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代表委员为生育问题操碎了心

如此多的代表委员聚焦，同时也说明生育政策确实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关键时刻。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展现鼓励生育的诚意。

文 | 徐 媛

为了鼓励生育，挽救低迷不振的人口出生率，这届两会代表委员可谓操碎了心。

全国人大代表丁列明建议，将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改为“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删除“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全国人大代表丁列明

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提议，“通过教育体制改革缩短学制，有助于缓解晚婚晚育的影响”。

无论是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还是缩短学制，单从提议本身来看，并无多大硬伤。放宽结婚年龄，本质上是赋予个体更多的选择权，满足部分早婚人群的需求。而缩短学制，从学习的投入产出之比的角度考虑，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教育话题。

然而，这两个话题一和生育问题联系起来，以此来作为“催生”手段，似乎就有点变味儿。

且不论法定结婚年龄、学习年限是否会构成“生育障碍”，光是这背后的动机和意图，就已经让一些网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们深感不爽。在她们看来，这带着满满的“催生的恶意”，同家里人苦口婆心奉劝你“早结婚”、“不要读那么多的书”“趁着身体好早生孩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女性当然知道自己有选择的空间，只是她们本能地对“物化、工具化女性”这样的思维嗤之以鼻，任何有可能冒犯“子宫自主权”的言论和迹象，都容易引燃她们心中的怒火。

在很多人看来，当下影响生育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年龄，不是受教育的年限，而是经济能力，是会被危及的职场地位，是照顾孩子时力不从心的疲惫处境等。

或许为了破解女性在家庭与事业间取舍的两难，全国政协委员张英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观点，建议在女性工作中使用弹性工作制，推广“互联网+”就业，实现女性居家办公。

全国政协委员张英

乍看之下，“弹性工作制”像是给予女性偌大的福利，方便她们“看孩子”和“工作”两不误。但这样的“双重照顾”、“双赢考虑”，女性们并不领情，比起时间上的弹性，她们更需要“男女平等，一视同仁”。

以前，女性承担抚养孩子的主要角色，本只是一个不尽合理的约定俗成。夫妻双方还可以通过协商、博弈来决定各自责任的大小。然而，一旦可以“弹性工作”，育儿便成了女性义无反顾、不由分说的使命。传统的“女主内”的角色得到空前的强化，难怪很多网友戏言“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张委员的建议，看似是照顾女性，实则变相增加了女性的压力，这也使她招致了比前面两者更加猛烈的批评。网友@陈猿猿李师师 愤怒地质疑——

“在一个凌晨4点给员工发微信员工起床都必须第一时间回复的年代。哪个人的工作不是无限弹性的？为什么只对女性讲弹性工作制？ ”

@六便士之歌则巧妙地反讽——

“我建议企业试点男性弹性工作制。毕竟普遍认为男性身强力壮，十分适合做家务带娃等一系列密集型劳动，而现在的工作时间安排，是对男性这一天赋的极大剥夺，不尊重男性与生俱来的力量和能力。请充分重视男性人权，试点男性弹性工作制。”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对于女性来说，弹性工作制并不是不好，但不要“男女有别”。在一个本来就充满歧视的就业环境里，任何对女性的“优待”和“福利”，都会本能地让她们心头一紧，害怕自己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以至于日后找工作越来越难。

所以，全国人大代表廖哥华提议“产假延长1/3的时间或者一个月”时，舆论场上是压倒性的“求放过”的声音。大家不明白的是，关于延长女性产假的讨论，之前有过好几轮，民间的声音响亮而清脆，为什么还会有代表不厌其烦地提出这类她们实则难以消受的“福利”？

有人说，这类提议之所以给人一种与现实不符的撕裂感，是因为它更多代表的是国企、事业机关单位女性的声音，因为这些地方有能力、有条件给予女性相对优惠和宽松的生育环境。但能进入到体制内工作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女性的工作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恰恰是提议的代表没有顾及到的地方。

生育问题涉及多个层面，比如国家、企业、女性、男性等。但上述提议，大多还是集中在企业和女性，要么希望放宽一些外在的限制，希望女性自觉承担生育的责任；要么则希望企业让渡利益给生育的女性。

它们要么脱离实际，与女性现实的生育处境毫不相关；要么则容易制造企业和女性的对立，让女性愈发地不敢生。而男性完全地游离于这些提议之外，建议男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声音相对微弱。它们也没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国家应该在提高生育率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作为。

医院二孩门诊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多次一样，在鼓励生育方面，生育成本的分担，是个核心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减少企业的负担，才能促进女性的平等就业，保障好女性的生育权利。

也许是历经舆论场上的多次纷争和洗礼，今年两会全国妇联的提议就颇有现实感——

“给予生育的女职工所在企业一定补贴的财政优惠政策、给予女职工集中的企业减税优惠政策、建立企业性别平等激励机制，以切实减轻企业的用工负担，鼓励用人单位招录女性。”

在生育问题上，主张国家多投入，减轻企业的负担，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呼吁。人们希望听到各种能切实减轻女性生育后顾之忧的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高小玫在此基础上往前推了一步。她经过调研发现，家庭育儿负担是少生、不生的重要原因，而目前育幼领域仍存在没有明确责任部门、无法定支出预算、缺乏优惠政策支持、标准体系不健全、服务监管不规范等问题。

高小玫建议，面对育儿社会焦虑，不仅要补托育服务短板，更应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制度建设去谋划。

全国政协委员高小玫

这一提议赢得了网友的好评。微博网友仿若遇到了知音，纷纷在她的提议背后，大吐苦水，道尽各种“不敢生”的心酸。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全国人大代表孙艳玲提出了更为细化的建议——

“发展0-16个月托幼服务。政府将发展公共托幼服务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在设施、资金上加大投入，在社区、小区规划中，不断完善托幼功能……在企业内开办托幼机构尤其是接收0-16个月婴幼儿的托儿所；鼓励幼儿园等服务机构增加延伸服务，开办0-16个月托幼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陈佐东则建议将公共服务涵盖的育儿范围扩大到0到3岁，并建议“提升父亲育儿参与率……建立完善‘亲职假’，让男性承担更多家庭照料责任”。

这些提议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涉及到了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某种缺位和空白，希望通过顶层设计和财政投入，来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从根本上促进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因而获得网友的广泛认同，也让人们真正有了“被代表”的感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少有议题能像生育问题一样，获得如此广泛的讨论和持续的关注。随着女性性别权利意识的觉醒，舆论场上任何涉嫌矮化女性、物化女性生育功能的议题，都可能招致潮水般的批评；而关注女性生育权益、尊重女性自主生育意愿则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如此多的代表委员聚焦，同时也说明生育政策确实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关键时刻。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展现鼓励生育的诚意。代表委员们提出的诸多建议，哪些可取哪些执行性不强，网上的各路反馈也是公共讨论的过程，希望相关部门在考虑这些建议时，也多参考网络民意。这样才能筛选出更有价值的建议，真正有助于生育政策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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