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柏林墙，到处都是！”
1991年柏林房子厨房，夏季的窗外。
导语：
1983年5月，我的组诗《诺日朗》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引起一场风波。时过境迁，风波没人记住，这首少作，却屡屡被提起，令我感到开裆裤“走光”的惭愧。这也是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人们的记忆自有选择。再努力的成熟之作，也赶不上当年光秃秃的空白衬托出的几行试笔。
同样像是命，今年，《上海文学》社长赵丽宏盛情邀请我，开设“诺日朗因缘”专栏，连续选载我的半回忆录、半精神游记《你不认识雪的颜色》。岁月荏苒，竟然我们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纪！该写的、想写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常觉无从下笔。由是，我以北京——柏林为轴，穿越编织我的记忆。
写这部书，还因为这三十多年，中国历史变幻之疾速、文化错裂之复杂、文学挑战之深刻，前所未有。我们诗句的语境关系，对隔几岁的读者已显陌生，更不要说年轻一代、两代的朋友。真的，再过几年，我们的诗真可能孤悬空中，只能留给人们猜谜。
因此，写下我们经历的人生，让诗与生活互相映照、互为文本，不仅有趣，更是必要——或许，诗将成为人生的“注解”，帮我们辨认那“雪的颜色”！
1991年柏林杨炼摄于柏林DAAD“临时贵族”住所客厅内。
“柏林墙，到处都是！”
——上海文学“诺日朗因缘”专栏之二
Mommsen街不愧是柏林的“里脊肉”，这条街真正闹中取静，它与“裤裆大道”平行，仅一街之隔，味道却全然不同。这条街两边的大房子，一点看不出战争的痕迹，它们不仅保存完好，装饰华美，并且刷洗得一尘不染，简直像刚造的。只有每一栋大楼不同的建筑风格，让人们能认出时间的存在：这一栋凸出三面的窗户，形状高大简洁，应该建于二十世纪最初的1905至1910年。那一栋墙面布满圆润轻盈的雕花，显然是1920年代“青春建筑风格”的产物。因为地处中心，又优雅宁静，这条街1991年曾是画廊聚集之处。穿过夏天浓绿、冬天雪白的林荫道，散步时随意踅进一间正举行开幕式的画廊，端着串串气泡袅袅上升的香槟，欣赏或看得懂或莫名其妙的当代艺术，那韵味儿，谁说光资产阶级喜欢？我们虽然长在红旗下，还经历过文革再教育，可照样很享受！
1991年1月，我获得著名的柏林DAAD艺术项目邀请，作为DAAD学者旅居柏林的一年。我和友友到达柏林的季节是严冬一月，树枝上光秃秃的，天空下午三点多就拢上一层朦胧灰暗，但，这是柏林呀！说来可笑，过去我们对这个词的了解，不会超出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点知识。那部老旧的彩色片，在我小男孩的记忆底片上，印满了飞机大炮，和炸成山的废墟。希特勒扭歪着脸，声嘶力竭的嚎叫“给我出动一千架飞机！”这唯一一句被记住的台词，像根绳子，系住柏林这座城市，成为一种历史的背景。尽管荒谬，它也硬拽着这个城市的名字，把它嵌进了我们的生命。
