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PEA回眸：一代英才的腾飞之旅
11月24日，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的诞辰。每逢此时，李先生就会收到各界数不清的祝福。其中很多来自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虽未蒙受李先生亲炙，甚至有的和先生都不曾谋面，但却都自认是李先生的学生，并由衷地感激李先生改变他们了的人生。这缘自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曾经的CUSPEA计划学子。而这一计划正是李政道先生亲自倡导、组织实施的。
所谓CUSPEA是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的缩写，这项从1979到1989年之间长达十年的计划，在没有托福与GRE的年代，架起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优秀学子赴美留学的第一座桥梁。这一计划如同清朝留美幼童和庚款留学生一样，打开了中美科学、文化以及商业交流的大门。它为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贡献了整整一代人，为中国科技研究和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理念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30多年后的今天,在CUSPEA十年间选送的数百名顶尖学生，几乎都成长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有学术巨擘、商界精英，还有创业领袖......。这部辉煌的群英谱上，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富有传奇色彩。笔者非常有幸拜访了其中的几位，得以跟随他们的讲述，一起回顾那一代人特殊的心路历程，感受中美文化碰撞带来的巨大震撼，领略CUSPEA学者别样的智慧风采。
一、学术巨擘：文小刚
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MIT)文小刚教授被美国物理协会授予巴克莱奖。这是美国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项，以表彰他的“拓扑序理论”对物理学研究的创造性贡献。
掌声与赞誉纷至沓来，但每当他回忆起自己的学术历程，总会想起35年前那场难以忘怀的考试——CUSPEA。
作为CUSPEA学者中一直从事物理学术研究的代表之一，文小刚教授谈起这段往事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的思绪难得地从物理学的玄思中抽离出来，动情地回顾了他所亲历的CUSPEA岁月的点点滴滴。
“CUSPEA让我们到这个新世界来，使得我们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其实做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无限的可能性中，横冲直撞，做你自己喜欢的事，随意畅想，随心而行 。”
———文小刚，著名华裔物理学家，CUSPEA 81’
1) 蓝色晒图纸上的手写译稿
1979年，李政道先生来到北京，目睹国内科技落后、人才断层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多方奔走，精心设计了这项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这项计划的推出顺应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时代呼声，也得到了空前热烈的响应。一时间国内顶 级高手云集，竞争异常激烈。CUAPEA考试每年举办一次，试卷由美方用英文命题，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组织考试，全国设有十多个考点。由于报名者众多，有的考点要先在内部搞一轮预选，通过了预选才能参加正式考试，中科大就是其中之一。正在读大三的文小刚决定去试一试。
文小刚成长在古城西安，小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儿时的理想是去工厂当一名工人。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感觉“真是撞了大运了”。他从小就喜欢数学、物理、无线电。但那时候中小学生几乎没有什么课外读物，仅有的科普书籍就是被读了无数遍的《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小实验》、《赤脚医生手册》，《怎样装收音机》，还有一些文 革前的老杂志。他的父母有很多朋友，喜欢出一些脑筋转弯的数学趣味题，例如和尚分馒头等，要求不用纸笔答题，直接 20 57012 20 11700 0 0 8139 0 0:00:07 0:00:01 0:00:06 8136算出答案。文小刚在回忆那段日子时笑称：“组装了收音机后，觉得无线电很有意思。后来又感觉到物理更高级，所以上大学就选了物理系。”
进入大学后，他的理想才从进入工厂变成了进研究所，但至于美国是个什么概念，他几乎一无所知。同学们凑在一起讨论美国是个什么样，有人说：“美国那里的路都叫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特别光滑，要是路上有一粒小石子就会翻车。”去美国前，文小刚特意去借了一本美国地图，想看看如何去一些名胜旅游。细细一看，让他十分惊讶，“这样一个先进国家竟然没有几条铁路，这美国人怎么旅游呢?”他感到很是不解。
CUSPEA考试的竞争很激烈 ，这个考试相当于美国大学物理系的qualification考试，又叫资格考，在美国大多数学校，都是进行一两年的博士课程之后才考的，但拿到中国来，要三四年级的本科生考，更别提大多数像文小刚这样的首批大学生，在上大学以前都没有学过英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题几乎是“天书”一般。
而且由于CUSPEA刚刚起步，不仅没有所谓复习资料，就是相关的教材也没几本。那时中国刚刚结束文 革，各个大学的学科建设都还很不完善。 科大物理系沿用的是苏联的教材和课程，风格偏重硬碰硬的数学推导、深度的计算等，和美国要求的那种发散性、创造性的思维很不一样。所以课堂里学的，并不能很好地帮助学生准备这场考试。走运的是，恰巧有同学找到了一本《伯克利物理教程》，一边翻译一边手写，再用蓝色的晒图纸晒出几份草稿，文小刚马上就借来看，这是他当时所看到的唯一一本美国风格的教科书，对他参加CUSPEA考试帮助很大。30多年过去了，文小刚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一些印象深刻的题目，比如“估算地球上最高的山应该有多高”，“如果精细常数变化1%，你的身高会变化百分之几”等等。这类题目那时苏联式的课本上几乎没有涉及到。得益于事先看过那本晒图纸上的教程，在CUSPEA考试中遇到了这种题型，他才没有感到特别吃惊。
考试结果是文小刚高居榜首，竟然夺得了全国第一名。通过了CUSPEA考试后，每名学生可以选报几所美国学校，再接受美国教授的一场面试，以决定最后的去处。
文小刚知道的美国大学有三所：一是哈佛，因为确实有名;二是哥伦比亚，因为李政道先生在那里;三是普林斯顿，因为凝聚态物理大师菲利普?安德森在那里。他只知道这三所，便填报了这三所。面试教授建议他：“可以考虑一下斯坦福大学吗?”，他茫然反问：“斯坦福是个什么学校?”让美国教授哭笑不得，那时他才知道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美国教授还问他喜欢什么什么运动，他说喜欢打羽毛球，可是却不知道羽毛球这个单词怎么说，就连说带比划，好不容易才让教授明白 。最后他决定去普林斯顿物理系。
