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派】学养与写作：小说的品格

主持人语

赵依（人民文学编辑部）：关于文学理论范畴的研究，学者们的视角触及了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学养”“才性”等深入中国文化肌理和文学创作主体的复杂观念，在当下文学研究中略显冷落。古人秉持天人合一、才学相须之论研讨文才，也有“读书而后能诗文，世莫不谓然。抑知惟能诗文而后可读者，则读者又乌可轻言乎哉”的思辨，从审美境界的本然需要、从主体成为真正作家的高度针砭。“学养”，多指某种可以被后天影响和习得的素养，既洞悉学力的限度，也关联才情、德行等意涵。本期“圆桌派”即探讨学养与文学的关系。

以当下小说创作为例，文本在讲述故事、再现经验的叙事性基础上，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和语言的创造，我们今天重申文学的精神创造性和审美的理想，便是在这一向度上自我展示的必要。同时，这也几乎构成中国当代小说的困境：当经验和叙事被悄然辨析，小说本身成为更加复杂的精神事务，我们需要作品中藏匿着的那个道德的我、理性的我、生命的我和真我。现在看来，“学养”在解决文学的艺术危机、价值危机等方面有着长期的精神效果——写作格局遏制消费主义的趣味，附庸于利益的煽情在气魄张扬的新精神下难以颠覆文学的抱负——在现有秩序中主动寻找新的创造，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

文学由此提供了一种“自觉”的可能性：对文学创作所依托的主体核心素养的体认与尊尚，构成自我重新建构的自性。所谓文学自觉，其根本不是文学作品本身的自觉，而是创作主体的文学创作行为之自觉。这种素养是审美创作必须依赖的共同资源，其认定权利属于作家自省与文学理论的共识。例如，杨修的《答临淄侯笺》与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都对创作主体的才性气质重视有加，追溯根源，所谓的“自觉”还在于创作者的自我认知，主体才性、学养的自觉及其对创作关系的明悟乃是重中之重。“文学自觉”论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提出，后经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发扬光大。对创作主体产生空前认知与尊尚的魏晋南北朝成了文论兴起的时代，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学自觉的发轫时代。发乎主体、见于作品的主体素养，也成为考量“自觉”与否的标准之一。

魏晋名士

此外，传统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近代化转型使知识真正成了值得信赖的社会力量，这是人类不可须臾或缺的精神财富。这种“不可须臾或缺”的理性也应属于文学，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艺术归根结底是有意味的形式，学养的知识层面在文学作品中更应体现为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魅惑。这些知识的呈现，尽管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智力储备，我们仍难以容忍其在审美形式上的反客为主，优秀作家当然选择以某种经验来化解，而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仍暗藏着不可通约的矛盾。不管如何，当下的文学创作不得不面对个人经验进行写作,而生活奇观、精神死角、极端叙事又使这种写作方式陷入瓶颈，我们由此寄希望于他者，而他者又该以何种姿态复归其中？在生活的边界、艺术的边缘乃至人类记忆的尽头，文学还将呈现何物？

历史上素有德本才末、德为才帅、德立而文明的思想，对学养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理性反思之余，我们还心生一种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的操守。直至今天，商业化、货币化、娱乐化所形成的市场交换原则不可避免地对道德约定形成了动摇，而这恰恰关乎文学发展的必由路径，此即，人与文之间的统一与否。

将学养化作个体的血液

相宜（复旦大学在读文学博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士大夫阶层意识到无法再通过庙堂来实现自身价值。于是，他们转为直接以自己的学问与道德修养来为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有自己的专门知识或技术，其次，还具有一种超越了职业岗位的情怀，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有所关怀。向西方学习了现代思想、技术与学术，加上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家国理想，就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状态——学养。

抗战期间，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沉落、受难与转变，是这一蜕变的真正炼狱。中国各路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如同离开家园的候鸟，战争可能会把他们碾得粉身碎骨，但他们身上却永远保持着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与精神向度，并视为知识分子的本真本色。他们可以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挺身而出，在战火中求生存，更追求超越时空的精神自由，与险恶时局展开抗争，并最大限度凝聚同道。作家的学养支撑着他们在历史的坎坷中前行，在写作中把生命的苦涩酿成甘露。如果说“学”是个人的修行、学问的钻研，那么“养”则是作家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世界变动的深刻理解化作个人血液。作家们的生存方式，对待感情的态度，看问题想问题的方法，工作实践的路径，都显现着“学养”，精神的触动呼唤着应答，于作家而言，就汇成了笔下的作品，体味并见证着历史的悲欢离合与人生的喜怒哀乐。