这里还有个插曲:就在我们接到DAAD邀请，即将奔赴柏林前不久,澳大利亚前驻中国文化参赞、名小说家周思（NikeJose）很兴奋地和我联系，不久，他和一位澳大利亚电影导演同来看我，原来，他描写八十年代北京地下文学圈子的小说《长安街》即将被拍成电影，而他不知为什么，认定小说主人翁、一位摇滚歌手非由我出演不可！那导演见到我的长发，聊起当年北京朋友们昼夜滚动的激情日月，也顿时认可了周思的选择，可当它们二位开始商量拍片时间表，我却突然问:“请问这片子要拍多久？”“哦，大约一年吧”，导演说。“一年？那不成！这片子我不能拍！”我的回答斩钉截铁。那二位完全惊呆了。周思问:“为什么？”“因为我们马上去柏林，居住写作一年。”周思试图说服我:“写作能不能等等？这拍电影的机会很难得呀。”导演认为他有更棒的理由：“我得提醒一句，我们付的钱是你不能想象的！”哈，他有一点对了，在钱和诗之间，我的选择不言而喻：“NO！我得去柏林，电影对我没兴趣！”真对不起啊，我至今记得好朋友周思那一脸失望。可话说回来，要是我当时同意不来柏林，却去拍那部早被人忘得干干净净的电影，那才轮到我今天遗憾呢。对于我，唯一值得交出生命去兑换的东西，只有一样：诗。
那个夜游“裤裆大道”后的第一个早晨，在临时贵族空荡荡的大房子里醒来，我和友友四目相对:“现在干什么？”当然，最应该做的是顾肚子，这里的厨房虽然装备齐全，可油盐酱醋一无所有，贵族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但，又好像还有什么感觉，在我们里面，比吃饭更急迫更重要，是什么？我们几乎不约而同:“走，去东柏林！”扔下没解开的行李,穿上最暖和的羽绒服，出大门,见到第一个老外，尝试用我们蹩脚的英语问路：“哪儿是东柏林？”那人一脸茫然，好像听不懂，我们再比划一条直线：“墙，就是那道墙。”这下他释然了，也用手势回答，却划了一个大圈:“墙，到处都是，一直走就能撞墙。”哈，可不是？西柏林曾是座被柏林墙围困着的孤岛，四面八方都是墙，谁想看墙？就一直走吧。
我们在萨维尼广场站跳上S-bahn（德国城市高架火车），唯一知道的方向是波兹坦，这条线路的东柏林终点站。好兴奋啊，这趟车是向东开的！那时候，“东”有特定含义，那是政治观念的另一边，刚刚被打开的历史那一边。对漂泊在外的我们来说，向东，就像钻进时光隧道，一次旅行，能带我们回到自己的过去，那记忆、那昨天，没说出来的，是藏在东方地平线背后的那个字——“家”。
S-bahn上的乘客，一看就知道，都是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满脸兴奋，叽叽喳喳，向窗外翘望的眼睛里，溢满神秘和好奇。确实，柏林从未像1991年这么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之前，它是铁幕背后一块西方的飞地，仿佛被空投到了一片虚无之中。东德国界线后面，是那无边的“另一个世界”，广袤，空旷，寂寥无人（至少鲜有人声）。我运用黄土南店插队的体验，想象那个世界，二十公里、二百公里、两千甚至两万公里，没什么区别。东柏林郊区一个小村庄，好像能直接衔接上西伯利亚的旷野，混沌等于空白，而空白能塞满狂想，于是，S-bahn的一个个车厢，满载着对统一后新德国五彩缤纷的想象，向东驶去。
S-bahn车窗，翻动着人们手里的旅游书，一页页都是熟悉的画面：议会大厦，勃兰登堡门，佛里德里希大街，亚历山大广场……车门开开合合，乘客上上下下，我们怀揣“坐到东头最远处！”的隐秘决定，稳坐不动。列车滚滚前行，又不知停了几站，忽然，我们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了。是什么？原来不知不觉中，车上已经没有了旅客，现在的乘客，换成了地道的东德“人民”：灰、蓝单色调的制服，工装式的砸线棉袄，冷漠的脸色（在反射天气还是心理的寒意？），不是好奇、而是反感的眼神，像明明白白在把我们推开。我们再瞧瞧自己身上，糟，区别太明显了：我穿了一件柠檬黄的、鲜艳的羽绒登山服，一望而知又轻又暖（其实是中国出口转内销货，友友出国前从秀水街淘来的），友友穿一件皮衣，看着蛮漂亮，其实也是伦敦跳蚤市场的战利品，只花几个英镑擒获的。但S-bahn上，没法解释这误解，人们的眼神里，只能读出一个词：“外人！”物质不同，确实能把人们隔开。同一个车厢里，我们和他们，成了不信任、拒绝、甚至敌对的双方。衣着上，我们是西方的、资产的；面孔上，我们又是东方的，而这东方，站在意识形态之墙的哪一边？那时，读懂柏林已够困难，要读懂陌生的德国眼神，简直像一门外语中的外语！没准那里有德国式的温暖，可惜咱不明白。