经过几个月的英文集训，1982年，他第一次登上赴美的航班，飞机降落在纽约机场。
2) “啼笑皆非”的电影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政府才在纽约42街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那原来是一间老式旅馆，相当破旧，好处是房间众多，正好派上了了接待前几届CUSPEA学生的用场。文小刚带着两个箱子先在这里落了脚，接着从这里乘车去普林斯顿，正式开始了在美国的学术生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普林斯顿的中国人很少，所有中国学生加起来也就十来个人，大家平时聚在一起，仍然沿袭了当时在中国的娱乐活动：骑车、下棋和打牌。在镇上的电影院里，他们第一次看到国产片以外的电影，那是一部台湾片，讲大陆解放后的故事，其中的演员互称“小姐”、“太太”，让他们感到非常“好笑”：没想到这样“不三不四”的电影也能上映!这也难怪，当时国内只有反派角色或者地下党才这样称呼，人们普遍都互称同志。虽然街上也有时髦青年戴“蛤蟆镜”、穿喇叭裤，但仍远非主流。让他们深感意外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和鸡肉金贵的中国正好相反，在美国的鸡腿竟然是最便宜的，一位同学大喜过望，从此以后每顿都吃鸡腿，成为笑谈。
在普林斯顿的五年，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因为英语不好，刚到美国的课堂里根本听不懂老师讲课，好在黑板上的数学公式还能看懂，就这样连蒙带猜地学习。“普林斯顿这个地方都是厉害人物，建立自信心很不容易。每天都要给自己打气。”他很快发现：“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教育比较强调谦虚，如果你觉得自己是金子，那要别人来发现。但这种心态在美国完全不行，这边是一个广告型社会，自己是一块金子，就要说我是块金子，不然别人不知道。”美国的学术氛围就是要求学生多和老师交流，多表现自己。其他同学们常常找老师八卦得热火朝天，而他既不了解美国的文化背景，也讲不好英文，听不懂别人的俏皮话，也不知道怎么聊天，想要表现自己谈何容易。尽管如此，他还是每次硬着头皮去敲教授办公室的门，去问问题。不仅仅是为了问问题，而是为了能跟老师有个接触。如此反复多次，不仅跟老师有了积极的沟通，也激发了他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和猜想。
来普林斯顿之前，文小刚只知道凝聚态的安德森教授，便打算师从他，但当时安德森兼有一半时间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学生众多而时间有限。那时的普林物理系是高能物理的大本营，以大卫?格罗斯，爱德华?威腾为代表的一批高能物理学家正值壮年，成果颇丰，于是文小刚便转随威腾做高能物理。临近毕业，高温超导被发现，又引起了文小刚的兴趣，他转至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做博士后，还给自己定了个计划，“白天做超弦，晚上做高温超导”，但来到圣巴巴拉以后他感到凝聚态物理更有意思，便全心投入了高温超导研究。
彼时文小刚并不知道，博士后期间转方向，其实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按照美国学界的传统，学者需要在一个领域深耕多年，才能得到该领域的认可，找到工作。读一个超弦的博士，却在博士后两年期间转作高温超导，能否获得凝聚态领域的认可，能否找到教职，都是很不确定的因素。但那时的文小刚并不了解学术圈的这些规则，甚至也没有想到以后找教职的问题，就全凭着兴趣，热火朝天地干得起劲。
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这股源自兴趣的执着与热忱，使他在科学研究中不断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他在圣巴巴拉博士后期间利用超弦的思路，来解决高温超导问题，成为了让他日后享有盛名的“拓扑序”理论的序曲，这一理论为后来凝聚态物理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
3) 勇闯“没有名字”的领域
提到CUSPEA，文小刚充满了感激 。“在那个时代，CUSPEA给了我们一个去‘闯’的机会，使我们有了无限的可能性，”“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我们并不知道前方有什么，但是就凭着这样一股冲劲，每个人都闯出了一片天地。 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路完全靠自己走，如果你有兴趣，就去做;有能力，就去发挥;有干劲，就去干，只要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就是一种成功。”虽然CUSPEA是物理专业的项目，但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走自己的路，走不同的路，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实无论是做学术也好，还是创业也好，都是在这无限多的可能性中横冲直撞，迎来柳暗花明。”
在李政道先生60、70、80岁寿辰之时，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领事馆为他举办了隆重纪念活动，文小刚都前往参加了。时至今日，最早一次见到李先生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普林斯顿上学的时候，他来做学术报告。中国人一般比较谦虚、比较低调，但他不一样，往那一站，那个气场强悍得不得了!很震撼。普林斯顿些很厉害的牛人，在他那个气场下都变得谦逊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在学术界里有这样的自信，这样的气场。”35年之后，那个在台下仰慕不已的青年不仅成了著名的华人科学家，也被视为世界物理学界离诺奖最近的人物。
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文小刚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余，还热忱地为年轻学子指点迷津、铺路搭桥，一如当年的李政道先生一样提携后学。
“中国和美国的文化风格很不一样，在教育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培养的学生聪明、认真，但却常常缺了一些大胆提问题的意识。”这是他如今最为忧虑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倾向于用一样的角度和方法，培养出很多标准的‘好学生’，但却缺少了一些‘怪才’。比如我在中国访问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学霸’，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他和我说，他想把什么做好，就能把什么做好。考试想拿第一就能拿第一，比赛想拿金牌就能拿金牌。想上中国顶尖大学，就能上顶尖大学。然而我和他聊天之后，却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发现他虽然成绩优异，却说不出来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似乎因为别人要他考第一，他就努力考第一。一辈子都是为了别人的标准而奋斗。还有一些学生，不敢随便选自己喜欢的课，因为内部有分数的压力，孩子们担心分数低了就不能推研了，不能出国了，等等，顾虑太多，我很希望这些情况能改一改。”
