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 安超 | 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
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教师教育。著有《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
如果说都市里鸡娃父母们的教育焦虑，来源于对阶层跌落的恐惧，那对于数字更为庞大的底层家庭来说，他们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晋升的愿望更为强烈、面对的现实选择更有限，却在“教育焦虑”的讨论中近乎失语。在近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社会心理背后，是人们不再相信底层通过教育逆天改命，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让差距越拉越大，通过文化资本的传承，精英实现自我复制，阶层逐渐固化，布迪厄的解释鞭辟入里，却也令人绝望。本期问题青年，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安超。在安超的研究中，她从个体家族100多年的教育叙事和100余人的生命经验出发，探寻底层子女如何长大成人、如何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同时可以找回真我。民间教育如何依靠有限的资源将孩子“拉扯大”？透过传统的民间养育文化，我们对如今的教育有何反思？……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安超的研究，看见“教育焦虑”中的另一种真实，这之中既有匮乏，亦有希望与启发的力量。附上倍速版音频，文末有「问题青年」完整节目的收听方式，欢迎关注。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子学科，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既有教育学的希望和热血气质，同时它也兼具社会学冷静的、结构的、批判的气质。所以它是极具矛盾冲突，也极具挑战、极其有魅力的学科方向。第一个，研究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对教育的影响。比如现代化转型对教育的影响。第二个，研究社会分层和流动。这也是我们今天学界和媒体炒的最热的话题，随即而来的问题是阶层和教育和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我认为是教育社会学的母题，是儿童的社会化问题：儿童怎么样成长和发展才能适应社会，同时促进社会发展？这才是教育社会学本源性的，也是终极性的问题。尽管前面两个论题的批判性比较强，更为吸引眼球，但是第三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如何教育孩子、儿童如何发展这样的细节上来。我们今天谈焦虑，无论是阶层焦虑还是教育焦虑，或者“内卷”、“鸡娃”，这些词汇早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现代学科诞生之初就开始讨论了，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很多热度很高的讨论并没有超出一些古典社会学家的见解、洞察与想象力。我们应该超越这些碎片化的、转瞬即逝的热词，去寻找一些更具有理论洞察力的东西。其实从人类进入到现代化、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就已经在跟焦虑相生相伴了，焦虑是现代人的宿命。在传统社会中，我们不焦虑，但是我们也不自由。现代社会是高度流动的、高度理性化的，也是蕴含无限可能的一种社会形态。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新的人和事物，到处都是不确定的风险，所以我们焦虑。但焦虑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高度的自由，我们没有人想退回到一个不自由的时候。古典社会学家们很早就开始探讨焦虑的问题了。涂尔干最早研究社会失范，讲到社会失范会带来自杀率的提高，而且自杀的情绪会传染。后来吉登斯提出“本体性的焦虑”，它是关乎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的，人在本体安全受到威胁时的焦虑，比如面对疫情，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能结束，会不会突然爆发。还有马尔库塞，讲现代人是“单向度的人”，人的本能是被高度压抑的。以及马克思舍勒，说现代人是“没有家园的孤魂野鬼”，一直在漂泊，现代人是异乡人、无根之人，会产生一种“怨恨”的情绪。所以，焦虑并没有原罪，如果它是一种宿命的话，每个人都逃避不了。即使你没有育儿焦虑，可能还会有身份焦虑、职业发展焦虑，因为这就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与不可知的风险并存。如果去对抗焦虑，可能会更加焦虑，所以不如看清楚它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内观它。承认自己不完美，并不代表我们无能，焦虑也不可耻。焦虑也是一种特权。对于大多底层和中产边缘层来说，还没有焦虑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
回到阶层焦虑。今天很多人在讲自己焦虑，但大家要去分辨，哪些人是真正焦虑，哪些人只是说说而已。根据我的研究和观察，很多人在说焦虑的时候是一边焦虑、一边享受。焦虑有时候是一种社交方式、一种身份认同，跟以前见面说“你今天吃饭了吗”是一样的。现在见面是“你报班了吗”、“你焦虑了吗？” 我接触了很多中产妈妈，她可能并不是真的焦虑，而是带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的“炫耀”，她在焦虑“该选哪一支股票、做什么投资”，“在西城报班，还是去海淀报班”，“选学区房，还是选一个郊区的小别墅”，“要不要让小孩上国际学校”…… 这样的焦虑和真正基于匮乏与不安的焦虑是不同的。焦虑有时是中产的身份象征，在为这些事情焦虑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生活优渥的表现了。焦虑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表达，那些真正焦虑的人，可能不是外显的。