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衰落的东北小城，买卖人倒下，公务员坚挺 | 回乡笔记
二十多年后，做买卖成了“不上讲（不值得夸赞）”的职业，依旧坚挺的只有公务员。
编者按：
春节是我们离故乡最近的时刻。从外乡归来的我们，裹着亲情与友情的外衣，打量曾经的生养之地。这一平日远离喧嚣的都市边缘地带，无论变与不变，都在沉默地写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大历史。
我们回到家乡——一个福建小村庄与一座东北小城。我们看到，村庄里的村民，正被小产权房产业冲击，经历由城镇化带来的财富大潮，人生大起大落。而小城里的公务员则在经济的衰变中，坚挺如故。
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它们所经历的一切，似乎正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发生。我们记下这些，思考故乡的来路与去路。
以下是“回乡笔记”第一篇：
文 | 杨磊 编辑 | 冯翊
我在家乡——黑龙江省东宁市的体制内有很多“熟人”，他们大多是我的高中同学，每当外界谈论起东北公务员时，我总会想起他们中的三位：王鑫、张宁、李鹏。
东宁是个不大的县级市，早上6点开始苏醒，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城内的楼房大都只盖到6层，10多层高的楼房能数出来，竖在矮楼堆里，异常扎眼。东宁以东便是俄罗斯，作为国家一级陆路口岸，城里穿行着做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人。
这次回家，我和高中同学聚了一次。他们仨都开着车，来到一家新开了一个月的饭馆。桌上的菜有大拉皮，涮肚，锅包肉，地三鲜，盘子直径都在20厘米以上。
“都是家里特色菜，在北京吃不着这么正宗的。”王鑫先动了筷子，伸向铁盆里的麻辣鸭头。
一年不见，我们都胖了，平均每个人重了20多斤。他们比之前成熟了，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做事小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十年前，我们一起打过球，逃过课，泡过网吧，他们仨是班里的差生。
那时，父母总和我唠叨“别人家的孩子”多么有出息。有出息的人当中要么是去俄罗斯做买卖的，要么就是县里的公务员。我的那三位同学在哈尔滨、大连上完大学后，选择回家乡考公务员。
“去年公务员没考上，今年过完年又快考试了，好好考。”王鑫嘴里含着饭，低着头。我记得去年他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后来，他进了检察院案件管理科做合同工。
每年的四五月份是他们在同学群里最活跃的时期，那是黑龙江省公务员考试的时间。他们查询东宁或附近城市招收公务员的信息，预测今年多少分能被录取，想象着录取后的生活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能力总是被高估的。每次考完，王鑫都认为没啥问题，但成绩一下来就蒙圈了。
“如果不是我考试的时候大意，早就考上了，啥都别说了，赶紧喝酒吧，我干了，你随意”。王鑫因为开车，不敢喝酒，一口喝掉了杯中的茶水。
“你现在加减乘除都快忘了，还要写申论”，张宁接过话头调侃。他在城管局做城管，也是一名合同工。
没考上公务员的王鑫每天九点上班，八点半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给领导打扫屋子，“保洁大妈只打扫走廊，不管屋子，我们都是自己收拾。”他高兴的是能够给领导扫屋子，没有人抢，伤心的是，领导不知道打扫屋子的人是他。
东宁市气派的政府大楼，坐落在城北的万沟鹿村。图为受访者提供。
他的领导长得很“腐败”，身材高大，啤酒肚也大，开会时的发言，“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只喝几口水，不会重复，信手拈来。我们在下面得认真听，我都做了笔记，不管明白多少，样子必须做好。”
“领导讲完话，必须得鼓掌，而且要响亮！ ”张宁倚靠在座位上，笑着说。
张宁高中的时候比较胆小，逃课、打架总是躲在我们身后，每次受到老师处罚时都会找几个人一起挨批，现在工作了，习惯依旧没有改变，依旧随着身边人寻找自己的处事准则。
他每天的工作是植树、撕小广告，过节时会很忙，那时道路两边的树旁需要围上灯，县里有一些活动，城管要参加并且帮忙，其它时间都很清闲。
王鑫每个月拿着1600元的工资，正式公务员每个月3000元。这在当地算是很高的工资了。他干的很多活儿往往是那些想偷懒的公务员留下的，“因为他们知道，合同工会为了保住工作而认真做好”。
