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曹雨生于岭南，求学西方，现任教于中山大学。近年来他以饮食研究为志业，他说食物中其实蕴含着许多有意思的问题，也有许多深入挖掘的问题，比如东北的烧烤为什么那么好吃，比如同样是大酱，为什么山东的大酱跟东北的大酱不一样，又或者为什么贵州菜会以酸代盐等等。他的新书《一嚼两千年》，是一部关于槟榔的通史。从之前的《中国食辣史》中的辣椒到现在的槟榔，他笔下的历史，结合了学术的严谨与历史的趣味性，也看到历史的许多偶然与微妙。曹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广东人，目前写作的两本书，却是一本讲辣椒，另一本讲槟榔。说起来这两种东西都离广东的日常生活很远，因为大部分广东人既不吃辣椒也不吃槟榔。而曹雨之所以会关注这样的题材，据他说这个契机源于他的母亲，由于母亲是湖南人，父亲是广东人，因而他从小就能敏锐的感受到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比如小时候他们家里做饭，会讨论到底要不要放辣椒，最终他们家里的饭菜基本还是辣的，和身边的广东家庭就不一样，有些日子陪母亲回到家乡长沙，又会见到一种在广东不常见的东西“槟榔”，长沙的亲戚待客时总能见到它的身影，于是耳濡目染之中为他日后写作这本关于槟榔的专著提供了支点。
在湖南，人们在茶余饭后，日常交际中打开一包槟榔，漆黑的一小颗放入口中，槟榔特有的辛辣与清凉顿时充塞满口，带来一种似醉非醉的感觉，我们孩时偷吃槟榔时却只觉得一阵阵的胸闷恶心，一颗平平无奇的湘潭槟榔背后是人类数千年历史的碰撞，按照作者的视野，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嚼着槟榔驾驶着独木舟从海上出发，把南岛文化和槟榔散播到世界各地，从印度文明的佛家供奉到古代汉人溯湘江、越五岭开垦岭南必备的洗瘴丹、又在南北朝年间作为名士高洁情怀的象征兴盛一时、随着南方王朝的覆灭又陷入一千多年的沉寂，最后辗转颠沛流落到了湖湘大地，而闽粤原本流行了千年的槟榔的风俗，却在战争、革命带给中国社会的剧烈震荡中消亡，然而槟榔文化却绝处逢生，沿着千百年的贸易水道北上潇湘，落地生根，最后形成了湖湘槟榔文化的孤岛。
槟榔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
据曹雨回忆，在他小时候，那时候槟榔产业还没有工业化，长沙的街头巷口都能看到许多买槟榔的小摊贩，对湖南人来说，吃槟榔是生活中天经地义的事，甚至都不能和烟酒一样算嗜好品，而是像每日清晨的湖南米粉一样，槟榔在湖南很多地方完全是生活必需品，在湖南，至少是在我自己成长的岁月，很多人即使不抽烟、不喝酒也多多少少会吃一点槟榔，和烟酒那种与成年男性捆绑的形象不同，在湖南甚至连小孩子也吃过槟榔，湘潭人的说法更夸张，说他们自己满周岁后就开始吃槟榔，从此人生除了吃饭睡觉，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槟榔。在湖南日常生活中更不乏女性以槟榔为好，一个还未出省游历的湖南人，会天真的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吃槟榔，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原来是中国大陆上（除了海南和台湾两个岛屿）唯一广泛食用槟榔的地区。按照曹雨的解释，甚至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大陆的嚼槟榔风俗仅限湘潭一地，而那种黑色的干槟榔块的记忆甚至是全世界唯一的。根据考古研究表明，世界上最早吃槟榔的人是大约五千年前，来自台湾岛的南岛语族，而曹雨认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槟榔在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四起三落，这是他对中国槟榔历史的一个基本判断，他认为槟榔在中国的第一次兴起源于东汉末年，由于从黄巾之乱开始北方战火连绵动荡不休，大批的北方人民开始了南迁，而槟榔由于其杀虫祛瘴的作用而开始广泛流行于南迁的汉人之中，而到了东晋末年槟榔开始被人们冠以诸多美好的文化意义，如“森秀无柯”、“调直亭亭”、“千百若一”等等，槟榔由于其美好的品格而开始受到南朝贵族追捧，流行于宋齐梁陈等南方王朝，而后隋朝南下，一统中华，槟榔消费的主要群体“南朝贵族”灭亡，槟榔此后几乎被中原人民所淡忘，直到满清贵族入主中原，沉寂了一千多年的槟榔才又开始出现于中原人民的视野。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近三十年槟榔在中国又有了重新崛起之势，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兴起。尽管古代的汉人先民很可能在秦朝以前就通过南方少数民族接触到了槟榔，然而实际上直到秦汉才明确记载了岭南土著居民有嚼食槟榔的习俗，而槟榔出现古代中国的文字记载，则是与北方汉人开拓岭南的历史息息相关。