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阿勒得尔图：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报告文学/《人民文学》2019-2）

“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写。《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一文，记述的就是在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关怀下乌兰牧骑成长进步的光荣历程。一件件小事，内里水丰草美，密度厚度与内心情感相合；一片片大爱，格局天高地阔，时间空间与国家民族相接。真切的生活、纯朴的诚意，来自人民；向心的力量、美好的艺术，服务人民。于是，鲜花的原野感染着我们，牧歌的来处感动着我们。

大庆之年，我们开设“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选作品”这一重点栏目，我们希望和作家朋友一起，以文学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身入、心入、情入现实生活，推进与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学创作。

——摘自《人民文学》2019年2期卷首语

红色文艺轻骑兵
——乌兰牧骑纪事（报告文学）

阿勒得尔图

人民文学 2019年2期

（节选）

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

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

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习近平     

2017年11月21日

东风第一枝

1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在《十年来的内蒙古》中深情地回顾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年来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客观而冷静地分析了内蒙古在建设、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中央、政务院的领导下，解决内蒙古行政区划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九五〇年一月，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把乌兰夫等人召集到北京，就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统一、恢复内蒙古历史区划原貌进行部署。周总理说，恢复内蒙古原有区划，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内蒙古和内蒙古人民的关怀。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要按照“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积极推进。

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为解决内蒙古长期被割裂的区域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乌兰夫在《十年来的内蒙古》中写道：“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决定撤销绥远省建制，将绥远省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五五年七月国务院决定将原热河省翁牛特旗、赤峰等六个旗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五六年四月国务院决定将甘肃省的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成立巴彦淖尔盟。从此，内蒙古地区圆满地完成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任务，结束了三百多年来内蒙古民族被分割的局面。”乌兰夫满含感激地继续写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辉煌胜利。”

几百年后重归完整，无疑是欢天喜地的大事情。但由于几百年的被割裂，一百一十八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都存在着极端的不平衡。面对历史和现实，乌兰夫写道：“实现了区域自治的蒙古民族，要跻身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根本的问题是发展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一九五二年底，内蒙古经济恢复基本完成；一九五四年，全国重点工程包头钢铁公司开始建设。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推进文化建设便是当务之急。据有关资料显示，借去北京开会之机，乌兰夫多次向周总理汇报内蒙古农村牧区特别是牧区文化极为落后的现状，并寻求改变这种现状的途径。周总理对乌兰夫说，建立一支相应的队伍，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内蒙古文化局在达茂旗、正镶白旗、苏尼特右旗等地对文化馆、文化站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调查。在充分肯定其重要性之后，提出其触角还不能伸向更边远的农村牧区，解决那里文化极端匮乏状况的问题。

听取乌兰夫的汇报后，周总理强调，要进一步探索适应广大牧区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动形式。

在总结前两年关于文化馆、文化站调查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建立小型的、流动的、综合性质的文化工作队的共识渐次形成。研究、制订工作方案时，这样一支队伍的名称被定为“乌兰牧骑”。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签批《乌兰牧骑试点计划》和《乌兰牧骑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内蒙古文化局派出以内蒙古群艺馆馆长于纯斋为组长的乌兰牧骑试点工作组，进驻苏尼特右旗。六月十七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苏尼特右旗宣布成立。

“乌兰牧骑”是蒙语，翻译成汉语是“红色”和“嫩芽”，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

一九六五年五月，为配合乌兰牧骑全国巡演，内蒙古文化局曾编印《乌兰牧骑简介》。其中，内蒙古文化局对乌兰牧骑的权威说法是“红色文化工作队”，其性质“是以演出为主，同时进行辅导和宣传的综合性文化单位”，“通过演出、宣传、辅导三种形式，向广大农村、牧区输送社会主义文化，普及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农牧民服务，占领和巩固农村、牧区的文化阵地”。

2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宣告成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各族人民群众举着横幅、打着彩旗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举行浩大的游行活动，以此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在这浩荡的队伍中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显得特别活跃，不停地挥动彩旗，高呼口号。少女的笑容如鲜花般嫣然绽放，她就是后来成为我国第一支乌兰牧骑——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伊兰。

现年八十三岁的伊兰住在赛汗塔拉镇东北一隅的平房里安度晚年，种种花、种种草、种种菜，在平淡与平静中，有滋有味地生活着。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在苏尼特右旗宣传部副部长萨如拉的安排下，我得以走进这座院落，坐在伊兰老人家身边，和她拉拉家常。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群众大游行时，她在内蒙古军属工厂学做服装，是地地道道的“童工”。一九五一年，她十六岁时被党组织送进内蒙古团妇校，学期很短，只有三个月。而这三个月，对她一生都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精神，都是在这三个月的淬火锤炼中让她笃定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目标。

团妇校毕业典礼上，领导的讲话慷慨激昂：“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内蒙古自治区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相继成立，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内蒙古的建设需要你们，你们想到、能到祖国最需要、内蒙古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吗？”

“能！”响彻云霄的呐喊，传递着热血青年的心声。

没有什么比响应党的号召更光荣，那个时代的青年都有如此崇高的信仰！

打起背包，告别父母，踏上西去的漫漫征途。一路上千折百回、千辛万苦，伊兰的脑海里交替闪烁着锡林郭勒、苏尼特右旗这些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名字。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到了。

伊兰成为苏尼特右旗团委宣传干事。当时，无论是旗委书记还是普通干部，下牧区、进浩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团委就三五个干部，起初还有人带她一起下牧区、进浩特，后来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任务，就很少能有两个人结伴而行的时候。一个人骑马走在茫茫的草地上或深深的沙漠里，那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寂寥、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令人不寒而栗的孤独，早把浪漫击得粉碎，早把诗情撕成碎片。她多少次在迷路中痛哭，又多少次在痛哭中迷路，甚至有多少次在绝望中感觉到死神即将降临。

