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敌人：民科倾家荡产反对相对论 “为了变得伟大”
反相对论已经成为了现阶段生活的精神支柱，戳破了，一辈子倾注的心血也就都没了。
文 | 卫潇雨 李立晨
编辑 | 王晓
十多平米的如家大床房里，挤进了9位民科界“有头有脸”、“大名鼎鼎”的人物。福建的、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专程赶来参加1月25日的庭审。
诉讼能追溯到半年多以前，一位民间科学家凡伟声称自己发现电荷不存在，去年5月8日，果壳网发布文章，《我们和那位诺奖得主、8位物理学家聊了聊凡伟……这种水准的民科很常见，但骗术这么高明的不常见》。
文中采访了多名专家教授，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分院副研究员张文卓称，“宁可跟流氓吵架，也别跟民科说话。网上有个段子，说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会再去劝妓女从良。这个也可以用在民科身上，即一个物理学者成熟标志就是不会再去劝民科从良。”
末尾附录则写出了52位民科的名字，包括了李子丰、黄新卫，事后加入的梅晓春则是“为民科的名誉而战”。
7月，李子丰、黄新卫、梅晓春三个人，将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和张文卓告上法庭。他们觉得，果壳网及张文卓“侮辱民科、名誉侵权”，提出对方删除相关言论、公开道歉，并共同赔偿精神抚慰金50万元的要求。
黄新卫还想再加点，律师说不行，已经到顶了。
“民科诉讼第一案”
庭审即将在下午1点50分开始。
此前，黄新卫在贴吧里斥责“本吧有很多民科，只有少数值得尊敬，很多只是垃圾”，并且“我们起诉果壳网不是代表你们，懂吗？”
到了庭审当天，黄新卫因为工作原因没能来到北京，他仍相当激动地在贴吧与人论战，吧里的人猜测，是梅晓春和李子丰不让他来，怕他把事情搞砸。
黄新卫交给了梅晓春一封自述信，695个字有14个问号，要求梅晓春在庭审中宣读。他把自述信贴在贴吧里，却被人问“你是果壳派来民科的卧底吧？”
梅晓春、李子丰和律师提前一天抵达北京，住在距离法庭一公里内的如家酒店里。
此前，他们在博客、贴吧、微信公众号和群聊里多次发布消息，邀请民科们到庭审现场支持，见证“民科诉讼第一案”。
这天上午，梅晓春邀请了几位“在主流科学界和民科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来到酒店房间共同商议庭审策略。此前，他们大多没碰过面，只是在网上互发邮件“讨论学术”，对彼此最熟悉的身份包括莫斯科大学的博士、中科院的研究员和燕山大学的教授，都是力证其学术权威的标签。
开庭前四个小时，8个人陆续到齐，散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最后到的陈世清比其他人都高出半个脑袋，他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裤、拎着皮质公文包、手臂里还夹了个手提包，是房间里唯一一个皮鞋擦得透亮的人。刚一进门，陈世清丢下东西，挨个和大家握手、递名片，像领导下基层视察。
此后，他相当自然地走到了房间中心，把两只包放在床上后便开始介绍自己反对相对论的原因：
“哥哥到天上转一圈回来比弟弟还年轻，这个是相对论的悖论，说明爱因斯坦没有处理好运动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在天上转一圈要不要时间？怎么回到地球上会比弟弟更年轻呢？”
如果不是内容太过反常，很容易被他的情绪感染，他像是站在舞台中心，挥舞手臂、时不时和围在四周的观众们互动，在这持续了8分17秒的演讲里，年纪最大的老爷子6次试图打断他都失败了。
毕竟，今天这场“如家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庭审，而此刻距离庭审不足4小时。
这场诉讼的原告之一李子丰，他反复强调了自己是国家二级教授、差一点就成了院士候选人，1979年参加高考，李子丰考了328分，超过了重点线28分，已经是能挑学校、选专业的好成绩，那个时代里他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大庆油田，于是“学铁人去了”，从此便和石油钻井打上了交道。
现在，李子丰是燕山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是石油工程。学相对论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东西错得离谱，从此人生轨道偏移，成为了反对相对论的“斗士”。
民科们热衷于去大学里讲课，至今，一位民科董树功最为津津乐道的事就是，他去北京大学的物理学课堂上发言，上课的老师合起书走了，接下来二十分钟里，他为这群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们讲了二十分钟的物理。
比起他们，李子丰显得更有优势：他用课堂的间隙给学生讲物理。讲了几年，直到果壳网的文章发布后，有学生看到了他的名字，发现李老师是在给他们讲错误理论，举报到了学校。最终，学校认为他私自修改教学大纲，下达了处罚结果：不再代课，扣除30%的津贴。
