砍死的，被蒙古马队踏死的。中国鬼说得胡涂：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正跟铁哥们喝酒来着，脑袋就搬了家。可见中国人吃饭不敢用刀叉，只敢用筷子，是有理由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珍珠港的美国鬼恐怕十分埋怨哥伦布，要不是他多事，他们至少能像祖宗那样做个明白鬼，不至于死得糊里胡涂。由于中国鬼大都死得不明不白，地狱的判官不收胡涂鬼，这些屈死鬼两千年来只好在中原大地上阴魂不散，作祟人间。
欧洲人经常有所谓“战争叫嚣”，希特勒就叫得凶。中国人准备打仗前，却从来没有“战争叫嚣”，只有“友谊第一”的故布疑阵。看看三十六计，就能明白中国式智慧是什么东西。在希腊，智慧是科学真理，宇宙奥秘。这样的智慧，中国人并非不能领悟不能发现，比如曾经有过墨家、名家，但是中国人不把客观真理叫做智慧。被中国人叫做智慧的，被所有其他民族视为骗术。既然骗术在中国被叫做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在中国就只能改叫骗术了。
于是你计来，我计去。你有连环计，我有计中计。你有锦囊妙计，我有将计就计。算计来，算计去，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没有算计成堂堂正正的博大民族，而是算计成了脸厚心黑、全无诚信的狡诈民族。硬碰硬的民族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统帅是否英雄，他们不需要军师。然而诈对诈的中国人打起仗来，胜负取决于统帅是否奸雄，更取决于军师是否精通狡智。因此，狡智之奸雄战胜仁义之英雄，成了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主旋律。这种全无诚信百无禁忌的狡诈和欺骗，已经深入血液，深入骨髓，深入许多人的灵魂深处，深入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到了鱼对于水、人对于空气那样毫不自觉的程度，到了举手投足之间就会随机应发的最高境界。欺诈捣鬼，几乎成了中国人的第二本能。直到现在，每天的报纸电视还在不断报导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文盲半文盲，无师自通地运用古已有之的各种欺诈手段骗钱坑人。这些骗术，在《中国智慧大观》之类灰色读物里应有尽有。中国人对骗术领域的穷尽程度，早已不再需要任何新发明。帕斯卡尔说：“所有的美好格言早已有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付诸行动。”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的狡诈骗术早已有了，不肖子孙们只需要把它们付诸行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点不错，三个毫无文化的臭皮匠，只要并非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每时每刻充满欺诈的中国社会里，不聋不哑不太笨，耳濡目染，近墨者黑，他们就会成为刁民。臭皮匠们对欺诈的狡智早已习以为常，久而不闻其臭了。
臭皮匠们一旦吃了亏，上了当，就会毫不气馁（我真不敢说这是否算一种好质量）地甩下一句很光棍的话：“老子今天认栽了！”何谓认栽？认栽者，我的狡智暂时不如你之谓也。所以接下去还有一句更光棍的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真是十足的小人口吻！既然狡智被视为智慧，那么小人自称君子也非咄咄怪事。你以为这位光棍“仁”兄，会花十年去苦修正道吗？非也，他是去历练狡智呐！所有不懂狡智的读书人，一概被称为书呆子。像我这样深通狡智（我对此深感羞愧）却决不运用的人，更是书呆之尤了。因为深通狡智者，少有不运用的，大到升官发财，小到邻里折冲，哪里用不上呢？张良本是在博浪沙扔大铁椎行刺秦始皇的莽汉，自从跟黄石公进修了韬略狡智，就能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帝师了。
中国人把最后的仁义之雄宋襄公嘲笑为妇人之仁，实在是颠倒了雌雄，违反了老子“知雄守雌”的教导[7]，走上了不知雄专守雌的不归之路。由于雌雄颠倒，中国文化从此成了阳刚不足阴气过盛的太监文化。由于推崇狡智，以狡智为万能，中国人从此不再注重提高实力。中国人在推崇狡智英雄诸葛孔明之时，忘记了正是因为实力不济，孔明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因而活剥杜诗曰：阴盛阳衰弃内功，“长使英雄泪满襟”。[8]
[1]《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2]《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3]《孙子·始计第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4]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早期兵家。有《孙子》十三篇，亦称《吴孙子》、《孙子兵法》。○孙膑（约前380－前320）：孙武后裔。战国中期齐国人。兵家。有《齐孙子》八十九篇，久佚。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
[5]〔明〕施耐庵《水浒传》的梁山泊军师吴用，诨名“智多星”。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全集》第四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7]《老子》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8]〔唐〕杜甫《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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