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
REMEMBER一九四九年生，广西北海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曾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一九五七年随父母迁至北京，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后在京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前科》《找乐》，散文集《嬉笑歌哭》《北京滋味》《默默且当歌》《我和父亲之间》《岁月拾荒》等，作品曾多次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为捷克、韩、日、法、英文版本。
落英缤纷忆故人（节选）陈建功
人民文学 202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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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北京作协驻会，发现早已相熟的作家不少。不只是王蒙，我应称之为“恩师”的，还有好几位。“文革”后期，在京西挖煤的我，得以凭“煤矿工人”的身份，参加北京业余作者的培训。几位应邀改稿的作者都住到花市东兴隆街五十一号，似乎是北洋政府某机构的旧址，那时成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即后来的北京出版社）的招待所。院子里有前后两幢小洋楼。浩然和李学鳌住在前楼，分别在写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和长诗《向秀丽》。因为同在一个食堂吃饭，住在后楼的我们就和二位逐渐熟悉起来。浩然、学鳌工农出身，对业余作者格外体贴。承蒙他们推荐，我才在《北京文艺》发表了处女作。所谓“文学之路”，尽管起步稚嫩，迈开第一步，对浩然和李学鳌是不敢忘怀的。此外还有草明老师，她因《原动力》《火车头》和《乘风破浪》，被誉为“新中国工业题材”的开拓者。我也是由写工人开始创作的，听说有一个请教的机会，就很认真地誊抄了小说的稿子，请她指教。没想到入职北京文联，竟和草明老师在一个党支部！令我感动的是，几天前，有位青年文学研究者来访，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查到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铁扁担上任》的誊写稿。捐赠人叫吴纳嘉。立刻想起，所说的就是一九七三年我登门求教时，特别认真地誊抄的那篇。从那时到二〇〇二年草明老师逝世，已近三十年，难得的是，老师居然把这稚嫩的文稿保留到辞世，而后才由她的女儿吴纳嘉捐赠到了现代文学馆。彼时北京作协的驻会作家们，说是“四世同堂”也不为过。时已年逾七旬的“鲁门弟子”萧军，应是最年长的。萧军屡遭磨难，那时终于被认可为“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最终到北京作协驻会。萧军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同属东北作家群的端木蕻良、骆宾基。年龄介于端木和骆宾基之间的，是雷加。我在大学时，曾循着现代文学史的踪迹，一一读过他们及其他被纳入“东北作家群”作家的作品。鲁迅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言里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精准地概括出那一时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们的望乡泣血之思及其苍凉粗粝的艺术风貌。我熟悉萧军们的早期作品，当然也知道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之间的恩怨故事，甚至还曾试图甄别各种八卦。后来看到许鞍华导演拍成的《黄金时代》，在人物塑造上，我以为有些拘谨，或在潜意识深处，仍有不便臧否的因由？