反正，车向东越远，窗外景色越荒凉，最后，连弹痕累累的城市也没了，只剩下一片冬天的荒野，冷冰冰的冻土地上，几棵枯树，一片残雪，简直像外国版的黄土南店。这车怎么还晃不到头呀？冷，好像能射穿玻璃，在外景和人们目光间流窜，再蔓延到我们身上、心里，激起一阵寒战。能感到心底深处，丝丝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来不及分析那是什么，又一个小站到了，我和友友对望一眼，“回去！”趁车门未关，一个纵身跳到空荡荡的站台上。这趟拟议中的“东之旅”，就这么半途而废了。事后回想，我突然自问，在中国时，我是否也有一双那样冷漠的眼睛？投向陌生人时，充满了“外人”、不信任、敌对的潜台词——世界，就这样被一道道目光狠狠隔开。
我们又跳上向西的S-bahn，像缠回一个线轴似的，一站站倒退着重走一遍刚才的旅程。远郊、近郊、城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到了，这是柏林旅游者的核心地带，热闹拥挤，当然安全。我们下了车，追随众人的脚步，漫游，照相，周围一栋栋社会主义风格的大楼，毕竟是德国造，比出国前我们住过的北京劲松小区，要结实、高级得多。当然，东德时能住在这样市中心的，肯定是高干，要和他们比房子，得拿出北京西长安街上有名的22号楼，甚至钓鱼台东门外的小楼区。
既然从中国来，广场上有名的马克思、恩格斯铜像，一定应该看。但走到近旁，我们感觉好失望：这两位，马克思坐得端正，恩格斯站得笔直，姿势僵硬、表情抽象（或根本没有表情），这塑出全身的两位伟人，比我们见惯了只有头像的马恩列斯毛，仿佛突然矮了一大块。雕像不说话，历史却也不沉默。马克思身上，被泼上了一大团红油漆，对这鲜红淋漓的“血迹”，他一脸木然，无动于衷。倒是写在下面的另外一行英文字，我们读懂了：“这不是他们的错！”柏林墙倒塌了，对历史的反思争辩，可并未停止。谁错谁对？让时间审视吧。
亚历山大广场上，最显眼的，莫过于东柏林电视塔了。那座高耸入云的东西，长长的茎，头上顶着一颗圆球，像一棵倒立的洋葱（中国说法“倒栽葱”，恰如其分），从天堂的高度俯瞰着人类。它建造于1969年，1963年柏林墙切割柏林的六年后，此塔高度共365米，是巧合，还是以此暗示它占据了时间的制高点？它能俯瞰无限轮回的365天，让历史变幻于脚下，而它上帝似的高居顶端一动不动。西德朋友告诉我们，电视塔本来就不是它的主要功能。它要造这么高，因为这样能把整个西柏林尽收眼底，无须逾越领空，它就住在空中，西柏林每条街上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到，被拍下，被录制。这座瞭望塔、监视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西柏林人、甚至整个西方，小心了！你们能登上月亮，可我们最高倍数的望远镜，能直接看到你们床上！
我们当然好奇，既想从空中看看这座将要生活一年的城市市容，更想跨时空地看看当年东德秘密警察眼里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于是，买票，挤进空间特小的高速电梯——真的高速！在1991年，我们还从没乘坐过40秒钟能上升203米的电梯，上下如飞机起降，耳膜被挤压得生疼。终于，来到了塔顶圆球里，我们手持柏林地图，和眼中的城市对照着看，那真像一幅超前的3D地形图，西柏林每条大街历历在目，有个好望远镜，什么“动静”都甭想逃过去。我们端着咖啡，环绕360度的景观，好一通欣赏。