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简
我遇到简,十分偶然,是因为我的朋友欧阳教授。
欧阳教授是个很有趣的人。这有趣在于,他经常兴之所至,做出突如其来的举动。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他经常会自嘲说,这就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一年大年初三,我照例去他家给他拜年。欧阳教授其实是我祖父的学生,在中央大学学艺术史,后来又在祖父的母校杭州国立艺术院执教。祖父早逝,他作为门下得力的弟子,对我的父亲尽过兄长之责。我父亲对他便格外尊敬。后来他移民香港,而我成人后又赴港读书。每到年节,我父亲便嘱咐我去看望他。欧阳太太是绍兴人,到了香港三十多年,早就烹得一手好粤菜。家宴中,仍然拿出加饭酒,温上。欧阳教授便与我对饮。我不是个好酒的人,但欧阳喝起酒来,有太白之风。刚刚微醺,行止已有些豪放,忽然站起身来,引吭高歌。自然还是他的招牌曲目——《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再不要去做情郎”。欧阳太太放下筷子,和我对视了一下,摇摇头。目光中带着纵容和无奈。欧阳教授却俯下身,将一块椒盐石斑夹起来,放到我的盘子里。同时并没有停下喉间震颤的小舌音。我自然没有吃那块鱼,因为照例很快到了高潮,是需要鼓掌的。然而,这酒劲来得快,去得也快。到了家宴的尾声,我们都知道,余兴节目是展示欧阳教授近来的收藏。教授很谦虚地说,毛毛,我这一年来的成果很一般。市面上今不如昔,能见到的不是新,就是假。说罢,便在太太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引我去他的书房。欧阳有一个很令人羡慕的书房。尤其在香港这样寸土寸金的城市,居然有三面靠墙的通天大书架。书桌则对着落地玻璃窗,可观得远山点翠。欧阳常为此顾盼自雄,称自己有远见,早早搬离了中心区,在新界置业,才不用受逼仄之苦。他的藏书虽不至汗牛充栋,但在我一个青年人看来,确有洋洋大观之象。据说这只是数分之一,有些善本书,因为要防香港的潮湿和久存的书蠹,送去了专业的仓储。我抬头看见,欧阳亲书的大篆“枣庄”二字,悬在书桌上方。这是教授书房的名字,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教授是山东人,枣庄确是他的故里。然而还有一层深意,却是凡俗学浅之人未必能领会的。旧时刻书多用梨树与枣树,作为书版,取其致密坚固。刊印书籍也称“付之梨枣”。教授将其书房命为“枣庄”,便有以一室纳万卷之意,可见过人气象。欧阳教授拿出一只匣子,打开来,扑鼻的尘味。说,去年七月在东京开研讨会,结束了就去镰仓逛了一遭。在临街瓷器店里,看到有人寄售。这套《水经注图》,全八册,可惜少了第三册。不过打开来,有杨守敬的批注,算是捡了个漏。我讨喜道,老辈儿人都说呢,收藏这事像盲婚盲嫁,大半靠运气。教授说,可不!有心栽花花不开。春天时候,西泠放出一箱璧园会社石印《吴友如画宝》,我可上了心,竟然没有拍到。还有这个,也是造化。在上环饮茶,说是中大一个老伙计要移民,把家里的东西尽数出让。我是赶了个大晚集。但这个收获,算是藏家小品,却很有意思。我看到他拿出一些残旧的纸页,打开来,是竖版印刷。教授说,这是六十年代香港“友联”出版的“古文活页”。他说,正是。这个活页是仿照欧洲传统出版方式推出的。当时在香港很风行,特别在年轻学生里。数十页成章为一份,读者逐份购入,辑录成册,再自己找订书公司订装。欧洲出版社,经常只印不订,叫Temporary Cover。老时候的香港也有。你瞧这个,订书公司潦草得很,完全西洋的订法。外头是假书布,里头这个还是以往线装书的版式。我打算重新整一下。对了,毛毛。 上次听你母亲说,找到老师的手稿,可带来香港了?我说,是。包裹在一大袋子生宣里。杭州那边的档案室要清理,这才发现。欧阳说,谢天谢地。当年从江津寄过来时,还是我接收的。做夹板,先师《据几曾看》的书名,也是我拓的。后来竟然遗失了。保存得可还好?我说,那些宣纸都发了霉,书稿也受了潮气,还好外面有一层油纸,又用木夹板包着。只是书页有些粘连起来。我打开手机,给他看书稿的图片,说,一个台湾的出版人朋友,想拿去扫描。但又怕毁了书。欧阳看一看,先皱起眉头,但很快又舒展开,笑道,不打紧,这才是睡觉有人递枕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说完,他收拾起那些活页,又在书架上上下下地找,找出一本书,一起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里去。