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每位导演仅有3个问题的机会，在3个问题的尺度之下，生长着无尽的好奇。论内容的深度或对话的情绪，定不能说是最饱满，相较而言，更为可贵的大抵是一种「对话的精神」，于对话有欲望，于人有好奇，正如以纪录片为介的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采访 ｜挑一麻袋
撰文 ｜挑一麻袋
本内容原为無用影像艺术周准备，活动取消后，再三思量，不愿让已发生的对话无声囤积，便，还是发出来好了。
我们 共 对话了5位纪录片导演，李一凡、王久良、顾桃、周浩、魏丹 。 以导演身份游 于 纪录片的尺度中，它们各自有其「为人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在尺度与尺度之间，我们试图试探对话的宽度。
曾读过一本访谈录，名为《导演的起点》，对话了100位导演关于他们第一部影片的故事，从「起点」出发，借用编者自序里的话是：「一百个战战兢兢的开始」，所指除了影片的开始，也像是这对话的开始，300多页，100位导演，分给每位导演的尺度不过3页纸那么多，论内容的深度或对话的情绪，定不能说是最饱满，相较而言，更为可贵的大抵是一种「对话的精神」 ，于对话有欲望，于人有好奇。
本文也是一场限定对话，甚至不及3页纸的长度，我们同每位导演仅有3个问题的机会，在3个问题的尺度之下，生长着无尽的好奇。正如纪录片的制作将导演的人生体验与真实世界的颗粒网罗进几小时的进度条里，在这里，无尽的好奇将打包进3个对话里。最重要的是，开始吧，将对话作为方法或者将纪录片作为方法，总之，打开最重要。
顾桃
满族，生于呼伦贝尔，18岁走出森林，开始绘画，纪录片和自由生活方式的实践，从2005年开始纪录片创作，以“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况,精神状态”为主题，拍摄了《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神·翳》、《乌鲁布铁》、《雨果的假期》、《犴达罕》等北方民族题材的纪录片。2013年出版拍摄日记《忧伤的驯鹿国》。2020年开始大蓬车游牧拍摄：萨满地图，导演地图。 P8星球：您在纪录片、绘画、摄影的实践中，方向多聚焦往：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深居自然的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与大民族之间的关系，而您自身也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与自然为邻，某种程度上您有和拍摄主体们相近的自然体验、生命体验，您个人的初始体验如何作用于您的创作视角与创作方式上呢？ 顾桃： 其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 美术、摄影、电影、音乐、文学，离不开围绕着几个东西在做表达：关于生命，人性和爱，那也就存在着个人的一种视角。生长的地域、接受的所谓的教育方式、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感受，这些因素制约着每个人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学习」在教育体系内往往学的是一种方法，所谓知识也可以理解为技术，而方法和技术怎么能用以表达潜藏于身体里的感觉呢？人性、生命和爱是无法用「制造」的。 可能是因为我18岁之前都是在北方自然的生态中成长的缘故，相对城市的教育，我们那更野生一些，自然一些，没获取那么多知识与信息，也就强化了自己的本能和直觉。所以我到现在都认为每个人自己本来的能力很重要，只是很多人在忽略。 P8星球：纪录片这一表达载体在您看来具有怎样的特点与生命力，纪录片的张力在被收紧吗？ 顾桃： 纪录片现在也是要分媒体纪录片、专题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在我最初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我也很模糊，我要做什么样的片子？也不知道。也不确定自己做这样的片子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只是觉得得以自己的方式去记录。到后来影评人开始说：这个片子啊叫独立纪录片、你是独立导演啊，我才感觉到，独立导演呢，其实是更少受一些限制的，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观察、记录啊，以自我能力、情绪甚至冲动来表达。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有了个体视角，就有了个体生命感的存在，时间无法复制，记忆只能回溯，那纪录片的生命力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定格在你记录的那个当下，也更有可能于我们在或不在的未来时间里，显现价值。 P8星球：您的作品常无比宏大，这一宏大指的不仅是被摄主体于整个文明世界中的意义之宏大，更是时间跨度之宏大，「鄂温克三部曲」便断断续续耗时十年，您的人生道路与选择、您的个人成长与思考与您融入时间与生命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互相浸透吗？ 顾桃： 宏大谈不上的，时间确实是放在那里了，但其实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选择了你要做的事情，那一定是有你自己的理由的，兴趣决定能力，你拥有了什么样的兴趣，自然的能力就在那儿了，所以我最初做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持续的能力，更多是跟感觉前行。
第二部《雨果的假期》，是雨果在一个假期回到他妈妈身边，感受到了母爱在森林，在牧区，农区，在城市和乡村一样，都是最伟大的，也是受了她母亲的这种感染，才拍了《雨果的假期》，直到第三部《犴达罕》，这些都是渗透而成的对我自己的一个影响。确实是还没有感觉到人生应该怎样有自己的时间去完成其他的事，自己的生活也就这么过掉十余年了。 我很不擅思考，只是在生活里多出了一点敏感，我一直认为生活是最好的剧情，无需导，也无需演。
李一凡