但这影片毕竟讲出了一群颠沛流离的年轻人，他们青春与爱情的黄金时代，如何与离乱的中国搅作一团，使人叹惋人生之惨烈，青春之悲壮。入职北京文联，给我的第一个意外就是，和萧红密切相关的三个男人都聚齐于此。萧军并不如他所自嘲，是“出土文物”，反倒使我一下想到他发表处女作时的笔名：酡颜三郎。人固老矣，寸头，白发，脸膛红润，和扣在白发之上的暗红色毛线帽一起，昭示“虫沙劫历身犹健，烽火频经胆未寒”。人说十五年前，也就是“文革”初起时，萧军还撸胳膊挽袖，为骆宾基跟居委会叫板。萧军是习过武的，遭难时曾经教习武术为生。据说那时萧军往街口一戳，威风八面，拼命三郎的架势端得有模有样儿，真就把人吓了回去。自此骆宾基才活得安生了。后来我见到萧军的女儿萧耘，忍不住求证此事。萧耘说，可不是！老爷子老那么豪横，挨了斗也没断了出门溜达。您猜我妈每次都叮嘱他什么？——“早去早回，别找人打架去啊！”……相比之下，比萧军小十岁的骆宾基似乎柔弱许多。初见几次后，就很久没能见到他来开会，再见时已因中风而蹒跚。一次会议相邻而坐，很偶然看到他打开的笔记本，满页的字没几个，个个如核桃大，他说是他记下的钟鼎铭文。当时李陀正向我力荐老人家写于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间的一篇报告文学，感慨说，看他把春天写得何等富于激情！可惜他不写啦，迷上上古金文啦。我也不禁连说可惜。几年后，看到骆宾老有四五十万字的《金文新考》出版，据说他为此书殚精竭虑凡三十年之久。那一次，看着蹒跚离会的骆宾老的身影，李陀忽然问我：你读过《乡亲——康天刚》吗？当时只觉得他话里有不胜今昔之慨，多年之后，忽想，李陀所说，或是感叹这身影里，透着康天刚式的倔强？三
李陀在许多人眼里，是激进而好辩的，初识者或会以为他桀骜不驯，睥睨众生。我也没少被他“睥睨”，说这篇写得太笨，那篇写得太浅。有时他甚至连粗话都带出来了。当然他对成功的作品——不管是老人还是新人——也不吝夸赞。那种欣喜是由衷的，比如他跟我夸过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老辣！那是他二十一岁时的文笔啊。”给我背阮章竞的《漳河水》——“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漳水染成桃花片”；背张志民的《死不着》——“豆渣麻饼常断顿儿，嚼一口盐花儿喝一口水儿”。他说，他们的贡献是用诗歌证明，向民歌民谣索取，诗歌才有活力。故此，大家乐见李陀滔滔不绝，即便被他骂到头上，也明白他是每时每刻为文场诸公着急上火。何况李陀还会给你开书单，让你自己去读、去想、去试。如同古人所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岂不乐哉？坦率地说，就文学观念而言，几代作家，或说不同时代不同阅历的作家们，持论未必一致，有些甚至分歧巨大。比如浩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几乎是中国唯一的作家，故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而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他似乎跌入人生和创作的谷底。被“文革”噤声多年的老同志有些怨气，以“新时期文学”的实绩“走红”的中青年一代，包括我以及受过他关照的北京业余作家们，也都渐渐觉得，在对文学的理解上和浩然有了“代沟”。不过大家相处，还是平等的、良善的。很多人都知道，浩然尽管在那一时期如日中天，但他却不为“四人帮”抛出的官位所诱，没整人没害人。七十年代初，他说自己谢绝了“当官”，连访问日本的安排都谢绝了，只想写，快快写。我为此写过回忆，也接受过访谈。浩然对我以及其他业余作者，格外热情而恳切。他说，我也是业余作者出身，我知道你们的心思！置身于政治旋涡的文化界，总是应该一次比一次进步的。在我的记忆中，浩然在党支部生活会上，曾就“文革”后期所历做过一次“思想汇报”。他说自己“不是小爬虫，也不是小爪牙，当然也缺乏警觉，只是因为更珍惜手中这支笔，不愿意脱离农村，脱离农民，才对一切诱惑退避三舍”。他声明，对时代的变化，他会慢慢地去体会、去调整，但“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信念一如既往。散会以后他就到农村去了。数年以后，他的《苍生》出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也都知道自己会有局限性。