考了两年才当上刑警的李鹏是正式工，饭桌上最亮眼的存在。他大学毕业就开始考公务员，第一年笔试通过，面试失败，与他爸吵完架就跑了，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当时他嘴里常常念叨，“面试通过的肯定是给钱了，我笔试第二，面试之后前六都没进去。”
第二年考上公务员后，他说，“都是因为努力，好好学，都能考上。”
聊起工作，他们各倒苦水。
“都一个样，天天坐办公室，整材料，接待人。”
“他们天天坐办公室，我天天出去撕小广告。”
“你们都还行，我天天训练，早晨老早就出来跑步，有电话就出警，啥屁事都有。”
一旦在办公室闲下来，他们都会喝茶、看报。这一上世纪90年代的机关风俗，在东宁依旧流传着。
小城曾经辉煌过。那时，东宁市占据口岸优势与俄罗斯通商，万元户随处可见，被评为黑龙江的塞北小江南、省级十强县。很多公务员下海做进出口贸易，我大姨家的大哥、二哥就是其中之一，一年能挣100万左右。
红色标志为东宁市位置。
相比之下，公务员就没那么风光了，工资仅够吃饭，但每月过节都会发豆油、大米、鱼肉、购物卡，工作态度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每天总是开会，更多的生活来源是上不了明面的 “灰色收入”。
我念初中的时候，城里议论着当公务员交钱就行，当官就是挣钱，办事就是收礼，民间曾有办什么样的事收多少钱的规则，曾传言当时的县委书记贪污，数目过亿。
近年俄罗斯经济衰落，东宁市对外出口贸易生意不如从前，买卖人已经没有了往年财大气粗的阔气，一些人开始做起黑木耳的生意。2010年左右国企改革，陶瓷厂、砖窑、水泥厂没了，煤矿收归于国有，如今也是举步维艰。
前几年，我妈在县城买楼，她最担心房产证是否能够正常发放，我家的小区，开发商换了很多，“外地开发商不知道跑了多少，（毕竟）本地的不给钱都卡你。”
房价明显地反映出小城经济的发展趋势。四年前，房价稳定在3500元左右/平，这两年，降到2800元左右/平，居民购买力、消费水平下降，同时波及的还有饭店。2012年后，“八项规定”实施后，主打海鲜类的高档饭店关门，但小饭店仍然活得不错。如今，很多小饭店也关门，路边饭馆的名字在不断更换。
互联网也搞不起来。春节期间，一篇题为《正在消失的东北互联网》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作者提到东北老家网约车、外卖等互联网平台，已经被自发的车队、“跑腿公司”取代。这一切也在我的家乡发生。
张宁每天撕的广告中，以前是卖楼的居多，现在是打车的。“东宁有5个车队，大的100多辆，小的30多辆，打电话约车，为了宣传电话号码，他们贴广告，他们贴完我们就去撕。”
当前，种植黑木耳的年轻村民不断涌入，维持着房价的稳定。入夜，小城东面的楼群几乎看不到亮光，因为村民要回乡种地。
夜幕降临，东宁大桥旁的帅缤广场亮起路灯，空荡荡的大街上，一个行人走过。图/杨磊
然而，上面提到的衰迹，并没有影响到当地的公务员，灰色收入虽然少了，但我妈说他们是旱涝保收（拿固定工资），不怕，“在东宁，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而没让我的同学走出山海关的主要原因是：稳定、清闲。
小县城里的公务员都有数，圈子很小，随意提几个人，就能编织起一张权力网。王鑫的领导是我另一名高中同学的父亲，王鑫的父亲又是林业系统的领导，张宁的父亲与他本人同属城管系统。我的家里至少有5个亲戚当了公务员。
他们徜徉在这座小城的小圈子里，毕业、结婚、生子，循规蹈矩。在这里，28岁结婚已是晚婚，王鑫去年结婚，马上要做父亲了；张宁的儿子一岁半；李鹏的女朋友已经换到第5个。单身的我，在饭桌上总是被调侃的对象。
结婚之前，父母已经提前为他们预备好房子、车，甚至工作。他们生活安逸，微信朋友圈都是县城里的美食和家里养的猫狗，一天就是一生。
只要工资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就能安逸到老，那天饭桌上，大多数人都这么相信着——他们的父辈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也没劝我回来。
相比工作内容，饭桌上他们更愿意谈论女人，以及小城里的八卦，“去年，王玥波（高中同学）考上了公务员，在办公大厅工作，改变人生了。”
二十多年后，做买卖成了“不上讲（不值得夸赞）”的职业，依旧坚挺的只有公务员，成为抵御衰落最后的避风港。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晚10点，小城的灯光开始熄灭，只有几家24小时营业的KTV和澡堂还在坚守。午夜的街头依旧能够看到醉醺醺的几个年轻人，勾肩搭背，摇摇晃晃的身体，在仅有的霓虹中拉长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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