导演、策展人。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现工作生活于重庆。其纪录片作品《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大奖，并获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瑞士Vision sud est电影基金奖。
P8星球：在纪录片导演与艺术家、大学老师的身份切换之间，是否有一个贯通其中的「实践的核心目标」？您近些年的关注重心落在哪些具体问题上呢？ 李一凡: 我做艺术也好，教书也好，做纪录片也好，始终围绕着一样的事情：跟当下的社会有关、跟当代艺术的视角有关，说不定我哪天也会开始写东西、做戏剧、做些别的，都可能，对我来说媒介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别。 我其实一直在关注城乡关系的变化，关注受损的人、边缘的人的状况。可能和我待的地方有关，在西南地区，出去打工的人特别多，在东部沿海，大量打工者都来自于西南地区。 P8星球：「肉身体验」式地扎进真实世界，有感到失落的时候吗？ 李一凡: 情感是肯定会有的，你选择了什么议题，便也代表了一种情感方向。但作为一个创作者、传播者的时候，在某个层面上是专业人士，选择了问题之后，怎样让问题被呈现，这是一个专业人士更迫切要做的。这其中有很复杂而具体的工作，情感问题是最基础的问题，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肉身体验」这个词是大概2012年和朋友争论而得的一个词，我们谈今天的艺术应该怎么做，很多人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知识系统，从知识系统里面进行生产。我认为肉身体验会比知识系统还要重要，当然知识很重要，但知识和体验产生矛盾的时候怎么办？我认为要相信肉身，要通过肉身获取实践。而且今天有那么多知识、认知，从西方来的，很多很多，我们学习了它也不能生产我们自己的美学，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能够孕育出它自身的美学，在我们的身体和社会不断的碰撞之间，产生新的美学方式，新的美学方式带来新的叙事，新的认知，新的判断，审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近些年社交媒体的普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很多人误会二手经验好像就是现实，或者觉得不真实反而是新的现实，我觉得这个里边有别的问题存在，比如信息的阶层割裂、被算法规训的危险，屏幕前的主体很难通过二手经验获取这个世界的真实信息，但获取真实生活是如此的重要。 P8星球：《杀马特我爱你》这部纪录片引起了不小的 讨论与回响，在做放映以及和观众群接触的过程中，您感觉它主要激起了哪些人的共鸣？杀马特群体（或者说现象）又是怎样吸引您开始深入的？ 李一凡: 我觉得最多的是来自城市的白领，以及大学生、研究生、博士这些，包括海外留学人士，这部分人给我的反馈最多。我想原因有两种，一是他们很惊讶这个情况的发生，惊讶于他们的行动背后是有完整的人生逻辑的，不仅仅是生活的碎片，二是那些从三四线城市去到一二线城市生活工作的人，被内卷与经济压力所迫，逐渐丧失个性，认为自己和在流水线上做生产的他们（杀马特）差不多，但却连像杀马特一样做个头发、改变一下身体，连发泄一下的勇气都没有过，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感慨。我觉得这两种情况是最多的。 其实最开始我也不知道杀马特是个什么群体的，最开始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我想从审美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关于审美的主观态度，对于主流的、被规训的审美的抵抗，这都是特别珍贵的，我首先是从这个角度去谈。到了2016年之后，见到罗福兴以后，才知道他们是进城务工的人群。我们的主流叙事对「农民工来到城市对于劳动、对于生活的状态」描述很漠视，我希望有新的叙事来描述这个事情本来的样子，以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在今天是很重要的。
王久良
1976年出生于山东安丘。200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2008年开始北京周边垃圾污染状况的影像调查，至2011年完成《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和同名纪录片。王久良导演的《塑料王国》获得IDFA新人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并入围2017年圣丹斯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 P8星球：作为摄影师与纪录片导演， 您 在静态的定格与持续动态记录的不同创作方法中， 怎样寻找自己的创作语言与方式？ 王久良： 无论是静态图片还是动态视频，我对这两种影像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取决于我所面对的拍摄题材以及拍摄内容。我对这两种影像语言并没有迷恋于偏好，因为在对任何事物的描述上每一种语言自有它的优势和局限，并非无所不能。 王久良： 在对某种话题或议题的创作切入上，我会优先考虑其核心的主题指向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在普遍意义上具有被表述和传达的价值。是的，对议题价值的评估往往会成为我的创作的开始。P8星球：对于城市生活的体验与观察，您有相异于大多数人的视角，这一点从您的作品中可以感受，您怎样描述和思考人与城市、人与整个自然生态的关系？ 王久良： 关于人与城市的关系，我最在意的是是否友好，人对城市是否友好，以及城市对人是否友好。而这种友好的感觉，必须是建立在人与城市的某种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比如，在很多的城市，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讲，整个城市的系统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非常的强势，人被裹挟在这个系统里面并受制于这个系统，整体感觉其实并不舒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城市对人并不友好；可是，这令人不适的系统却又是人为的制造，所以我们又可以说人对城市其实有时也不友好。