“监视塔”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柏林现在只有一个，这场3D电影的人群中，或许有007，却肯定没有克格勃，时代变了！我们和身边一模一样的西方游客闲聊着，扛着那时罕见的东方脸，我们一次次被问“日本人吗？”（这烦人的问题，终于有一次让我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对又一位好奇者回答“我是北朝鲜人！”哈，果然把他吓了一跳！）但在电视塔上，这问候挺亲切，它帮我们很快忘记了刚才S-bahn上的冷眼，而回到了熟悉的人群中。在这儿，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没有冷战结束、两德统一，谁也来不了这！于是，看吧，聊吧，喝吧，柏林在脚下——这是我们的柏林！
看够了，冬天的薄暮也渐渐降临，回吧。还是拥挤的电梯，还是耳膜疼，出来走上亚历山大广场，忽然，我发现友友身上有什么呼扇呼扇，仔细看，哇！竟然是她那皮衣服，被什么利器切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就在衣兜外面，显然是让小偷盯上了！赶快回忆，唯一可能的作案机会，必是在那个拥挤的电梯里，人挤人的窄小空间，谁会在意身体摩擦几下？这小偷身手也真不错，皮衣上的切口，整齐凌厉，应该是传说中磨锋利的硬币所为，这可是第一次在现实中领教它。所幸，被切开的是这皮衣外层，里面衣兜还有一层，所以保住了宝贵的银子。但，真问题不在于银子，而在于这一刀，切到了我们热昏的头脑上，又是一道寒光，一下子连接起了刚才S-bahn上的目光，东德、东柏林——这些“东”，并没有改变，它们仍是陌生的、秘密的，隐在我们周围，挤在我们身边，手里攥着刀子！这一想，脊梁骨嗖嗖发冷，眼前著名的菩提树下大道，算了，洪堡大学，算了，快走！这是勃兰登堡门，门那边就是西柏林，别照相了，快穿过去！终于，我们的脚，又站到了“西方”的土地上。记得好清楚，真是松了一口气呀。这柏林第一天，就像第一堂课，好家伙，有内容！
1991年，摄于柏林DAAD“临时贵族”书房里。
1991年，被我称为“出国后第一次喘口气”，终于能定定神，想想我们的生活漩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也包括新的提问：未来的路怎么走？诗怎么写？
急剧震荡的1989年，是被世界各地的大新闻、大事件塞满了的一年，不仅中国有天安门，看看世界，也几乎月月、甚至周周发生政治地震：第一大事当然是东欧、苏联的政治变化，谁也不曾想到，那个共产帝国的庞然大物，竟然一夜间土崩瓦解、消散于无形。其次，南非白人种族制度的崩溃，曼德拉英雄式地凯旋而归，又给世界专制制度狠狠一击。
大事连续不断的同时，各种小事也不让我们消停，第一件就是在国外的生存本身。出了国才知道，原来国内每月微薄而保险的工资，其实是老大奢侈。旱涝保收，没什么心理压力。到了国外，生存突然整个坍塌到自己头上，谋生的刀刃，令每天变得无比锋利。在奥克兰，友友当旅馆清洁工，这让她后来能把家里床上的被褥，叠得有棱有角，像五星级宾馆。我呢，因为是奥克兰大学的访问学者，原则上不能额外打工，于是只得冒了马来西亚朋友“江健勇”之名，找到一个只准大学生干的活：到一个卖车行擦洗汽车。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时间不长，却把我整周时间打了个七零八落。那时，我还不认识我擦洗的，就是赫赫有名的英国车“路虎”。也最怕老板模仿着马来西亚口音、怪腔怪调地叫“康——勀盐—荣”，我坐在那儿发呆了半天，全无反应，忽然才发觉那在叫“我”！两个月后，我已开始唠叨：“再这样干下去，我就自杀！”并在一次欧洲文学之旅后，甩手而去，从此恨上了曾折磨我两个月的“路虎”，走在全世界的大街上，看见它就想上去踹一脚！