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描述并探讨的正是战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意义。忧郁的赵人杰极为贫穷，只有谈论到艺术时才会生命复活，精神焕发。在压抑的政治环境、贫困的经济情况下，现实与理想发生分裂，日常生活与自我意识存在差异。北望园里善良的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或直面苦难，与生活和解，或做出改变，进而获得精神的振作，可以说是作家生命涵养的投射，以善意和节制来写出不幸人生的某种幸福。宗璞《野葫芦引》四部长篇小说，展现了宏阔的抗战知识分子迁徙与生活的岁月，以古雅的笔触回顾并勾画的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人生。最后一部《北归记》前半部分发表于2017年12期《人民文学》，此时宗璞的眼睛几近失明，她以口述方式完成并修改小说，“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一批成长于西南联大的青年人在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北平，青春的甜美与忧愁，历史的裂缝与激荡，它们纠缠在一起。小说中孟弗之说：“我们已经够不容易了，要后人了解更不容易。”庄卣辰回答：“也不见得很难了解，只要有君子之心应该不难。”这便是学养。许多作家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肩负着文脉传承与时代生命书写的使命。

《北归记》插图

《人民文学》2017年12期

从八十年代开始，寻根作家展开了对中国乡土的重新发现与追寻。韩少功从2000年至今，每年约有一半时间隐居湖南汨罗，身处乡土，智慧和愚昧应接不暇，其对此反刍有加。作家的学养，让他理解乡村生存理念，并愿意以一己之力帮助这片土地和在此生活的人们，其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同样贯穿着知性的探索。在《革命后记》中，他提到了托尔斯泰“小绿棒”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无数的作家，他们是如同托尔斯泰般的寻找者，身体力行，坚持不懈，寻找刻在“小绿棒”上“能让世界上不再有贫穷，残疾，屈辱以及仇恨，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方法。这种追寻是血液中学养的呼唤，在当代文学写作中依然富有深意。

从学养的碎片中生长

耿弘明（北师大在读文学博士）：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工人”，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的形式层面和个体的学养维度，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发生微妙的勾连的。树木的养分固然能决定树木的高矮以及胖瘦，雄壮抑或萎靡，但它能决定叶子的细微形状、晕染颜色以及风拂过叶子时的声音吗？

在这个话题下，固然有无数既成的古人教诲等着你——“气盛言宜”（韩愈），“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苏轼），对古人经典要“爱不释手，日夜加以揣摩”（布瓦洛）……但对于写作者来说，学养自然很容易影响到他的哲学思辨力和素材装备库，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它会影响到情节组织术和语言炼金术呢？

显而易见的是，能把文学史熟读成诵并不是成为小说家的充分条件。“气”或cultivation这样的概念更接近于我对学养的理解，不只是学问、学术，也包含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中的那个“养”，包含了学问、阅历与人格潜移默化之间的相互博弈，也包含了cultivate里面的播种、培育和成长的时间性维度。“养”是一门玄妙的功课，养生、澄心、格物、虚怀……事事马虎不得，韩夫子回忆自己文章的诀窍，以为“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治不敢存”，也就是说，功夫到了，文章自然成了。

毕飞宇近年来走上讲坛，评《水浒》《红楼》，心脉悠然，笔锋俊爽。我以为，此时其“气”已微妙地转移和变化，现代视角与古典视角碰撞出了有趣的共鸣。学养滋润了人格，储藏在感觉方式里，这感觉方式又化成白纸黑字和独特风格，形成《两瓶酒》（《人民文学》2017年11期）中情绪细微的涨落，悠然陶然的节奏。

不过，如果抛开古人玄妙的解释呢？能否对后现代写作中的二者关系，做一种新式界定呢？我借用一种英伽登式的文学现象学的还原方式，尝试为之——

第一，我们的阅读储备可以分为知识类储备和文学类储备。知识储备以词语、公式、定律等方式存储进“知识武器库”，文学储备则以感觉、细节、幻象的方式储备进“情绪记忆所”。

