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像第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大量的教培机构以及互联网公司的教育赛道也随之“倒下”。9月，学校迎来了第一个“双减政策”落地后的学期，“培训课”、“课后辅导”、“拔高班”和“教培老师”这类词语心照不宣地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一段轰轰烈烈的教培行业兴衰史似乎就这样被一片平和湮没。令我们好奇的是，被辞退的老师都去做什么了？焦虑着鸡娃的家长们就此甘心了吗？孩子们真的因此减负了吗？当我们尝试从教培老师和学生家长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还原双减政策落地前后的时间线。我们发现，双减政策并未真正缓解所谓的“鸡娃焦虑”——其背后是教育资源的不公和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01
2019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了大面积的行业萧条。然而教培行业却做到了异军突起。在今年春天，教培行业达到了繁荣的顶端。各方资本开始介入线上教育，名牌教师的广告布满了大街小巷，而线上教育也从一线城市走进了更为下沉的小镇市场。在物质意义上收获高额薪资、在精神意义上能通过线上教培来抹平教育资源不平衡......都成为了线上教培行业吸引千万优秀年轻人前来的原因。“我很清楚，我不可能做一辈子教育。所以如果只是一年赚个三十万、四十万，我是不会心动的。但当时机构承诺我的保底年薪是65万。也就是说，如果我努努力，甚至能做到100万。”2021年春天，即将学硕毕业的林一决定去到一家线上教育机构做语文老师。在此之前，进入教育行业并非是他毕业时唯一的考虑。临近毕业前夕，林一还一边着手准备着国外教育学博士的申请，一边关注着感兴趣的咨询公司。最终促使他做出决定的是一场五天的北京之旅，“那些线上教育机构真的很舍得花钱。他们邀请我去实地考察他们的公司。在北京一家四星级的宾馆招待我们这些应届生，包吃、包住、包饭了整整5天。”一系列挥金如土的安排，都让林一感受到了机构千金买骨的决心。他赶上的正好是线上教育的“春天”。今年1、2月，伴随着疫情的反复，许多教培机构开始开展线上课程。也许是感召到了这股势不可挡的趋势，互联网公司也纷纷开始拓宽教育赛道，这也是当时许多年轻人口中在苦苦找寻的“下一个风口”。线上教培行业像是一棵一夜之间蹿出的两米高的树，在这个春天，众多教培机构竞相上市。截至6月30日，教培机构好未来（TAL）的市值达到了1051.04亿元，紧随其后的是市值达906.92亿元的新东方（EDU）。没有人能说清这种发育是奇迹还是病态，毕竟“站在风口上，连只猪都可以飞起来”。续课率成为了衡量线上教培老师的主要KPI之一。整个春天，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还在持续扩散，林一所教授的课程的续课率甚至达到了98%。除了续课率，越来越多的教培机构不再执着于竖立品牌形象，转而开始打造“名牌教师”，推出新的课程卖点。“清北高材生”、“教了一辈子的数学”、“天才美女教师”......一个个抓人眼球的标签频繁在公交车站和地铁站关于教育机构的宣传短片和海报中出现。如何让家长们相信他是一名好老师成为了林一工作中的核心命题。刚入职没几天时，一个跳槽过来、坐在林一工位旁边的姐姐好心地点拨他，“林一，你不要觉得来这里是做老师的，你是来做网红的，你只有抱着一个做网红的思路才能赚到钱”。与传统教培机构的职能分布不同，林一所在的机构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入职以来，他不需要和家长、学生进行沟通工作，也不用参与课程销售，只负责教学岗位的他享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轻松。肉眼可见的“高薪”，各方资本的涌入与鼓吹，许多年轻人将职业选择“迁徙”于此。同样，有过六年线下教培经历的郭青正是“迁徙”大军中的一员。今年5月，郭青从线下教育转到了线上。但并非所有年轻人都能挤上这班高速的列车，郭青所在的教培机构录取的校招员工都逃不出“清北复交藤（常春藤）”、“研究生学历”的就业标准，普通的985在此黯然失色。在经验和专业之外，机构更看重学历背景，教培行业正在以超乎大家想象的引力吸纳着各个高校的优秀人才。“入职第一天我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身边的圈子立马就不同了。我的学历在这里完全不够用，而且属于特别差的那类”。工作起来，郭青与林一的感受接近，私下常常玩抖音的他形容自己在上课时就像一位“当红主播”。在电脑前坐定，整理好今天的造型，郭青在打开摄像头前，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从闲时玩乐的模样迅速切换成一副严肃的表情。