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耿彦波好的都点赞” 还怎么理性看待古城改造 | 手记

编者按：

近日，北京青年报刊发深度报道《耿彦波隐退之后，大同古城遭遇最严厉官方批评》。报道呈现了十年来，官员、专家和民众等各方对于大同古城改造，不同态度交织在一起的矛盾。

报道的前情是，2019年初，国家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点名通报了包括大同在内的多座城市破坏历史文化遗存，要求限期整改。“明星市长”耿彦波因为曾主导大同的古城改造而再度被卷入舆论。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很多大同市民在网上力挺耿彦波，认为他的改造有魄力、造福大同人民。

耿彦波主导的古城改造，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一争论由来已久。早在推动古城改造的初期，耿彦波的铁腕作风就一再成为各方焦点。记者杨宝璐在采访过程中，也感受到了众多文物专家欲言又止的复杂心态。

古城改造和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之间的矛盾是否不可调和，能不能寻求平衡；在改造过程中不同声音又是怎么在沉默螺旋中逐渐消失的？这是杨宝璐采访背后的观察和思考。

文 | 杨宝璐 （北京青年报“深一度”记者）

就采访的过程来看，这是一篇非常难采到愿意发言的专家的稿件。这在一般的采访中很少见，一般来说，在采访中，请专家发表意见，比请当事人开口容易得多。但涉及评论古城改造，特别是耿彦波主政的几座城市的改建时，很多专家三缄其口，或反复强调一定要匿名，有一位专家实在被我纠缠得不好推辞，不得不甩出一段万无一失的回复：

“习近平曾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求生欲”可谓非常强了。这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委会的专家曾参与大同的评估审查，且在大同古城改造前和改造后都实地考察过。而在采访中接触的专家，有的是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有的则一直都在山西，甚至参与到古城改建的工作里。

耿彦波在山西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大概全国人民都有所耳闻。如果说他在榆次老城改造中所树立起来的口碑，在他离任之后才渐渐显示的话，那么他在大同的口碑，树立得则要快得多。2008年主政大同之后，他一度被称为“耿拆拆”“耿指倒”，但随着第一批拆迁的完成，2009年第一面城墙——东城墙的修复工程完工，耿市长的形象迅速成为了“耿市长”“耿黄牛”。

早年在大同，“七大街、八小巷，七十二道绵绵巷（读hang，四声）”，都被垃圾、污水和拥堵所困扰，甚至在如今的老城中心，当年大同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大西街、华严寺和大同最好的中学大同一中，也被崎岖不平的小路和破旧的平房所包围，一到冬天，污水结冰，居民的出行和卫生条件极差。

耿彦波的古城改造，为如今大同的风貌奠定了基础。而他被民众认可的理由，不仅是民生的改善，还因为让市民们看到，一个破败的资源型城市向“文化立市”转型的可能，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恢复的文化认同感。

改造中的大同古城

2013年到太原履新后的耿彦波，在启动明太原县城保护复兴工程的同时，还在太原市区进行修路和拆迁。尽管太原人自称这段时期的工程有如“开肠豁肚”，但有了榆次和大同改造的口碑在前，反对声更小。杏花岭区一位拆迁户告诉我，中环路修完之后，交通拥挤马上就缓解了。以前早晚高峰基本上三四个灯才能过去（一个十字路口），现在基本一个灯就过去了。

客观来讲，耿彦波无论是在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果上都堪称典型，对其所主政的几个城市均做出了莫大贡献，尤其是在改善交通和民生方面。由此得到老百姓一面倒的赞扬，实属必然。其激进、固执、一言堂的一面，也就成了他“有魄力”的表现，而另一面，在主流的赞誉中，不少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和专家，则保持着谨慎的沉默。

报道后，有读者表示质疑，“专家为什么在他主政期间不表达意见？现在人家退休了，又拿出来说事。”实际上，这个问题在采访中，我问过每一个与他共事过的人，得到的回复是：“说了还得听呢。”

不按常规出牌，让不少下属都曾替他受过。2009年，云冈石窟文化复兴工程建设项目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工程一度被叫停，被称为“云冈风波”。后来，耿彦波亲自去北京做解释，重新修改方案，才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在“云岗风波”后，大同市文物局局长高东森、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等多位官员都因此受到处分。

一位参加过大同城墙重修的官员告诉我，在修建过程中，他曾向耿彦波请示城墙基础该做多高。“我就问他做多高，如果和外面（指路面）一样低到话，下雨水就从旁边下去了，冲击力很大。把城墙的基础提高一点，不至于以后水大了对城墙造成冲击。结果他说，他又不是神仙。”

在修建城墙过程中，他们也有建议，将城墙做成那种混凝土仿的夯土的那种墙，毕竟雨水对于混凝土的侵蚀弱一点。但耿彦波不同意。

为了复原古城风貌，大同东城墙和角楼被花费巨资翻修一新 杜光利/图

后来我向另外几位大同市民提起这件事时，有些人反应是“不可能吧”，有些人的反应则是“这就是耿市长的风格”。

在各种舆论分歧中，老百姓大多都是偏向耿市长的，有人认为，“在当下，主政者多干多挨骂，但总好过不干不挨骂。选择长远历史价值还是解决当下老百姓的穷困局面，还是后者比较重要。如果一个城市年轻人都流失完了，哪里还有未来。”

这话没错，但在做一个如此巨大的工程的过程中，不能要求主政官员做到每方面都精通，都面面俱到。

耿彦波重视文化，希望能以文化立市，在既往的报道中还有称，他曾在读书时苦读《论语》，也可以看出，他身上有着非常浓重的中国士大夫情结，在大同主政期间，他还写过一篇《大同赋》——这曾被一些中文系教授诟病“作秀”“写得一般”，但2012年，大同大学书法专业还开了一个《大同赋》主题书法展，用各种书体书写《大同赋》。固然不能用文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一位主政官员，但至少说明，官员在“跨界”的时候，在专业性方面，肯定是没法跟这个专业的从业者比的。

但在巨大的盛赞中，这些专业方面的瑕疵，被遮盖了。诚然，由于任期、现实的掣肘，一位有想法的官员想做点实事，有时不得不强势、一言堂，不得不采取一些突破规矩的措施，但须得说明的是，这种突破毕竟是非常之举，主政官员也有其短板和局限性，他亦不是完人，他可以做事不完美，但必须依靠制度和程序的约束，来尽量接近结果的完美。

这就是专家和分管某项工作的官员之所以存在的意义：为主政官员在具体实施计划时，提供专业的意见。

这些意见，可能“不接地气”，可能在实施上很难平衡，究其原因，是因为各方出发点和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报道之后，有读者态度激烈，称专家根本不了解古城实情，建议专家去棚户区居住，体验体验，这就是气话了——所谓“局中人知甘苦，局外人有公论”，耿彦波改善城市功不可没；但在其工作中有没有不尽善尽美的地方？肯定有，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保证古城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改善民生？在专家看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允许专家参与进来，讨论、辩论，是保证古城重建得更好、更保有特色的一种有意义的活动。至少，可以为主政官员提供一种角度。

并非所有的专家都是“砖家”，未必所有与耿彦波意见相左的意见都不对，那种“所有说老耿好的我都点赞、所有骂专家的我都点赞”，对于这样一位主政官员来讲，未必不是一种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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