从爱好文艺到从事文艺工作，是伊兰命运的又一次转折。

一九五七年初，为从根本上解决牧区缺少“精神食粮”的突出问题，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社会文化处和内蒙古群众艺术馆组成的“乌兰牧骑”试点工作组，进驻苏尼特右旗。组长由内蒙古群众艺术馆馆长于纯斋担任，成员有内蒙古群众艺术馆的达瓦敖斯尔、刘英男、图布新、张敏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社会文化处的庆来和吴魁。苏尼特右旗旗长朝克巴达拉呼和宣传部长明干积极而又热情地参与到试点工作当中，这两位领导对旗里的文艺现状和文化人才了如指掌，很快就敲定参加试点工作组的名单：乌力吉陶克套、额尔和木巴图、乌尼格日勒、伊兰、荷花、桑杰道尔吉、额尔登达来、娜仁图雅、刘佃如。旗委、政府举全旗之力为这棵在苏尼特草原上破土而出的文艺新苗配备了一辆胶轮大马车作为交通工具，还有两块幕布、两顶帐篷、三盏煤气灯、四套民族服装、一台收音机、一台留声机、一套播音设备以及三弦、四胡、竹笛、马头琴和手风琴等乐器。

集合起来的文艺青年情绪高涨、热血沸腾，伊兰陷入深深的回忆：“那时，旗委、政府所在地还在温都尔庙，从六月初开始，我们这些人都集中起来学习，学什么呀？最先学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带领我们学习的是旗长朝克巴达拉呼，那时的领导没架子，就像老百姓一样，他讲得很生动，就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似的。他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座，让我们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自治区文化局社会文化处副处长庆来隔三岔五地来试点组指导工作，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的图布新老师给我们上声乐课，达瓦敖斯尔老师给我们上舞蹈课，辛沪光老师也来过……”据伊兰回忆，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他们排练出《两朵红花》《为了孩子》两部短剧、《党的关怀》《宏图》《幸福之路》三个好来宝、《阿萨尔》《八音》两个独奏乐曲以及舞蹈《挤奶姑娘》等十二个节目，并学会了简单的化妆。

“党有党旗，国有国旗，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要到牧区演出，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旗帜啊！”伊兰又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我们的队长是留日大学生，思维特别活跃，他和自治区群艺馆的张敏老师每天都在商量设计队旗的事。设计方案通过后，是我跟荷花把队旗绣出来的，这就是第一支乌兰牧骑的第一面旗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苏尼特右旗旗委、人委在温都尔庙举行乌兰牧骑成立庆典。在高高悬挂的“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试点工作汇报演出”的横幅下，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布赫，苏尼特右旗党政领导以及机关干部、农牧民群众观看了汇报演出，旗委宣传部部长明干宣布，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正式成立。

布赫对试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乌兰牧骑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甩着响鞭、举着红旗的胶轮大马车载着雄赳赳气昂昂的九名乌兰牧骑队员和他们简单的舞台装备，从温都尔庙出发，向苏尼特草原深处奔去。

“什么是乌兰牧骑？你想让牧民知道和认可，就必须深入牧区，走到牧民中间，把牧民当亲人！”伊兰说，“乌兰牧骑是在牧民慈母般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骄阳似火，马蹄声碎。

一九五七年盛夏，刚从桑宝拉格苏木达赖温都尔庙嘎查演出结束的乌兰牧骑九名队员，坐在大胶轮车上，向下一个演出地点阿其图乌拉苏木奔去。马车虽然颠簸，但队长乌力吉陶克套还是坚持在笔记本上写着东西，桑杰道尔吉凑上前去问道：“队长，你在写啥？”

“庙，关于这座庙的历史掌故。”乌力吉陶克套边写边回答，“苏尼特草原上到处都是传说，都是故事，是民间文学的汪洋大海，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乌兰牧骑的责任和使命啊！”

“要说肚子里的墨水，我们八个加起来也没有你一个人的多。”桑杰道尔吉解放前背着三弦走遍了苏尼特草原，是家喻户晓的民间艺人，他接着说，“要说这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你们八个加起来也没我一个人知道的多！”

于是，桑杰道尔吉滔滔不绝地讲起草原上的历史掌故——

清朝咸丰年间，达赖却尔济喇嘛从雪域高原来到苏尼特草原，这座庙是他主持修建的，庙因人而得名。香火鼎盛时期有一百五十多个喇嘛，庙产颇为殷富。一九四六年七月，西苏尼特旗十八个苏木代表选举产生的西苏尼特旗民主政府就在这座庙里办公。

“你们知道阿其图乌拉的传说吗？”桑杰道尔吉尽情挥洒着民间艺人的高超本领，“相传，有座山上曾经盘踞着一个无恶不作、残害百姓的魔鬼，人们对它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成吉思汗南下伐金路过此地，听到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怒火中烧，一箭将魔鬼的脑袋和山峰同时射穿，从此百姓重又过上了祥和安宁的日子，也就有了阿其图乌拉——双峰山。”

达赖却尔济庙和阿其图乌拉之间横亘着漫漫沙漠。走进沙漠，气温骤然升高，平时精神抖擞、仰天嘶鸣的高头大马此刻耳朵全都耷拉下来，汗如雨下，别说拉车，即便自己走路都摇摇晃晃、东倒西歪。

队员们扛起道具，艰难地在沙漠中跋涉，走一步退半步，口干舌燥，谁都不想多说一句话。

“那个冬营盘附近应该有井，有井就有水。”被称为“活地图”的乌尼格日勒指着沙漠边缘的某处说道。听到“水”字，大家又振作起来，水就是希望，朝着有水的方向挪动就是捕捉希望。

来到井边，井里“倒立”着一头牛犊，不知掉进去多少天了，朝天的屁股上有蛆在蠕动着。

这水还能喝吗？“能，”乌力吉陶克套斩钉截铁地说，“把锅架起来，把水倒进去，烧开就能喝了。”

就在这时，一支摇着驼铃的驼队由远而近，所有队员都感觉是海市蜃楼。然而，那的的确确是一支真实的驼队，是专程来接他们的驼队。原来，他们在大沙窝子里艰难行走的时候被一个放马的牧民看见了，那个牧民回去向互助组组长伊德新达瓦汇报，伊德新达瓦果断地派出草原上这支“快速反应部队”。

憨厚、朴实、热情的牧民把他们的行装放在骆驼上，悠扬的驼铃声响起，犹如一支歌。

乌力吉陶克套的眼睛湿润了，所有队员的眼睛湿润了，多么纯朴的牧民，多么善良的父老乡亲哪！

在这沙漠腹地、草原深处，几十里地才能碰到一座蒙古包，如果不是驼队的到来，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出去？