一场上千人的直播课即将开始，他通过摄像头和网络连接的是全国各地、从一线到四五线正在接受不同教育资源的孩子们。他透过一个个打开的摄像头，窥视着不同的人生。他的课堂不乏典型的海淀鸡娃，但比起在一二线上学的孩子，由于课程便宜，四五线的学生更多。偶尔，他在连麦时能听见“支付宝到账”的播报声，那是家里开小卖铺的学生在店里上着课。郭青来自云南的一个小山区，在他高三的时候，学校邀请了一家著名英语培训机构的老师开讲座，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英语口语这么好的老师，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渴望走出大山，想接受更好的教育。当时的他不会想到，七八年后，他会成为当初那个在讲座上“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面对的正是千千万万个当年的“自己”。让郭青决心投入线上教育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能从工作中收获强烈的意义感——参差不齐的教育水平常常让郭青感到沉重，而做一名线上教育的老师意味着他能给不同地区的学生提供相同的学习平台与机会。和之前在线下上课不同，没有了地区的限制，减去了线下的成本，课程价格也变得更加实惠了，这允许不具备高额教育成本家庭的孩子也享有课外培训的机会。在备课的时候，郭青时常会翻阅各个省的中考卷，“事实就是，很多地方中考的难度还比不上北京学生初一的强度，真的是每一代人都输在起跑线上了”。而如今只需要一个月250块钱的课程费用，很多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也能参与课程，“如果我小时候能上这样的课，我会觉得挺开心的，能知道那些大城市的学生都在学什么”。教培行业发展如此迅速，吸收了如此之多的名校资源，许多人都忍不住猜测，这棵疯狂发育的大树会在何时被拦腰斩下。早在3月份，同样从事教育行业的林一父母，就对这份既轻松又赚钱的工作表示过不少担忧。“我知道这一天肯定会来，可是一切都是那么蓬勃向上”，林一认为，就算会有政策出台限制教培行业，政策也不可能来得如此之快，那么大的机构，那么多的员工，哪是说停就能停的？比起乐观的林一，郭青却并不感到轻松。6月份，所有教培机构不再允许未持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上岗授课，郭青所在的机构因此辞退了三分之一的老师。中旬的时候，郭青除了要开展直播教学以外，他在的课题组还开始牵头录制录播课。在工作间隙，同事们聚在一起时，大家总会聊到一些“传言”。有的说，之后寒暑假不让补课了；有的说，直播课会被全面禁止；有的说，教培行业要大面积裁员。这些捕风捉影的声音像剑一样悬在郭青的头上。看到郭青如此焦虑，他的小领导偷偷找他聊天，跟他私底下透了个风声，“他当时说会有小部分裁员，但肯定裁不到我。”郭青一直以来保持的良好业绩让他在焦虑中找回了一丝轻松。小领导一个劲地肯定他，说他工作上的表现很不错。因此，郭青完全断绝了换工作的想法。和郭青、林一一同在期望着的，还有上千名线上教培老师。没有人会想到线上教培到达顶端的那天就是它迎来终结的一天......7月24日，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重拳整治校外培训市场。在文件正式发布之前，新东方的股价已经未闻先动，在7月23日当天暴跌54%，第二个交易日，新东方股价再跌34%。新东方的股价走势，也基本预示了校外培训市场的集体命运。7月19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一。当郭青的朋友们看到这条他发在微信群里的信息时，大家并没有引起重视，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上周末，郭青才和朋友们一起开车去阿那亚旅游。行程很丰富，郭青在周天晚上才回到家。尽管拖着疲惫的身躯，郭青还是决定把这一行拍下的照片好好整理一番，发个朋友圈作为纪念。在九张精心挑选的照片上，他写下“回去准备打工啦”。发完朋友圈，郭青很快就睡着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六个小时后，他即将成为“青年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再也不用去“打工”了。7月20日，双减政策落地。在此前夕，一场裁员风暴开始得悄无声息又猝不及防，它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谁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裁员的对象”，而是无差别式的裁员。“谁的补偿少就先裁谁。”