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屠睢率领50万大军攻打岭南，从此开启了汉民族开拓岭南的历史进程，虽然与槟榔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正是这场远征使得中原与岭南实现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在写作《一嚼两千年》时，曹雨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中原帝国对于岭南的第一次远征，由此可以从宏观视角审视槟榔的历史位置。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路博德和杨仆发兵，从湖南、江西两路顺江而下攻灭南越国，回师时带回了大批热带植物，其中就有槟榔的身影，随后槟榔正式出现在汉文记载中。第一个使用槟榔一词的是岭南名士杨孚，他在《异物志》中记载了槟榔的药用价值，称槟榔能“下气”，也就是降胃气，如呕吐、嗳气、呃逆皆是胃气上逆；又能下宿食；还能下“白虫”，白虫就是蛔虫之类的人体寄生虫；“消谷”就是帮助消化谷物。现代的医学认可槟榔的药用价值，现代药理学表明，槟榔对肝吸虫、血吸虫、蛲虫、蠕虫、蛔虫皆有麻痹或驱杀的作用。对古代中原人来说，南方的瘴疠之气是他们南下岭南路上重要的威胁，甚至就是最大的威胁。所谓瘴，是指在南方山林湿热环境产生的一种能致病的气体；所谓疠，是有传染性疾病之意。瘴疠合称即指由瘴气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以现代医学的理解，所谓瘴疠大部分是热带寄生虫病。直到近代人们才发现微生物是传播疾病的原因，而并非某种气体。然而在古人眼里，瘴气就如同横亘五岭的杀人妖魔，看不见，摸不着，但有时会突然袭击，杀人于无形，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今天越南北部一带），军队因为瘴疫病死了一半。一直到隋代，有千余人要从河北流放到岭南“亲戚相送，哭泣之声遍于州境。至岭南，遇瘴疠死者十八九”。一直到从秦汉到隋唐，中原人要去岭南，都如同赴死一样，往往要祭祖饯行，辞别亲友，做好永别的准备。从唐朝开始，中医明确建立了“槟榔除瘴”的理论。唐代侯宁极在《药谱》中将槟榔称作“洗瘴丹”，刘恂则在《岭表录异》中说“交州地温，不食此（槟榔）无以祛其瘴疠”。对缺乏知识生理学知识的古人来说，瘴疠如同某种不可战胜的超自然力量，在它的面前人类甚至没有反抗的机会，其恐惧绝望可想而知，是一颗小小的槟榔使人们获得了南行勇气，让人类至少拥有了对抗瘴疫的可能性。西晋时期，由于爆发永嘉之乱，晋朝南渡，王朝的统治中心迁移从长安洛阳迁到了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一带），相比于长江以北的中原王朝更容易接触流行岭南的槟榔，建康的贵族士人开始学习岭南人嚼食槟榔的习俗，槟榔遂在东晋及南朝贵族中风行一时，在当时的南北对峙中，虽然北方一直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然而在文化上却以南方为盛，北方不乏贵族士大夫们推崇清高脱俗的南朝名士，于是也学起了他们嚼食槟榔的习俗，由于岭南到北方路途遥远，槟榔是一种价格不菲的奢侈品，只有上层阶级才吃得起，在当时，北方士大夫嚼槟榔，意味着崇尚南朝奢靡精细的文化，然而槟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的流行终究是昙花一现，而后是上千年的空白和沉寂。也不知为什么，发源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清八旗子弟会喜欢嚼槟榔，有一种说法是在满清入关以前，八旗兵从俘虏的浙江、福建兵那里得到了槟榔，吃了之后身体发热，能抵御严寒，于是在八旗中便形成了嚼槟榔的风俗。不管槟榔从何而来，满清入关后，槟榔确实通过八旗子弟在北方有过复兴，甚至连皇帝也吃槟榔，其中又以乾隆之子嘉庆最上瘾，甚至还特别嘱咐广东海关官员，要他们按时上贡槟榔，不要耽误了，说明皇帝槟榔瘾太大，宫内槟榔都不够吃了，要催着官员多多上贡。
打开一张世界地图，标出具有嚼槟榔传统的地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以湘潭为中心，辐射整个湖南的嚼槟榔传统如同一个孤岛，周围的地区都不嚼槟榔，甚至连槟榔之风流行了几千年的岭南地区（泛指广东、福建、广西）现在也不嚼槟榔，这其实是一直到民国才发生的情况。嚼食槟榔之风在岭南的消亡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然而湘潭\湖南槟榔文化的出现却完全是各种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的偶然性，我们今天可能都不知道槟榔为何物。从前文所讲的中国古代槟榔史可以知道，大部分中国人接触到槟榔都是因为与岭南地区的交流和接触，是以岭南为中介认识了槟榔，在古代，槟榔的意象也和岭南绑定在了一起。湖南槟榔文化的兴起也和岭南有关。从古至今，中国的槟榔大部分都产自海南，虽然后来台湾也兴起了槟榔种植，但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内地百分之九十多的槟榔还是来自海南，湘潭也一样，湘潭的气候本身种不了槟榔，湘潭生产的干果槟榔原料也基本都是从海南运来，从海南到湖南，这个运输过程路途遥远，耗时漫长，而新鲜的槟榔不易保存，何况槟榔还要在湘潭加工后再销往湖南乃至全国，因为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湘潭槟榔是干槟榔，也就是剔除了果肉进行干制的槟榔果皮，海南槟榔运往长江流域的商路分为东线和西线两条，和一般的说法不同，最早的湘潭槟榔的并不是从海南出发经过广州到达湘潭，而是从海南启航，在广西南部登陆，然后通过内河航远运抵湘潭，由下图可见这是西线的商路，这条路线主要惠及湖南，而东线则主要惠及江西。