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宽 | 生老病死是生命常态，除了坦然接受无常，我们还应做好哪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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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愿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杜拉斯

1

“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个阿姨？”

“你怎么知道下一个不会这样对待我？”

这倒是真的，毕竟我一年才来一两次。阿姨就住在我们楼上，楼下就是干休所的办公室，她至少还不至于图财害命。不然，一个风烛残年且手无缚鸡之力老人独自在家，实在无法预料。

关于阿姨的事情，我求助过干休所，但老爸不愿换，主要是他不希望任何人住在家里，一方面他愿意尽量自理，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空间和自由。

其实，在我出国以前，老爸和我商量要不要买下这个房子时，他考虑的是我的将来，我考虑的是老爸的安全。

在哈尔滨市中心的房子，买下产权有增值潜力，将来我卖了就是一笔钱。不过我担心自己离得远，最后在他身边的人若想图财，就有可能害了他的命。国内趁老人身边无子女，而逼迫老人立下财产转让文件或遗嘱的案例太多了。

其实在任何地方，名下没有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最安全、最自由的。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人的贪婪永无止境。

2

早期，老爸告诉我他有了个小时工，平时帮他拿个报纸，偶尔买买菜时，他还年轻。只因同情阿姨有个智障的大儿子，又下岗没了工作。

我觉得挺好，因为有个人每天上楼时顺便看看他，是个好事，而且老爸资助谁我都支持。老人早晚都需要人的，最后一分钟才去抓根稻草，通常他们情感上都不接受，早做准备优点多，也有机会多方面考察。

阿姨一直想和老爸攀亲戚，我只以为她是在说笑而已。一两年后，她想让我资助他小儿子来新读书，为达到这个目的她竟然让她比我小十岁的小儿子认我做干妈。我和老爸理解她需要钱，并未在意，我们都尽可能地赞助了她。

其实，那时我不懂理性地看待这些潜在的问题；也许老爸早就看在眼里，他心理已有所准备？现在已不得而知。

但是，老爸中风住院后，有一段时间行动不便，她便开始把老爸的东西慢慢往自己家里拿，大的如冰箱、洗衣机，小的家里一切日用品。

她以为老爸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完全给他当了家做了主。

为了鼓励老爸早日恢复，我每天两三个电话，敦促他必须起来活动，他慢慢就可以拄着拐棍去接电话了。

3

自此我便打开天窗和阿姨推心置腹地谈开了，道理很简单：好好照顾老爸爸，只要老爸一天有命，她就一天有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15年前的哈尔滨，我给她的工资是每月2000元，另外老爸的伙食费是每月2000元，她不需要住下，每天过来送三次饭，简单打扫，看看老爸。

然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是，人性到底得有多恶，才能急功近利到需要在饮食上克扣老爸的费用？他是非常讲究饮食的广东人，本来就不爱吃东北人的粗糙食物，后来吃得好像猫咪一样少了，还非得要给他吃剩饭嗖饭？

我脸上流的是泪，我心里滴的是血。

幸亏老爸没有房产，最后连工资都由干休所代管。其实老爸活着的日子是她唯一能赚到的现金，我幻想她能好好地爱护这个钱罐子。为此我还给她加了薪和老爸的伙食费，并承诺老爸每多活一年，我就会再额外给她加薪50%。

人性的善与恶是微妙的，我们总希望唤醒善的那个部分；然而善恶之间的鸿沟是本质性的，绝非金钱可弥补，这是无法妥协的，也不应妥协。善不能感化恶时，必将敦促法律的健全，善最终都需要法律强有力地保护，而国内已经双向缺失了。

未来的国内，安全养老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没有人能够避免。老龄化速度会超过二三十年前的日本和英国，然而我们的社会福利在这方面缺少保障，同时也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真正实现“老有所依”和“老有所养”是任重而道远的。你、我、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着手做好准备。

4

即使我竭尽全力做我能做的一切，仍没能减缓阿姨虐待老爸的速度，她一点都没缩小施恶的步伐。

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其实我没有，我甚至都不知道，也从不相信衰老的速度可以这样迅速。

我每次要回去前，我都不敢告诉他我具体到的时间，万一晚点或有交通状况，都怕他紧张。因为他老了，心里越来越搁不住事儿，怕他兴奋，也怕他紧张。

一般我只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有朋友可能会去看望他，确保他到时能给开门就行。几个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和我一起去哈尔滨，顺便看看他。他一开门，非常高兴。当朋友们都自我介绍时，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她们父母名字。