在他看来，学术和创造力需要孩子般的天性，需要“做梦”，需要“胡思乱想”和“瞎走瞎猜”。“科研的创新一定是开创新的方向，要勇于追随自己的兴趣，大胆猜想，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害怕失败。总有人问：以后什么领域最有希望?任何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是没有希望的领域，因为真正最有希望的领域一定是现在没有名字的，是以前从来没有的领域。但凡已经有名字的，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领域，如果名字叫得很响的话，就更没有什么希望。所以做学术不必关心‘行情’，如果把‘行情’当作科研的标准，那就偏了;科学如同艺术，发现最有意思、最有意义的东西、最有兴趣的东西就去做。”
二、双料院士：沈志勋
2017年4月，斯坦福大学沈志勋教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加上2015年当选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成为美国为数不多的双院院士。在此之前，他已是斯坦福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先进材料实验室前主任、材料和能源研究所首任所长、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SLAC)前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
诸多光环下的沈教授，回忆起多年来的学术之路，总不能忘记CUSPEA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CUSPEA的这段历程，给了我时间和空间，去沉淀、去发现，让我始终秉承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追求厚积薄发，避免急功近利。”
——沈志勋，著名华裔物理学家， CUSPEA 82’
1) 恩师引领，神童终成大器
1982年，沈志勋参加了复旦大学组织的CUSPEA补习班。冒着上海盛夏的高温酷暑，班上所有的高材生都在为通过这次考试发奋努力。沈志勋1979年进入复旦时，只有十七岁。在这之前，他是温州当地颇有名气的“神童”，高一时就已经通过了高考被大学录取，在刚恢复高考后极低的录取率下，这样的成绩可谓惊人。但在父亲的劝说下，他决定再读一年高中再入大学。在中学，沈志勋遇到了认真负责的物理老师陈立明，对物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其后成为浙江省物理竞赛的状元。进入大学后，他的数理成绩优异，外语也很出色，常常看Newsweek、Times这样的杂志，《克莱默夫妇》、《教父》这样的西方电影也曾是他的最爱。这让他在参加CUSPEA考试之前，就对美国有了些朦胧的了解，感觉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笔试过后，李先生组织了几大美国名校的教授对学生们进行面试。沈志勋见到了时任普林斯顿物理系主任的Sam Trieman及其夫人。那是他第一次和如此重量级的科学家见面，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Trieman让他在稿纸上写下time dependence薛定谔方程的均值并就此进行讨论，他又紧张又兴奋。而Trieman的太太则平易近人地和他拉起了家常，他对美国的生活充满了好奇，Trieman夫人就热情地向他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不久，他如愿以偿收到了录取通知，将前往新泽西州的洛特格斯大学报到。出发前，时任复旦校长的谢希德先生像家长一样一一嘱咐这些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青年：“你们出了国，也就代表着中国。你们到人家那里以后，看看人家的洗手间的干净程度，就知道人家的文明程度。所以你们出去以后，也要务必注意自己的言行，做一个有素质的中国人。”来美国已经几十年，但沈志勋一直记着临行前校长说的这番话，并以此要求自己。
2)“大胆”向前，勇闯新世界
和往届的CUSPEA学生一样，沈志勋赴美的第一站是位于纽约42街破旧的领事馆。那里的工作人员提醒每一个新来的学生：不可随便出门，外面的街区相当危险!他只能在房间里守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在众多的频道间来回转换，电视节目让人眼花缭乱，而外面却很安静，这让他产生了一种迷惑的感觉：电视里的花花世界，和外面危险的街道，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美国呢?到达目的地洛特格斯大学后，沈志勋开始了两年充满挑战却也异常欢乐的求学生活。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不多，所以特别抱团，大家常聚在一起，平时打球，周末聚餐。沈志勋最喜欢吃的是水果和冰激凌，这可是国内吃不到的好东西。大家一起学习开车，学习做菜，到处搜罗各个超市的优惠券，其乐融融。初来美国，大家都对这片新大陆充满了探索的热情。沈志勋和几个同学一起凑钱，合买了一辆老旧的二手Primus。他们开着这辆车，几乎走遍了美国东部，曾经从新泽西开到华盛顿，也曾开到尼亚加拉看大瀑布。车太老旧了，有一次开到半路上，排气管竟然掉了下来。但年轻的他们却一点也没觉得害怕，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沈志勋觉得自己那时“胆子真大”。罗格斯大学物理系在当时以理论见长而实验相对较弱，因此许多人都在附近的大公司，诸如贝尔实验室、埃里克森等做实验工作，沈志勋选择了埃里克森公司。在那里他了解到了同步辐射的一些现象，开始对现代光学感兴趣，并迅速决定转学到光学研究更为主流的学校。由于他成绩优异，科研实力也很强，在提出申请后不久，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就纷纷给他发来了热情的录取通知。这几所名校实在是难分伯仲，让他选择起来很纠结，恩师谢希德先生建议他实地考察再做决定。哈佛和麻省理工位于波士顿，三月时节还是严寒凛冽，于是他决定飞往加州看看。其时的加州正是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他的师长、后来的良师益友Arthur Bienenstock (也是后来克林顿总统的科学顾问)开着一辆敞篷车，来住处接他去SLAC并参观斯坦福同步辐射实验中心，一路上春风和煦，阳光明媚，于是沈志勋便下定决心前往斯坦福大学。来到斯坦福后，沈志勋由两位物理界的重量级教授Ingolf Lindau 和William Spicer共同指导。导师们给他设计了选题，但他却表示：“我不喜欢这些题目，我想做自己的选题。”。导师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非常支持他坚持自己的兴趣，鼓励他探索不同的方向。在斯坦福的前两三年，他一直在尝试新的方向，进行了很多似乎无用的尝试，其实都跟他之后要做的论文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等到真正开始做博士论文时，却发现之前这些似乎无关的工作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在斯坦福攻读博士期间，他开始真正明白，所谓好的老师和学校，不在于教会人什么方程，什么公式，而是教会人一种看事情、做事情的perspective，真正发掘出一个人的潜力，鼓励、引导学生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即使导师自己都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依然支持他去试验，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和动力。