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正国级领导的艰辛求学路

本文选自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的《闲来笔潭》，作者：吴官正，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

我的求学之路

文/吴官正

名字的由来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乌泥村，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
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由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偷”家里几升米交学费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靠助学金上初中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交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
我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把她和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到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带着“伤寒”高考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
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学校请医生给我打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我的爱人，高中同班同学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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