大家都理解这种局限，也相信别人在寻找着、完善着。所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包括了“文人相亲”的良善，也包括了对心路历程和艺术风格的宽厚。即使是同一“科”的作家，比如当年风头正劲的“四只小天鹅”——我已经忘记这是哪位对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和刘绍棠的戏谑了——王蒙汪洋恣肆地放飞“风筝飘带”，邓友梅有滋有味儿地讲述旧京故事，从维熙营造他的“大墙文学”，刘绍棠则沉浸于大运河的桨声灯影……他们文学主张和风格上的似与不似，也几乎人所共知。再加上以《班主任》开拓了新时期文学的刘心武，持寂寞之道、醉心于“怪味小说”的林斤澜，还有对“个人化”和“社会性”命题有不同关注的张洁和谌容……八十年代北京的驻会作家们，“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而小说之外，还有理由、陈祖芬以报告文学鼎立一方，杲向真、葛翠琳、刘厚明在儿童文学独辟天地……也有几位交流不多的作家，甚至我对他们的作品所读有限，但想起他们，我无不充满敬意。如管桦、古立高、李克、钱小惠、李方立，几位都年长我二三十岁，也就是说，我还没出生，他们就参加革命并有代表作问世了。管桦的《小英雄雨来》，是我读小学时就出现在课本上的篇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古立高以长篇小说《群峰屹立》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赢得读者。李克，则是人们熟悉的《地道战》的作者之一。钱小惠的父亲，就是戏剧家、藏书家、太阳社创办者之一阿英（钱杏邨），现代文学史上颇负盛名。小惠的长兄钱毅是作家，也是烈士，战地采访时被俘，“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黄克诚语），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钱小惠的身上，丝毫没有某些“红二代”的优越与“文二代”的自负。那不是刻意的低调，而是本色的素朴。他去世后，子女整理《钱小惠作品集》出版并寄赠给我，我才知道他不仅是作家，而且还是版画家，有木刻、速写、漫画存世。李方立，则另有一番传奇。刘心武告诉我，他就是一九四〇年带着十六岁的贺敬之和另外两个同学，从四川梓潼投奔延安鲁艺的“方立大哥”呀……身边诸位似乎都裹挟着某一时代的风雨，而最不动声色的几位，故事一点不少。比如杨沫，她投身时代洪流的写照，其实已经在《青春之歌》里面了。一九九五年她逝世前，曾嘱托我把这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她说，希望改编后的电视剧，尽可能葆有她当年的激情，也尽可能加入她经霜历雨之后的人生思考。我和李功达，合作中念兹在兹，特别注意对余永泽的形象进行再创造。我以为，杨沫大姐有知，或也会认可的吧。杨沫作品写得好，为人也慈善。有一次，任职于鲁迅博物馆的作家韩蔼丽就嘻嘻笑着告诉我：你们那杨沫老太太，真是一个好老太太！韩蔼丽说那天到北京文联办事，碰上了杨沫，走时又被老太太截住，非让去她办公室一趟。“你猜她干吗？她非塞给我一包袜子，说小韩呀，天凉了，你得穿袜子呀。”——“天哪，”韩蔼丽说自己当时都笑歪了，“我老老实实对老太太说，我从来不穿袜子的，冬天也不穿，您不会以为我买不起袜子吧？”有位曾经和我一起挖过煤的朋友，稍晚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初入宣传部，在某个场合遇见我，说，实在闹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派人到文化口各单位去听会，小青年们都抢着去你们那儿？你们怎么那么招人？我说这有啥新鲜，我们这儿净是有故事的人啊，何况人人都是讲故事出身。到这儿开会，就是听故事来啦。赵大年调入北京作协驻会，比我早一年多。那时他是北京农机局的干部，因电影剧本《车水马龙》而成名。大年那时应已年过半百，秃顶油亮，只有一圈银发烘托，我戏说是“彩云追月”。他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言语擅夸饰而又透着自嘲。我总是想，这是不是由贵而衰的“子弟”们习成的修辞方式？大年的举止透着令我艳羡的“范儿”，以至于我曾问过他鼻梁上的眼镜架是否真真儿的金丝？