欧阳太太正端了一钵杨枝甘露,叹口气说,你呀你,说风就是雨,可有半点长辈的样子。今天可是大年初三,你也不问问人家在不在。教授说,怎么问?她手机都不用,电话不爱听。现在发电邮恐怕也来不及。欧阳教授喝了酒,不能开车。到了楼下,风有些凛冽,酒已经醒了一大半。等了许久,也没有一辆出租车。我们只好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坐小巴。大年初三,车上并没有什么人,倒好像我们包了一辆车。教授依然很健谈,说起以前在央大的往事。说我祖父的不苟言笑,令人生畏。祖父开的“宋元艺术史”,最初报名的有二十多个学生,因为他太严苛,到学期末,只剩下了七个。“不过,我大概学到最多东西的,还是你爷爷的课程。用现在的话来说,一点都没有放过水。笔记简直可以直接出版。但时下,恐怕这样上课是吃不开了。如今上课得像说书,不讲点八卦,哪里会有学生来听。”欧阳忽然定定地看我,几乎让我不自在起来。他说,毛毛,你长得可真像你爷爷。不过看上去可随和多了。对了,你听说过他老人家年轻时的罗曼史吗?哈哈,想起来了,你知道的,在你的小说里看到过。嗯,经她手,让你的书焕然一新。不,焕然一旧。教授笑着说。小巴在半山停下,不远处是烟火缭绕的天后庙。还在年里,自然是香火鼎盛。我们沿着扶手电梯,穿过整个Soho区,又爬上好一段阶梯。景物渐渐变得有些冷寂,不复过年时候应有的热闹。我博士在港大念的,这一带算是熟悉,但居然四望也有些茫然。欧阳毕竟年纪大了,终于气喘。我替他背了包,一边搀扶着他。教授这时候有些服老,说,这路走的,像是去西藏朝圣。自己开车停在罗便臣道,下来倒方便些。我们两个都没了说笑的兴致。人是越来越少,两侧的房屋依山路而建,尚算整饬,也很干净。但红砖灰砖,都看得出凋落。毕竟是在山上,看得见经年湿霉和苔藓灰黄干枯的痕迹。教授终于说,哎呀,歇一下。我们便在台阶上坐着,回望山下。竟可以看见中环的景貌。中银和IFC都似乐高玩具的一样形容。阳光也浅了,这些建筑间,便见缭绕的游云。教授笑道,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我一听,心倏然一凉,趁不上教授的浪漫。此情此境吟贾岛,想起上两句,实有些不祥。再接再厉,我们终于走到了一幢小楼前。这楼比较邻居们的,模样有些奇怪,显得狭长。有个很小的阳台,几乎只能称之为骑楼。镶着巴洛克式样的铁艺栏杆。上面有一丛火红的簕杜鹃,倒开得十分茂盛,垂挂下来,将阳台遮住了一大半。教授按一按底下的门铃。我看到门铃旁边的邮箱上,镌着黄铜的JL的字样。应该是主人名字的缩写。门开了,是个矮胖的南亚姑娘。看见教授,眼睛一亮,开始用欢快的声音向他打招呼,并且拥抱。教授居然也热烈地响应。两个人用我不懂的语言交谈。是那种高频率的铿锵的音节。姑娘引我们进去。教授轻声对我说,这是他们家印佣吉吉。吉吉听到自己的名字,娇俏地向我眨一眨眼睛。我说,教授,我不知道你还会印尼语。教授略得意地说,两年前学的,所谓艺不压身。我们顺着狭窄的楼梯走上去,脚下是吱呀的声响。仿佛往上走一级,光线就暗淡了一点。房间里,很暗。四围的窗帘都拉着,只开了昏黄的一盏顶灯。有浓重的经年的纸张与油墨的味道。这味道我不陌生,每次打开箱子,检点爷爷的遗物,都是这种味道。但在这主调之外,还有一些淡淡的樟脑与腐败植物的气息。我的眼睛适应了光线,看见房间里硕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女人。Surprise!哈哈,我就知道你在。教授的情绪延续了在楼下时的热烈:看我还记挂着,给你带了朗姆酒和年糕。等会儿让吉吉煎了吃。过年嘛,年糕就酒,越喝越有。不知为什么,我有一些尴尬。并不在于教授即兴地修改了中国的民谚。而是他这番长篇大论,好像是在对着空气说。对方始终静默着。恭喜发财。终于,我们听到了一句广东话的祝福。声音冰冷而干涩,听来是有多么的言不由衷。我这才看见,这女人的面容已经苍老了。干瘦,有很深的法令纹。这样的面相,往往显得严厉,但她的眼睛很大,而且目光倦怠,因此柔和了一些。她穿着有些发旧的蓝花棉袍,披着厚披肩,是深冬的打扮。但这里毕竟是香港,虽说是过年,气温其实很高。她手里执着一柄刀,正在裁切一些发黄的纸。她将那些纸静静地收下去了。桌子上有一些我没有见过的器具。有一只像个迷你的缝纫机;另一个似乎是那种切割轴承的机床。还有一个像是小型的绞架,上面还坠着绳索。我的目光正在那些机器上盘桓,一愣神,听见教授提到我,这才有些仓促地一低头,说,您好。这个叫简的女人抬起脸看我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这时候,吉吉推门,端着茶盘进来。