就在阿其图乌拉演出期间，额尔和木巴图突然病倒，两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把他接到家里，煮饭熬药，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身边。额尔和木巴图过意不去，嚅动着嘴唇想说点儿什么，可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老额吉在他热得像锅底似的额头上亲吻着，喃喃低语：“孩子，好好躺着，好好休息，这儿就是你的家。”

泪水从额尔和木巴图的眼里汩汩流出，身边两位慈祥的老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是父母胜似父母！

苏格尔和布达格日勒是阿其图乌拉草原上的两位“游医”，听到额尔和木巴图病在老人家里的消息，他俩从不同方向、不同牧场先后赶到老人家里为额尔和木巴图义诊，直到他恢复健康归队。

额尔和木巴图归队时，布达格日勒也来到乌兰牧骑。他说：“你们在阿其图乌拉草原上演出，我就是你们的队医。”

脑干诺如，绿色的山梁。这一地名也和成吉思汗有关。

传说，成吉思汗南下伐金来到此地时天已很晚，他命令大军安营扎寨，自己头枕马鞍、手握马鞭酣然而睡。第二天清晨醒来，他发现自己的马鞭在这草木茂盛的草原上蜿蜒成一道长长的山梁——脑干诺如。

乌兰牧骑来到这里的时候，却寻不见一丝绿色，满眼都是皑皑白雪、层层黄沙。

伊兰扮演的是一位老额吉，观众当中的老额吉浩日勒边看边咂嘴儿：“你看，人家那身子骨该有多硬朗啊！”

演出结束，卸妆后的队员们挤在一座蒙古包里谈天说地。这时，浩日勒老额吉端着一碗酒走进来，跟乌力吉陶克套说：“我的那老姐妹呢？我要敬她一碗酒。”

乌力吉陶克套把伊兰拉到老人跟前，“老额吉，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位‘老姐妹’。”

浩日勒活到六十多岁，第一次看演出，死活不相信面前这位水灵灵的姑娘是她要找的“老姐妹”。无奈，伊兰当着浩日勒的面儿，再次化妆，再次穿上老额吉的服装，再次把角色演一遍……

浩日勒老额吉感动得不能自已，她一手拉着伊兰，一手拉着荷花，把两位姑娘领进自己的蒙古包。

浩日勒老额吉的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安顿两个姑娘躺下后，她借着微弱的灯光，颤颤巍巍地走到蒙古包的西北角，打开箱子，拿出一块月饼和一把红枣。月饼和红枣几近风干，这是老额吉的全部珍藏。老额吉把珍藏拿出来，有如把一颗滚烫的心捧在她俩面前：“孩子，吃吧！走了一天的路、演了一晚上的节目，累啊！额吉心疼你们哪……”

伊兰、荷花的眼泪夺眶而出：“额吉，我们是您老人家的孩子！”

那一夜，伊兰和荷花睡得特别踏实、特别香甜，因为身边有慈祥的老额吉，乌兰牧骑的老额吉。

一九六〇年初，二十五岁的伊兰接替三十八岁的乌力吉陶克套出任乌兰牧骑队长。斯时，伊兰英姿飒爽，乌力吉陶克套也正是年富力强。

伊兰理理灰白的头发，目光射向窗外，仿佛要穿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乌力吉大哥离开乌兰牧骑的那天，我哭了，所有的队员都哭了，我们舍不得让他离开，但我们没有能力把他留下来。乌力吉大哥是好人，好人哪！”

乌力吉陶克套唱歌、跳舞、绘画、创作无所不能，是难得的艺术人才。他二十一岁东渡日本，学成归来后，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夕，在王爷庙投身内蒙古军政干部学校，标志着他革命生活的开始。

内蒙古乌兰牧骑试点工作是在苏尼特右旗文化馆铺开的，作为馆长的乌力吉陶克套自然成为中坚力量，乌兰牧骑成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队长。旗长朝克巴达拉呼拍拍他的肩膀：“担子不轻啊，要多学习、多思考、多创作、多演出，切莫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啊！”

乌力吉陶克套在担任队长的三年时间里，率领乌兰牧骑走遍了苏尼特右旗的山山水水，在为牧民演出中，他唱的、跳的、吹的、拉的、弹的比任何一个队员都多，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乌兰牧骑“一专多能”的真谛。他创作的《乌兰牧骑之歌》成为每次演出的必唱歌曲，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布赫听到这首歌后说：“这是来自生活的歌曲，唱出了乌兰牧骑的风格和风采。”

我们扎根草原

以文艺启蒙草原儿女

我们一心一意

努力使牧区焕然一新

我们是文艺轻骑兵

我们是人民的乌兰牧骑

我们的志向在于

弘扬社会主义民族文化

让百花齐放在

草原这片文艺沃土上

我们组织群众

以文艺扶持和引导

我们的演出和服务

是为传承发扬传统文化

乌力吉陶克套的确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带出一支被牧民称为“玛奈乌兰牧骑”的文艺队伍。但在那个阶级斗争说甚嚣尘上的年代，他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注定要从乌兰牧骑中被清理出去，注定要到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接受劳动改造。理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怎么能让日本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呢？”

一九六一年七月，乌力吉陶克套举家来到吉呼朗图苏木查干哈达嘎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开创一种新的生活。

乌兰牧骑的乐观是蒙古民族的天性和乌力吉陶克套的秉性。

来到草原和牧民中间，你就别无选择地融入草原，融入牧民当中。

乌力吉陶克套坚定在牧区生存下去、生活下去的决心。他虽然不是队长了，但仍然是家长，他带领几个不谙世事的“家兵家将”，和泥脱坯、打墙上梁，盖起两间土房，成为一家老小的栖身之所。

乌力吉陶克套由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蜕变成一个地道的牧民，成为牧业生产的行家里手。他很是幽默地说：“我是从巡回演出变为定点演出了！”

不管在哪儿，他始终保持不变的是文艺战士的本色，是乌兰牧骑的本色。牧区需要艺术，牧民需要艺术，他这个浑身都活跃着文艺细胞的人，自然会在牧民中间找到发挥艺术才能的理想平台。

一九七六年，乌力吉陶克套的二女儿哈斯考入乌兰牧骑，成为他事业的继承者。

乌兰牧骑演出剧照

3

映日荷花别样红。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当我见到八十三岁的苏尼特右旗第一代乌兰牧骑队员荷花时，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