大年撇了撇嘴说，甭管是不是金丝，九百块钱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九百块钱算是天价，24K金每克也不过一百元。您这哪儿淘换的“金贵玩意儿”？闹得我心惊肉跳！大年便说这眼镜的故事，原是到深圳参观，欲领风气之先，不想被不良商家坑了。大年始终不说“坑”字，面子绝对不能服软儿。我说既让人宰了就甭嘴硬啦，大年还不认，只说开了眼了。“怕啥，不就九百块吗？把这事写篇文章，立马赚回来！”我只好学阿Q口气，说赵太爷真是豪横啊，咱家阔，咱怕谁？我比大年小十八岁，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抬杠，打击他“八旗子弟”的优越，当然也逗他把有趣的故事讲下去。他却不恼，呵呵笑着，越发“倚老卖老”。他甚至自豪于腿上的肌肉。那天由我的腰椎受伤肌肉萎缩说起，恰他身着短裤，伸直了大腿给我秀。自诩重庆参军后到湘西剿匪，登山越岭，便落下这丰腿肥臀。“别不当回事儿！有个日本作家来家做客，非跟我较劲，让他掐来掐去愣没掐住这股四头肌，输了我一根日本名牌儿钓鱼竿儿呢。”有一次话题扯到戏剧。邓友梅说自己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源于在新四军文工团被分配担纲“提词”——“那时演的大多是‘活报剧’，下午剧本编出来，晚上就演出了。哪有什么排练呀，连台词都背不下来！文工团的领导看我小，演不了恶霸，更演不了英雄，好歹认得俩字，说，小邓，站到大幕后边去，提词儿！……这活儿干着干着我就想，原来剧本儿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呀，不就是甲说乙说吗，得，我也来一个！就这么着，我也写了一个活报剧的剧本，没想到还在部队的小报儿上印出来了。有一天，我们班长拿来一袋花生米，说小邓，这是你的稿费！我一想，呵，真不赖，写剧本还能赚稿费，有花生米吃，就这么做上文艺战士啦……”闻之大年接话，说，你得好好反省你做文艺的动机！革命有早晚，起点可不一样！我演戏，可是“反封建”起家，怎么着也是重庆南开中学男女同台第一人呢！——为找机会抄他“拐子”，我逗他：您比曹禺还“前卫”呢，还有一个黄宗江！曹禺、黄宗江在天津南开演戏的时代，还不允许男女同台，因此他们都是男饰女角。而大年演话剧时，世风已渐渐开禁，据他说，“那也得到学校的训导处立下‘军令状’，谨记‘男女之大防’呢”。有一次学习的话题似乎是说到抗美援朝。大年直指我说，像陈建功这样的，我当志愿军出国时，你才生下来！我说，可不，多亏您保家卫国，我今儿这好日子，有您的牺牲奉献！大年更来劲儿了：“烈士罗盛教知道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牺牲的时候我在现场，我是团小组长。”我问，团小组长干啥去了？他说，递板子扔绳子呀，救那个冰窟窿里的小孩儿！最后四处找人，才发现罗盛教没了。我便问：你真刀真枪冲锋陷阵了没有？大年呵呵两下，说，我是翻译，我的任务是教战士们说英文。我说，咳！你那英文，也就是“缴枪不杀”呗，不服你说点儿新词儿我听听！大年大笑，说几十年了，我一句也不会说了。旁边看不过去的邓友梅说：“大年你别让这小子给唬住，我教你一招儿，喝点儿酒，你就全想起来了！我告诉你，我在日本当劳工那几年，日本话已经说得溜溜儿的了。一九四五年回来，四十年，全忘了。前几天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团，开始一句也说不上来。可等到几杯酒下肚，我叽里咕噜一通说，那些日本作家，还有陈喜儒，都听傻了！”所说的陈喜儒，那时是中国作协外联部的日语翻译，我听他说过这事。“几杯清酒下肚，老邓如有神助！日语说得叽里呱啦。那些日本作家听得目瞪口呆，我问日本客人都听懂了吗，他们连说，听懂了听懂了！我说，怎么我反倒听不大懂？日本客人们哈哈大笑。有位作家委婉地说，邓先生说的，是比较粗俗的底层用语，真得在日本的底层混过，才说得出来呢。”我当即证明邓友梅所言不虚，至于赵大年能不能说得比“缴枪不杀”多一点儿，得赶紧喝一回酒才知道。斗嘴归斗嘴，交情是深的。回想起来，甚至还一起在文学界“兴风作浪”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场兴起了“换笔”风。其实先行者是四川的马识途和湖北的徐迟，人家已经悄悄开始电脑写作了。北京人似乎更心忧天下，自己换了笔，还要张罗着更多的作家换笔。一九九二年，经某文化公司筹划，北京作协居然在长城饭店开起一个“换笔大会”。