在他刚开始做高温超导d波配对的时候，因为和主流观点非常不一样，不仅文章很难发表，还面临许多人的挑战。这篇文章1993年在物理快报上发表后，学术界很多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但他一直坚持和主流辩论，最后终于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1996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的关于高温超导赝能隙问题的创见，实际上两年前他就已发现，但他深知，如果这一结论正确，就意味着以前物理界的很多工作都是错的，因此在发表前，他也一直顶着巨大的压力，直到这篇文章被普遍认可。而这些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发现，后来都成为了沈志勋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令他荣膺物理学界堪称顶 级一系列大奖：不仅第一个获得世界超导实验物理最重要大奖：“卡梅琳-昂尼斯奖”，还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凝聚态物理最高奖“奥利弗·巴克莱奖”以及美国能源部代表美国总统颁发的科学大奖“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奖”。
沈志勋与李政道夫妇合影
3) 厚积薄发，方成大业
如果用一个字总结自己成功的奥秘，沈志勋的回答是“慢”。他高一就考入大学的时候，父亲劝说他：不必去当少年大学生，和其他孩子一样慢些成长。而他进入大学以后，深刻感到成熟的心智对于大学生活的重要，这种厚重的沉淀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CUSPEA的这段历程，给了我时间和空间，去沉淀、去发现，让我始终秉承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 。”在沈志勋看来，CUSPEA对他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他刚博士毕业就得到了助理教授的聘任机会时，两位导师建议他：不必急于接受offer，多做两年博士后会对学术事业有更多助益。他婉拒了在当时看来很是风光的教职，而是继续进行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在潜心蛰伏的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取得了多个很有代表性的成果，因此在开始担任斯坦福助理教授之后，仅仅用了三年就转为了终生教授，而对于大部分人，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六、七年。在他看来，一时的“慢”往往会带来终身的“快”，厚积薄发方能成就大业。在后来教书育人的几十年里，他也一直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他有两个博士生在毕业时都拿到了教职，分别在普林斯顿和康奈尔的物理系。但他如同当年他的导师一样，建议他们先进入博后研究。后来，这两个学生果然都推迟了入职并在博后期间表现出色，最后都顺利的在普林斯顿和康奈尔拿到了终身教职。他说：“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之所以会感觉良好，实际上是因为有些运气的成分，但并不是完全准备好了，在这种时候，有更多的积累会更好。”这是沈志勋的人生感悟，又何尝不对后来者具有启示意义?转眼数十年，从CUSPEA计划走出的沈志勋也已经为物理界培养出了近百名优秀人才，其中一半成为世界各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员。他的许多学生进入美国各大高校担任教职，更多的则是回到了中国，成为中国超导及量子材料研究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他看来，CUSPEA计划不仅影响了他们那一代几百人的命运，也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了整个世界物理学研究的发展。
三、“跨界”领袖：张侠
2016年底，亚马逊技术峰会在北京召开，AWS中国首席云计算企业顾问张侠进行的主题演讲赢得了全场掌声。这是亚马逊云服务在中国落地的第三年，也是海外网络基础设施在中国市场打出的先锋战。
这是张侠回到祖国的第十五个年头。三十年前，他第一次走出国门，领略了大洋彼岸全新的科学与管理理念;三十年后，他又一次深耕故土，将新的潮流带回家乡。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那场激动人心的CUSPEA计划。
“我这一路走来，就是不断地‘跨界’，跨东方西方，跨甲方乙方，CUSPEA 支持我们不断探索自己的兴趣和潜能，在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了一批中流砥柱。”
——张侠 AWS中国首席云计算企业顾问CUSPEA 85’
1) 落空的约定
1981年，北京大学物理系迎来了一批年轻的新生，其中就有当年的北京市理科第二名张侠。
张侠人如其名，这个北京青年从小就透着一股豪气。在他上中学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宣传口号“呼唤科学的春天”进入了中学校园。此前的政治宣传少有科学人物的出现，在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学家”的概念才被作为榜样介绍给青少年们。张侠第一次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年轻的数学家，叫陈景润，这个人年纪不大，却满脑子都是些高深的学问，总是想着他要解决的猜想，走路会撞到电线杆上，还会跟电线杆说“对不起”。他还知道了中国在海外还有几个物理学家，有杨振宁、李政道等等，他们都在国际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些教科书上的人物让张侠很是景仰。
他的高中班主任是教物理的陈老师，陈老师早年任教于北大物理系，文 革下放以后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但他始终不忘教书育人的初衷，讲课深入浅出，对学生循循善诱，也让张侠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恢复高考以后，他就将北大物理系定为自己的目标，希望以后也成为一名科学家。
而张侠也不负众望，如愿进入了北大。在他大三那年，CUSPEA已经在全国各主要高校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作为当年全国“最火的大学，最热的专业”，北大物理系是当之无愧的强手云集，在参加考试的学生里，不仅有出身世家的名门之后，还有各省、市、地区的状元。不同于最初几届CUSPEA学员的懵懵懂懂，举办两届之后的CUSPEA已经成熟了许多，不仅有了复习题，北大还专门举办了详尽的说明会，邀请之前成功入选的师兄师姐来传授经验。同学们也开始各显神通，有人抱着厚厚的资料拼命复习，有人托亲朋找关系在美国找英文题，一时间好不热闹。
而对于张侠来说，考上CUSPEA的动力不仅是出国深造的科学理想，更是一段青春纯情的承诺：心仪的姑娘告诉他，两人若能考上CUSPEA，就可以一起展翅高飞。女孩告诉他，根据自己美国亲属建议，准备报考位于那里的莱斯大学。虽然此前并不知道这个学校，但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张侠也报考了这所学校。
