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玩手机玩什么？都市里无处安放的童年
玩游戏不再沉迷，补习班被双减，孩子们好像是突然被解放了。
令我们好奇的是，在"减负"和"限娱"之后，孩子们拥有的大量空白时间，应该用来做什么呢？「玩」吗？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未成年人，真的能从电子娱乐中“全身而退”吗？在电视文化和互联网浪潮的影响之下，「玩」似乎被单一地定义为了"屏幕里的快乐"，反观现实生活，城市似乎也未能给孩子提供足够友好与包容的玩耍场所。
那么，不玩手机玩什么？
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的现象早已不是新鲜事。据易观分析数据显示，“防沉迷”新政前我国 62.5 %的未成年网民经常在网上玩游戏，13.2%未成年手机游戏用户，在工作日玩手机游戏日均超过 2 小时。城市生活的压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成年人的职场还是未成年人的教育领域，“内卷”都已经成为了频繁出场的热词。
当父母没有陪伴孩子的时间，而孩子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户外活动，电子游戏（尤其是手游）因为可获得性最强，便成为了娱乐方式的首选。这样的家庭场景变得越来越常见：孩子吵着要父母陪他玩，想清静一下的父母便丢给孩子一个 ipad，自己躲到一边刷起了抖音。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的研究，亲子关系每增加 10%，孩子的校园归属感可以增加约 8%，网络成瘾问题可以降低约 7%。由此可见，时间被压缩所导致的日渐淡漠的亲子关系，也是孩子沉溺屏幕世界的主要“推力”。
而在原本就不是“鸡娃”扎堆的农村地区，相较于城里核心家庭的孩子，农村留守儿童沉迷网络的现象却更加严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2018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比起非留守儿童有着明显更长的游戏时长。除了缺乏父母的陪伴，在“撤点并校”（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等政策的影响之下，更多的农村儿童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寄宿，进一步丧失了陪伴和娱乐。这也是他们更容易深陷入虚拟世界的主因。农村留守儿童相较于大部分城市儿童的不同境遇，导致他们对于电子游戏的诱惑有着更差的抵抗力。
《米花之味》
各种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电子游戏成瘾和高压、焦虑等消极情绪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时至今日，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学校体罚等教育问题仍然在很多地方频繁发生。孩子们真的是因为电子媒介的侵蚀才导致了“不快乐的童年”吗？很可能是他们已经正在度过一个“不快乐的童年”，所以才逃避现实，躲到虚拟世界中来自我保护。
我们曾度过了一个将电子游戏视斥为“电子海洛因”、甚至出现用电击这样的野蛮手段治疗“网瘾”的时代。这一阶段的教训告诉我们，问题并不在于游戏本身，毕竟游戏是人类的天性，对孩子而言就更是如此。1989 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开创了把游戏和医疗、营养和教育等其他权利同等对待的重要先例：它隐晦地主张，无论任何情况下，游戏都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
既然游戏如此重要，当电子屏幕接管了孩子们的玩乐时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游戏的空间为什么只存在于电子世界里？“沉迷”仅仅是因为屏幕里的虚拟世界太有诱惑力了吗？尽管不经筛选的电子媒介无疑会对对孩子带来各种负面影响，但在把游戏强行从生活中剔除后，孩子真的就会因此接触到更有意义的东西吗？从目前的城市环境现状来看，孩子们往往面临着“不玩手机还能玩什么”的困境。
如今已为人父母的80后和90后，小时候大多都有类似的经验：5点放学后，大家直接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在外面疯玩疯跑，玩各式各样的玩具，从弹珠、棋子、沙包，到四驱车、悠悠球、轮滑鞋，这些户外游戏比起电子游戏在很多方面更有挑战性，社交性也更强。