参与的有张洁、谌容、李国文、王蒙、史铁生、叶楠、邵燕祥、邓友梅、阎纲……更有一位痴迷于“奇技淫巧”的作家吴越，通俗小说纪实文学叙事长诗民俗调查等无所不作，甚至连世界语都很热衷，普及电脑写作岂可或缺？便见他在作家间奔走。当时的电脑也就286型，每台竟至七八千元，是笔不菲的开销。作家们“换笔”，大年同样“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甚至把杨沫拉来了。杨沫称自己年岁已高，无力新潮，但动员作家们早换快换，跟上时代。赵大年说自己虽年届甲子，猛志犹在，一通勇立潮头霸气十足地忽悠。我记得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一个唱白脸儿一个唱红脸儿，有点儿闹上史册的豪迈呢。那时人还傻，不知道跟电脑公司索取“代言费”，也不知道让商家给打个折扣。别看会上豪言煌煌，俨然电脑写作的行家，其实大年于电脑，也是初学乍练，用后来的说法，菜鸟一枚而已。我比他略强，于是惨的便是我了——两家楼上楼下住着，大年又是半夜三更才开始写作，午夜惊铃便时时响起。有时问：“我这回车键怎么就没反应呢？”有时说：“你还是下来一趟吧，我这页面儿怎么也对不齐哦！”……夜深人静，守电梯的女工已下班，只能摸黑走楼道，幸好只有一层。那时大年乖得很，也不摆“老革命”资格了。每次进门，都是客客气气地把我往电脑桌前让：“您来！您来！”终于，抬杠抬到了九十年代，《皇城根》就把我和大年捏到了一块儿。时任北京电视剧中心主任的李牧，对大众文化的趋势足够敏锐。他先是组织了《渴望》的创作，未待杀青，已经开始组织《编辑部的故事》和《皇城根》了。“《渴望》算是正剧，《编辑部的故事》是个喜剧，《皇城根》算是悬疑剧……”我当时就惊叹李牧的谋划何以如此精心，后来才知道是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思路。以后他和他的团队，又选中了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更是借鉴海外文化、拓展文化产业的典范。“观众都关心出国打拼的呢，得先让王启明惨惨惨，满足他们的嫉妒心。等到观众也觉得惨不忍睹了，就得让王启明火火火，满足他们的同情心！”我已忘记这话出自何人，但这话经常被我引述，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与市场互动的例证。大年擅编故事，我则注重塑造人物。为这我们没少吵来吵去，甚至面红耳赤。好在都是豁达之人，心思全在剧本上，并不计较。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各写十五集，凑到一块儿，大年问我：“咱找端木题写片名怎样？”那时端木蕻良已年近八十。固然熟人，又都住在一个家属楼里，找他，还是不情之请。我知道赵大年早在会上说过，一九五〇年在重庆参军，唱的就是端木蕻良作词的《嘉陵江上》，为此被解放军文工团挑上。因此可说，端木蕻良是他与文艺结缘的“红娘”。我笑着说，你这马屁拍得倒蛮到位的，不过老端木那歌，的确雄浑大气啊——这支歌，现在想来依然荡气回肠。其实初学写作时，我也反复揣摩过这歌词。当然，端木老很快就题写了《皇城根》的篇名。我们把它用在电视连续剧片头和同名长篇小说的封面。几年以后，端木去世了。那时我没在北京，事过之后在楼道里遇见端木的夫人钟耀群。钟大姐说，端木走得安详而从容，他远行前甚至和家人、几代人，一一拥抱。我问钟大姐，当年端木剪下的萧红的那缕头发在哪里？——我想起了普希金纪念馆里展陈着的普希金的那一绺——大姐说，已经捐给萧红家乡了，葬在萧红的衣冠冢里。呜呼！上面提及的师长，不少竟已先后离去。还有一位活泼开朗的好朋友，也在疫情期间远行。不知是否是家人或她本人的意愿，至今没有对外宣布，在此我只能默默地为她祈祷。也好，就像她永远在我们中间一样。所幸还有几位师友，硬硬朗朗的。有人还通过电子腕表，天天发来计步的结果，闹得我若不努力奔着每天一万步，都有些羞愧。我不敢说每位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北京驻会作家都会怀念那些日子。我却是怀念的。（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10期）
[责任编辑 梁 豪]
编校：梁 豪
制作：郑书君 樊金旭
审校：徐则臣
核发：施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