最后，他仔细地端详着我。“你看起来为什么这样眼熟呢？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你是谁家的孩子啊？”

全部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我故作镇静，希望给他一点提示：“谁能上来就拥抱您啊？”

“我也纳闷，你这个孩子非常热情，好像疯疯癫癫的，能是谁呢？”

“这是余子啊！”最后，还是朋友们解救了我。

我的心差点碎成渣，倒不是难过于他把我忘记了。笑话里不是总说“想啊想！想到想不起来了！”虽然我每周打电话，听他的声音还觉察不出差异，但人一年一年地衰老，都是一日千里，猝不及防的。

那个夏天，他决定让我把他的书全部都装箱。他开始担心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时，有些人会惦记他这些古书。他还让我把自己的几十本留在他那里的成长日记也都拿走，还有他的几本影集让我做个留念。

然而那时我却固执地认为，他还活着就处理他的东西，就好像是在诅咒他，不能下决心。幸亏我照他吩咐，把他的书都分了类，并装箱做了标注。

5

人生无常是常态，世事难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早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两年后，我腰间盘突出手术，有一段时间我完全不能走路，我不敢告诉他我的病情，但我也不敢说我暂时不能去看他。

现在反思，我当时不应该瞒着他。隐瞒病情，我们以为是保护病人或家属，其实反而使当事人没有安全感，最终失去信心、期待和活着的愿望。我们对未知的恐惧胜过一切，因此在国外，病人和家属都同样有知情权。任何时候的过度保护，都违反自然，最终都会适得其反。

问题出在我身上，我怕他会失望，我知道他一年一年地就盼着我能回去看看他。

每次我走的时候，他就问：“明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如果我说，也许春天……他会说：“哦！那就还有半年，很快就到来了！”

新年一过，他又问：“今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人老了以后，拳拳的心会不会越来越小了呢？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跟他说：若说去看他，我已经卧床不能走，怕他惦记挂念我；若说不去看他，他的那种盼望，我不敢辜负，我不能让他的盼望落空，更怕他失去这样的盼望后，瞬间万念俱灰。

6

我的焦虑其实他已经感觉到，我躺在医院里每次打电话时，我都不能正面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我的下下策就是请好朋友去看看他。但是，年轻的我并不了解，有一种情感和联系是谁都不能替代的，那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

他是那样冰雪聪明的人，当他看到我朋友，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必须告诉我，余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剩下的故事就好像电视剧导演的一样。

第二天，他好好地站着就倒在了地上，如同灰飞烟灭一样，胯骨骨折，十多天后我和他就阴阳两隔了。

癌症、中风和那么多年的剩嗖饭都无法夺了他的命，而一旦没有了期待和盼望，死神随时都在等待。温暖着我们的生命之火到底在哪里？只有我们自己能去寻找，去点燃，去保护......

那一刻，却留下了我这一生中最多的遗憾：我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我没能给他摔个罐子替他送终；我没能抢救回他那些珍贵的照片；我没把我抑郁的青春留下的几十万字的笔记保护好；最糟糕的是他最后修改遗嘱，也一定要留给我的那些古书，还是丢了一箱子。

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都反复做着同一个梦，就是总在给他筹办丧事。直到第二年，我专程回去哈尔滨祭拜了他的亡灵，探望了老爸临终时替我照顾他的朋友。

人生既然如此无常，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视为常态，随时做好准备，而非要等到自己措手不及，无可补救呢？

7

在死亡面前，不分老少先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所准备。死亡的概念或意义应该成为最重要的人生教育之一，越早越好。

我回想他在去世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各个方面着手准备了。那时我只是不懂，也没有完全尊重他的意愿，比如他让我保存他的影集，那里有他最珍贵的照片，从他年轻时到老，我从小到大，还有他的一些老朋友，这些都是无价的珍贵回忆。他和我的几十本日记，还有一部分集邮册。