后来，他形容果壳网的文章是“天上砸下来一块大平板，损害最严重的是最高的大山”、“我是这些被点名骂的人中，唯一一个在岗的二级教授”。
他觉得自己是正在被迫害的布鲁诺。
庭审
关于庭审，李子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包括民科受到官科持续的打压、相对论是错误的、官科们浪费了国家的资源、“我们维护着国家的宪法，你代表的是反动势力”。
律师在一边提醒他其中一些观点与审判关系不大，李子丰决定“我可以说，法官支持不支持是他的事”。
在之后的庭审上，这样的气氛延续了下去，果壳网的律师就庭审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却发现对面的两位原告——李子丰和梅晓春——根本没在核心的争议点上展开辩论。
李子丰的神情透着股执拗，他把张文卓的话抄了一遍，156个字，写了半页A4纸。庭审当天，他把那段话一字不落地至少念了三次，每念一次，因为紧张或者是愤怒，右手明显地颤动。
坐在旁边的梅晓春声嘶力竭，两次走到法官面前，掏出手机展示“你看这个张文卓到处骂人”、“知乎上这些人对我做出这种评价”，法官对此回应：“这也不是被告说的啊”、“说和本案有关的事情”。
后来，在百度“民科”吧里，民科们群情激昂，认为这是法官偏袒对方的体现。
这已经是民科们第三次质疑法庭公正性，第一次是打电话给法院被告知“张文卓没有收到传票，可能不能如期开庭”，他们认为这是暗箱操作，第二次则是发现自己仅仅被安排了十多平米的小法庭，陈世清指出“影响力这么大的官司怎么一开始不能搞个大法庭？是不是有预设前提？”
40分钟后，庭审似乎进入了一种相当轻松的氛围：被告律师在悠闲地转笔，法官接了两个电话、靠在凳子上玩了会儿手机，中途还有人敲门进来问“我那个案子能不能重新立案啊？”
庭审持续了2小时15分钟，结束后，李子丰特地送了本自己写的书给法官，让她“学习学习”，8个民科挤到10多平米的法庭里围着法官，重复着庭审里提过多次的说法：民科被打压，我们希望法庭主持公道。
想象一下在麻将桌上几个人同时说话，力争自己能压过其他人的声音、同时压过麻将的声音，当天的法庭便是如此。8个人围着法官讲了25分钟，最终法官给出的结论是：年前没有什么开庭的时间了，先都回去过年吧！
庭审后的庆功宴上，所有民科满面春风，一个年轻人说了几句可能赢不了的话，事后，李子丰专门打电话提醒我“那个男子来路不明”、“他在庭外说丧气话了”，要我保持警惕，梅晓春用“笑面虎”形容他。
至少现在，所有不支持能赢的人都被在心理上排除在外了，饭桌上的人们互相强化着自己能赢的判断，在落座的20分钟里四次举杯庆祝，一瓶750毫升的二锅头灌下去了半瓶。
当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
在地理空间上，爱因斯坦最接近中国的一次是1922年，他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途经上海，停留了两三天时间。
而在心理层面，爱因斯坦和中国的渊源相当深厚，那次访华后的半个世纪，他和相对论成为了全民批判的核心，这场批判持续了整整十年。
1968年3月，在中科院革委会的支持下，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于相对论为其主要批判内容，又被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主张“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
在当时所发布的六篇批判相对论的文章里，学员们从理论上批判，认为相对论中“同时的相对性”意味着，在不久前发生的中苏冲突中不可能搞明白谁开了第一枪，从而是在袒护苏联。
批判甚至发展到了针对爱因斯坦的人身攻击，“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在批判相对论运动的40年后，2008年，《经济观察报》发布的相关文章将之诠释为：当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
最终，批判相对论运动无疾而终，不过，有些人永远留在了那个年代。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简称“北相”）会长吴水清，在退休前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办杂志《现代物理知识》的主编，那个年代里轰轰烈烈的反相对论运动，他是其中的参与者。
退休后，吴水清继续着自己的相对论研究，他就住在中科院边上，每天4点钟起床看书，他也名列果壳网那篇文章的名单之中。2002年，吴水清群发邮件，提出成立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畅想，第二天，36个中科院教授和研究员级别的老先生签字支持。
2月27日，这群相对论的研究者们在酒店摆了6桌子饭，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宣告成立。现今，这一协会吸纳了近1000名会员，其中40多位来自海外，几十位老牌会员超过一半有中科院的教育、工作背景，每次开会的常驻饭店，隔着一条马路就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庭审的主角梅晓春已经60多岁，说起相对论来能滔滔不绝四个小时。他曾经在夜里十点多打电话给我讲自己的研究成果，我把手机放在一边，梅晓春一个人自顾自说了12分钟都没发现。