像郭青这样入职不久的员工以及应届入职的毕业生们，无论业绩水平、学历背景，都统统被“判了刑”。哪怕有的人逃过了第一轮裁员，在郭青眼中也不过是在“等死”。等到8月份第二轮裁员时，资历较浅的中层领导，曾经风光的大讲师，也被列入了裁员名单。当郭青走出人事办公室时，他甚至找不出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当下的心情，是该自嘲一下自己年纪轻轻失业了呢？还是应该适当悲伤地流下一两滴眼泪呢？过了几分钟后，郭青才缓过来，他想到了自己一直没有舍得用的年假，一股愤怒用上脑门，“气死了！7天的年假，辞退时只能折算两天的工资，有五天都没有算，彻底亏了。”同样经历着心情大起大落的，是正在三亚参加朋友婚礼的林一。去三亚时，双减政策已经下发，而他早已没有了入职时的那般笃定，“我只能一心想着玩，怎么能在三亚狠狠玩一把，好让我从这个消息中挣脱出来。”“遗憾”是林一最强烈的感受，“本来以为这一年起码可以赚个100万。先在我的生活状态就与之前工作的时候很不一样了，以前可以大手大脚地花钱，现在很多地方需要重新考虑。”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好好工作上许多年也许都挣不了100万。何时才能等到下一个风口呢？林一有关未来的计划统统被打乱了。他只好硬着头皮重新联系咨询行业的朋友以及求职时交流过的学姐学长，打听是否还有合适的内推机会。整个7月下旬，林一都在修改简历、频繁的面试中度过。8月10号，林一接到了机构发布的“校招全体离职”的通知。与此同时，他还收到了一家知名咨询公司的 offer。“赶紧拿到赔偿转行跑路”是林一当时所有的想法。尽管正式的入职时长只有短短40天，林一依旧拿到了相当可观的辞退赔偿金。用他的话来说，“能抵上好多行业一年的年薪了。”被辞退后的半个月，郭青回家待了一段时间。他需要时间放空。“我也装模作样地投了些工作。投过其他的教育机构，但没有什么回音。之后又去面试了销售，卖房子，但觉得不太合适。”对于像郭青这样有较长的教培行业经历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来说，“再就业”成为了一种困境。疫情反复，经济整体下行，很难再出现和教培行业一样赚钱的工作。不少被辞退的教培老师转行去做销售，卖保险、卖房子，但是郭青很难从这类职业中获得教书的那种意义感。由于获得了赔偿金以及过往积蓄的累积，郭青并没有急于找工作的压力。能闲下来一段时间的他突然意识到，也许这是上天给他开启另一条人生道路的机会。郭青仍然想要从事教育行业，但他认为如今继续选择教培行业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公立教师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在线上教育机构遭遇学历碾压的经历让郭青考虑是否要着手申请研究生，“其实一直都有读研的想法。但之前的工作很赚钱，实在不想浪费时间”。但现在不一样了，如果之后想要进入公立院校，一个研究生的学历是最基本的门槛。郭青很难接受双减政策带来的如此之大的冲击力。辞退后，他与前同事们再次聚在一起聊天。那场聊天中，他才得知，那些原本已经开了20多年的，已经上市的，他眼中的大机构，会因为双减政策的出台轰然倒下。即使是已经上市的教育机构，市值也纷纷跌入谷底，甚至因为给不出员工辞退赔偿而陷入到了大量的劳务纠纷中。“教育真的成就了很多人，很多人，不过现在都等于零了。”孩子一出生，就被放置在长期的竞争环境中。直白一点说，这些父母希望孩子获得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赢在起跑线上”。但并非所有的家长的都是如此，双减政策的落地让一些父母如释重负，正在上初二的小卷的妈妈谈起她对于教育竞争的看法，“我们都是高考出来的，坚信也必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依靠教育改变命运，但我同时也知道，很多知识从学校出来以后就用不到了，甚至现在的很多竞争已经是课本之外的超纲知识了。这真的有必要吗？我每次看到我的孩子这么累，我真的觉得很心疼。”可惜的是，立姐在教育焦虑的大军中仅是个例。对于教培机构的老师而言，仍然有出路可以探寻。很难想象，双减政策之下，真正无处可逃的是陷入升学焦虑的家长们。周六中午，成都当地的一所住宿中学放学了，校门口停留的车辆堵上了一条长龙。我和立姐一起站在校门口，张望着人群，企图从鱼贯而出的孩子中找到她的孩子小卷。还没等我们找到小卷的身影，旁边站着的家长就躁动起来。他冲着远处自己的孩子招着手，另一只手拢在嘴边，冲他吼着：“搞快点！跑起来啊！”他的孩子应声冲了过来。立姐朝我挤眉弄眼，把我扯到一旁，等了一会才小心翼翼地在我的耳边说，“这种情况就是赶着去补课的。”9月，学校迎来了双减政策后的第一个学期。此前轰轰烈烈的教培裁员与教培机构封禁让“补课”在这个学期，成为了老师、家长、孩子口中“皇帝的新衣”。