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做律师？任洁：在刑事领域里精耕细作

110多年前的世纪之交，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大声疾呼：“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110多年后的又一个世纪开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而时代寄予青年的期望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年少时未曾囊萤映雪凿壁借光，却也宿昔不梳十年寒窗。回想年少的雄心壮志，至今还觉得豪情万丈。冥冥之中就觉得，我应该是一名律师。我的父亲是很早一批考到律师证的人，从司法局副局长退休后成为律所合伙人；母亲在我小时候就已经是派出所副所长，从警二十多年。小时候的耳濡目染让我对法律这个行业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让我明白，法律是定纷止争的最好工具。

 2000年，我大学毕业，从律师助理做起，四年后，我成为正式的执业律师，刚起步的那几年里，几乎什么案子都接。虽未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锋芒，但懂得“在其位谋其职”的道理。虽生疏不知如何自处，但却时时心存敬畏。直到2009年的一桩强奸案，当事人是小有名气的商业人物，请了南京与之对应的“大腕儿级”律师，我只是作为案发地律师协助办理，方便与之会见。但我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协办律师，而是主动研究案件，从没有希望的环节找到出口，从提供关键辩护意见到被采纳，我第一次在刑事辩护中找到了身为律师的自我实现和工作成就感。

从那以后，我知道——

只有专一才能专注，只有专注才能专业。

因为一次不经意参与的刑事案件辩护，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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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关乎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辩护不是为一个坏人的“坏”而辩护，而是为他(她)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权利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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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审查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程序是否合法，进而提出无罪或罪轻的意见，使被告得到最公正的裁判，实现正义，这就是刑事辩护比民商事代理更吸引我的地方。

此后几年，我不断蓄积力量，到2014年觉得万事俱备，我要开一家只做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

可是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刑事案件是典型的收费低、风险大、责任重，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想法。

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向前的决心，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我一个人承受所有的费用和成本，如果我已经预估并决定承受这样的风险，那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想法明确之后我就开始找办公场地，我决定购买写字楼，不给自己任何退路。2014年11月，我领到了律所的执业许可证。2015年3月，在我律师执业生涯的第十个年头，律所正式开业。我借此机会举办了首届“天贤刑辩论坛”，当时盛大、热闹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空有理想不能填饱肚子，因为写字楼首付、还贷、装修，加上开业的费用，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在律所成立后的第三个月，工资已经快发不出来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还是坚持只做刑事案件。

为了让律所能够步入良性的发展阶段，除了提升刑辩专业水平以外，我还提出高标准服务客户的要求，在部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只会见三到五次的情况下，天贤所的律师基本做到每周会见一次，然后记住当事人的生日，在他生日的时候去会见，也包括节假日之前去会见。一起案件常常会会见十几、二十几次。就这样，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积累了很好的口碑，有些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觉得其他的律师很久才去会见他一次，而且会见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律师经常去会见他，哪怕案件没有新的进展，也可以过去跟他聊聊天，传达一下家人的关心或者问候。慢慢地，案件也越来越多。到2015年年底，律所账上开始有余钱，我想：“终于熬过来了。”

虽然很多人说，为了刑辩放弃其他领域的业务是为理想烧钱，为情怀买单。但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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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成为专业化的律师，不仅是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对当事人、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任的要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种需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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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执业律师人数已突破36万，律师事务所2.8万多家，只做刑事案件的专业律所仅有20余家。不过，专业化的形式也并不是开专业律所这一种，在有些综合性大所里，刑事部或者刑事团队也做得非常好。无论是在综合性大所里做刑事案件，还是在专业律所里做刑事案件，律师个人一定要走专业化道路，在刑事领域里精耕细作。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业务都精通，专业化必将是一种发展趋势。我甚至觉得即使在刑事领域内，专业化程度还可以再细化、加强，比如只做职务犯罪，或者只做经济犯罪等等。北方有一位律师，就是专门做毒品犯罪，这就是专业中的专业。律师和医生一样，都是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客户(患者)提供法律(医疗)服务的，头疼感冒找内科，骨折开刀找外科，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选择律师时，往往不会考虑这一点，总找万金油似的律师。从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水准和品质上来讲，建议选择律师时要多打听多了解，尽可能选择专业性强的律师，这是要在我们普通民众心中形成一种定型的法治思维模式。

虽然一路走来，我在专业化刑辩这条路上遇到很多挫折，看到很多不足，但这也正是我们律师和其他法律同行需要努力改变的空间。刑辩路上困惑着我的东西很多，比如有效辩护很难，刑事案件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到一审，可能再到二审、再审，就像一粒种子发芽、成长、枝繁叶茂的过程，司法工作人员像为它浇水的园丁，当律师说这粒种子有问题，这棵树长错了地方的时候，往往会遭遇阻力。阻力中包含了很多因素，有时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和灰暗力量的博弈，律师的有效辩护最后往往寄希望于健康力量的坚持，寄希望于司法工作人员法律品质的坚守，而不是法律框架内的论证探讨，这是比较让刑辩律师无奈的事情，但这种情况也在庭审实质化制度的改革中慢慢发生着改变。

虽于平凡岗位，但律师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法律职业群体，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师作为人大代表参与了立法工作，律师以立法方式来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次，律师通过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为政府决策提倛法律咨询来保障政府执法的合法性、规范性；第三，律师的本职工作就是通过代理诉讼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也保障了司法公正，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天然有一种对权力的制衡作用；最后律师拥有法律知识和技能，长期活跃在法治中国建设的第一线，深知老百姓对法律知识的渴望，所以律师在日常工作中积极组织法治宣传，提升守法意识，以己之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这是每一名律师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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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可贵不仅是因为年轻的时光，更是因为那颗盈满热情与勇敢的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前行，不怕吃苦、不怕风雨，敢于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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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坚守着这样的初心，时代总是赋予青年以责任和使命。而作为年轻的一代，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应该“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以先锋之姿乘风破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泱泱大国承载着五千年的壮阔，如今更承载着一个伟大的中国梦，这是民族的未来。风华正茂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无论身居何处、身处何职，都要不忘初心、不负时代。

（原载《中国律师》杂志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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