然而最后这个美好的未来却从未到来，考试的结果出来，张侠考上了，姑娘却并没有选择和他在一起。1985年8月16日，带着失落和憧憬交杂的心情，张侠第一次踏上了赴美的旅途。
临行前，国家为入选CUSPEA的人才每人发了500美元补助金。1985年，全国平均月工资大约人民币100元，这500美元可谓是一笔巨款。但这笔钱不能换成人民币，只能换成“人民币兑换券”到一个叫做“出国人员服务部”的专门机构置办一些行李。于是张侠用100美元“巨款”买了一件大衣，带着剩下的几百美元的“启动资金”，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2)福特汽车公司里的物理学家
莱斯大学是位于德州休斯顿郊区的顶尖学府，虽然规模不大，但作为美国南部科研机构的代表，是最早支持CUSPEA项目的大学之一，此前就已接受了来自科大、复旦的CUSPEA学员。在休斯顿附近的CUSPEA前辈接待了一起来的三位学弟，和张侠一起来的还有中科大的林辰和吉林大学的陈建，他们三人一起租住了一间公寓，度过了在莱斯的几年时光。相比于东西海岸，德州的华人不算多，但联系却很紧密，休斯顿的中国总领事馆一举办活动，就可以邀请所有的学生参加。中国城的肉铺里，有兼职打工的留学生，每次张侠他们去买肉，都会得到热情的关照。
莱斯大学物理系颇具实力，和美国不少机构都有合作关系，张侠在学校度过了平静而充满收获的五年，博士毕业后，他计划在学术界继续科研工作。然而1991年，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前苏联解体了。看到这个新闻的张侠除了震惊以外，更直接地感受到了周围气氛的变化：教职不那么好找了。
美苏冷战的结束，对美国物理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基础科学的物理在上世纪受到美国的极大重视，主要是由于政治局势所带来的大量国防和军事需求：卫星、火箭、原子弹等等都与物理学有着极大的关系。而随着冷战结束，这些产业的发展似乎一下子停滞了，1992年克林顿上台，开始全面转移经济发展重心，不仅各大国家实验室开始裁撤物理研究人员，各大高校的物理系也开始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本来学物理的学生开始转行，有的利用数学知识从事了金融业，有的接触了放射学成为了医生，也有的转型技术进入了半导体行业。张侠的学术生涯也因此而告一段落，90年代初，他进入了福特汽车公司，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张侠在博士期间主要研究表面物理，刚进入福特公司时，他也主要进行材料和传感器相关的技术研发。但他没有想到，这家商业巨头却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和很多早期留美的华人一样，张侠进入职场本来的规划是成为一名技术高管，但大公司结构完整，覆盖部门众多，随着时间渐渐推移，他在公司的职责越来越多，日益了解到商业运作和管理的重要性，开始逐渐接手了公司内部企业金融和IT相结合的业务。90年代后期，互联网开始兴起，他也乐于接受新事物，便渐渐转向了IT管理行业。
在美国职场的这一历程，使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其实有比物理研究更多的强项，对于商业的兴趣甚至比物理更强烈，而人生的道路在物理之外尚有更多可能。在福特的十年，张侠完成了一次从科学家到管理人的转变。
3)“不可计算”的人生
时光飞逝，转眼张侠已在美国生活了十几个年头，从学界，到工业，再到商业，他在这片土地上立了业，安了家，感到生活终于稳定了下来。
福特公司拥有全美最好的退休福利计划之一，雇员的退休金可以根据工作年限精准地计算出来。一天，张侠发现，自己未来的人生已经可以用这个系统量化成为一些数字，每年那根据公式计算出的退休金金额似乎定义了他努力的全部意义。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竟让他感到了一种害怕，觉得自己应该去做点什么。
2000年，张侠见到了一些从国内来的朋友，他第一次感到，祖国的发展已是今非昔比，让人大有可为。2002年，张侠决定回国出任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和银行卡中心的CTO。回到北京的张侠，投入了浩浩荡荡的电子化潮流中，为中国的金融科技化推波助澜。2006年他又担任了SAP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 CTO，将先进的企业管理系统引入中国。他现任亚马逊AWS首席云计算企业顾问，负责帮助企业利用云计算技术进行业务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从当年的科学家到科技企业管理人，三十年过去，张侠笑称自己的人生是横跨“东方西方，甲方乙方”。而这跨界的起点，便是当年的CUSPEA。80年代的中国，学科分类很简单，物理作为基础学科中的重点, 网罗了一批顶尖的学生, 而这批在海外的学生，经过了商业社会的洗礼，亦在物理以外探索出了不同的道路。除了张侠，华丽转身投身科技经济的CUSPEA学生还有很多，85届的林宏加入惠普公司，86届张朝阳1995年回国创办了门户网站搜狐，87届陈宗健现任苹果公司高级架构师，89届杨勃2005年回国创办了艺术网站豆瓣网。
“李先生不仅让我们这批学生通过CUSPEA开启了新的人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是功不可没。”张侠回忆起往事说，“CUSPEA架起了一座打通中美的桥梁，让我们这些学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也第一次了解了商业、金融、科技、文化等种种新鲜事物，并支持我们不断探索自己的兴趣和潜能，在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了一批中流砥柱。”
张侠下一步的目标是在中国普及先进的云计算服务，在网络的世界里打通全球联通的道路。三十多年前，张侠要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置的赴美行装，如今只是鼠标轻松一点，网络的云上，无数国家间的端点彼此连接，信息和技术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通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快捷，网络社会也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形态。而张侠和一批CUSPEA学者正是推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力量，因此有人说，李先生的CUSPEA计划也无意中选拔和培植了互联网的未来人才，是“种豆得瓜”，这真是CUSPEA的又一神来之笔。
四、创业“特种兵”：叶军
2016年5月25日，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生物医药大数据会议上，Sentieon创始人与CEO叶军从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 Robert Califf博士手中接过了首届precisionFDA挑战赛的最高奖奖杯。这项赛事是FDA在基因测序与分析领域举办的首场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技术竞赛，参与者强手如林，而Sentieon这家成立仅两年的年轻公司却一举夺冠，令人称奇。这其实已是其创始人第三次创业，而这位“身经百战”的科学家的创业故事，也来自三十年前的CUSPEA。
“学物理，学工程，做公司，是CUSPEA给我打开这些机会的大门，让我可以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同时做一些真正对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有助益的事情。”