梅晓春赶上动荡年代，读完初中一年级便上山下乡。劳动的6年时间里，工友们抽烟、打牌，他有时间就读书， 16岁的梅晓春一个人自学了高中物理，恢复高考后成功考入了福州大学物理系。
刚学相对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后来文革时期号召大家批判相对论，梅晓春才发现这一理论的漏洞。此后，又经历了几轮职业转换，终于在2007年前后，梅晓春决定将余生都投入反相对论的“伟大任务”里。
他解释自己执着反相对论的原因：“爱因斯坦现在是地位最高的，你要是反对相对论了，那你不就成爱因斯坦了？”
这些人大多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学术造星运动”的影响，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大地突然降临，科学家重新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在广大民科的眼里，搞科学研究等于做实验、写论文、发文章、与同行论战，然后便是拿奖、扬名立万、成为学术明星。
大规模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他们看到了学术明星的光环，却并没有意识到光环的背后，科学研究其实需要相当巨量的知识积淀。
庭审当天晚上，另一位民科凡伟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刚刚发现了万有引力不存在。
“那牛顿的苹果是怎么掉下来的？”我问他。
“高空势能。”
北京相对论联谊会
北京相对论联谊会（简称“北相”）的学术报告会在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展开，会议室能放PPT、挂横幅、还能坐下二十多号人，这里一天需要1000块钱租金。
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要缴纳至少300元费用，如果上台作报告、展示科研成果，这一数字要增加，若是某个人的“新书发布会”，需要承担当天所有人的饭钱。
学术报告会气氛相当热烈，从早上不到八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一点多，全体在饭店吃个饭回来接着做报告，到晚上六点钟才散场。报告内容不仅局限于相对论，还有讲物理的、讲数学的、讲气象学的、讲特异功能的……神奇的是，这些门类繁复的研究邻域，好像每个人都能插上几句点评一下，这是民科又一项重要的特征：他们什么都懂。
民科们的战斗力超乎想象，董树功曾经在开会前去马路对面的中科院打印论文，遇上了两个中科院化学系的学生，拉着他们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多小时化学，除此以外，像打印广告一样打印论文，跑到各个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四处散发、期待以此获得正统科学界的认可，是“民科”活动的经典方式之一，在清华大学附近一条马路上，经常能遇见拉横幅的民科，每个都声称即将改写中国物理。
北京大学物理学学院教授吴飚曾描述他自己对民科的态度：如果找到办公室，我立刻说，“你太高深，我不懂”。
当然，事后，民科们会在北京相对论联谊会上激动地宣布，自己将某位教授驳斥地哑口无言。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么几段“战胜官科”的经历。
有人曾经把全部人关到了房间里，同意他观点的所有人签字后才能吃饭，不签字就不能出去。
梅晓春去参加种种会议，堵着主持人要求对方看自己的论文，一次，他遇见一个曾经邮件交流过的武汉大学的教授，对方一边说“对不起，我们不讨论，不讨论”，一边摆摆手，逃跑一样地离开了会场。
即便是在北京相对论联谊会内部，每个人反对相对论的理由也不一致，有人用实验反驳、有人用理论推导、有人反对相对论的前提。中科院的硕士生李义廉曾经提起这一问题，“你们都反对相对论，但是真理只有一个，你们之间也应该辩论一下啊！”
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之间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先驳倒相对论。”
这些人彼此瞧不上对方的理论，曾经一次学术报告会中，董树功做完报告后，被所有人集体批判，认为他根本不懂物理，反对相对论是因为没学会相对论。
时隔两个月我再问起这件事，他言之凿凿的告诉我，“他们那是赞美我”。
董树功总觉得自己是难得的天才，所引述的论据包括不怎么学习就能考前三名（初中以前）、靠自学当上了厂里的机械负责人、一个人精通物理的方方面面。他相信自己这一辈子是要做大事的。
40岁以前，董树功是厂子里的机械工人，40岁以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辞职、读书、卖房子、离婚。