尽管在公众的对话中，再也没有了“拔高班”、“课后培训”、“小班课”、“在线网课”等词汇，但私底下，补课仍然是很多孩子课后的常态，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存在着。从五年级开始，立姐就开始给孩子报小升初的补课班，在一阵奥赛、英语狂补后，孩子才勉强够到了进入当地重点中学的门槛。也许是觉得小学补课开始得太晚了，小卷上了初中后，数学成为了弱势科目。立姐不敢怠慢，赶紧给孩子报了数学提高班。就读于住宿学校，小卷一周一天的休息时间，还需花费半天的时间去补数学。这样高压的学习状态也常常让立姐产生担忧，“孩子才初二，等到了高中，会不会被补课压垮呀？”双减政策的出台让立姐总算是松了口气。之前的培训机构关门了，学校门口发培训课传单的人也消失了，孩子终于能依照自己的喜好安排周末的生活了。这样的平和大概只维持了两周，一直到孩子回家告诉她，“妈，我们有的同学平时还在看录播课，有的同学放了周末还是偷偷在补”。这些孩子无意说出的话，却让立姐的神经立刻紧绷，她感觉自己就像剧场效应里的后排观众，只要前排还有站着的人，她永远不可能坐下。对于家长无处安放的教育焦虑，郭青并不陌生。行业里流传着一句话，“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他认为很大程度上，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卖课销售，抓住家长的焦虑是核心要点。林一也有类似的感受，“家长会觉得孩子的成绩是一件不可控的事情，但他们总希望让这件事变得可控起来”。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辅导就是那个很有效的措施。很多次家长都会跟林一诉苦，孩子的成绩怎么也提不上来。这时候，家长总是显得比孩子更为焦虑，“很多成绩不好的小孩在学校根本不会引起老师的关注，就像个隐形人一样。久而久之，孩子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学好了。”敏怡的孩子在海淀上小学三年级，众所周知，海淀是鸡娃焦虑的重灾区。她的孩子长期位列班级倒数前五，敏怡自嘲，因为孩子成绩差遭到老师的批评比她自己上学时还多。在二年级下期的时候，敏怡听从了姐妹们的意见，好不容易给孩子“抢”了一个学而思的衔接班名额。然而，第二天，孩子做完入班摸底测试后，机构老师就打电话要求敏怡退班，理由是“孩子的水平太差，跟不上课程”。孩子差得连辅导机构都不要，这是大大出乎敏怡的意料的，何况自己的孩子才刚上小学二年级。敏怡笑了，笑容中透着一丝无奈。她的小孩感受比较迟钝，很少能听到孩子主动跟别的孩子去比较学习资源。甚至到了三年级，孩子还懵懂地认为原本姓赵的英语老师姓英。敏怡一直主张，开心最重要，从来没有给孩子补课的强烈想法，看着孩子每天傻乐着成长，她还时常会有种满足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双减政策过后，敏怡反而偷偷联系到了一家机构的离职老师，给孩子报了一对一的课后辅导。“没有人不补课，大家都在偷偷补。”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敏怡感受到了给孩子补课不可妥协的迫切性。“如果所有的孩子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都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开启学习，那么他不如别人我能够接受。但现在没有孩子是在一条起跑线上。”敏怡在二年级的暑假给孩子买了一本衔接三年级的辅导书，孩子的同学来家里玩时看到了，非常惊讶地指着辅导书问，“怎么还在做三年级的题呀？”敏怡很震惊，孩子的同学却觉得再正常不过地告诉她，大家现在都在学四年级的知识点了。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敏怡的神经，她总是忍不住问自己，“如果我的孩子离学得好只差一个家教呢？”如果真的是这样，敏怡愿意把这个“窟窿”给补上。偷偷补也好，督促孩子刷题也好。毕竟，谁会拿自己孩子的未来去赌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教培行业可以不被谈及，但永远不会也不被允许消失。
最后。
双减政策落地，狂飙猛进的教培机构坠落，企业、员工、家长和孩子各寻出路。遭逢变动，这些参与者辗转腾挪，有的另寻他路，寻找生机；有的试图躲避规则，继续被教育焦虑裹挟着前行。
这一幕幕演绎出的荒诞剧也是赤裸裸的现实，但从剧场里站起来的人们从未坐下过，政策未必能减轻家长和孩子的负担，教培从业人员亦在行业动荡中踟蹰前行。焦虑依然在延续，当海啸来临时，游泳者哪敢躺平。
青年志 Youth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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