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私有制”再起争议 尊重私产与企业家是底线
顶级企业家突然放下市场竞争等赖以成功的要素，转而大谈政治，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旁观者由此看到的，不是企业家的豁达，而是他们的不安全感。
文 | 江玉楼
经济学家张五常1月22日撰文，回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对他所谓鼓吹私有制的批判。在此之前，周教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旗下的《旗帜》杂志发表文章，批判张五常的“私有制”与吴敬琏“市场说”，事关所有制的理论设计与实际安排，引起争议。
张五常回应的主要内容还是重申一些常识，比如“市场是处理竞争的一种安排”，“中国制度的重点是权利界定”，他特别澄清，“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同时，他纠正了周新城“经济人假设”的错误，以老道的经济学常识卸除周新城的指控。
周新城对张五常的回应如何回应，尚无进一步消息。但与周新城在文章中以严厉口吻进行的鞭挞不同，张五常是以学者的态度对待这次争议。实际上，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张五常一直处在争议的漩涡当中，周新城的许多例证尽管不确切，但可以看作是争论的延续。
不错，“消灭私有制”是写进《共产党宣言》的。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为了解决这个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划定了一个“初级阶段”，把私有制作为“初级阶段”的“有益补充”。周新城不是强调私有制的价值，而是重申其必须“灭亡”，这是争议的焦点。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周新城对张五常与吴敬琏的批判，是一名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与时俱进的经济学家的不满。周新城引用的依据和理论，来源于《共产党宣言》，它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开头，出人意料地进入21世纪的中国语境。
如果细读周新城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不只是为了反对私有制，其立意是要维护公有制的正当性，是为国企正名，是要抨击“国进民退”的舆论。而这些方面，其实有宪法规定，有经济安排，有政治设计，早已安全无虞。周教授本来不必劳心费力，还让张五常抓住他论证上的错漏。
周新城的文章出来后，尽管点题的是非常陈旧的问题意识，但依然带来动荡的心理冲击。民营企业家群体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是吹风之举，转而审视手头的资产，感到茫然无措。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感，让企业本来就严酷的竞争处境雪上加霜，不安全感倍增。
企业家还不是唯一感受到周新城文章寒意的，一般人等因为勤劳奋斗掌握了一定的私产，也不由得对照周教授“消灭私有制”的口号，开始胡思乱想，甚至联想到历史上的各种运动。可以说，周新城的言论虽不新鲜，但激起的社会不安却是真实存在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催生了一大批富豪企业家，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人数的崛起成为世界级的现象。在财富暴涨的同时，我们听到企业家最多的还是“感谢国家”。不止一个国产顶级富豪表示，企业随时可以捐给国家，完全没有问题。
比如马云早就表示过，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他想都不会想，在一秒钟之内把支付宝上交国家。刘强东则说：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
顶级企业家突然放下市场竞争等赖以成功的要素，转而大谈政治，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旁观者由此看到的，不是企业家的豁达，而是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在市场呼风唤雨，在表态时却胆小谨慎。究竟怕什么？周新城算是挑明了说，那就是“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40年了，也是放下“姓社姓资”争议的40年。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无论是数量多规模大的国企还是京东阿里巴巴，都在市场竞争中获益巨大。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中国特色”作为解释框架，是对“消灭私有制”的最好回答，研究主义的周新城，稍安勿躁最得体。
总之，所有制的安排与筹措，是有坚固的安全网，不用无事生非地喊“狼来了”，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担忧。张五常表示，只要周新城“不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不反对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怎么说都不重要。诚如斯言，理论探讨无禁区，但尊重私产，让企业家和民众安心，也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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