没有表达权力的底层在中国数量非常庞大，根据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披露的数据，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在1000块钱以下，很多人可能还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也没有权利焦虑。我认识一对夫妇，在北京打工，他们的孩子就在老家，相当于是留守儿童。今年母亲节我看到她的朋友圈特别感动。那天她的小孩给她发来了成绩单，成绩遥遥领先，她觉得这是母亲节最好的礼物。我当时就泪目了，我很少见她表达焦虑，同时她也没有权利焦虑。因为她没办法，小孩不能上北京的小学，即使上了也要回到原户籍去高考，所以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状况。其实孩子和母亲分离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这种分离的焦虑，和那些优渥中产的焦虑又是不一样的。除了底层，中产阶层里面还有非常不稳定的一种，叫中产边缘层。相对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较高的、有稳定中产地位的精英来说，边缘中产的阶层身份和文化认同都不稳定。比如疫情一来，很多中小企业倒闭，财产一夜之间蒸发，他可能马上就变成了穷光蛋，他们就是在中产的边缘，焦虑密集的人群。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里的大样本，做了统计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大概占样本量的20%，但是这个20%里有73%都是中产边缘层，相当于3/4的比例，所以大部分中产其实都是中产边缘层。《2019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把中国人的收入分成五等份后，月薪6000以上就是高收入群体了，才占到20%。月薪3000~6000就是中间偏上阶层，占20%，剩下的都是中下阶层和底层，也就是说60%的人月薪在3000左右以下。所以回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教育焦虑，我们看虎妈猫爸、小舍得这种电视剧的时候，它实际上讲的还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大部分中产边缘层甚至底层来说，连焦虑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教育社会学界有大量的人用布迪厄的理论去解释阶层固化、文化再生产。现在关于教育最热门的一些书，比如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格雷格·卢金夫诺的《娇惯的心灵》，还有三浦展的《阶层是会遗传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跌入下流社会》等等，其实都是布迪厄的粉丝。我一开始也非常喜欢布迪厄的，我叫他阶层教育学派，因为他最早洞察到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会通过培养和获取文化资本，再通过学校教育以及文凭社会里文凭的再生产机制，把自己的孩子筛选出来，实现阶层经济和文化的再生产。可是读布迪厄的书越读越绝望，怎么办呢？我论文写到这儿就卡壳了。你就会想理论出路在哪里？布迪厄是大神，但是我们个人的、或者说底层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我痛苦了很久，理论出路也是从对布迪的反思开始的。第一个反思是布迪厄理论产生的背景。布迪厄所在的法国本来就有悠久的贵族文化传统，并且和底层文化是壁垒分明的。但中国是“官民文化”，官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分别。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还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革命性、阶层翻身的意识本身就是非常强的。其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太快了、人员流动太快了。今天成为精英的很多人，三代以内很可能就有一个农民亲戚，所以文化的分化并不像欧洲源远流长的贵族文化那么明显。我会用文化互嵌来形容现在的时代，我们还远没有到到达阶层和文化分化得特别明晰的一个时代，还早着呢。所以布迪厄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境。底层的翻身，靠的往往不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而是一种文化性情。
第二个反思是什么呢？布迪厄确实是很厉害的社会学家，他的视角非常犀利，但也是冷冰冰的，所以我只能回归到教育学热血、希望的气质，从教育学的角度重新看待阶层和阶层再生产。很多出身底层的80后，也包括中产阶层的一些子女，原生家庭能够给予的教育支持是非常少的。早期中产阶层非常忙，大家都是双职工、早八晚五，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孩子。但80、90年代很多孩子也确实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像我就是上大学、然后留在北京工作，实现了阶层的跃升。我并没有布迪厄所说的优渥的家庭，没有学过礼仪学艺术，我缺少那种高级的文化资本。可是很多人也通过教育实现了文化再生产。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黑箱，这才是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那些真正通过教育实现翻身的人，教育对他们做对了什么?我最近几年接触到很多清北学霸，跟他们聊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能够成功实现阶层跃升，很大一部分并不因为文化资本，而是一种文化性情。比如说他们有高度的内驱力、自制力，不需要师长或权威施压，而是自己内心生发出来的强大动力。再比如说，他们对人、对物存有无限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真诚而勇敢…… 这些都是普遍人性，是跨越阶层的，它并非独属于某个阶层的文化资本，而是所有儿童成长的基本教养。