关于人与自然生态，我首先得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然生态主义者，我向来认为自然生态自有它运行的规律，我也从不提倡人对自然生态的过度干预与影响。我们人类本来也是这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首先这是一种单向的依附关系，而不是相反。我们谈对自然生态的保护，那我首先认为不干预就是最好的保护，其次需要规范和约束的，恰恰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思想与行为。
周浩
做过十年记者，现职业纪录片导演。2001年开始制作纪录片，其作品百余次在世界各地电影节入选、获奖。2014年，《棉花》获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2015年，《大同》获第三十一届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蝉联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2020年，成为奥斯卡学院会员。
P8星球：记者这一职业的从业经历给您后来以纪录片为载体的创作提供了什么方法或经验吗？ 周浩： 我一直认为纪录片就是一种媒体，一种传播方式，作为媒介，传递信息，它与媒体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我原来从业媒体的时候便不太喜欢媒体的时效性，十分追求实效，也算是我离开媒体的原因之一，而做纪录片可以更安静的观察社会。 P8星球：您关注的话题与记录的视角，《高三》、《差馆》、《棉花》… 传递着一股浓烈的关怀之心，体谅真与善也犀利地窥察恶，您关怀外界、观察世界的源动力来自哪里？ 周浩： 其实谈不上什么源动力的。我会对人有兴趣，关心人怎么活着、怎么来到世界，和世界发生了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有兴趣的。P8星球：网上看到一位曾与您电话连线过的采访者写道，您提出了一个关于摄影机和被摄对象距离的问题，「太远了不能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太深入了又会迷失自己」，关于这个度的标准，您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会让自己和对方尴尬。多年过去了，您现今想怎样描述关于「摄影机和被摄对象距离的问题」？ 周浩： 我不会用揭露、揭示的心态去做片子，这样有种上帝视角的感觉，但，谁都不是上帝吧。我会用片子去感受，感受到什么，便呈现什么。另外纪录片不属于我导演个人，它是一次与采访对象的合作，对于被拍摄对象愿意接受我的拍摄这一点我非常心存感谢，他们愿意向我展现生活的一个方向，因此才能够成就我的片子，而后我做的，是用一个影像的方式把我和他们交往的过程呈现出来。每一个片子，每一段关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从来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保持坦诚是不变的解答。
魏丹
青年导演。剧情处女作《母腹之外》获NEW ERA青年电影季评委会特别提及，入选2019加拿大木兰国际电影节“源泉”单元，及第14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新锐荣誉推选”长片单元。《方舟》是他的首部纪录长片。 P8星球：您的作品《方舟》选择以家庭为主体做切入与呈现，在新冠疫情这一全球事件的发生背景下，您的目光落到自己的周遭，深入因姥姥病重而发酵起来的大家庭情绪，是怎样的驱动力使您在创作时有舍离大话题、切进小人物的个体生命故事的决心?这和您的个人经历或审美趋向有关吗? 魏丹： 没想那么复杂，也没有刻意构思过，这种驱动力更多是源自对姥姥的爱吧。姥姥一直在生病，2020年初我就回去看她，那时候她已经快不行了。我从小是姥姥带大的，非常非常爱她，所以那段时间我很痛苦又无奈。直觉告诉我这一次她可能挺不过去了，所以一直犹豫，要不要用影像记录下来姥姥最后的时光。最终决定用手机记录一些影像，以后可以怀念姥姥。 P8星球：纪录片拍摄时，有很重要的一则是说，与被摄主体的距离要足够近以便足够理解，您的创作多来源自自己的家庭与周遭，在与被摄主体的距离方面可以说是绝对的近距离，甚至融入了漫⻓的情感体验，这对您与您的创作而言有何种正负影响吗? 魏丹： 首先，决定拍之前我和家人已经说过了，之后就是每天一边帮忙照顾姥姥，一边拍一些镜头，也没有人在意我。其实最初我在拍摄姥姥时，内心隐隐地存在着某种良心上的不安，但我更希望从信仰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将面对肉身生命的衰败与消亡，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是因着基督为选民的罪而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我可以确信姥姥必能在永恒的荣耀中得见上帝，因她生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最初那些负面的影响在我看来早已不是什么困扰。P8星球：在拍摄《方舟》的过程中，因深入以家庭关系为纽带的个体故事，也许一定程度上冲淡了 对当时新冠疫情大环境的感受，现在以一个更全局的视角回望《方舟》与那段时间，在社会 大环境的集体叙事、个体小环境的私人叙事之间，您有何感受，是否之间的羁绊比您经历时 感受到的要深? 魏丹： 2020年初曝出了新冠疫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越来越严重，姥姥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而当医院已经放弃姥姥的时候，一家人仍然在坚持着，寻找一切医治老人的办法；疫情很快蔓延到全世界，成为整个人类的灾难，我很遗憾很痛心。这种关联性，让我想到了诺亚方舟，一家人紧紧围在姥姥身边，而外面的世界是瘟疫，蝗灾等宛如世界末日的景象。所以我顺其自然的将这个特殊的背景加入到了影片中。方舟是避难所的象征，呈现人类生命的虚无与渺小，也彰显上帝的慈爱和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