有了这可怕的“洋插队”垫底，柏林DAAD提供的房子、工资，确实像天上掉馅饼，让我们成了名正言顺的临时贵族。这有期限的衣食无忧，让我们一路绷紧的神经稍微缓解。“喘气，定神”之余，这一年春夏之交某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了母亲。幽暗中，她静静坐在那儿，不说话，只定定看着我，她的脸和去世时一模一样。我不记得那个梦延续了多久，但它令我记忆深刻，因为我长大的环境里，直接照料我的不是母亲，而是老保姆二姨，从记事起，我跟二姨吃，跟二姨睡，以致后来经常梦见她，而很少、或简直没有梦见过亲生的母亲。从这个梦醒来后，另一个念头又镇住了我：这是1991年，就是说，从她去世的1976年算起，十五年过去了。我已变老了十五岁，而她的脸一点儿不变，好像生命和死亡有两个时间，生命不停变化，死亡却静止不动。我一路在生命中奔跑（是流亡的景象吗？），而她静坐在死亡里等待，等着那时三十六岁的我，追上她五十岁去世的年龄。这感觉，既像形而上的玄思，又实在无比。它刺激着我，在柏林Mommsenstrasse 9号我的书桌上，写下了第一首题赠给我母亲的诗《母亲》。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妈妈虽然在现实中早早离去，但又将在精神上不断返回，启示我，审视我。自这首诗后，我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她，继续进行那场生死对话。这首《母亲》，远不止于母子亲情，它穿越生死时空，让我冥冥中伸出的思念之手，冥冥中被一位精神母亲握住。在我们之间，搭建起另一种现实——一缕隐约泛红的血丝，拉着一个绵延不绝的血缘。
《母 亲》
如果梦见你的脸 你就再次诞生
轮回 这棵肉质的孱弱的树
早该坠满了果实
如果沙滩上你光着脚
雪白的盐粒 从浮肿的脚踝朝肩头爬
像你曾爬进一条早晨的隧道
鞋脱在门外
用一对聋耳忽略孤儿们的呼喊
死亡 才是我们新的家庭
每年的烛光下 死者都成为女性的
你在隔壁的房间里更衣
像童年那样 不在乎衬裤中的细节
离开我 也离开一个世界的耻辱
而我被谁领进这梦里 参观一场病
血液在学校里笨拙描写的 只是你的病
你停在你死去的地点 让我追赶
追上你的年龄
隔着玻璃仿佛隔着一滴干透了的奶
我从你一瞥中目睹自己在变形
一场雨后 躯体都是别处
你一直站在那里
我却越来越远地死于缩小的距离
在一场梦或一个末日与你会合
这首《母亲》，在我1991年写于柏林的诗作中，堪称精品。它把情思的缠绵和人生的锋利细细缠绕，令诗意的幻象直接兑换成现实的深度。我猜想，那个梦、这首诗，其实是一种融合：把当年丧母的痛惜，用我自己亲历的游子漂流，加倍凸显了出来。想到和“母亲”一词经常连用的故土内涵，那梦中不可追溯的母亲面容，更获得了深远得多的延伸。也许因此，在后来各种诗歌活动中，我屡屡朗诵它，每次朗诵，都像重做一次那个梦，十五年、二十五年、到今天的四十年，我的年龄继续增长，早已超过了母亲五十岁的享年，但，她幽幽的目光还在前面，那生死双重时间中，“越来越远地死于缩小的距离”的历程，仍未完成。我曾暗自惊诧，为什么那次柏林之梦后，我再没梦见过母亲？她为什么惊鸿一瞥之后，又一次把我遗弃在这世上，而再不回来看我了？现在，只剩《母亲》这首诗，像她目光的一道余波，凝视着困惑的我。