——叶军 Sentieon Inc. CEO CUSPEA 87’
1) 科幻的飞机场
1983年，叶军从四川绵阳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上海，成为了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一名学生。虽然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却一直对数理兴致盎然，选修了不少物理课程。大三时，他大胆地决定，参加物理系的CUSPEA考试。1987年，叶军通过CUSPEA奖学金进入爱荷华州立大学物理系，而他也成为复旦大学唯一从电子工程系考上CUSPEA的学生。
1987年8月，叶军踏上赴美的飞机，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他后来看到过一则嘲讽飞机餐难吃的美国笑话：“若您觉得飞机上的餐点很美味，那您一定生活在麻烦中”。叶军当时很不解，因为他记得飞机餐好吃极了。对于他来说，美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想象了很多美国的样子，但走出旧金山机场的时候，他还是挺吃惊：机场外的马路上，数不清的小汽车川流不息。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轿车!因为即使是在时髦的上海，乘坐小轿车也是高级领导才有的待遇。抬头看天空碧蓝碧蓝，好像假的一样，他一瞬间竟有一种置身于科幻小说中的感觉。
辗转到了爱荷华，CUSPEA往届的师姐来机场接他，并在家请他吃饭。吃饭前师姐抽出一张纸巾擦桌子，他觉得很心疼：美国人怎么这样浪费纸，擦一下就扔了呢?饭后师姐带他去办他宿舍的电话，他很不解：办电话做什么呢?当时在中国，电话还是一个奢侈的东西，他还没见过谁的家里有电话。
爱荷华风景秀丽，生活平静，同学相处友好，学业压力也不大。叶军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准备潜心科研，以后回国任教。那时候他的奖学金每月800美元，而在国内同学的工资仅有几十人民币，他想：要是回国时能攒下几千美元，那就可以很好地帮助爸爸妈妈和自己以后的生活了。那时的他，如同和他同时代的学生一样，根本不会想到中国后来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军在1991年秋季转学到斯坦福大学学习电子工程。再次来到旧金山湾区，叶军少了一份初来乍到的惊奇，而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转行物理的他已多年没有碰过电子课程，连基本的工程英语词汇都得从头学起，在这里必须要更加努力。经过四年的奋斗，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获得了他第一个发明专利。1995年初夏，叶军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半导体公司KLA-Tenco开发图像处理的算法。在KLA的五年中，他从基层技术人员做起，经过四年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管理算法软件部门的技术总监。
2)逆流而上的创业路
90年代末的硅谷正值互联网和通讯产业发展初期，如同早期的淘金者一般，无数技术人员都在这里寻找创业机会，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巨头正在车库中运筹帷幄，也不知道其后的风暴山雨欲来。在大公司积累了多年经验的叶军，也决定加入这波浪潮。2000年，他加入了一家开发光纤通讯技术的初创企业，负责产品中的控制系统研发，专做相关软件与算法。2000年，通讯行业风头正劲，公司涨势喜人，还斩获了多项行业大奖，前景一片看好。
然而，企业的发展往往随着市场变化而起伏不定。2001年，硅谷互联网泡沫破裂，这家初创公司的前景也蒙上了阴影，但此时叶军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些新的科研点子。在通讯与互联网的下行期中，他对于半导体技术的提升却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认为可以通过他的一些新算法对半导体芯片制造提供优化。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博士导师、斯坦福电子工程教授Fabian Pease。Pease教授非常赞同，但要把理论付诸实践，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实验和研究，于是Pease教授以此课题申请到了美国国防部所主管的DARPA研究基金，同时斯坦福电子工程系也聘请叶军担任客座教授及项目联合主管。有了资金和人力的支持，这一研究项目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叶军一边全职工作，一边在斯坦福指导博士生科研。一年以后，这项研究计划已有很大进展，叶军便和Pease教授商议，可以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商业化，建立一家新公司开发几款针对业界的算法产品。
那时的风险投资行业远没有今日繁荣，早期的“天使”投资人也少得可怜，叶军只能带着自己的商业计划去著名的VC聚集地Sand Hill路上一家一家地跑。本以为希望渺茫的他却发现，经济下行期创业虽然看起来很艰难，但却有一些隐性的好处，比如各种资源和人才都更好找了，设备也便宜了，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也小了。不久，他和几位一起学习工作多年的伙伴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取名为Brion Technologies，主要进行算法的开发，为芯片设计和制造提供优化软件。他们开发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优化算法，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和精准度，产品优势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包括多家成熟的大公司，有一款产品几乎占据了100%的市场份额。世界主要的芯片制造商，诸如IBM、 Intel、Samsung、 TSMC、 Toshiba等，都是Brion的客户。2006年底，半导体设备巨头ASML宣布以2.7亿美元并购Brion，这是同时代半导体设计行业创业公司金额最大的并购案，Brion也成为叶军第一家成功的企业。
2011年，在ASML工作5年后，叶军又一次创业，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创立的大数据分析算法公司Founton Technologies在2012年被中国互联网广告公司好耶收购，2014年又被阿里巴巴收购。同年，他和他多年的创业伙伴又创立了他现在的第三家公司——基因测序算法公司Sentieon。
一个算法“老兵”为什么选择进军生物科技领域?叶军说：“每次做公司，我总希望能做一些有正面影响力的事情。在半导体行业，我们的产品为世界带来了更高集成度的芯片，提高了每个电子设备的功能，包括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的手机和电脑。在生物科技领域，我希望我们的算法可以更准确更快速地分析基因测序数据，支持精准医疗的发展，帮助优化诊断和制药，及疾病的防御与治疗。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其实就是自然界的基因改良过程。我们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环境、粮食、疾病，都与这个领域有关。所以当我在寻找我们的软件算法技术的新应用时，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新领域。”
