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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未来的教育应该正视错误和幻觉的问题——《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2 ）
应该重视相互理解的教育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2）
作者｜朱永新
来源｜头条-朱永新观察
读与思（9月6日）
相互理解既是人类交流的手段又是其目的。但是在我们的教学中还缺乏关于理解的教育。地球上在所有的方面都需要相互理解。鉴于教育理解在所有的教育层次上和对于所有年龄的受教育者都是重要的，发展理解要求改变精神状态。这应当是未来的教育的工作。——（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9页。
这是第六章《教授相互理解》的内容摘要。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的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开始，教育界对于相互理解已经越来越关注了。虽然有学者倡导，也有学校探索国际理解教育（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经在苏州大学主持召开了一个以“迈向21世纪的国际理解教育”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但是，教育界的理解教育或者社会情感教育主要还是就人际关系而言的，很少从“地球上所有的方面”去思考。莫兰在这本书把它上升到“所有的教育层次上和对于所有年龄的受教育者”，涉及到教育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且认为这应该是未来教育重点关注的方向性的问题。为什么莫兰如此重视理解教育呢？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人类的战争与和平，涉及到民族、宗教、信仰等一系列问题，对于人类“走出其互不理解的野蛮状态”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莫兰建议，要研究“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蔑视他人”等人类不理解现象的深层原因、类型及后果，为人类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主张在学校教育中把相互理解作为重要内容，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最近几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国霸权主义的抬头，局部战争的频发，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读与思（9月7日）
伦理规范不能通过道德课来教授，它应该在精神中从关于人既是个人，又是社会的一部分，还是族类的一部分的意识出发来自我形成。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含有这个三重的实在。因此，任何真正的人类的发展应该包含个人的自主、对共同体的参与和从属于人类的意识这三者的联合的发展。从此出发勾画出了新千年的两大伦理---政治目标：通过民主建立社会和个人之间相互控制的关系，完成人类作为全球共同体。教育应该有助于不仅形成关于“地球是我们共同的祖国”的意识，而且使得这个意识转变为实现地球公民籍的意志。——（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这是第七章《人类的伦理学》的内容摘要。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是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一门科学，是现代哲学的学科分支。伦理道德我们经常交叉混合使用，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是一般而言，“伦理”更侧重于社会，更强调客观方面，主要是社会性的道德规范；“道德”则侧重于个体，更强调主观方面的内在操守，主要是个体的德性和修行。这里强调的“个人的自主、对共同体的参与和从属于人类的意识”这三者的统一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诠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遵守关于个体的道德操守；又是一个共同体（机构、国家、民族）的成员，要遵守共同体的规则，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怀等；同时还是人类的一分子，“人类作为全球共同体”这才是最高利益，因为没有这样的最高利益，就没有前面两者 的利益。所以，莫兰提出，教育界要有这样的最高利益的觉醒，帮助学生形成“地球是我们共同的祖国”的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正是从这样的立场，从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的立场出发的。
读与思（9月8日）
任何认识在本身都包含着产生错误和幻觉的危险。未来的教育应该正视错误和幻觉的两个面目的问题。最大的错误将是因低估错误的问题而产生的错误，而最大的幻觉将是因低估幻觉的问题而产生的幻觉。承认错误和幻觉的存在会由于错误和幻觉愈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自我承认而愈加困难。——（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今天开始一起学习第一章《认识中的盲点：错误和幻觉》。在这一章中，莫兰揭示了认识活动中存在错误与幻觉的必然性，并逐一分析了产生错误与幻觉的深层原因。莫兰认为，从人类产生之日开始，错误和幻觉就一直如影随行，始终“干扰着人类精神”。为什么错误与幻觉具有必然性？这是由人们认识过程的特点决定的。在莫兰看来，人的认识会分别受到知觉错误、理智错误和情感错误的三重影响。从知觉错误来说，人们的认识一般都要通过自己的视觉器官，“所有的知觉都同时是从被感官截取和编码的刺激或信号出发由大脑作出的翻译和重构”，这个过程无疑会产生许多偏差和错误。从理智错误来说，人们的人生也受到认识者的主观性、世界观等影响。从情感错误来说，“我们的激情造成的对思想的干扰，使出错误的危险倍增”。既然这样的认识上的错误与幻觉在所难免，我们一方面要找到这些错误的原因，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对可能发生的错误和幻觉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教育我们的学生认识到“没有一种认识不在某种程度上收到错误和幻觉的威胁”。
读与思（9月9日）