第二，知识储备也并非纯粹的“客观存在物”，它与艺术感觉、认知偏好也是勾连在一起。看似客观的知识，总是带着情绪记忆和体验因子。因而在创作过程中，它也可以通过和文学储备发生博弈和论战，影响创作。

第三，艺术运思过程中的潜意识记忆、创伤体验和后现代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娱乐经验，也参与到这个经验与形式的博弈过程中。

抛却细节的枝蔓，似乎可以简单地说，当这几种“学养”和谐相处时，创作便是古典式创作，当它们争吵、博弈、拆台、暗算时，则是后现代式创作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气盛言宜”似乎只是“前现代”式的有效论断，古人曾建立过一个庞大的理学宇宙，“诗”不过是那个宏大日头的一缕曦光，“气”与“理”才是蒸腾不息的太阳。在杰姆逊所言的“平面化”“碎片化”时代，在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消解的时代，作家的“学养”已难再纯粹精微了。

新生代作者自小到大，便是文学名著和网络小说一起读，伯格曼和《七龙珠》一起看，大脑中熬煮的文化火锅里，鲁迅、尼采、封建专制、流川枫、罗纳尔多、鲍勃·迪伦、毕加索在一起轰轰烈烈地炖煮着……它们在“学”“养”的过程中同时发生，塑造出一个个充满想法而没有答案的人。当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以这种混沌方式勾连的时候，学养也就变成了碎片、动态、感觉复合在一起的“废土”。从精英文化系统中得到的“学养”和从大众文化游戏中得到的体验，以荒诞无因果律的方式糅杂在一起。写作不从“废土”中直接获取什么，而是从“废土”中直接生长出来。

毕加索抽象油画《哭泣的女人》

在李宏伟《而阅读者不知所终》（《人民文学》2016年9期）这篇小说中，书在找人，人在找书。我猜想，这是书和人的共在，是书在人与人之间的旅行，是小圈子内书的越发神圣和大环境下书的日益低廉才生发出这样的文字。故事结构如同迷宫，作者提前设定了没有出口，但却给叙事者和人物以诱饵，生活经验和学问储备，则像两个立下赌约的人，看谁能率先在文学迷宫中寻得出口。它的写作形式是象牙塔式的，而里面的人物的生存状态，却是小人物式的。他们并非振臂高呼的精英知识分子。阅读者不断地寻找着，找到最后，叙事者、阅读者一并不知所终。这种写作，是把焦虑感和虚无感，借用一个个虚拟游戏的关系结构，一次次进行文学赋形的过程。

古典式写作=完整时空观+正常因果律+反映论语言观+现实世界镜像

后现代写作=自由时空观+破碎因果律+本体论语言观+虚拟世界拟像

在这两种写作状态中，文学与学养的关系截然不同，而我竟慢慢分不清彼此。以上思考过程，似乎慢慢变得不像是逻辑推演或现象归纳，而像一行自行行走的二进制字符，我不像在超脱地评论，而是慢慢变成我所评论的这些小说的袅袅余音的一个缓慢的组成部分。

学养之气，不落文字

罗帅（北师大在读文学硕士）：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邀了一批“五四”新文学作家，请他们各自发点“创作谈”，集成一本，名曰《创作的经验》，开篇即是短篇小说扛鼎之人鲁迅的心得。在这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将自己创作的预备工作归结于“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好像只要翻翻文艺读物，便可当得一代名家。鲁迅这话是自谦之语——开头他还把“小说”排于“文学”一科之外——当不得真。但不论如何，“知识”永远是文学绕不开的魔盒。

有宋一代，不管你是雄厚清然，抑或生新镰悍，都逃不出“以学问为诗”的命运。苏轼就喜欢左手“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地上天入地，右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地一本正经，就连整天念叨“别材别趣”的严羽，也没法不承认：“不穷理，不读书，则不能至其极”（《沧浪诗话·诗辨》）。读书，养学，从古至今都与文学互相包藏；学养之于文学，犹如双翼之于伊卡洛斯，琴弦之于九位缪斯，无论是高华绝尘的文言，还是一变而天下新的白话，皆是如此。