3)on:万物之起源
叶军和许多创业者的不同在于，虽然他一直做的都是软件算法，但他的每个公司的应用都在不同的领域：第一家是芯片设计，第二家是互联网应用，第三家是生物科技。但这几家公司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以“on”这个分词结尾。On在物理学中是用于粒子名的后缀，象征着某种根基和起源。第一家公司Brion取bright(光明)词根，中文名为“睿初”;第二家公司Founton取fountain(喷泉)词根，中文名为“源初”;第三家公司Sentieon取sentience(知觉，意识)词根。在叶军看来，这个on不仅意味着每个公司都如同一种起源，代表一种新的希望和梦想，而且象征着一种始终向上(ongoing)、勇往直前的精神。 而对叶军来说，CUSPEA就是这一切的初始和动力，这个让他走出国门的机会，给了他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叶军一起的创业伙伴中，还有多位他的CUSPEA师弟。
“几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大概就像现在去火星一样，完全不知道面临的是什么。然而现在，从中国来一趟美国，比我当年从四川去上海还快很多。”叶军笑着说：“我现在回头和当年的同学们感叹：那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有开小轿车的一天。”
“如果没有CUSPEA，我会去干什么呢?也许不会去创业吧。”叶军说，“也许我会在国内继续读研，按以前的计划成为一名科研人员。 但CUSPEA让我到了这片新天地，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也第一次发现自己还有创业的潜能。CUSPEA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尝试、探索自己能做好的事情。虽然我的学习方向是从电子工程到物理，又到计算机，但这背后的数学逻辑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数理学科给人打下的终身基础，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得到运用。”
2014年，叶军曾就读的爱荷华州立大学为表彰他为人类科学知识拓展所做的贡献，授予他以计算机发明人John V. Atanasoff教授命名的John V. Atanasoff Discovery Award。Atanasoff 教授早年在爱荷华州大物理系执教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叶军对获此殊荣倍感谦卑和荣幸，他曾就读于Atanasoff 教授执教过的爱荷华州大物理系，Atanasoff 教授的生平和成就也似乎映射了叶军自己的学习和创业经历：物理、工程、计算机的融合。
回首这三十年的心路历程，叶军感慨良多：“CUSPEA的初衷代表着心怀天下、放眼世界的情怀，是李政道先生为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展做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觉得我的创业也是在延续李先生的初衷。创业的成功其实就意味着做了一些对人类有意义有影响的事，因为只有产品对人有益有用，公司才能有市场，才能盈利和成功。”
五、“只羡鸳鸯不羡仙”：成朋、杨晓谕的人生传奇
在CUSPEA的众多故事中，最让人敬佩的是学子们坚定执着、献身科学的精神。而在漫漫求索路上，师长关爱、同学情谊甚至美好的爱情也同样让人感动。在CUSPEA84届，成朋和太太杨晓谕的故事就被誉为“神雕侠侣”般的佳话。
“我们都觉得赶上CUSPEA是一种运气，因为一路都比较顺畅。年轻的时候，压力总是有的，但那时因为想得单纯，也并没有什么感觉。现在的人看我们当年的故事大概会觉得些傻气，但那个时代真的就是那样。”
——成朋 杨晓谕 CUSPEA 84’
1) 未名湖畔相知相恋
1981年，曾是高中同学的成朋和杨晓谕双双考入北大物理系。在一贯以男生众多著称的物理系，亭亭玉立的杨晓谕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北大世家，仰慕的是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平时学习认真且成绩优异;而成朋思想活跃、热爱运动，擅长打排球，还获得过北大桥牌赛的冠军，是学生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乐于助人，无论新生接待、宿舍搬家还是组织郊游，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也因此渐渐引起了女孩的注意。
八十年代浪漫的北大校园里，年少的他们却是花前月下的时候少，并肩苦读的时候多。杨晓谕爱学习，成朋就下决心一定要取得好成绩，每当杨晓谕去图书馆，成朋就跟着去自习，晚上做完功课后才在未名湖畔走走，谈谈心。记得谈恋爱后第一次一起看电影，是在北大大饭厅(今大讲堂)，当时第一次公开放映外国电影，《星球大战》、《转折点》等大片首次被引进国内，非常轰动，一票难求。成朋在浩浩荡荡的人群中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才终于拿到了两张票。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近，一起格物致知、探寻真理，留下了无数美好的青春回忆。
大三那年，两人准备参加北大的CUSPEA考试，希望能一起比翼双飞。北大宿舍每晚11点熄灯，也没有通宵教室，成朋和朋友们就一起偷偷钻进老地学楼和文史楼的窗户，“占领”教室复习。学校有“校卫队”每天晚上巡查校园安全，成朋他们潜入教室的“壮举”一被发现就被赶出来，不得不“打游击”四处换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起“行动”的几个好朋友都通过了CUSPEA考试，朋考取了斯坦福大学，而杨晓谕作为当年北大物理八一级考上CUSPEA的唯一一名女生，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录取。
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让同学们都艳羡不已，但正式通知下来，他们却被告知，由于语言问题，杨晓谕需要参加为期一年的英语培训再出国，两人将第一次经历长期的别离。
2)“只羡鸳鸯不羡仙”
此后的一年，成朋在斯坦福大学专攻物理，杨晓谕则在北京语言学院恶补英语。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这几乎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了。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他们只能靠“鸿雁传书”，互诉衷肠，但写信最快也要一周后才能抵达对方手中。成朋在信中写自己在美国的见闻，感觉一切都特别新鲜，不久，两人往来的信件就积了厚厚一摞。他们最期盼的就是每月一次的通话，那时越洋电话很贵，成朋在斯坦福领到的博士生补助，很大一部分都付了话费。而在国内，杨晓谕打越洋电话还要专门去邮局，很不方便。班里还有别的女孩子男友也在美国，她们就相约一起去邮局。冬天的北京大雪纷飞，为了能打一个电话，女孩们裹着棉大衣排很长的队。而且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话费更贵，有时，两人还没来得及互诉一番相思之苦，邮局的工作人员就出于好心把电话掐断：“不能再打了，再打他就破产了!”