人们可能认为通过压制任何情感性人们可以消除犯错误的危险。确实，感情、怨恨、爱情、友谊可能使我们盲目起来。但是也必须指出，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已经是，而在人类的世界里尤其是：智能的发展与情感亦即与好奇心、热情的发展不可分，它们构成哲学的或科学的研究的动力。因此情感性既可能窒息认识又可能滋养认识。在智能和情感性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关系：感情的亏损可能降低甚至摧毁推理的能力；在感情上的反应能力的削弱甚至可能是非理性行为的根源。——（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传统的认识论很少关注情感情绪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于认识结果的影响。但是心理学家一直把知情意行看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莫兰在书中指出，人们往往以为通过压制人的情感就可以防止我们在认识过程中的偏差，避免出现错误与幻觉，但是，这往往忽视了情感的正向功能，也就是情感“滋养认识”的作用。其实，正如列宁曾经说的那样:“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人们的好奇心，人们对于探索未知的热情，与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和能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正视情感的两面性，一方面注意防止情感可能“窒息认识”的缺陷，在认识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更加清晰、客观、理智；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情感“滋养认识”的正向作用，呵护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索未知的热情。也正因为如此，莫兰提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凌驾于情感之上的“理性的高层”，只有理性与情感互相作用的“圆环”，要正确认识到情感的积极意义。
读与思（9月10日）
大脑没有任何设施使得可能区分幻觉与知觉、梦境与清醒、想象物与现实、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在人类身上，幻觉与想象之物的重要性是闻所未闻的。鉴于把机体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脑--神经系统的进路和出路只占总体的2%。那么98%的部分的工作都关系到内部的运转，构筑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心理世界，在其中需要、梦想、愿望、观念、形象、幻觉在骚动，而这个世界渗透到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或概念中。——（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既然错误和幻觉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如何有效地防止错误与幻觉就是科学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莫兰主张，“教育应该投入对错误、幻觉和盲目性的根源的探索”。据此，他从心理、理智（观念）、理性（逻辑）、范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上面这段文字，正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在莫兰看来，人们的认识发生错误和幻觉，从心理学的角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原因，直接感知外部世界的脑神经的进路与出路只占总体的2%，98%都属于内部加工系统，需要、梦想、欲望、观念等都会影响人们的认识，“构筑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心理世界”。二是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欺”（self-deception）的原因。人们处于自我辩护的需要，具有“把坏事的原因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倾向，使得每个人自己想自己说谎而不对这个他本人是作者的谎言加以探测”。三是记忆偏差的原因。人们的记忆规律表明，意见事情如果不及时回忆，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以后“每次回忆可能不是将其美化就是将其丑化”。我们的记忆经常是有选择性的，会不自觉地选择对我们有利的记忆，而压抑甚至抹去对我们不利的记忆。“有时存在人们确信经验过的虚假记忆，如同存在人们确信从未经验过的被压抑的记忆”。所以，我们要审视自己的认识，首先要了解心理学的这些规律。
读与思（9月12日）
在本性上是开放的真正的合理性会与抵抗他的现实进行对话。它在理论的逻辑机制和经验机制之间进行不断的穿梭运行。它是多种观念论证争辩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观念系统的私产。无视存在、主观性、情感性、生命的理性主义是不合理的。合理性应该承认情感、爱情、懊悔的领域。真正的合理性知道逻辑、决定论、机械论的极限，它知道人类精神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存在，也知道现实包含有神秘。它与非理性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不可理性化的东西谈判。它不仅是批评的，而且是自我批评的。人们认出真正的合理性是从后者具有发现自己不足之处的能力上。——（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在哲学上，理性一般是指人们具有的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则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在莫兰看来，理性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合理性，一种的合理化。合理性，是防止认识过程出现错误与幻觉的重要方法；而合理化，则是导致认识过程出现错误与幻觉的原因所在。合理性是认识过程的“校正器”，是抵抗错误和幻觉的“最好的屏障”。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建构的合理性”，能够在形成和谐的理论时会仔细地检查理论的“组织的逻辑性、形成理论的各观念之间的相容性、理论论断与它们应用于其上的经验材料的一致性”，它用开放的方式保持对于它抵触的异议进行对话。另一方面，是“批评的合理性”，它不仅是批评的，而且是自我批评的。及时改进自己的错误，不断完善自己，是它的重要特征。而合理化，则自己认为是合理的，认为自己已经“建立了一个建基于演绎或归纳之上的完美的逻辑系统”，用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模式来考察世界。总而言之，“合理化是封闭的，合理性是开放的。合理化虽然汲取着与合理性同一的源泉，但是它构成错误和幻觉的最强大的源泉之一”。所以，要防止理性导致的错误与幻觉，关键就是保持认知的开放性，保持谦卑的姿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知道人类精神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存在，也知道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神秘与未知。