《祝福》开篇的一段场景铺叙，从陈抟老祖的“寿”字，到破损的《康熙字典》，再到《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每一句话背后都积淀着千万次积累和阅读。单说这词句、器物中透出的古旧与新潮、整饬与滑稽相杂的气味，就已经不只是那几百本外国小说和零星的医学知识所能支撑的了，背后站着的是鲁迅在“待死堂”中摩挲金石拓片留下的血泪，搜罗集纂《古小说钩沉》看到的神光，乃至费尽小半生校订《嵇康集》后触摸到的敞亮。没有在这些故纸堆中打滚、“中毒”的艰辛，鲁迅也必然成不了鲁迅。

对那代颇具“中间物”历史悲情色彩的五四人而言，读书和写作，无非如泡茶和饮茶般，是一体两面，难以强分。以至于周作人自称为“打杂的”，光谈读过的书就能连刊五期，每期四版（《我的杂学》），其小品文也才能如同一杯杯苦茶，“茶叶”从童话、神话、性学、文学，一直回溯延展至诸子、骈文、律诗、偈子，五味杂陈，几乎无所不包。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光明正大地摘下“文学家”的招牌，乃至最后“弃文就武”。

林语堂曾豪言，《京华烟云》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红楼梦》（《京华烟云·序》），也是介乎其“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气相和学识。宗璞《野葫芦引》的压卷之作《北归记》，总揽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进程，包举历史夹缝中的芸芸众生，从架构到笔力，都堪称《京华烟云》之续笔，这脱不了作者17岁便流离于西南边陲的遭遇，也离不开其父冯友兰哲学史家涵养的浸染。

新时期以来，“文学”一步步“纯化”，看似与学问渐行渐远。2017年，当代“学者型”作家代表格非在一次沙龙上极力推崇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其中“传统”就包含了丰韵的文化积淀和个人学习过程。这不啻为1985年韩少功“文学的根”的遥远的应响。而不论是韩少功《爸爸爸》中楚文化瑰丽奇崛的复生，还是格非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中江南“水”气的氤氲，都是学养不同层面的文学功能的呈现，甚至《望春风》中赵伯渝和唐文宽的形象，本身就是对往昔文化的叹惋。正如格非自己所说，童年的记忆和古典的修养是创作的重要养分，这也就将“学养”的内涵概括得淋漓尽致了。

韩少功《爸爸爸》（作家社2009年版）

刘勰将创作与才性的纠缠关系，总结为“才气学习”四字。学和习，终究是作为才和气的背景色，一旦喧宾夺主，就会像严羽所贬斥的一干宋诗，只知“参死句”。学和养，终究归根在养。汪曾祺就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谈语言就是谈文化。（《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像废名那般化佛禅儒理入小说，以致汪曾祺“不知所云”（汪曾祺《万寿宫丁丁响》），恐怕仍非“活法”。学养，是透露在文字间的书卷气，是“羚羊挂角”的无迹可求，是得鱼忘筌、舍筏登岸的姿态，是《祝福》中鲁四老爷一句简单的“你胖了”背后逼出的世故感。唯有如此，才能让学问所养之气灌注于作品中，真正跨越文字的长河，做到不唯文字、不落文字、兴趣之外不见文字的至境。

作为经验的“知识”

李阳（华东师大在读文学硕士）：所谓“知识”（episteme），本是源于古希腊的一个舶来概念，其原意指涉的乃是“学识方面的认识”。譬如柏拉图就径直将“episteme”视为真理域范畴的凭借理性导出的以客观面目示人的知识（亦即“真知”），与之桴鼓相应的则是不妨看作立足于想象域的个人主观的“意见”（doxa，也就是“臆见”）。而在这位大哲翁的概念宇宙中，感性的或者说私有化的“意见”，自是低人一等的知识类型存在物。柏拉图的看法作为真理认知的圭臬，当然不无道理，但他将其引入文学，指摘诗人的“无理性”，这就多多少少陷入了“正确”的执念。