英语培训结束后，杨晓谕决定去尔湾找一份暑期工作，这样可以早几个月到成朋的身边。但苦于没有办过这种手续，也没有教授的联系方式，不知该怎么去找。成朋就不辞辛苦，连开了几小时的车到尔湾，找到物理系的办公楼，敲开教授办公室的门，也不管教授认不认识他，开门见山地请求：“我的未婚妻要来这里读博士，请问您这里有暑期工作可以让她先过来吗?她绝对比我优秀。”教授被这个毛头小伙子的真诚所打动，给杨晓谕提供了一份实验室的暑期研究工作。1986年8月1日，杨晓谕终于登上了赴美的飞机。
尔湾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大家彼此更加熟悉，互相照顾，她很快就融入其中，还担任了尔湾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会长。大家常常一起出游，难忘的是一次去棕榈泉远足时，因南加州天气炎热，而同学的旧车实在太破，开一段山路就要停下来“晾车”，等车冷却下来再开，一路走走停停，充满了欢声笑语。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之间隔着几小时车程，杨晓谕到这里只是从跨国恋变成了异地恋，为了早日真正团聚，她一边适应新的学习生活，一边积极准备转学。爱情的力量的确巨大，她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顺利转学去了斯坦福大学。
此时，他们长达几年、横跨中美的爱情长跑也终于修成正果。杨晓谕22岁的生日刚过，他们就按照当年的规定，在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登记注册，取回了民政局颁发的印有“北京市政府”字样的结婚证。还是学生的他们囊中羞涩，就在斯坦福大学宿舍区的活动室举办了一个简朴的婚礼。那时双方父母都无法出国前来，便邀请了本校的教授、同学作为见证。成朋租了一套礼服，穿上格外英俊潇洒;杨晓谕穿了一件外婆做的旗袍，更显端庄秀丽。“婚宴”是订的简餐，加上同学们带来的自制食物，大家聚在一起热闹了一番。婚礼办完，成朋发现兜里就只剩一块多钱，还欠了几百美元外债。但他们有情饮水饱，坚信只要在一起，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二人世界的生活无比甜蜜，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时湾区还没有大型的华人超市，只在山景城的castro街上有一家中国小店，两人便在那里买菜，回家做饭，其乐融融。
成朋本来打算继续做物理研究，但纯物理不仅需要刻苦的钻研，亦需要理论的直觉。让他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天，他在走廊里偶遇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Robert Laughlin，那时Laughlin还是新晋助理教授，几个学生就上去问问题，成朋听到他们讨论的内容十分艰深，和自己专攻的方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折服于老师和同学们深厚的学养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缺乏对纯理论研究的兴趣。几经思忖，他便决定去跟随电机工程系的教授Jim Harris，偏向工程发展。而杨晓谕则师从SSRL的大师Piero Pianetta教授，进行同步辐射的研究。
那时的博士生生活，也是有苦有乐。即使是在美国大学，许多设备也还比较原始，SSRL的机器常常出故障，为了做一次实验，杨晓谕常常要等上很久。而成朋除了要进行自己的研究，还担任了Harris组的小组负责人，要带着其他博士生一起进行实验。虽然学业上的压力很大，但他们总是乐观地一起携手面对，生活中也互相陪伴、互相照顾，都如期取得了博士学位。
3) “潇洒凯歌还”
毕业后，他们开始在旧金山湾区找工作。90年代硅谷最大的雇主还是大军工商洛克希德.马丁，而研究机构里最让人向往的去处是AT&T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或是IBM Watson，但这些工作无一例外都要求雇员持美国绿卡，来自中国的成朋和杨晓谕就只能去工业界的大公司工作。成朋去了英特尔，而杨晓谕则到Cypress公司从事半导体研究工作。
成朋在英特尔一待就是十年，前七年他作为研发科学家，参与了SOI与Spacer Gate, MEMS等多个项目的开发，并获得了30多项专利，很多年专利奖金额都超过了工资的涨幅。随后他进入了英特尔内部的投资部门英特尔资本。在英特尔资本的三年中，成朋第一次接触到了投资与创业产业，也第一次认识到了金融投资可以推动科技进步获得巨大回报。2001年，成朋决心放手开始自己的投资事业。
随后成朋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科技公司都进入了估值低谷，但成朋投资的Fortinet、 Epitomics、 Centrillion等公司却获得了数十倍的回报。出色的业绩，证明了他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勇敢决断的气魄和精准的投资策略。2015年，他与在湾区的其他三位北大校友一道创立了硅谷科技创投基金，前后两期基金业已投资了超过50个高科技项目。
杨晓谕一直在半导体行业从事研发工作，数十年的经验让她成为了业内公认的专家。结婚30年，他们一直伉俪情深、幸福和睦，两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
过去这么多年，杨晓谕笑起来，仍然象当年的少女一般阳光。 CUSPEA所带来的不仅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还有属于那个年代纯真的理想主义：“我们都觉得赶上CUSPEA是一种运气，因为一路都比较顺畅，所以也都想得很少。做科学研究也是，结婚成家也是，没有考虑过那么多前途和未来，反而水到渠成。年轻的时候，压力总是有的，但那时因为想得简单，也并没有什么感觉，如今回头再看，都是很值得怀念的。”
一向谦逊低调的成朋也表示：“大学时，CUSPEA和太太是让我勤奋学习的两大‘核动力’，如果没有CUSPEA和太太，我会去做什么，那时真的也没想过。现在的人看我们当年的故事大概会觉得有些傻气，但那个时代真的就是那样。”
五十岁生日那天，成朋即兴为太太赋词一首，由此也可以领略他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深厚功底，而这段美丽的爱情故事，也如美酒一般愈加甘醇：
明月时常有，今夕赛往年。半百人生忽过，弹指一挥间。少年曾经有梦，气吞万里如虎，书剑盼双全。汲汲功名路，何异井中天。
游未名，登博雅，望燕园。有你同行，只羡鸳鸯不羡仙。笑看芸芸众生，冷对明枪暗箭，潇洒凯歌还。白头偕老后，再约来生缘。
结语：
光阴荏苒，距离CUSPEA的发起已经过去了快40个年头。据美国教育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留美在校生已经突破了30万人，连续7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中美交流更是涉及全方位各领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出现的跨国机构已然数不胜数，每天都有数十架航班繁忙地穿梭在太平洋上空。回望CUSPEA，正如星星之火，点亮了改革后第一代赴美学子的人生之光，开启了之后数十年蓬勃发展的开放之路，而李政道先生，也将永远被无数的莘莘学子们感恩铭记。
就在本月，即将迎来李政道先生的91岁诞辰，在此，笔者(也曾是李先生和夫人设立的“君正奖学金”的受惠者)谨以此文，和众位CUSPEA前辈一起恭祝尊敬的李先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文章选自中国日报中文网，2017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