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仁国落马，反腐能否让茅台走下神坛

既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赋予与运作就该被重新审视，权力框架需要再造。

文丨杜 虎

贵州省纪委监委近日受权发布，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日前被“双开”，移送监察机关依法处理。纪委声明层次分明，措辞十分严厉：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严重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大搞“家族式腐败”；转移赃款赃物，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大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等。

除了在纪律审查方面对袁仁国作了定性，还使用“且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形容其严重程度。通报同时强调，袁仁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袁仁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对袁仁国来说，省纪委监委的通报等于“另一只靴子落地”。去年5月袁仁国不再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职务，有关他被调查的传闻甚嚣尘上，尽管这位一手打造茅台神话的掌门人以“到了年龄”解释免职，但无法说服外界的悬疑。

从纪委的报告看，袁仁国所犯下的所有违纪行为和涉嫌犯罪，都与他手中掌握的紧俏商品茅台酒有关。堪比奢侈品的茅台酒奠定了他的权力基础，他将这份国企权力发挥到极致。这种腐败的缘由之浅显、贪腐规模之庞大，只怕都不会让人太意外。

袁仁国与茅台酒的关系是合二为一的，他在1998年开始深度介入茅台酒的生产与营销，将当年濒临倒闭的酒厂经营为世界上市值第一的白酒，他的权威与权力就此与茅台酒的历史深度融合。茅台酒越是被神话，它就越紧俏，随之而来的就是袁仁国的权力越大越巩固。

在外界的眼光里，茅台酒被渲染成“国酒”，茅台酒文化被抬升为中国酒文化的最高代表。在这层文化外衣下，茅台身价百倍，单支售价过千元，并且以营销权为中心，构建出茅台酒在市场上特有的权力生态。即使在商品社会，茅台酒也没有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气质。

不夸张地说，茅台酒已经不再是一种食品，围绕它的中心已经不是生产线上的商品，茅台酒在流通环节制造出巨大的权力空间，也就随之衍生出惊人的寻租空间。袁仁国是造酒、卖酒的好手，也是在老国企转型中深度浸入权力买卖的饕餮大王，这种蜕变腐败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因为茅台酒在贵州的尊崇地位，又因为袁仁国在茅台酒厂的核心位置，20多年来他得到了所有能得到的政治资本，从省财政经济委的职务到全国人大代表，袁仁国因酒而荣、因酒而贵。他再也不是当年背酒糟的小人物了，随着他权力圈子的扩大，他在贪腐道路上走得更远。

袁仁国的事例再次说明，没有真正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他是茅台酒厂一言九鼎的话事人，内部谁也拿他没办法。他又是让茅台酒起死回生的传奇人物、挽救当地经济总量的领军人，因为这些忌惮，外部监督也会软化。袁仁国的腐败原理是如此简单，似乎只有时间能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过去的光辉宣传中，袁仁国常被形容为“将生命与茅台‘捆绑’在一起”，这真是一语成谶。从纪委通报与此前查办的贵州原副省长贪腐案相联系，袁仁国所陷入的同样是塌方式腐败窝案，而将所有腐败分子串到一起的，就是凝结在茅台酒上的权力体系。

在袁仁国下台以及他接受调查期间，贵州方面出台许多措施，比如禁止违规参与茅台酒经营，查到多名干部转卖茅台酒批条获利，也在整顿原先的营销体系。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要清理袁仁国模式的存在，并且试图切断茅台的寻租链条，挤压寻租空间。

袁仁国在建立起腐败王国时，竭力吹捧茅台文化，然后在虚构的茅台神话下收割白酒的暴利。无论是袁仁国落马，还是接任者重整茅台江山，都会面临一个思考，那就是：如何收敛袁时代的狂热，有勇气祛除附加在茅台酒上的斑斓泡沫，让茅台走下神坛，脱虚向实。

袁仁国倒下之后，对继任者乃至于整个贵州而言，将茅台酒与袁仁国切割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但与此同时，反腐败行动也会面临程度上的考量，毕竟要保住茅台这块牌子、保证茅台酒这个盈利大户不受大影响。但如何既保证茅台平稳过渡，又建立有效的一把手防腐机制，是个艰巨的挑战。

总之，袁仁国作为暴利国企的资深老总在反腐浪潮中倒下，一点也不叫人吃惊。只是，茅台酒厂“贡献”贪腐分子的长期历程，也给同类型国企的反腐提供了经典警示录：既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赋予与运作就该被重新审视，权力框架需要再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袁仁国”还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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