女人扬手,请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我坐下来,端起茶。茶具是欧洲的珐琅瓷,描着金。有些鸢尾花枝叶漫溢到了茶杯口。但是沙发有些不舒服,我隐隐觉得里面的弹簧在硌着我的屁股。沙发想必用了很多年了。教授婉拒了吉吉让他加块糖的好意,说“毕竟已经年纪大了”。他说,简,我要好好地谢谢你。上次修复的《水经注图》,惹得很多人眼馋。特别是那只布面的函套,都以为是原装的。哈哈。教授说,不打紧。我这次带来一些友联出的“古文活页”,你帮我看看。简接过来,凑着灯光看看,说,里头线装,外头是西欧Temporary Cover,不伦不类。再说,不过几十年前的东西,也不值得费周章了。教授又说,另外呢,毛博士的祖父,是我读大学时候的教授。最近新发现了一份手稿。有些散页粘连了,也想要劳你的大驾。教授说,这份手稿,对我们挺重要的。是我的恩师呢……简倦怠的眼睛闪了一下,继而黯沉下去。她说,是你的恩师,不是我的。这句话,说得很突兀沉重,并不是举重若轻的口气。这时候,连达观随和的欧阳教授,脸上都挂不住了。此时,不知从哪里,有一只灰色的猫,跳到了教授的身旁,蹭了蹭他的腿。是只英国短毛,它抬起眼睛,眼神十分阴郁。我连忙也跟着起身,但胳膊一抬,不小心碰到了身后的书架。一册精装书掉到了地上。我急忙捡起来,将书页掸一掸,合上,嘴里说着“对不起”,又放回书架上去。吉吉将我们送到楼下。关上门之前,忽然用蹩脚的广东话跟我们说“新年快乐”。声音还是欢天喜地的。我们沿着山道往下走,欧阳教授回过身,又看了看那幢房子,叹口气。天色已经彻底暗下来了。万家灯火,唯独那个房子黑黢黢的,因为拉上了厚厚的窗帘。还在年关,半山上的许多餐厅,都没有开门。走进一家很小的寿司店。一个梳着油头,面容和善的大叔,招待了我们。我们坐定下来。欧阳教授喝了一口茶,说,她或许是因为痛风……教授说,不过呢,话说回来,有手艺的人,总是脾气特别些。在这一行,简有资本。她是英国书艺家协会的会员,The Society of Book Binder,香港唯一的一个。我认识她很早,那时她在湾仔开了一家二手英文书店。她帮我找到过几本孤本书。后来因为不赚钱,也倒闭了。依然是热情的吉吉引着我,走上咯吱作响的楼梯,进入昏暗的房间。我听到了简的声音。干涩,但比前次柔和,招呼我坐下。她站起身,走到了窗户跟前,将窗帘拉开了。光进入了室内,也照到了她的脸上,她微阖了一下眼睛。我这才看清楚了简的面目。青白的脸色,是因终年不见阳光。其实她并不如印象中苍老。光线平复了她的一部分皱纹,这其实是个清秀的人。简转过身来,对我说,欧阳上次拿来的那套“古文活页”,我整好了。麻烦你帮忙带给他。我接过来,看到Temporary Cover已经订成了传统线装,融合宋款和唐朝包背。我由衷地说,漂亮得多了。简摇摇头,说,里头我就没办法了。内页是木质纸,纤维短,太容易氧化,脆得很。所以用了修复纸夹住,做成了三明治。这种西式蝴蝶页,开卷加上“Waste paper”总算牢固些。说到底还是中西合璧,只比原先调了个过儿。我将爷爷的书稿拿出来。她戴上眼镜,小心翻开来,慢慢地看了一会儿,说,书法真是好。欧阳说,令祖父是在杭州国立艺术院读书的?我点点头。她说,我舅舅以往在西泠印社。他们可能会认识。你放心的话,这份书稿,我先洗一下,除除酸。她说,民国的书,纸张叫人头痛,稍翻翻就脆断、发黄。你爷爷用的是竹纸,上好成色,他是个行家。她随手将桌上一本还在修的书,翻给我看,说,纸寿千年,绢寿八百。你看,这是光绪年的书,还蛀成这样。有些宋版书用纯手工纸,品相却好很多。这就是所谓新不如旧。我说,那就拜托您了。这书稿受了潮,粘连在一起。我有个朋友还记挂着要扫描,时间可能会赶些。我谢谢她道,那太好了。爷爷留下的,独一份。交给您就放心了。欧阳教授也说,您到底是看重和他的交情,我是沾了光了。她往前走了几步,从靠门边的书架抽下了一本书,对我说,还认得吗?让我回心转意的是这本书。这是一本精装的英文书,我看一眼书名。是一本心理学的论文选集,感觉不到有什么特别之处。她说,那天你把这本书碰掉在地上。还记得你捡起来的时候,做了什么?简慢慢说,当时虽然仓促,但是你还是把这本书的Dog ear捋捋平,才合上书。看得出是顺手,下意识的。我这时才恍然,她说的“狗耳仔”,是指翻看书页无意折起的边角。我对那一刹那毫无印象,或许只是出于本能。简说,我想,这是个从小就惜书的人。年轻人,你要谢谢自己。
我知道此时,自己走了神。因为简的话,让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1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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