荷花的故事也有别样的风采。

一九六〇年夏，都呼木公社，乌兰牧骑露天演出。

坐在草地上的贺希格看着演员表演的蒙古相声，笑得前仰后合，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

演出结束，伊兰、荷花发现这位蒙古族大姐原来是残疾人，她们顿生怜悯之情，坐下来和贺希格拉起家常。

贺希格的丈夫几年前去世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生活。有一次遇到暴风雪，她为了不使羊群走散，在暴风雪中奋战好几个小时，两只脚严重冻伤，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只好截肢。

贺希格轻描淡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而听故事的伊兰、荷花却热泪横流，多么坚强的女性、多么伟大的母亲啊！

伊兰、荷花来到贺希格的家，这哪里是个家的样子！两人边流泪边整理家务，衣服刚放进盆里，水就马上变黑，一件衣服要换好几次水才能洗净。忙活大半天，两人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才好歹收拾出个模样。

月色皎洁，草原静谧。

贺希格躺在炕上兴奋得无法入睡，伊兰、荷花也同样处在激动之中，她们为贺希格大姐的未来着想。“总不能这样下去呀，”伊兰用胳臂支起身子，关切地说，“大姐，你应该再找一个男人，帮你把这个家撑起来。”

荷花坐起来，她想起一个人，“大姐，我们在浩特演出时，大队部有一个看门的人是单身，我觉得可以试试。”

三个人怀着共同的憧憬，渐渐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吃过早饭，伊兰留下来继续帮贺希格收拾家务，荷花飞马向二十里外的大队部奔驰而去。

那木吉拉听完荷花的叙述，很是诚恳地说：“我没结过婚，也不会过日子，有的就是一身力气。她能把家操持好，外面的活儿就不是问题了。”

荷花喜出望外：“你同意了？”憨厚的那木吉拉使劲点点头，算是对荷花的回答。

两人策马扬鞭来到贺希格家，荷花拉起伊兰，“你们好好谈谈，我俩放羊去了。”

晚霞将天边染红。伊兰、荷花赶着羊群回来后，在贺希格和那木吉拉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

在朝霞金灿灿的光芒里，一辆牛车朝着赛汗塔拉方向走去。

荷花挥舞着鞭子，对坐在车上的那木吉拉和贺希格说：“领了结婚证，组建了家庭，互相也都有了依靠，往后的日子好着哪！”

荷花有种成就感，“六十年过去了，那木吉拉、贺希格已经不在了，但关其格、吉日格每年春节都去看伊兰，也来看我，六十年间我们就像亲戚一样走动、来往。”

关其格是贺希格的儿子，吉日格是贺希格的女儿。

荷花不胜感慨：“他们兄妹俩，也是奔七十的人了。”

一九五九年新春伊始，组织安排荷花到二道井子公社体验生活，在扎木苏老人家里跟群放牧。

昏暗的灯光下，老额吉颤颤巍巍地从木柜底下掏出四个小布袋子，每个布袋子里装的都是羊粪蛋儿。老额吉慢条斯理地对荷花说，这个袋子里是绵羊，这个袋子里是绵羊羔子；那两个袋子里是山羊和山羊羔子……

原来，一个羊粪蛋代表一只羊，两种颜色的袋子分别代表绵羊和山羊。同一种颜色的袋子不同的标识区分大羊和羔羊。

这是何其生动的社会实践课，牧民没有书本上的知识，生产知识哪能在几天、几个月学懂弄通？老额吉几个布袋子里装着的是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

若想使羊群膘肥体壮，必须让它们把水喝足。每天放牧归来，荷花都要用帆布袋子从井里提水饮羊。起初，提上三五桶，腰是酸酸的，胳臂也是酸酸的。可是咩咩的叫声分明还是在要水，她就咬着牙、忍着痛，一桶两桶地继续提水，直到最后一只羊心满意足地离开井边。

荷花和以往一样，放牧归来，亲切地喊着阿爸、阿妈，可今天两位老人却不像以往那样眉开眼笑地迎接她的“凯旋”。原来，阿爸的肺气肿犯了，喘着粗气，脸憋得紫一阵红一阵。她问阿妈：“附近有大夫吗？”

阿妈摇摇头：“最近的也有三十多里路。”

已是薄暮时分，荷花问清方向，然后打马而去。草原上的人方向感极强，只要方向对头，就一定能找到去处。

夜幕完全降临，一个人、一匹马行走在寂寥空旷的草原上，着实瘆得慌。刚爬上一座山梁，荷花突然看见前面有两个黑影，吓得她头皮都麻了。前进还是后退？这个问题瞬间划过她的脑海。她想：老人还在病中呻吟，我没有退却的任何理由。她把眼睛一闭，用力打马两鞭子，使尽平生力气大喊一声“冲”，应和她呐喊的是隐隐的狗吠，牧区有句谚语：有狗叫的地方一定有人家。

荷花和大夫并辔而行，她极目眺望那两个黑影，因为有人做伴，也用不着那么紧张了。黑影出现了，她放胆向前走去，原来是两棵树。

荷花想笑，但她更想哭。

荷花提前半年结束体验生活，还被公社党委评为“五好干部”。

深秋，荷花又被派到新民区参加劳动，新民区是苏尼特右旗唯一的农业区。荷花作为从牧区出来的乌兰牧骑队员，打草、接羔、剪羊毛样样都很出色，但农活儿她是外行。因此，队里交给她一项特殊任务——挖鼠洞，找粮食，变“虎口夺食”为“鼠口夺粮”。

“我们那个时候下乡，不是蜻蜓点水，不是浮光掠影，不是走马观花。让去哪儿就去哪儿，让干啥就干啥，像军人似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嘛！”荷花扶扶眼镜，举手投足透着儒雅，“我从小就害怕蛇呀、老鼠呀，看到它们都战栗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现在是任务，你就得硬着头皮、鼓起勇气去和老鼠‘打交道’。”

荷花的工具就是一把铁锹、一根铁棍。铁棍的一头是尖尖的，非常锋利，就像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洛阳铲”。

“我在新民乡挖出一千多斤粮食，”荷花诙谐地说，“那时，不知有多少老鼠‘上吊自杀’啊！”