所有这些都是我的财富，而我不懂尊重他，更不懂继承的意义。

他之所以要早安排，是因为他知道人性的恶，他见识过人性到底可以有多恶。而我没有隐患意识，最终措手不及，懦弱不是善良，只能成为人性恶的俘虏。

我当时怕他忌讳，难道活着就把他的宝一件一件拿走吗？最后，他的宝和我的宝都被恶人一件一件拿走了。

我的回避或不敢面对，只给丢失这些珍贵的纪念创造了机会。所有的不选择、不决定、不作为、甚至不果敢，都将成为最糟糕的选择和决定，最终必然要承受不作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个教训，是我用无法弥补的遗憾换回来的。

尊重生命的规律，生老病死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像有个身份证或银行户口一样，有一份书面的遗嘱。把人生重大事宜提早交代清楚，不给家人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生命的无常才是常态。

如果我们的心胸是开放的，每个生命个体都是自由的，那么最好的状态就是百无禁忌，向死而生。

假如真的有所禁忌，我们也迟早都要面对，何不现在就面对它？

8

全民、全社会都应该从你、我做起，加强对死亡的教育和认知，关爱生命；国家的有关立法及敦促有效执行都迫在眉睫。

一，确定唯一的病人家属联系人。

在新加坡，病人一住院，马上确定唯一的病人家属联系人，明确当病人不能表达意愿时，医生将以谁的意见为准。

病人可以事先拟定，留下书面文件。比如我早明确了当我有意外或病重时的一切操作流程。也可以由病人家属自己认定，当病人家属之间有矛盾和冲突时，可以根据法律程序认定，尊重家属作为第一法律继承人的意愿。

这些明晰的法律规定非常必要，它可以避免病人家属及医生，处于类似像琼瑶所面临的尴尬和窘迫处境。

二，病人和家属都有知情权，他们的知情权除了应该被尊重，还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死亡面前没有勇士，人对任何未知的世界都是恐惧的，知情权使病人是病人最基本的权益，也相应地增强病人的安全感。

国内在尊重病人意愿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老爸明确地要求，希望自己走得有尊严，若遇到昏迷或呼吸困难不切喉管，不抢救。

老年病人通常一旦长期卧床，最终都易肺部感染，但一旦切开气管后，病人就不能说话了。对于神智清醒的病人其实更痛苦，那种无法表达，生不如死的感觉，最终是对生命的摧残。

医院没有尊重他的意愿，于是老爸最后还是被切开喉管，在呼吸机上煎熬了几天。

国内在尊重病人意愿方面，确实面临一定的困难，主要原因也来自病人家属。

特别是病人家属若意见不合的时候，给医生和医院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只能选择“全力抢救”，万一遇到不明事理的病人家属，谁也不能承受“见死不救”的心理负担。

医护人员同样需要国家立法，以保护他们免受不必要的责难。

三，临终关怀是个重大课题，全社会都应重视如何面对死亡和尊重生命的教育。从孩子开始，认识死亡，关爱生命；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关注青少年自杀防御，关怀临终病人，温柔地陪伴他们平安地走好最后一程。

尊重生命的自然规律，面对和接受死亡的到来，最大限度地减轻临终病人的痛苦，以温柔的方式对待临终病人，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和面对的。

各种过度治疗，不仅不能挽救生命，甚至可能加速死亡，至少是对临终病人的摧残。

不久前刚去世的同学之女，在没有确诊的情况下被过度使用抗生素，不仅造成癌细胞成倍的迅速增长，4个星期内肺功能完全丧失，8个星期后，一个青春少女就死于因误诊和过度治疗造成的肺功能丧失。

两周前，刚刚无常的姑父，最后央求我表妹让他安乐死。姑父自己走进医院，不到3周，最终因过度使用抗生素而造成的肺部感染，加速了死亡。

我们常常忽视这样的痛苦，它不只折磨了病人，也使病人家属长时间处于痛苦的自责中。

我的老爸去世将近10年了，我除了无限的思念，最多的还是遗憾和自责。

我老爸被送进医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学校领导作证，他临终前修改了遗嘱，把他的古书和不多的存款全都留给了我。

我朋友说，我没有看着他全身插满各种管子，死在呼吸机上，这是他给我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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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宽：原名孙宽余，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做过播音主持，经商从教；曾在香港、新西兰、美国、新加坡等地工作和学习；现旅行和自由写作，定居新加坡。2016新年前创办微信公号《宽余时光》，目前已发文240余篇，部分作品曾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和国内报刊杂志。

孙宽的私人微信号：kuanyushi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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