长大成人其实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最开始我的博士论文叫《庶民教育学：长大成人的家族记忆（1918-2018）》，我想知道每一代人，或者经历过很多历史苦难的人，他们怎样经历这些挫折、危险和陷阱依然“成人”。我回到我的家族，观察了100多年来——从晚清时期到民国时期，再到建国后，再到集体时代，然后再到现代社会，其中五代人的成长，从一百岁的老人，到两三岁的婴儿都有。我去看哪些人在这个家族中，最后过得成功且幸福，哪些人变成了败家子儿，他们又到底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做家族史的研究，是受到了台湾的夏林清老师启发，她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提出了实践中反思的研究路径。她当时找了一批劳工家庭子女做自我生命叙事与反思，发现这些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也曾有过堕落迷失。他们跟原生家庭有非常多的血泪冲突，跟自己的父母有很多仇恨和对立。怎么和解？她就创造了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回看我们的家庭，回看我们的父母，探究到底他们当年是怎么把我们拉扯大的，然后我们又是怎么样长大成人的。好的民间教育，是在细微处见“性情”、是“人穷志不短”的教育。
在对百年历史里不同家庭类型的研究中，我发现有些“文化性情”像家谱一样代代传承，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在每一代孩子身上留下印记。他们支撑了中产阶层和劳工家庭的子女，即使没能成功，也不至于很失败，或者变成一个坏人。这种“文化性情”包含了一些底线性的教养。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庭，富有或贫穷，只要有这些教养，这个孩子至少不会走弯路，或者走向堕落与毁灭。比如“不许偷盗”。很多民间家庭物质是很匮乏的，甚至要经常饿肚子，有时候经不住诱惑就去偷了。所以民间教育学很重要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许偷盗。我的研究发现在一百多年的传承中，“不许偷盗”这种要求几乎是在每一代人身上都有的。“不许偷盗”的品质，其实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家庭教育道理。那就是要经得住诱惑、不眼馋别人的东西、尊重自己和他人。看似是“不许偷盗”，但它实际在要求你要有意志，“人穷志不短”。这是非常深刻的，也是民间教育学很重要的文化性情。还有一个文化性情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底层家庭实际上有很多规矩，比如我小时候吃饭不能把筷子伸得很远、吃饭的时候不能到处扒拉。这种规矩也是很重要的品性，它背后是不能急功近利，要克制，要尊重别人，不能没有礼貌，要有教养和礼仪。还有很多规矩，比如去别人家做客不能乱翻东西、不能随便接受别人贵重的礼物……所以以前的贫困家庭，是非常有骨气的。这些小的教养本质上是要“立志”，绝对不能因为人穷而志短。但我们看到现在社会对于穷人、穷人对于自己、以及我们对穷人的看法都有一些改变。比如衡水中学的张同学所说的“土猪拱白菜”。我看了其实是非常遗憾的，首先孩子挺无辜的，17岁就要经受这样大的批判，希望他能挺住。他可能有很强大的原始驱动力，就是“我要翻身”、“我要改变命运”。这个很多底层家庭也有，还有刻苦努力这种重要的学习品质。但他恰恰缺少了原有的民间教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人穷我志不短，我要靠自己的魅力、自己的能力，获得一个值得尊重的爱。我不需要去拱任何家的”白菜“，我也不是一个”土猪“。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莫欺少年穷”，我虽然穷，但不是一辈子穷，总有一天我可以有尊严地获得我自己应得的东西。底层有着强大的、内生性的驱动力。其中一种基于匮乏与仇恨，一种基于远大理想和对幸福的向往。
同时，在“土猪拱白菜”的思维模式中，存在着一个对立面，有一个仇恨对象。在帮助底层成功的文化性情中，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内生性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有两个源头，一种是基于仇恨和匮乏，一种是基于远大理想、和对幸福的向往。尼采曾经专门论述过民间道德的问题，他说民间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基于怨恨产生的强大动力。他要经常通过仇恨、通过树立一个对立面、创造一个异己，来完成阶层的翻身。这种仇恨的动力极其强大，它会到处扎根，有强大的生长和创造性，但它同时也是行动和幸福对立的一种文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仇富的心理。他基于这种动力去学习，可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了，虽然他很强，他的人生支柱却坍塌了，这个发展动力不可持续。于是要找其他东西填补，然后可能造成一些悲剧，比如前几年的北大弑母案。民间教育学，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学，保留了对于读书学习的纯粹目光。
其实在我们的民间教育学中，是有基于幸福生活向往的驱动力的，但是现在少了。因为我们已经把读书学习工具化了，我们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是我们要仔细去思考，读书是改变了什么样的命运呢？老一辈人很多时候爱读书，是因为读书可以明理、“知书达理”。所以他读书不是为了要马上成功，他们鼓励孩子读书，是说要有出息。像我的父母，以前会告诉我，读书就是要有出息，但我也不知道“有出息”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也没说你读完书就一定要赚大钱、毕业之后年薪多少，没有这些很量化的标准。老一代人有句话叫做“大器晚成”，后来我把这句话概括为整个劳动阶层子女，或者整个民间文化中，最筋道的一面。劳工家庭的小孩没有什么家产可以继承，但他要成“大器”。就是说你不仅要完成功利化目标、要赚钱，最终你是要做事业，做一件有功德的事情，成为栋梁之材。然后就是“晚成”，家里穷，但是要慢慢来，不急功近利。所以很对于很多底层家庭来说，一时的失败不会放在心上，因为知道会“晚成”，所以不会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大器晚成”这个词在我研究的这100年教育历史当中，一直是贯通的。