随着读者和作者共同但不同步的成长，以“实有物”状态存在的“知识”，已然失去了昔日曾有过的启蒙号召力和思想刺激性。像晚清陈寿彭、薛绍徽夫妇合译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时所标榜的“此书罗有专门学问字二万”，现在恐怕也很难再被当作文学的终极指归。对于个体灵魂的成长而言，文学所能提供的并不是真理性的绝对准确的知识，恰恰相反，文学本身也不过是暗示和概括的艺术，一定的模糊和距离正是一篇作品在未来的岁月中得以继续维持活力的必备条件。黄蓓佳如同荒诞的生活悲喜剧的短篇《K线图》（《人民文学》2017年4期），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某种范本。作为现代性的生活经验的股市风云，在今时此刻算不上是一个多么新鲜罕见的创作题材和领域，小说家的独到之处在于，她从不曾试图正面触及股市的运行机制，而是借由“K线图”，将日常琐事一一贯穿起来，试比较以下两段“K线图”迥不相侔的意涵：

老赵就一个书呆子，他连三流中学的数学课都上不好，五十出头还没评上个高级教师，他除了喃喃自语什么“黎曼假设”“霍奇猜想”、什么“斯托克斯方程”，除了埋头在纸上画那些让我生厌的曲线，计算那些乱七八糟的数字，他什么能力都没有，出门买张火车票都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跑。

这也就是说，二十多年前从这账户上的一万元起步，他居然成功地将这笔钱翻高了好几百倍。我得坐下来，好好地歇一歇，以免让这个巨大的数字惊着。现在我有点儿明白了，他一年又一年地窝在家里，翻来覆去地画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K线图，其实就是他的日常必修功课，他是用一个数学老师的精密大脑不动声色地创造了这个奇迹。

这“乱七八糟”“杂乱无章”、走势高低起伏的“K线图”，原来竟是混乱无序的生活中唯一有序的稳定事物，颖悟的读者不难读出当中的反讽味道。如此，“K线图”就不再仅是某种一次性的小说道具，而是表征了存在于世间一切不确定问题中的那句神秘的肯定句。这也恰好与神神道道的开头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细节的打磨或许还有未坚透处，但黄蓓佳对实体性“知识”的最大化转化和输出，相对完满地揭橥了人类形而上的生存隐喻。从根本上说，作家的学养若欲有效地介入文本的生产，“实词虚化”或许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作为一种经验（无论是阅读例如李宏伟的《而阅读者不知所终》，还是实践）的“知识”/“学养”的文本呈现（符码转译），它应该从“就事论事”的有限性和即时性，跃升为愉悦思想的普适性。席勒在长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剖析得再透彻不过：“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席勒所谓的“观念”，当然是无所不包的客体世界主体化、万物皆备于我之后，经过万斛一收般的压缩整合，所形成的关于整个宇宙人生，乃至一切不可知领域的绝对而神秘的终极真理。我们对“知识”的处理也应作如是观，那是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法。

宗璞《野葫芦引》系列收官之作《北归记》述及抗战胜利，孟家与明伦大学众多师生一道重返北平的往事，延续了《南渡》《东藏》《西征》从容而不乏波澜的文气笔势，写出了整整两代人的浩茫心事与命运抉择。抗战时曾随父亲冯友兰南下昆明的宗璞曾夫子自道：“（我）写小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并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小说家几乎是先天地具有起点和眼界上的优势。《北归记》在一种素朴而不失雅致的叙述语态中，引入了诸多学科意义的知识（如外文、音乐、数学、物理等），全方位地剖析了不同领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作者借书中的人物无因的话表示：“我以为我的所学是对国家有用的，一些人在争取德先生，也要有人争取赛先生。只有科学和教育能救中国，没有起码的教育，民主也是一个空话。”在这里，知识（“赛先生”“科学和教育”）乃是先于政治（“德先生”）的本原。

在“知识”上升为形而上之物前，它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实在的形而下基础，这就对创作主体本身的学识和素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王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中篇《女神》（《人民文学》2016年11期），以实体性的京剧元素来建构女主人公的心灵舞台，彼此相互烛照和发明，处理得颇令人惊喜，彰显了老作家廉颇能饭的艺术敏感。《女神》的开篇充满了时间的跳跃互动（革命、建设、改革等时期）和与之相映成趣的空间的腾挪转换（北京、新疆、日内瓦等地域），历时性的记忆世界和现实观感被嫁接到共时性的场景之中，这也几乎成为笼盖全篇的叙述外壳和建构，令人不禁想起君特·格拉斯生造的一个词“Vergegenkunft”（魏育青教授将其译为“昔今未”）。它无疑为这部中篇力作植入了一个卓荦非凡的认识视野，并散发着错落有致、大开大阖的个人化时代经验的魅力和幽香。在作品的末尾，作者坦承：“为了写好《女神》，读了些京剧书籍。”阅读然后写作，这大概是最基本的知识再生产的过程。