类似的情景却在慢慢消失，高速城市化以及农村城镇化，让城市发展与儿童福祉之间产生了诸多张力，高层高密度的经济开发区挤压了绿地、户外游乐场等可供儿童活动的公共空间。
在过去的传统社区中，比如大院，由于空间既开放又功能模糊，孩子能够在其中不受限地活动。至于安全问题则高度依赖于熟人社会中的邻里关系。而在今天的陌生人为主的小区里，很多家长都不放心让孩子自己出来玩。再加上居民区的功能分区越来越固化和单一，很多孩子就只能在规划好的游戏区内玩耍。这样的游戏体验远不及他们的父母小时候那般自由多元。
而在都市生活的高压之下，父母对孩子的陪伴也变得日渐困难，很多家长宁可付出很高的金钱成本来找他人“代劳”。比如，近年来在各大商场中兴起的托管式儿童游乐场，其扩张速度不亚于各种辅导班或兴趣班。
且不说相对高昂的花费，托管式的室内活动并不能满足孩童探索世界、亲近自然的天性。已有统计学研究表明，在童年阶段，同自然的直接接触与个人的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电子游戏的快感来源之一就是其高度的自由度。在虚拟世界中，每个人都能上天入地、奇门遁甲、无所不能。对于孩子而言也是如此，但他们在家玩游戏的时候，也经常因为父母的目光而谨小慎微。父母对于孩子的游戏内容很少了解，既担心孩子沉迷其中，也忧心于其中是否有不良内容。而自然中的游玩虽然不能像虚拟世界那样脱离肉体的束缚，却能让孩子实实在在获得解放感。在花草树木间的自由嬉闹，不在成年人的审查范围之内。孩子们采摘、爬树、喂鸟、捉虫，完全顺着自己的好奇心自由探索。
而在室内闭塞的环境里，在成年人的目光密切监视下，在固定玩法、毫无创意的塑料游具中，孩子很难享受到自由玩耍的感觉。很多丧失了游戏空间的孩子，开始在城市空间内自发地寻找他们的“乐园”。我们会不时看到这样的报道：以北京为例，有媒体发现多个客流较少的地铁站竟然成了孩子们玩滑板车的“游乐场”。
让家长看好自家小孩、斥责这些在地铁站胡闹的“熊孩子”是简单的，但也是无力的。因为其背后源于一个更为迫切和重要的问题：如何满足儿童安全、便捷地使用城市空间的需求？
不久前，苏州的一位父亲为了避免孩子沉迷游戏，在郊区包了一片菜园，复刻了一个现实版的“摩尔庄园”。他通过带孩子们亲身劳作、亲近土地，成功激发了孩子对自然野趣的热情，也解决了孩子对电子游戏过度沉迷的问题。
很多家长都认识到了户外活动对孩子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经济能力承包一片菜园，考虑到现实压力，很多父母连腾出陪同孩子郊游的时间都很困难。因此，真正的出路仍然是在城市居住环境内，给孩子们更多的公共游乐空间。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游戏场运动和四十年代在欧洲兴起的城市冒险游戏场，让为孩子提供充分的游戏空间，成为很多西方国家城市规划的工作重点。但现代城市的高速发展，依然在蚕食孩子们的公共活动空间、剥夺他们的“游戏权”。
2009 年，英国布里斯托的两位妈妈 Alice Ferguson 和 Amy Rose 看不过去了，她们回忆起 30 年代就有的“玩耍街”（Play Street）规定：即在特定时段把一些街道暂时封锁，作为非正式的游乐场来使用。便向政府提出要求恢复“玩耍街”，并获得了许可，而后得以持续推广这一模式。为孩子争取街道游戏权的运动扩张到全英国，而后延伸到了澳洲、美国、加拿大，甚至影响到了亚洲。
台北市政府在 2015 年开始了一项工作，出于安全标准，拆除了各个公园中原有的各式游具，统一替换成塑料材质的组合游具。这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方向引发了很多家长的不满，他们在网络上发起了“拒绝游具罐头化”联署，甚至成立了“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简称“特公盟”）组织。组织内以孩子们的妈妈为主，她们反对台北市千篇一律的塑胶组合滑梯式游具，并斥之为“罐头游具”。既指这些流水线产品毫无个性，也意指孩子们被关在一个个“罐头”里，丧失了自由玩耍的童趣。“特公盟”第一次出师，就让市政府迫于妈妈们的压力，重建了公园里的高大水泥磨石子滑梯，恢复了公园游具的多元形态。
如何重构孩子们多元的游戏体验，保护孩子们的游戏权利，对于教育工作与城市规划的从业者而言仍然任重而道远。孩子需要自由的时间，也需要能够发挥他们爱玩天性的空间。当“双减”和“防沉迷”双管齐下，希望孩子们不仅仅是被严密地“保护”起来，毕竟安全的牢笼并非教育的初衷。
参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