从南宋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东部特别是江浙一带，由于走江西的东线离江浙更近，所以东线航运更加繁荣，江西也因此繁盛一时，广州进口的各种异域奇珍，内地出口到海外的茶叶，景德镇的瓷器都要经过这条路线。然而从鸦片战争开始，局面出现了剧变，由于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著名的《南京条约》，从广州一口通商变为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五口通商。广州-江西水道垄断贸易的局面被打破，货运规模锐减，紧接着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又给粤赣水道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江西是主战场，清军和太平军的在此反复进行残酷的拉锯战，东线的贸易全线停滞。而邻省湖南的航运则受到的影响较小，大批的贸易转向湖南，当时从广州运来的各种洋货都要先到湘潭，然后再发往全国各地，后来修建连接武汉和广州的的粤汉铁路时选择了经过受战火摧残较少经济更发达的湖南省，由于受战火蹂躏少再加上粤汉铁路的选择了经过湖南，湖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开始腾飞，这也是后来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集体崛起的重要原因，亦是“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这种情况出现的客观条件。槟榔在湘潭的兴起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也给湖南的内河贸易造成了剧烈冲击，西方列强深入长江，开展轮船航运业务，也打击了中国自己的内河航运传统。到十九世纪末，湘潭仍然保持繁荣，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综合性的贸易口岸，而成为了一个专门的药材集散地，到这个时候湘潭人已经开始广泛嚼食槟榔了，然而仅仅在几十年前，也就是1818年，湘潭才大量出现关于食用槟榔的记载，这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槟榔文化从无到有，一跃成为湘潭人的传统艺能？作者根据研究成果进行了大胆的推测，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槟榔在湘潭的兴起。第一“槟榔其实是被堵在了湘潭，湘潭人不得已开始吃槟榔。”第二个原因是“战后归来的湘军士兵”，所谓的“槟榔被堵在湘潭”是指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批城市开口通商，是指由于列强深入长江，北方和内地的所需要的槟榔可以直接由欧美的货轮运往汉口、上海、天津等地，而不再需要经过湘潭这个中转站。西方轮船运量大，运费低廉，一下子从湘潭转运的槟榔就失去了竞争力。从海南跋山涉水运来的槟榔可能比货轮运输的贵几倍，于是大量的槟榔积压在湘潭。药材商们需要把这些槟榔脱手，否则就血本无归，在此之前槟榔是一种昂贵奢侈品，经过大规模抛售，平民百姓也开始接触到了槟榔，经过这次跳楼价抛售，槟榔风俗在湘潭确立了起来，积压的槟榔买完了，湘潭人也吃上了瘾，而后大批的廉价槟榔开始利用现代航运，从海南，经南海过东海入上海，再转长江航运运抵长沙-湘潭。既然槟榔能吃的起了，大家愿不愿意吃又是个问题，槟榔消费在湘潭的合理化与曾国藩的湘军士兵重要关系，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的东南半壁，而征讨太平天国的主力——湘军，大部分来自湖南各地，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被大规模遣散，大量的湘军士兵大在战争中发了横财，他们经过长沙、湘潭回到自己家乡时，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一改传统的小农经济节俭朴素的作风，迫切想要在家乡父老展现财力、摆摆阔气，作者认为，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起到了模范作用，湘潭社会由此开始盛行奢靡享受之风，从而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节俭持家的小农思想，嚼食槟榔这种外来的风俗得以在湘潭确立起来。