《女神》插图
《人民文学》2016年11期

关于王蒙笔下的这位缘悭一面的主人公陈布文女士，其子太阳纵队成员之一的艺术家张朗朗如此回忆母亲主动疏离政治场回归家庭后对京剧的爱好：“（她）有事无事喜欢坐在沙发上练习手指，一个人扮演所有的角色……但就是不准我们听她的自演自唱。”京剧与角色合二为一，乃至意味深长地暗示了命运之光线和阴影的诸多侧面。譬如作品中那句耐人寻味的感喟：

三十三岁以前，“苦哇”的声响令你觉得略略怪异与可笑，三十四岁以后，你终于明白了戏剧的“苦哇”叹息是怎样有力的总括与庄严。

这是对一种非常民间化的表达的冥思：人，也仅仅只有人本身，在自始至终地承担我们自己的命运和命中注定的苦难。那寄诸艺术（京剧）神秘如宗教的终极关怀并不遐哉邈矣，而确乎是人类脆弱、艰难时刻的精神支撑。同时这一声“苦哇”，也是“我”的某种关于人之生存的无意识：

是我王蒙在梦中高喊了一声“苦哇！”从后台反射出回声，化作千军万马的叫苦连天。楚军土崩瓦解，汉军阴谋诡计。你袅袅婷婷、仪态万端地唱起了“看大王，和衣睡稳”，步伐沉重从容，手指巧妙温柔秀丽。舞剑然后夺剑自刎，忠贞如情神女仙。青衣唱工与武旦刀马旦的做工，武功舞蹈交融一起。梦中鼓掌喝彩，醒后完全忽略了被我的眼泪浸湿了的枕头。

王蒙与“女神”的异口同声，其实也涵容了一定程度的关于写作本体的隐喻，“苦哇”的“叫苦连天”与唱戏后的“鼓掌喝彩”，不正是创造的愉悦对生命之痛的克服吗？从这个层面上说，王蒙对亲身经历和戏曲艺术的处理，无疑是“知识”（敞开地说，即作者的学识和素养之积淀）经验化的完好的舞台表演。

用实在的经验对话

马李文博（编辑、记者）：每个领域的学养都是教育和文化问题，它不是文学的附属品。通过作品、生平来看作家的文字有没有体现出一种学养，等于把学养用来挖掘和佩服别人，学养应该有自己的内容。如果只拿学养为文学服务，学养成了佐料，还会变成像“灵感”那样的作家名声的另一个代名词。不去管学养是怎么被塑造培养出来的，忽略学养在当下应该是什么，凭印象远眺不深入，多多少少是没有学养的表现。所以我想从学养造成的文学和人的关系讨论。

学养在当下首先应该是有常识，常识是基于敬畏自然的知识，能保护人身安全、心理健康和维护人际和谐，比如没有常识就会有分别心，不能接受不同的东西。学养可以被培养出来，通过修炼如何处理别人的声音，还有通过学会如何处置“文学财富”来培养。在信息爆炸时代，不看面子看里子的人有学养。

缺乏知识和经验的阅读只有一个焦点，其他部分模模糊糊，评论则本末倒置，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失去批评的角度（也会被媒体所蔽）。这些都是吸引产生的问题。在传媒发达的时代，不轻易被吸引、散点透视的能力，也是不得不培养的一个能力。