乌兰牧骑演出剧照

4

伊兰、荷花、娜仁图雅是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初创时期的女队员。娜仁图雅是“三朵金花”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在乌兰牧骑工作时间最短的，仅仅三个多月。第一次巡回演出途中，伊兰、荷花就发现了这位小妹妹的秘密。每每演出结束后，她都躲在一边偷偷地绣着什么，谁要是无意地瞥去一眼，她脸上就会泛起几丝红晕。

某天晚上，伊兰、荷花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探究起来。娜仁图雅从枕头底下的背包里取出一份尚未完成的作品，从轮廓上看，是一个潇洒勇敢的骑手，长长的套马杆张扬着他的个性。

“你有对象了？”伊兰问。

“嗯。”娜仁图雅难为情地嗫嚅着。

“哪儿的？”荷花问。

“查干哈达的。”娜仁图雅向遥远的地方望去。

“什么时候结婚？”两人不约而同地问道。

“阿爸说，这次演出回去就张罗着给我们操办喜事。”甜蜜的河流，在娜仁图雅的心中流淌。

娜仁图雅在查干哈达草原上养育了八个子女，每个子女都继承了她的乌兰牧骑基因，手风琴手、马头琴手、长调歌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乌兰牧骑之家”。

一九九四年，五十二岁的娜仁图雅率领“家庭乌兰牧骑方阵”走进赛汗塔拉，参加“苏尼特之声”春节晚会。二〇一五年、二〇一六年又连续两年参加内蒙古电视台的蒙语春晚，这个查干哈达草原的“家庭乌兰牧骑方阵”成为电视观众心中的一道音乐风景线。

娜仁图雅在乌兰牧骑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她心中却是浓得化不开的乌兰牧骑情结。二〇一四年春节过后，她把“守灶”的儿子哈斯巴特尔叫到跟前：“你知道那个把狼都唱哭了的宝音德力格尔吗？听说她在家乡新巴尔虎左旗建了一座长调敖包。这事对我很有启发，我也想在咱们的草场上建一座乌兰牧骑敖包。给你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个实实在在的念想。”

一九四一年夏天，七岁的宝音德力格尔和双目失明的父亲走在新巴尔虎草原上。走着走着，他们被一群狼困在中间。父亲是后天失明，对草原上的一切都相当熟悉，他知道被狼群围困意味着什么。自己葬身狼腹倒也无所谓，但让年仅七岁的女儿一起葬身狼腹，他于心何忍？

他对宝音德力格尔说：“孩子，想活命吗？”

宝音德力格尔的眼泪犹如清澈的泉水：“想，阿爸，我想活命啊！”

父亲抚摸着她的头，仿佛在向她传递勇气和力量：“坐下，咱们坐下。它们要听歌，要听蒙古长调。”

父亲超乎寻常的平静使宝音德力格尔深受感染，父亲是大山，有父亲在，就有一切。宝音德力格尔在父亲悠扬、悲怆的马头琴声中，放声唱起世世代代在草原上流传的长调民歌《辽阔的草原》。

唱着唱着，原本站着的狼群都蹲下了，仿佛舞台前的观众。

唱着唱着，原本蹲着的狼群又趴下了，眼角闪烁着泪花。

唱着唱着，狼群让开一个缺口，放他们父女一条生路。

走出好远，宝音德力格尔回头看时，狼群还匍匐在原地。父亲说，这是被歌声感动的狼群在目送他们回家。

一九五三年，宝音德力格尔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会演，在北京的舞台上，她演唱的仍然是蒙古族长调民歌《辽阔的草原》。高亢豪放的草原风格赢得首都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说，宝音德力格尔的歌声“像金铃一般的清脆”。

宝音德力格尔把“金星奖”捧回草原。

一九五五年，宝音德力格尔参加第五届国际青年联欢节，在波兰首都华沙的舞台上，她演唱的还是《辽阔的草原》，征服了世界观众。

宝音德力格尔把“金质奖”捧回中国，从此被誉为“长调歌后”。

宝音德力格尔是娜仁图雅的偶像，是她精神的寄托。“宝音德力格尔能在自己的家乡建立长调敖包，我同样可以在自己的草场上建立乌兰牧骑敖包。”

老人的意愿就是子女的行动。

二〇一四年盛夏，敖包落成。

娜仁图雅把伊兰、荷花两位老大姐请来，共同参加在乌兰牧骑敖包前举行的那达慕。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与姐妹情深，尽管她们始终像亲戚一样来往走动，但今天的重逢和相聚，更具有特殊意义。她们不约而同地唱起第一任队长乌力吉陶克套创作的歌曲《乌兰牧骑之歌》……

乌兰牧骑演出剧照

5

伊兰、荷花、娜仁图雅、袁萍、巴图朝鲁，是一代乌兰牧骑队员。

费宝金、高金梅、斯琴高娃、达林太，是又一代乌兰牧骑队员。

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但一脉相承的是乌兰牧骑精神，高举的是乌兰牧骑旗帜，秉持的是乌兰牧骑情怀。

费宝金，一九七一年考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那年她只有十七岁。

费宝金是汉族姑娘，第一次到牧区演出时，巴图朝鲁递给她一块带血丝的羊肉，她含在嘴里半个小时，既咽不下去又不敢吐。因为在民族地区必须尊重民族习俗，这是她到乌兰牧骑第一天就学过的课程。

“从不吃羊肉、不喝奶茶到离不开羊肉、离不开奶茶，这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费宝金说，“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世界观的转变。作为乌兰牧骑队员，接受不了、适应不了牧民的生活习俗，那你怎么和牧民打成一片？”

费宝金回忆，有一次到都仁乌力吉公社一个浩特去演出，坐的是“东方红”牌拖拉机，前面是一个车头，后面是一个车厢，中间有轴承相连。

拖拉机在搓板路上跑着，生龙活虎的队员兴高采烈地唱着、喊着、笑着，歌声和笑声因为拖拉机的颠簸都是颤音。

几个小时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人们也渐渐地安静下来。空旷的草原上只有拖拉机在轰鸣中奔跑，拖拉机骤然停下，被夜色包围的草原寂静得令人不寒而栗。拖拉机手一脸的无奈，他双手一摊对大家说：“水箱干了！”极富经验的队长扎木苏急中生智，他说：“女队员都转过身去，男队员依次站到机头上‘放水’。”这不是办法的办法，居然使拖拉机缺水的问题迎刃而解，拖拉机又轰鸣起来。

两个拴马柱之间拉起一根铁丝，挂上用棉球蘸煤油的照明灯。以照明为界，北面是舞台，南侧是观众席。费宝金说，在如此简陋的场地上，演员比观众还多。夜色漆黑，煤油灯的光芒引得成千上万飞蛾和蚊虫蜂拥而至，飞蛾和蚊虫争先恐后地往演员的眼睛里、耳朵里、鼻子里、嘴里猛钻，真可谓无孔不入。即便如此，演员们唱得、跳得都特别聚精会神，演出质量丝毫没有影响，牧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演出结束，他们拉着演员的手说：“玛奈乌兰牧骑!”