1988年我们出国时，从未想象有一天会长住在中国之外，所以把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完全当做了一次好玩的事。中国憋闷够了，来个一年度假，当然不错。所以，提起行囊，国关鬼府里一切明摆浮搁着，收也不收，拉上门就走了。万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六年，期间变化，不说天翻地覆，也颇令我们体验了自己人生的小小沧桑。六年之后的1994年，新西兰政府特许我和友友获得新西兰国籍，拿到那本外国护照，想到中国从此成了“我自己的外国”，真有些百感交集。但话也说回来，这国籍（包括国界）真有那么重要么？我们在国关鬼府写，在新西兰漏雨的小屋里写，在柏林Mommsenstrasse 9临时贵族的书房里写，有什么区别？“界”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我——在写！而且在用中文写！离散于中国，不等于离散于中文，甚至相反，越离散于中国，越使我意识到什么是中文。它那作为语言、思想载体和美学的特性，就是说，离散恰恰意味着我更深的返回，到那个突破“内”、“外”旧界限、重新整合出的更深也更强的自我之内。出国，打开了我生存、写作的新视野。不是地球变小了，是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大了！
1971年到河北省饶县看望文革下放的母亲。
就在那次回国前，我收到爸爸一封信。打开一看，我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爸爸在信中告诉我，我旅居国外期间，小偷曾数次光顾鬼府，除了把我多年搜集的异国情调纪念品一扫而光，谁知为什么，竟把我妈妈的骨灰盒也偷走了！我爸知道我和母亲感情很深，因此始终没敢提起此事，现在我要回来了，他才不得不告诉我，同时为这隐瞒向我道歉。但，我能说什么呢？我想到那只骨灰盒，黑漆的，方方正正，正面有仿黄杨木雕的小树，嵌着几只廉价的螺钿。1976年1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妈妈火化后，我和爸爸抱着它，来到八宝山火葬场领取妈妈的骨灰，就那么一小包，真难想象，一个人最后只剩下这么点东西。打开纸包，我第一次看到骨灰，一小堆黄白色粉末，夹杂着几块能被认出的骸骨形状。我记得，爸爸用手轻轻把骨灰捧进骨灰盒，骨灰那么少，甚至没装满一盒。我抱着，简直没有重量。这就是我妈妈吗？她真的活过、存在过吗？我第一次体验亲人的消失，它竟如此简单。
从1976年到1988年，我鬼府小屋的大书柜顶层，是一个空出来的小小祭坛，里面并排安放着我的两位“母亲”：妈妈和二姨。两只骨灰盒，都用黑纱盖着，前面是她们的照片，妈妈那张，是她燕京大学的毕业照，一顶学士帽，一股青春气息。二姨的摄于她在北京板桥二条的家里，背后是北屋的窗户和一丛丁香花。二姨生前，曾悄悄对我说过，希望有朝一日，她的女儿能从台湾回来，与她重逢。但这愿望，直到她去世的1978年，仍未实现。现在想来，我舍不得依照古训“入土为安”把她们的骨灰早早安葬，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我完全没想到，就在1988年7月，我出国前不到一个月，二姨的女儿真从台湾回来了！我一见她，吓了一跳，她和二姨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像二姨再生！幸亏我把二姨的骨灰保存在身边，让我们能一起安葬共同的母亲。在北京西郊太子峪公墓，一块小小、白色的汉白玉石碑上，刻着“慈母田奚贞”。下葬前，我手抄了一卷写于1979年、记录二姨病中经历的散文诗《病房记事》，把它和骨灰盒一同埋入墓穴，让“蛾子”的手迹，在地下黑暗中继续陪伴她。我记得好真切，那天晚上，我回到鬼府家里，忽然感到一种清清楚楚的空：她骨灰移出小屋那天，二姨才真的走了。她回到女儿手中、大地怀中，她可以安心了，终于无须再担忧我们。