老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一辈人，有对读书的纯粹目光。就是享受读书和学习本身的乐趣，对于读书学习这些事情，有非常旺盛的探索和好奇心，不是为了分数和成绩这种短暂的目标和动力。这样反而能专注于学习本身，不受杂七杂八的东西困扰。比如说像我当时家里没有多少书，但是我爱学习，所以自己会去找村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早早地把他们的教材借来看，或者跟亲戚、朋友们借书。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闺蜜家境很好，她的父母也很接纳我，我就经常去她家蹭吃蹭住蹭书。博士论文写到最后，就发现公共支持特别重要。滋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一个社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如今的城市社会中，如何重建一个养育共同体。如今的三人核心家庭是市场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它比较适合现代的生产方式，因为摆脱了大家族中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人情关系。但现代的核心家庭想要生活得好，实际上还极其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生活支持。可我们恰恰发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市场化走得很远，但公共生活、或者说公共领域，都在不断缩小。郑新蓉老师曾经跟我说，判断一个东西是否具有公共性，就看你是不是“可托付”。比如说育儿这件事，我能不能在小区里找人帮我带一天孩子，把孩子托付给他。如果能的话，说明这个小区的公共性比较好。但如果我不能，要交钱给托儿所帮我做这件事，这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公共性，不是民间自发完成的。其实以前的乡土社会，作为一个养育共同体，其公共性非常强。每家一生就是五六个孩子，怎么带大的呢，都是托付给乡亲照看。像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妈以前摆摊卖衣服，经常出去进货，一去好几天。我父亲的工作离家又非常远，一两周都回不来一次，我们在城里租的房子很小，我的养育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我妈把我托付给了房东太太。房东的太太非常好，有时候她就会照顾我。我也经常去好朋友家，她的父母也会接纳我。我们需要有公共性的教育与生活，把不同身份、家庭、阶层的孩子们聚到一起，帮助他们相互了解、共情、看见彼此，从孩子开始，打破区隔与对立。
所以在以前的传统社会当中，身份之间的对立并没有那么严重。我一个富人家的家庭，也可以接纳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在家里住，还可以吃我的、跟我孩子一起玩，不像今天，有一种人为的对立。我们把好学校和差学校、好小区和差小区分隔得太明显了，富有的小区通过栏杆进行物理区隔，进而完成文化意义上的区隔。很多富人以为，把穷人家的小孩、穷人文化给隔绝了，自己的孩子就能成功长大。但恰恰相反，一个中产家庭或一个富人家庭的小孩，他想成长得更好的话，是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的，他要通过他人、通过穷人家小孩的成长经验，来间接体验苦难，并且生成同理心。这样即使这些小孩长大后，相互之间可能仍然有经济意义上的差距，但他们依然可以做好朋友，依然可以是一个和谐社会。而且很多富人家庭、中产家庭子弟，能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真正的尊严，然后反而能生出更强大的改造世界的愿望，和更长远的人生目标，就不再只是维持我家财富这种很小的动力了。所以我们需要公共教育，要让孩子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在养育共同体中，把不同身份、不同家庭、不同阶层的孩子们在公共区域中聚到一起，帮助他们互相了解、看见彼此，认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 ——“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安超，2015[2]《经验回溯与文化反思:劳动阶层研究生的群体叙事》，安超，王成龙，2016[3]《“文化区隔”与底层教育的污名化》，安超，康永久，2019[4]《半规制化养育与儿童的文化反叛：三个中产家庭的童年民族志》，安超，李强，2020[5]《大器晚成：“教育改变命运”的家族代际变迁及其双重面向》，安超，康永久2020[6]《科学浪潮与养育焦虑：家庭教育的母职中心化和儿童的命运》，安超，2020[7]《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安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1]《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江苏社会科学》, 李强，2017[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9[3]《不平等的童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安妮特·拉鲁，2018[4]《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罗伯特·帕特南，2017[5]《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格致出版社，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2019[6]《娇惯的心灵》，三联书店，格雷格·卢金夫诺，2020[7]《阶层是会遗传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跌入下流社会》，现代出版社，三浦展，2008[8]《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夏林清，2012 你可能还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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