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纵火案律师退庭 行为不职业也逼不出真相
“要真相”，在林生斌那意味着后续的行政或民事诉讼，对舆论而言，意味着比支持退庭律师更全面的视野。
文 | 令狐卿
杭州中院昨日开庭审理保姆莫焕晶纵火案，哪知开庭即遇到变故，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党琳山提出管辖权异议，遭到法庭驳回后，他在开庭进行27分钟后，直接退出法庭。随后党律师发表自我辩护的微博文章，舆论先是哗然，进而也有声音支持他，本案的法律与舆情因此让人莫衷一是。
纵览昨天至今的舆论倾向，实际上是被党律师带着节奏走的。原本希望看到审理结果的人也开始犹豫，一些名律师率先发文支持党琳山，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假设：党琳山是为了追究消防和物业的责任，是为了要真相，是抗议所谓不当的司法程序，所以值得同情支持。
其实，提出管辖权争议，只是党琳山的辩护策略，是处于劣势的辩护律师拖延战术的常规手段。本案涉及四人被烧死的重大命案，社会影响巨大，杭州中院审理符合程序，不存在管辖权异议。即使是为党琳山辩护的名律师，也不会纠缠在这一点上，因为这是假命题。
随即，党琳山律师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本案中追究消防和物业的责任是“关键”，舆论中有相当部分人是相信这个说法的。这是继管辖权战术后，提出的“要真相”策略。真相固然要，这是本案的意义之一，然而“要真相”并不构成律师退庭的理据，退庭本身对委托人很不负责任。
莫焕晶纵火事实确凿，放任严重后果的发生，即使消防与物业有懈怠履职不力，也不能减少保姆的刑事责任，更不能改变纵火与四名妇儿死亡的直接因果关系。就像有人持刀杀人，有人打110、120，医生没有及时赶到及时施救，死亡后果也应该由持刀杀人者负责。
物业与消防的安全责任，此前有过许多讨论。对于这两者的法定职责是否履行得当，受害人家属林生斌可以另行主张。法院审查发现构成刑事责任的，也可移送追究。党琳山律师从即刻退庭及至现今对舆论引导的使用，都在混淆这一点，试图让人觉得他是为了求取“一揽子真相与责任”。
除了上述部分，党琳山在法庭临时退庭的做法，不符合他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应有的素养与伦理。本案中，莫焕晶很可能判死刑，辩护律师理应就此根本问题展开辩护，而不是抱着“被告迟早要死”的心态工作，党琳山律师不惜以偏激举动刺激法官与舆论，偏离了这个根本。
现在的舆论情势下，党琳山律师实质上已经自行放弃了莫焕晶的委托，是对委托人的粗暴抛弃；继而，党琳山律师开始发布“若法庭指定律师，莫焕晶肯定死”这样的言论，明明是自己主动放弃辩护责任，现在反倒要塑造为主持公道的形象，可谓不甚专业了。
假如党琳山律师认为他是得到莫焕晶信任的，那么他现如今退出法庭，放弃辩护委托，莫焕晶也就丧失了向受害人家属表达悔意的可靠渠道。连带着这次非常轻率的退庭举动，将真正应该使用的谦卑的辩护立场抛弃一边，学起了“拍案而起”的怒汉举动，已经算得上是自私了。
现在，党琳山律师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要真相不得、激愤之下退庭抗辩的悲情形象，对他本人的社会影响或许利好，但细究下来，对当初的委托人莫焕晶没有丝毫帮助。讽刺的是，辩护律师在没有竭尽全力专注辩护的情况下，比法官更早宣判莫焕晶的死刑，这是违背执业操守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党琳山用这些不恰当的做法证明他并不适合做莫焕晶的律师，盖因为他对自身的得失看得比委托人利益更重。舆论中人，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这一区别，“要真相”的诉求下被党琳山律师作为自证无辜的论据，也是舆论不清醒的代价之一。
明知委托人命悬生死一线，不能全力以赴履行使命，反而在关键的庭审时刻刺激舆论，自行毁坏辩护契约，试图用舆论悲情代替艰巨的辩护任务——这是党琳山律师自认为谙熟现实的铤而走险之策，这是投机取巧不是舆论美化的“抗争”，从莫焕晶的角度看，更不值得赞美。
在重大恶性杀人事件中，以专业、沉着、适当的辩护工作求取受害人谅解，为委托人争取生机，并非没有前例可循。但在杭州保姆纵火案中，辩护律师的做法实在不能让人苟同。“要真相”，在林生斌那意味着后续的行政或民事诉讼，对舆论而言，意味着比支持退庭律师更全面的视野；但对律师来说，无论如何不能取代艰苦的辩护努力。
总之，杭州中院不会因律师退庭放缓进程，很可能会取消党律师辩护资格、为莫焕晶指定律师等之后重启庭审。事实上，莫焕晶就此失去了宝贵的辩护时间和机会。在此个案中，辩护律师本应拼搏在法庭上，现时却战斗在舆论中。不智若此，对委托人如此鲁莽，让人感到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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