不幸的是我妈妈的骨灰，我深悔没有像二姨的女儿那样，尽早安葬妈妈的骨灰。也许是自私，还在渴求她无形的温暖。更多是空虚，保留她在身边，潜意识里她就还在这儿，我就还能向她求助。又或许，仅仅是无能，我甚至不知该怎样安排这个葬礼。唉，说白了简直就是混账，整个八十年代，我的生活太乱了、太满了，堆满了“事”，却没想到这件大事。可谁又能预料一次出国带来的变化呢？我以为今后的时间，日日、月月、年年，都要那样度过，永远来得及为妈妈举行一个葬礼。但，来不及了，妈妈不得不死第二次。我想象，当那个小偷，打开骨灰盒，看到一盒黄黄白白的骨灰，他会害怕吗？他的手，抱起那只骨灰盒，偷偷把骨灰倒在某处，会发抖吗？妈妈的第一次死，因为下乡毁了她的健康，是文革恶果的一部分。而她骨灰被偷的第二次死，因为我突然被甩出中国、甩出我的小屋，不再能守护她，而成了另一个历史之死的一部分。这家人之死，让那个无边之死聚焦了、显形了。
从1991年到2016年，多少次，我在柏林，半夜醒来，眼睛盯着虚空时，能感到，母亲那把骨灰，还在徐徐落下。它们其实撒在我体内。母亲的、我的、更多人的重重沧桑，含在每一个人的躯体中。死亡就这么重重叠叠！一个梦，有弯弯曲曲的枝杈，轻轻扫过，就划破一道裂缝，让我在一刹那间，瞥见自己深处那座废墟。
更惊人的是，我后来和弟弟核对妈妈骨灰盒被偷走的时间，赫然发现，那几乎正发生在1991年初某时——我在柏林梦见母亲之前不久！难道中国古代的托梦之说，真有其事？妈妈的鬼魂，跋涉过半个地球，远远来寻找我。她竟然能在陌生的异国，一张陌生的床上，找到亲爱的儿子，并用穿越时空的静静目光，和一首潜伏在儿子心底的诗，唤醒儿子深藏的记忆。是啊，托梦！一个梦穿过了多少层次：时间、空间、死者、生者、诗人、诗篇，每层都是梦，又都是现实，现实如梦，梦即现实。直到那终极的疑问：她和我，谁是真的？幻象和事实，哪个更虚无？一首诗，一个爱，都摸不到，却都真实无比。
一个梦、一个末日，一个能无限缩小的距离，让我相信，1993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那位自称“大地守护者”的女人所说或许是真的，宇宙的模式是一种同心圆：最里圈是我们的自我，外面环绕着一圈我们前生今世所有最亲近的人，再外面才是灵魂的汪洋大海。灵魂转世，从来不零零散散，而是包裹在一起，成群轮回。这就算个幻觉吧，但也在给我安慰，让我能继续书写一首献给母亲的诗：
“夏季的第一只蝉开始哭泣 / 死去母亲的眼睛 从未离开你 / 类似被称为夜的天空……是 死亡那类似母亲的眼睛 / 熏香了树木 / 是母亲眼中的死亡诞生一首夏天的诗”（《鬼魂的形式》）。
妈妈的眼睛，永远悬在我头上，穿过灵魂的汪洋大海，俯瞰着我。（杨炼／文）
1991年住柏林DAAD期间，在意大利威尼斯旅行。
杨炼 （1955—），中国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生于瑞士，文革中开始写作，朦胧诗最早作者之一，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1988年后环球漂泊，追求建立“诗意的他者”之自觉。2012年获诺尼诺国际文学奖（Nonino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rize,2013年获首届“天铎”长诗奖，2014年获卡普里国际诗歌奖（The International Capri Prize2014）。2013年应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2008年至2014年任国际笔会理事。现任汕头大学驻校作家暨讲座教授。现居柏林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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