作家的学养在作品中应表现为运用经验。经验不单独对文学起作用，但可被文学印证。运用经验也是诚信，给人感觉不真实的文学细节，是因为作者与作品的创作关系中缺少诚信。作为读者，如果能够看出以前喜爱的作品个别地方是“假”的，是经验的实在的进步。台湾作家朱天文接触张爱玲的作品早，也很喜爱她的作品，在一次重读时，朱天文看出了一些破绽，她说张爱玲写这些作品时毕竟才二十来岁。朱天文把这件事写进了散文，说明作家不断把经验放进经验库里又不断取出来重看更新。如果发现了文学的破绽，那么读者是较为冷静、理智的。孜孜以求地读文学却发现不了，因为经验会等人。作家用实在的经验说话，读者用经验和作者对话，都是学养。

|张爱玲为英文原作《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所绘时装图

有学养的读者能通过有学养的作家创作的有学养的作品印证经验。阅读或创作是一面镜子，一个人和文学的关系是否健康、对待文学的态度是否平实，是一个人的学养。

结束语

梁豪（人民文学编辑部）：学养概分学问与修养二维。文学召唤学养，一来希望文学可以深刻，而非水过鸭背，风过无痕；二来希望文学可以丰沛，所谓浩然之气，至大至刚是也；三者还盼文学能有规矩，纵横驰骋间，又深谙某处横亘着一道模糊又分明的线，圈起文学的地图与疆域。

清人蒲松龄曾自况：“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一边喝着大白，一边挥毫落纸，虽为孤愤，却以曲笔遣怀，而非大吐苦水或大喷涎水，当有学养作底。老舍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鬼狐笑骂间，自有性格和文韵，聊斋先生给自己和世界都留了一抹尊严，也容了一度气量。由此可见，所谓学养，并不一定要有多高的文凭或是多好的编制，小村庄里的塾师，只要功夫与眼界兼备，郁郁不得志反倒能成一剂文学的良药，滋补自身，也滋养后世。

《红楼梦》无疑是学养与文学的完美结晶。曹雪芹写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主情更主痴，一往而深，无怨无悔，所谓“意淫”者，“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已入高妙之境，却又不忘“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信笔信腕，游刃有余。儒释道，人鬼神，上天遁地，荤素咸甜，写的是幻境，更是人间。学养并不意味着将文学逐入高寒之境，诵得了《葬花吟》，也作得出“哼哼韵”，仰瞻庙堂之高，俯察芥豆之微，兴衰荣枯，皆系于一根笔杆子上。这根笔杆子想必开了天眼与地眼，但更重要的是，它洞开着一双人眼。徒有书生意气者，文质彬彬有余，而人间气象不足。

看卡佛和门罗的小说，常常觉得作家拥有一双刀锋一样的慧眼，向外界和心灵那些罕有人迹的地带瞥去一道白光。最终，生活的反光将自身点亮。他们是生活的观察家，不提供观点而感受尽出，不挖苦戏谑而使人会心一笑，复又悲从中来。他们贵为生活的观察家，并不誓做社会的书记员而力求面面俱到。文学不同于批评，也不同于政论，更不是生活的完整拓片。文学何以切中肯綮，自有其独特的方式和格调。学养充裕者，笔端自能看得更远几丈，挖得更深几许。这样的小说总会留有余地，这是规矩的另一重意义，即给读者的思想或思绪预留足够的呼吸空间，就像生活，总向明天敞开怀抱。

帕慕克讲：“情感就像我面前璀璨的天空，是一幅幅画。我能够感受整个宇宙，但思考它仿佛更加困难。正因如此我才想成为一名作家。”纯粹的知识容易被理性和逻辑占据，情韵和素养能够弥补知识可能造成的迂腐和滞涩。知识易得，而学养难求；知识是加法，文学则应懂得如何做减法。学养型写作是要在文学与人生的加减乘除中，孕育出自己的公式。世人搬出这套公式，塞入个人喜好的数字，最终求得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既是作家的，也是读者的。

奥尔罕·帕慕克

不媚俗也不媚雅，既还俗也还雅，学养式写作力图呈现世相人心本身的复杂刻度，它绝非是对“王道衰”以怨刺或对乌托邦以颂赞这一途一景的经营。学养型写作拒绝主观的傲慢与偏见。文学最深厚、丰沛而又不逾矩的魅力，势必流淌着学养的基因。鲁迅先生评《红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用透视镜看文学中的学养，其层次如此分明又干脆。而在曹雪芹眼里，分明之中，一切又都不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大家风范，可见一斑。

杂志美编：郭雪艳

专题组稿：梁豪　赵依

2017年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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