真理和错误的游戏不仅在理论的经验检验和逻辑和谐的范围内进行，它也在更深藏的范式的的看不见的领域内进行。因此教育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在认识上最容易产生的错误和幻觉的第四个原因就是“范式上的盲目”。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库恩认为，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把库恩论述的范式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即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即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即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总是，范式是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存在的，“个人根据由文化纳入他们脑中的范式来认识、思想和行动”。范式是高于理性和理智的，莫兰认为，范式在任何理论、学说或意识形态中起着“既是地下的又是至高的作用”，它虽然是“无意识的”，但又是“超意识的”，因为它能够“浇灌着有意识的思想”，并且支配这种思想。范式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在认识过程中也会具有难以避免的“盲区”，正如莫兰所说，“一个范式可能同时既是使人们明达的又是使人糊涂的，既是起揭示作用又是起遮蔽作用的。在它的内部蜷缩身体躲藏着一个有关真理和错误的游戏的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范式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系统、深刻地认识世界，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全面真实地理解世界，如何知道并且避免范式本身的局限性，也是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必须把握的问题之一。
读与思（9月14日）
所有特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规定性（权力、等级制、阶级区分、专业化和当代的工作中的技术--官僚主义化）和所有特有的文化的规定性会聚起来并协同动作，以便把认识束缚在一种由绝对律令、规范、禁忌、僵硬性和阻限构成的多重决定的机制之中。因此在认识的循规蹈矩下面有大大多于循规蹈矩的东西。有“文化的刻印作用”，即被深深地记录在循规蹈矩的行为中的文化模式的印迹；还有可以消除与之抵触的东西的“标准化”。——（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莫兰所说的刻印作用，其实就是心理学所说的“印刻现象(imprinting)”，是指刚刚来到世间不久的小动物会追逐它们最初看到的能活动的生物，并对其产生依恋之情的现象。印刻现象最早首先由英国自然主义者斯波尔丁（1873）在刚孵出的小鸡身上发现，并且还观察到这种反应不管所追逐的能活动的生物是不是自己的同类。后来，奥地利动物学家劳伦兹（1937）把动物的这种行为命名为印刻，并曾用鸭子做实验，验证了这一事实。劳伦兹发现，印刻现象和一般的反应不同，有所谓的“关键期”。小鸡“母亲印刻”的发生是在出生后的10-16小时，小狗则是在出生后的3-7周。在关键期内形成的印刻行为，会作为动物的习性保存下来，并且是不可逆的，即一旦形成就不能修正和还原。如果幼小动物的印刻过程遭到阻碍和中断，母亲与幼小动物就不会相互认识。莫兰从这种心理学的印刻现象受到启发，认为人类的文化同样也有这样的印刻现象。“文化的刻印作用从人类出生起就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迹，首先是家庭文化的，然后是中小学的标记，然后一直持续到大学里或职业中。”莫兰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威严的和强制的权力与范式、正统的信仰、统治性的学说、建立起来的真理”等互相联合起来，所有确立起来的“认识的框框”，会形成所谓的“文化的刻印作用”和“标准化”，它会“消除与之抵触的东西”，同时会对对于真理的追求“毫不宽容”。所以，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自觉地打破那些“绝对律令、规范、禁忌、僵硬性和阻限”的束缚，真正地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用更加开放、更加客观、更加宽容的态度建构我们的知识体系和认知风格。
读与思（9月16日）
意外之事使我们惊讶，这是因为我们过分安心的把自己安置在我们的理论里和我们的观念中，而我们的理论和观念没有任何接待新事物的结构。但是新事物不断的涌现。人们永远不能如他们将出现的那样预见它们，但是人们应当等待它们的到来，也就是说等待意外之事。而一旦意外只是突然发生，应当能够为之修正我们的理论和观念，而不是使用产钳把新事实把新事物拖入不能真正接待它的理论之中。——（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莫兰在这本书的第五章引用了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结尾中的的一句话：“神灵给我们创造了许多惊奇：期待之事不能完成，通向意外之事的道路被开通。”的确，在现实生活之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我们期待的事情并没有如约而来，而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总是不期而至。对于这样的事情，总体来说我们是重视不够的，所以才将这些事情命名为“意外”。按照莫兰的说法，“我们的理论和观念没有任何接待新事物的结构”，我们的认知结构已经成为一个超级稳定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各种“意外之事”并没有足够的准备，所以每当“意外之事”来临，它总是消极被动，仓促应对。当“意外之事”来临的时候，我们依然用原有的理论和观念，用原来的话语体系来解释和安顿它们，但这显然是徒劳的。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些新事实、新事物“拖入不能真正接待它的理论之中”，而必须改造我们的理论和观念大厦，让它们融入新的体系之中。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迎接各种不确定的“意外之事”，才能避免上述生拉硬扯的现象，也不至于等到各种“意外之事”到来而手忙脚乱，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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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