董树功的儿子今年36岁，读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董树功决定不让他继续读书了，理由是学校里学的东西都没用，不如跟着他学点真本事。家里的人都不同意，但是没人说得过他，董树功自认为“对社会看得很清楚”、“因为我经历过文革，那时候我已经初三了，正是建立世界观的年龄”。
现在，父子俩一起研究物理，两个人都没有经济来源，钱用完了就去打工，赚了钱就回家，继续物理研究。
以前，他在天津看书，把天津图书馆关于物理学的教材读完后，董树功卖了房子、带着儿子来了北京，爷俩儿租住在国家图书馆旁边，每天去国家图书馆看书。看完了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物理学的书，董树功写了几箱子笔记，摞起来能铺满一张双人床，至少40厘米高。
他说不上来自己常看论文网站的名字，他念得最好的英文字母是W，因为所有网站开头都是WWW。
这十多年的学习成果，董树功写成了一本书，他把《新概念物理》从头到尾批判了一遍，《新概念物理》是现在许多大学物理的教学用书。为了批判这本书，董树功买了全套的《新概念物理》，一共6册，32开的书，每本都有至少400页。
后来，在北京相对论联谊会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果被大家认为是“根本不懂物理”。
“朱海军力”
这些民科在他们所知道的科学的各个领域进行着顽强的钻研和拼搏，耗费了大量油墨、纸张、键盘和网络空间。
凡伟只读到了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打拼没赚到什么钱，靠家里的资助生活。他曾经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举着“五万元整”奖金牌子的照片，说“能拿奖的事情，我们一般都不说话！”
事实上，他就是举着牌子拍个照，奖金一分钱都没有。
90年代初期，一位著名的民科朱海军，曾经命名了“朱海军力”：人为什么会直立行走呢？是因为人类采取面对面的性交姿势，天长日久，男人就把女人“压直”了。那么，男人又是怎么“直”的呢？因为男人是女人所生。朱海军写了《人类体质进化新说》提出上述理论，并把这种“使人类站起来”的力量，命名为“朱海军力”。
民科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曾在文章中曾写到：使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是什么力量使朱海军能够对已有的生物学理论视而不见，顽固地坚持在今天已经毫无意义的独创呢？我倒是想要把这种力量命名为朱海军力。
2000年9月11日，朱海军一个人死在寓所。根据他的描述，他几乎整天挂在网上，享受着互联网给他的充分的快感，他说：“只有另一种高峰体验——性高潮可堪与此比拟。现在，能让我高高兴兴离开电脑、离开因特网三个小时以上的，只有做爱这一件事。”
另一位民科闫赤元，2006年加入了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他形容，“每次走进‘北相’，我都是昂着头的。而走进家门，我却是低着头的。”
这也是绝大多数民科的生活图景：除了“学术界”的朋友们，梅晓春没有其它任何的朋友；董树功父子俩日常的活动仅限于去国家图书馆看书和去“北相”开会。
庭审前聚会的那个上午，在房间里吃外卖的时候，坐在桌子前、床上和窗子前的7个人忽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直到董树功聊起了自己重新设计了原子结构，才开始了关于原子、化学键的一系列“学术讨论”。
在参与的民科聚会的几天里，这种短暂的沉默总是存在，可能是刚点完菜的瞬间、可能是鼓掌后的间隙、可能是一个人落座的空档，上一个“学术问题”结束直到开启下一个“学术问题”，这些人不知道聊什么。
在百度贴吧里，吴水清已经超过5年没有针对相对论表态，有很多人猜测这个80多岁的老爷子已经开始接受相对论了，但是作为北京相对论联谊会的会长，他不能说。
反相对论已经成为了现阶段生活的精神支柱，戳破了，一辈子倾注的心血也就都没了。
中科院的硕士生李义廉看过百度“民科吧”里70%的帖子，两年时间里，他是混迹北京相对论联谊会中最年轻的人。
他曾经提出“民科伦理学”，第一个问题是：应不应该反民科？
民科如果自娱自乐我们应不应该反他？这个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用这套理论麻痹自己、娱乐自己，这套理论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支柱，我们应不应该反对他？
民科如果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我们应不应该反他？
没有人回应他。
民科们几天的聚会里，哪怕是单独约见董树功父子的那天，他的儿子都极少开口，合照环节，他永远是站在最边上的角色。不像其它民科那样情绪激昂，他冷静得像个局外人。
庭审结束那天，李义廉送给了我一个印有中科院校徽的书签，董树功的儿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挺会撩妹的啊。”
那是几天时间里，我惟一一次看到他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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