玛奈乌兰牧骑，我们的乌兰牧骑，这是牧民对乌兰牧骑的认可和赞扬。

一九七四年四月，费宝金和其其格到脑干诺如公社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勒勒车慢慢腾腾地向草原深处走去，干旱无雨，空旷的草原只有星星点点的绿色，新的生活就这样在干渴的草原上开始了。

费宝金和其其格背着接羔袋、挥着放羊鞭，赶着羊群出去了，来到指定的草场，每只羊都低头寻找食物，两个姑娘坐在草场上漫无边际地遐想着。

她们循着咩咩的叫声望去，只见一只母羊卧在地上，尾部露出一点东西，其其格紧张地喊道：“母羊下羔了！”

费宝金和其其格蹑手蹑脚地走近母羊，轻轻地蹲在它身边，羔羊一点一点地从母体滑出。待到黏糊糊的羔羊全部落地后，母羊转过身来，用舌头舔干羔羊的绒毛，眨眼工夫，羔羊就踉踉跄跄地站立起来。第一次目睹羔羊出生的全过程，两人都很激动，舐犊之情、跪乳之恩在这儿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其其格背起接羔袋，纵情地向浩特走去，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费宝金陷入沉思。

放牧归来，等待哺乳的羔羊和想要喂乳的大羊都兴奋地咩咩呼唤着，大羊寻找小羊，小羊寻找妈妈。

这是草原深处一幅和谐的图画。

这是草原深处一曲悠扬的牧歌。

然而，也有例外。有一只刚做母亲的大羊怎么也不肯让呱呱落地的小羊羔吃奶，急得费宝金团团转。这时，女主人走过来，轻轻地唱起在草原上世代相传的《劝奶歌》。

台古、台古……

台古、台古……

曲调低沉而感伤，唱着唱着，大羊不再躲闪，小羊含住乳头。看到这情景，费宝金眼里闪烁着泪花，一支舞蹈的轮廓在脑海中形成。

《接羔舞》风靡草原，草原是《接羔舞》的生活源泉和艺术源泉。

高金梅和乌兰牧骑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一九七三年春，高金梅和举着红旗、唱着牧歌的队友们来到赛汗乌力吉公社宝力格浩特，这里人烟稀少、文化匮乏、地处偏远。

在空旷的原野上搭起简易的舞台，正准备演出，远处扬起的烟尘映入队员们的眼帘。骑马的小伙子、大姑娘，坐车的老阿爸、老额吉相继到来，他们大都穿着蒙古袍，就像参加那达慕似的，最抢眼的是他们的头饰和彩饰。老额吉和姑娘们的头上系着红、黄、绿、玫红等各色围巾，千变万化地盘绕在头顶；老阿爸和小伙子们挂在腰间的短刀、火镰和鼻烟壶，更是各有千秋。与其说这是来观看乌兰牧骑演出的观众，不如说他们是展现在乌兰牧骑面前的一道彩虹。

开场舞蹈《欢乐的挤奶员》。六个生气勃勃的挤奶姑娘身着玫红色蒙古袍，腰间扎着白色小围裙，头上系着蓝色三角巾，边跳边唱：“我们是快乐的挤奶姑娘，迎着东方红太阳，尽情地欢乐，愉快的歌声，幸福的生活遍草原……”

舞蹈高潮迭起，达林太扮演送牛奶的司机，学着开车的样子精神抖擞、活灵活现出现在舞台上。逼真的表演、夸张的动作逗得人们开怀大笑，连连伸出大拇指：“赛、赛、伊和赛！”汉语的意思是：“好、好、太好了！”

日落时分，晚霞映红草原，羊群咩咩，牛群哞哞，他们悠闲自得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下舞台的演员又走进牛圈、羊圈，打水、添草，一刻不停地忙碌起来。牧民们说：“在台上你们是演员，在台下你们是社员。我们打心眼儿里喜欢你们哪！”

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连绵起伏的青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一九七四年盛夏，高金梅和队友们乘坐一辆马车下乡演出。出发时还晴空万里，可刚走出十几里路，突然电闪雷鸣，顷刻间暴雨倾盆。

大车轱辘陷在泥坑里，辕马的套绳也断了。车老板说，套绳是皮子的，不沾水结实得很，一旦被水浸泡就软得像面条。大车无法动弹，但不能因此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草原上。队员们任凭自己淋雨，用雨衣把乐器和服装包好，背起行李艰难地行走在泥泞当中。一步、两步，一里、两里，仿佛是当年红军过草原时的一支队伍。

到达浩特时，天已向晚，雨仍然淅淅沥沥，老天还没有开晴的意思。外面不具备演出的条件，那就让歌声、马头琴声在蒙古包里响起来。

第二天雨还在下，大雨把浩特与外界隔绝开来，进不来出不去。

这个浩特只有三个蒙古包，牧民把仅有的存粮都拿出来了。老阿爸说：“你们别担心，大雨过后政府会把粮食送过来的。你们要吃饱，前面还有许多任务等着你们呢！”

“遇雨滞留，令人心生烦恼，”高金梅说，“但在这困境里牧民那种自然坦露出来的纯朴、善良的品格和品德，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中秋时节，牛羊肥壮。

苏尼特右旗拥有八十多公里的边防线，慰问边防哨所官兵是乌兰牧骑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九七三年初秋，乌兰牧骑前往额仁淖尔公社，翻过一座大山已是正午时分，三三两两散落的蒙古包上空炊烟袅袅，缕缕肉香随风飘来，这是当地牧民用蒙古民族的最高礼节迎接他们的到来。奶茶、炒米、手把肉，电视画面里有过的、草原牧歌唱过的，这里都有，他们用狼吞虎咽来报答牧民的盛情，大块吃肉、大碗喝茶时，早把演出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了。

