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抽梯致工人坠亡 不留活路式执法岂能无刑责
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这种不予刑事立案，而是作纪律问责的处理方式，难免给人猜疑，是否“从轻处理”。
文 | 欧阳晨雨（学者）
目前，“城管抽梯执法致人坠亡”案还在继续发酵。
1月23日，郑州航空港区一文印店两名广告牌安装工在楼顶安装广告，因属违规施工，郑州航空港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要求将广告牌拆除，并将施工现场使用的三轮车和梯子暂扣带走。随后，一名施工人员从三楼顶部顺着绳子向下滑时不慎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之后，郑州航空港区综合执法局回应称，已作出初步处理决定，免去带队执法的中队长职务、对涉事执法队员停职、通报批评，同时配合警方调查。今天，记者从郑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郑州航空港区“抽梯”事件涉事城管执法人员，因涉嫌玩忽职守被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对于这个看似严厉的处理结果，作为执法者，或许会感到有所委屈：那些广告施工方违章在先，自己不过依法执法，结果还受到连累；不过是搬走了那些施工人员的涉案设施，是那个工人偏要冒险顺着绳子下来，结果才出了事，岂能把板子打在自己头上？免职、停止、通报批评，还有纪检监察追责，付出的代价也够大了。
可是，如果站在受害者的角度看，一个宝贵生命的意外陨落，有关方面对执法者竟如此“轻描淡写”地处理，又是多么不合时宜。
回看这起高空作业坠亡案件，如果不是执法者不顾施工者的恳求，强行将上下楼的作业梯子搬走，在寒冷的天气下，忍无可忍的工人又怎么会顺着绳子爬下，又怎么会出事？执法者搬走梯子，并不等于执法行动的中断，而应看做是执法的延续。顺着绳子爬下来，不过是工人们自己求生求助、逃离险境的一种本能罢了。从根子上看，这名工人的高空坠亡，乃是城管们不当执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两者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以，应对此作出法律上的否定评价。
诚然，城管们有理由称，自己是正常执法。但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同样应当遵循行政法治的“比例原则”，即不能超越一定的合理强度，损害被执行者的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在这起城管“抽梯执法”案件中，面对当事人的再三恳求，他们本可以等待，为施工者留下一条生命的通道，然而一抽了之的蛮横做法，却将受害人逼上了绝路。基于这种行政执法的严重过错，对参与执法的有关人员，应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然而，正义还远不能止步于此。因为，这些执法人员的所作所为，已经涉嫌犯罪。根据《刑法》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造成死亡1人以上”的严重后果，已达到最高检《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立案追诉标准。
如果城管抽走作业梯子后，将施工人员滞留在三楼顶部的高空作业平台，而不是楼顶，基于高度的人身危险性，则可以推断执法人员具有“明知”而“放任”的间接故意，在这种情形下，就应当依据刑法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的规定，对有关执法人员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尽管因涉嫌玩忽职守被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并不意味着，对有关执法人员的处理，终将以纪律处分告终。但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这种不予刑事立案，而是作纪律问责的处理方式，难免给人猜疑，是否“从轻处理”。
再看新闻报道，一边是对有关执法人员的行政处理，一边是公安机关对文印店老板刘某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刑拘，更让人浮想联翩、块垒难浇。
虽说，依据《刑法》第134条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之所以发生严重后果，难道就是文印店老板刘某造成的吗？
如果非要如此定罪，抽走“生命通道”作业梯子的执法人员，不也是“同案犯”吗？为何却越过了执法人员，却将板子重重打在了雇佣者的身上了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这种平等，不仅是以法律形式赋予了每个人以平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从法律上限制了公权力的范围，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应在法律的范围内工作，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能有法律赦免的特权。如果，执法者肆意妄为不受法律制裁，或者“罚酒三杯”，损害的是法律的权威，戕害的是公民的法治信心。
一个生命的悲惨消逝，不应在一片混沌中成为往事。对于一个主体，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回到这起城管“抽梯执法致人坠亡”案，应厘清所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让公权力承担应有的违法成本，如此才能真正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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