到清朝末年，槟榔流行区主要广西、福建、广东、海南、台湾、云南的部分地区，一些南方大城市有商人嚼食槟榔，北方则主要是满清八期嚼槟榔，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槟榔文化受到了剧烈的冲击，最后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槟榔流行区仅仅剩下了台湾、海南和近百年才开始嚼槟榔的湖南湘潭。几乎同一时间，在湘潭槟榔兴起之时，嚼了几千年槟榔的岭南人民却在现代世界的门槛前丢掉了嚼槟榔的传统。作者认为其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总结起来就是三点，一、鸦片战争带来的贸易格局的改变。二、一般百姓的赤贫化。三、民国初年的移风易俗，对槟榔的污名化等等。“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内外交困，内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和王朝末路，外有殖民者入侵和洋货倾销，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其实在清朝嘉庆时期以后，中国就已经深陷“内卷化”危机，在科技实力和土地面积都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膨胀，导致人均收入极低。然而鸦片战争过后，受到鸦片倾销及其他洋货倾销的影响，赤贫的范围从原来的小农、佃农、城市苦力迅速扩展到手工业者、小商贩，随着洋商和洋行对中国内外贸易的垄断，以及大范围的战争破坏和大量的战争赔款，就连传统的中国商人也陷入了贫穷困境。这样一来，原本那些能够消费得起槟榔的社会中上阶层，也无法保持他们原有的消费习惯了。随着赤贫范围的迅速扩大，槟榔很快失去了它原有的消费人群，致使嚼食槟榔的习惯也几乎绝迹于中国的各大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的原因就是，无论是广东还是福建，人们嚼槟榔的传统主要集中于城市工商业阶层，而他们的地位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的赤贫化，从而摧毁闽粤嚼槟榔的传统，而对槟榔污名化也限制了槟榔的传播，如当时的人们认为：嚼食槟榔需要不时地吐槟榔渣，还要吐出红色的汁液，非常不卫生且不雅观，因此这种习惯受到了特别的诟病，到民国初年，嚼食槟榔的习俗就已经在广州、泉州、南京等大城市基本绝迹。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嚼槟榔之风存在于南方的农村，那么它也许不会消亡得这么彻底。然而槟榔在中国的流行，无论是魏晋名士之风还是满洲八旗子弟对槟榔的爱好，亦或者南方的大城市中商人嚼槟榔的风俗，大多都依托于社会有闲阶级，走的是上层路线，地域也主要集中于城市，这说明在中国古代，槟榔作为一种热带作物始终是昂贵的奢侈品，除了海南、台湾和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可以直接产鲜槟榔的热带地区外，唯一的异数就是湘潭，湘潭槟榔深深的嵌入当地的历史文化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今天除台湾、海南以外，中国其他地方嚼槟榔的文化以及嚼食的干果槟榔，皆由改革开放后的湘潭而来，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其本身先进的制作工艺和浓厚的的制作传统是一个重要因素，电视湘军同步的崛起对其巨大的推介作用也非常重要。大航海时代以前，槟榔与烟草相比，全球4.6亿人口，其中1亿人嚼槟榔，将近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嚼槟榔，而在西方殖民者大规模传播烟草以前，烟草仅仅在中美洲有，吸烟人口不超过100万，而今天全球吸烟人口达到了10亿人以上，而嚼槟榔的人口现在却只有8亿，很多传统上嚼槟榔的地区如中国岭南、泰国等地现代也不再嚼槟榔，作为与尼古丁、酒精、咖啡因并称的世界四大成瘾物之一，最近五百年来，槟榔相比起风行全球的咖啡、茶叶、烟草，确实活的窝囊。作者早在本书最后一章的开头就解释了这种状况，认为原因就在于欧洲人统治世界海洋的时代，槟榔没有被欧洲殖民者选中为大规模的贸易商品，槟榔从此失去了流行全球的机会，二十世纪末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类的对健康的重视与日俱增，槟榔已经不可能造成世界性的流行。《一嚼两千年》中关于槟榔为什么没能流行全球的论述堪称全书最精彩的章节，感兴趣的朋友非常推荐去看看这本书，其中娓娓道来的槟榔历史，槟榔在时代状况下产生的人类学价值，在此不好一一论述，还是要去看看原书。
槟榔今天在湖南的崛起是好事还是坏事？作者认为我们恐怕没有资格评论，因为湘潭槟榔的出现完全是中国历史的各种偶然因素碰撞的结果，借用恩格斯的话“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刚刚从湖南扩散出去的槟榔，未来也有可能因为监管的加强、因为健康卫生问题而退回到它的起点，退回海南、台湾和湘潭一隅，然而在这一切的讨论之前，不得不承认湘潭槟榔的历史确实是一个奇迹，并且是世界槟榔史乃至味觉史绝无仅有的奇迹，它承载的中国历史的各种动荡、兴衰、剧变和偶然性的结果值得我们铭记，如开头所说，人们的喜怒哀乐、人间的兴衰荣辱早已凝结在了槟榔那苦涩、清凉、辛辣的小小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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