当队长扎木苏张罗着演出时，每个队员都意识到吃得太饱了，同时也记起老队员巴图朝鲁的话：“演出前不能吃得太饱，那样会影响演出效果的。”话犹在耳，但为时已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自嘲似的大笑起来。

额仁淖尔公社是边境地区，当时备战形势十分紧张。武装部负责同志带领乌兰牧骑队员从窄窄的巷道穿过蒙古包，走到距离边境线只有两公里的暗哨群观察地形。从暗哨望出去，哪个方位有石头、哪个方位有沟壑，都要铭记在心，这是边防战士和边防民兵最基本的常识。

“我们那会儿去边防线，不仅仅是演出，还有体验边防民兵生活的任务。”高金梅说，“晚上要全副武装地在暗哨里站岗。天黑透以后，我们上岗，刚走出巷道，凛冽的寒风吹得我战栗不止，尽管穿着皮大衣，浑身还是直哆嗦，草原的秋天比冬天还冷。”

黎明前的夜空被汽车的灯光照得透明，高金梅紧握冲锋枪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突然发现山下有黑影在挪动。她以为是因为紧张过度而出现的幻觉，使劲揉揉眼睛再往山下看，的确有黑影，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高金梅下意识地端起冲锋枪就要扣动扳机，说时迟那时快，民兵队长巴特尔抬手把枪举向天空。这时，“黑影”已到高金梅身边，原来是武装部首长，他对高金梅说：“警惕性很高嘛，是经得住考验的战士！”

高金梅还没有缓过神儿来，红头涨脸地喊道：“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那一梭子要是打出去，你不是白白地牺牲了吗？”

“子弹早就被我们卸出来了。”高金梅还站在那儿发愣，武装部首长就撂下这句话，拉起巴特尔，两人说说笑笑地走了。

生活有时单调得不能再单调，有时多彩得让你眼花缭乱。

豪爽好客的牧民又杀了一只羊，非要犒劳深夜站岗的乌兰牧骑队员，大家说别煮手把肉了，包顿饺子吧！

高金梅俨然是大厨，把女队员们指挥得团团转。莎丽选肉，费宝金剁馅，斯琴高娃剥葱，韶华打杂。

有人建议，饺子包成两种馅，一种精选瘦肉，留给女队员吃；一种肥瘦搭配，给男队员吃，油大，腻得他们吃不下去。

斯琴高娃负责煮饺子，第一锅煮的是瘦肉馅的，出锅后每个女队员往碗里盛几个，满以为会香喷喷的，结果因为没油干干的，和想象的相差甚远。第二锅出来斯琴高娃捷足先登，先尝一下，“好吃，好吃。”本来是想捉弄男队员，结果把自己给捉弄了。高金梅说：“这就是生活。”

白雪皑皑，朔风呼啸。

十几个乌兰牧骑队员蜷缩在大卡车里，尽管有皮大衣、皮帽子和大头鞋的全副武装，但每个队员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

到达演出地点，其他队员活动活动也就缓过来了，唯有高金梅始终感觉天旋地转，支撑不起身子来。

韶华多少懂一点儿医学常识，她说这是因为冷热不均而造成的。当时既没有大夫也没有药物，大家急得不知所措。韶华从老额吉那儿借来一根针，用火烧烧，就算消毒了，然后依次在高金梅的指尖上扎下去，黑紫色的血顺着指尖往下流。这招还真见效，一袋烟的工夫，高金梅的手脚热了，额头也渗出细密的汗珠。大家悬着的心也都落回原处，演出能够正常进行了。

那天，为牧民演出的是歌舞剧《草原红花》，这是一部根据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改编的作品，只不过将妹妹改成了弟弟。在剧中，高金梅饰演姐姐，韶华饰演弟弟。高金梅和韶华都特别进入状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剧中所要体现的精神，尽情渲染了主人公的情怀，演出特别成功。

当牧民们得知演员是带病坚持演出时，大为感动。一位老额吉走到后台，拉着高金梅和韶华的手说：“霍日嘿，玛奈呼很，达日吉努！（哎哟，我的孩子，冷吧！）”

“回首往事，”高金梅无限感慨，“在乌兰牧骑工作、生活的那段时光，很艰苦、很快乐、很充实，有眼泪、有欢笑、有感动。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回忆……”

斯琴高娃和达林太是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艺术伉俪，女儿卓妮长大后也加盟乌兰牧骑，他们的家庭是真正意义上的“乌兰牧骑之家”。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下午，在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会议室，我和斯琴高娃相对而坐。面对我，她好像面对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不知所措，这个乌兰牧骑身经百战的老队员、老队长居然也有“晕镜”的时候。

“晕镜”是短暂的，聊起来还是很放得开。

斯琴高娃曾经的“历险”现在听起来还是有些不可思议。一九八三年秋，锡林郭勒盟举行乌兰牧骑会演，为掩饰自己怀孕七个月而隆起的肚子，她穿一袭又肥又大的黑色金丝绒蒙古袍出现在舞台上。她是长调歌手。蒙古族长调是一种很独特的演唱方式，波折音特别繁复，常常是将一个完整乐段从低音区唱到高音区，再从高音区降到低音区，一首长调中甚至有几个这样的反复。一个歌手正常唱完一首长调也要气喘吁吁，可想而知身怀六甲的歌手演唱长调时付出的是什么。斯琴高娃在舞台上拼尽力气引吭高歌，小生命在肚子里疯狂反抗。浑身是汗的斯琴高娃演唱结束了，但小生命的反抗还没有停止，她从舞台下来就被送往医院。虽然没有早产，小生命保住了，却把斯琴高娃折腾得死去活来。疼痛稍有缓解，她轻轻地、喃喃地说道：“冒这种险的我不是第一个，我们的指导员伊兰大姐当年不也是在舞台上早产的吗？我们是乌兰牧骑队员，一切都得服从党的需要、事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啊！”

病床上的铿锵之语，在人们的心灵上敲出缕缕颤音，斯琴高娃是用什么样的付出诠释着乌兰牧骑的崇高职责和神圣使命啊！

斯琴高娃从“冒险”到“无情”，统统都是因为她所热爱的乌兰牧骑事业。女儿卓妮出生几个月后，她就从婆家、娘家轮番找来能帮助照看孩子的人，她和丈夫达林太还要经常深入到牧区演出。回想往事，斯琴高娃思绪万千：“那个时代就那样，老达是舞蹈教练，我是声乐主力，我们不下去，演出就不好进行。再说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下去啊！”

孩子肯定需要照顾，但照顾孩子不是理由，事业与孩子的天平永远是失衡的，下牧区演出还可以找人照顾孩子，若是不下乡连个理由也不复存在。那就把孩子锁在家里，一锁就是半天，吃喝拉撒全凭自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天下父母，有谁不想“怜子”，达林太、斯琴高娃又何尝不想“怜子”，只是……

夜深人静，达林太、斯琴高娃常常深情地凝视着熟睡的女儿，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爸爸、妈妈给予你的关心、呵护太少了，不知你长大后能不能理解爸爸、妈妈。”

“理解什么呀？”长大后的女儿满腹怨气，“我有时内向、孤僻，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缺少父爱和母爱。你们爱事业，却不爱孩子。”

隔阂、怨怼，是横亘在女儿与父母之间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直到女儿也成为一名乌兰牧骑队员，直到女儿也沿着父母的足迹跋涉在茫茫的草原上、浩瀚的沙漠中的时候，她才渐渐地尝试去理解父亲、理解母亲。特别是父亲猝然去世后，她印象中的父亲高大起来、伟岸起来，父亲的一生属于乌兰牧骑，父亲是乌兰牧骑的骄傲，更是女儿永远的榜样！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

“旗里决定，要在夏天隆重举行纪念乌兰牧骑成立六十周年庆祝活动，”斯琴高娃有些伤感，“可是老达没有看到那恢宏热烈的场面，就在活动的前夕，他走了。走得好突然好突然哪！”斯琴高娃擦擦眼角的泪水，“人走了，作品还在，这是老达留给我们的永恒纪念啊！”

斯琴高娃说的作品，是达林太在牧区的泥土中“拎”出来的舞蹈《蒙古莎特尔》。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佈仁在谈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时，说得很透彻：“乌兰牧骑的根在草原、在牧区，乌兰牧骑队员只有心系草原、贴近牧民，才能在牧民的生活中发现富矿；只有从泥土中‘拎’出来的作品，才能像总书记说的那样，传得开、留得下。”

一九八六年盛夏，乌兰牧骑到赛汗乌力吉苏木的一个嘎查演出。若是以往，搭台布景时达林太总是忙前忙后，今天却不见他的踪影，有点儿意外和反常。斯琴高娃便四处踅摸，广场的一个角落挤着一堆人，斯琴高娃朝那里走去。只见两位年长的蒙古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下着蒙古象棋——莎特尔。而达林太则像个小顽童蹲在地上观战，眼珠随着棋子的移动滴溜溜地乱转，看到兴奋处则情不自禁地喊起来。

斯琴高娃推推他：“演出都要开始了，你还在这儿？”达林太根本无视斯琴高娃的存在，直到把这盘棋看完。等他站起身、回过神的时候，演出早就开始了。

达林太找到斯琴高娃，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兴奋地说：“我有题材了，我要把‘莎子’编成舞蹈。”

达林太回到家里，便以亢奋的情绪进入创作状态，时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每设计出一节动作，他都和斯琴高娃进行演练和推敲，一九八六年的冬天和一九八七年的春天，他们俩几乎都是在这种情绪中度过的。

舞蹈动作设计好了，舞蹈服装设计好了，因为是两大阵营，乌兰牧骑的所有队员都派上用场了。

出师不利，《蒙古莎特尔》没有通过锡盟专家组的审查。这是达林太继《成吉思汗的童年》之后第二个被“枪毙”的舞蹈作品，他苦恼也苦闷，问题出在哪儿？蒙古民族的骑马、摔跤、射箭等都以舞蹈的形式被搬上舞台且好评如潮，为什么蒙古莎特尔就不能以舞蹈的形式搬上舞台呢？

达林太敬仰专家，但决不盲从专家。既然《蒙古莎特尔》来自牧区和牧民，那就让《蒙古莎特尔》回到牧区，接受牧民的检验和评判。

达林太相信，牧民会认可的。

达林太自信，牧民会欢迎的。

一九八七年春天，乌兰牧骑带着新编群舞《蒙古莎特尔》前往吉呼朗图苏木，去接受人民的检验。斯琴高娃和牧民坐在一起，边看边观察牧民的反应和表情，答案写在每一个牧民的脸上。舞蹈结束，牧民们纹丝不动，他们被带入了情节、境界和故事。这时，一位下了几十年蒙古莎特尔的长者，拈着飘在胸前的雪白胡须说：“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这样啊！”

“阿爸，”斯琴高娃凑上前去，“您能看得懂吗？”

“生活就是这样，”老阿爸说，“当然能看懂啊！”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群舞《蒙古莎特尔》在获得牧民认可的同时，也受到内蒙古文化厅的青睐，抽调其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暨乌兰牧骑建队三十周年全区乌兰牧骑文艺会演。意想不到的是，群舞《蒙古莎特尔》一举夺得特别奖、集体表演奖、优秀创作奖、服装设计奖等多种奖项。

斯时，正是全区备战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的关键时刻，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达·阿拉坦巴干找到达林太说：“先要祝贺《蒙古莎特尔》获得的巨大成功！这个舞蹈的成功再次证明，越是从基层、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作品，越有生命力、感染力和艺术魅力。”他接着说，“自治区正在组建参加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的内蒙古乌兰牧骑艺术团，厅党组决定请你担任艺术团编导，《蒙古莎特尔》也将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上一展风采。”

达林太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涨的创作激情，从舞蹈演员、舞蹈教练到舞蹈编导一路朝气蓬勃地走来，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

达林太读过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也常常背诵书中那段影响亿万人人生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责任编辑  李兰玉]

（原文6万6千字，完整内容请阅读《人民文学》2019年2期）

杂志美编：郭雪艳

专题组稿：梁豪　赵依

50元任选5期（包快递费）

点击这里进入选购页面

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