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他的第二十份工作

迄今为止，胡安焉一共做了19份工作，写作是第二十份，但他觉得，自己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是融入“社会”这个巨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随时可以被替换。只有在写作中，哪怕有人跟他的经历一样，比如，跟他在同一个站点送快递，也不可能跟他写的一模一样。他在写作中发现了那独一无二的“自我”。

胡安焉穿着冲锋衣和运动鞋，精瘦，皮肤黝黑，像个跑马拉松的人。事实上，他经常会跑步十几公里，耐力很好。而文如其人，在他的第一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中，胡安焉用精准、从容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如何变成今天的样子。

二十年里，他四处奔波，做过19份工作，从酒店服务生、加油站营业员到快递员……写作是他的第二十份工作。44岁这年，他出版了《我在北京送快递》。尽管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他在文学论坛已小有名气。但是，在人们热衷讨论“打工者文学”“农民工读海德格尔”的当下，他和他的书仍然因“打工者”这一身份出圈。

“胡安焉”是他的笔名，过去读拉美小说时，他发现叫“胡安”的很多，而“焉”，在他看来则多了一丝疑惑和不安的味道。过去的二十年里，疑惑常常出现。他逃避竞争，逃避刚刚建立起的人际；在后来的阅读和写作里，他发现自己和塞林格笔下的人物一样在逃避，而他也拿起笔为自己找到了逃避的根由。

《我在北京送快递》

01 

逃避成人世界

2009年10月，胡安焉决定开始写作，那一年他30岁，退出了在南宁的女装生意，带着散伙抽回的几万块钱回到广州的家中，和父母同住。

女装生意是他的第十一份工作。六层楼的商场内，他和合伙人先后开了两家女装店。他每天要在商场呆十几个小时，几乎没去过除商场和住处以外的其他地方，只有在早上去商场的路上才能晒到太阳。

那里的店家做不了品牌代理，而是彼此照搬时下的流行款，抢夺货源。久而久之，大家卖的衣服都差不多，于是便互相抹黑、中伤。有人说他们家的衣服原料是从火葬场的死人身上扒下来，也有人会找地痞流氓过来捣乱。另一方面，大家又因在商场相互依存而维持着表面上的和气。

在彼此表里不一的环境中，胡安焉患上了“社交恐惧症”——不是那种常见的口头自嘲，而是实实在在的病理反应。走在商场里，别人多看他几眼，他都会幻想这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他选择窝在柜台里看书。商场通常下午三点以后才有客流，上午便成了他的阅读时间。在一众小说里，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考尔菲德成了胡安焉最亲近的人，尽管两人相差了十几岁，但都是误入成人世界的“外人”。霍尔顿看透了贵族学校里的虚以委蛇而甘愿被开除，胡安焉则在过去的工作中常常因疲于应对竞争和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频繁辞职。

霍尔顿是早熟的，但这不意味着他比别人更早地成了一个“成人”，而是他看透了所谓“成人”并非在成熟的状态——反而装模作样、表里不一。他不愿遵守成人世界里的游戏规则，也不敢正面进行反抗，只好吊儿郎当地表面迎合，用他拙劣模仿的“小大人”予以嘲讽。胡安焉从他身上看见了自己。

如果以社会时钟来看，胡安焉无疑是晚熟的，到了27岁，也就是开始和夜校的同学搭伙做服装生意时，他才意识到同龄人大都有自己的规划，像下棋一样，一步接着一步走，以便更有效率地通向更美满的人生，而他则是乱下一气。毕业后，他做过酒店服务生、服装店仓库管理员、加油站营业员、漫画杂志编辑……差不多每隔半年，他就换一份工作。

在同学家，胡安焉第一次从长辈口中听到类似于人生规划这样的东西，同学的父母给了他俩很多做生意的建议——不仅仅是具体的方法，而是包含了某种价值取向：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门生意？这阶段的人生该怎么铺设才对自己有利？类似的话同学肯定听了很多遍，而他听到后的第一反应是，“感觉有些晚了”。胡安焉的父母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些，也极少提醒他为自己谋利，“利益”这个词在他们家甚至还带着些许负面的意味。

也正因为如此，当30岁的胡安焉终于决定退出女装生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闷头看书写作的时候，父母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反对意见。父亲偶尔会敲门让他出去找个对象，胡安焉则在堆满了书的房间里翻来覆去地看书，他看完了塞林格的所有小说，几乎每本都看了十遍以上，接着是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他试着模仿塞林格的口吻，在键盘上重新敲打自己的人生。

02 

试图讨好所有人

胡安焉出生在广州，但他对这里没太强的归属感。也许这和母亲的经历有关。母亲来自上海，被一对夫妇收养后迁徙到广州。她一开始不会讲粤语，也不习惯像广州人那样每天都洗澡，因此没少被同龄人嘲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养父曾经响应抗战号召加入国民党，胡安焉的母亲被划分成了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这样，她不仅因生活习惯而被嘲笑，还会因“成分”被孤立。她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下度过童年，直到后来随着广州知青去往海南岛下乡，并在那里认识了胡安焉的父亲——一个来自粤东，出身贫农、根正苗红的炮兵。

胡安焉认为父母的结合更多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而非爱情。通过嫁给军人成为军属，母亲摘掉了“黑五类”的帽子，在那批一起下乡的同学中，她是唯一一个在乡下和军人成婚的。

时代在母亲身上留下了烙印。很多时候，胡安焉的母亲都表现得要比他的军人父亲更加积极。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对胡安焉的教育。他出生于1979年，随之而来的80年代，一方面社会逐渐开放，另一方面是不时出现的“严打”，在这种摇摆不定的氛围中，母亲教育幼小的胡安焉要保持“极高的道德水准”。她时常以身边的例子恐吓他，比如某个向妇女吹口哨的男青年被判流氓罪，最后送往大西北。

每当胡安焉和其他小孩发生冲突，父母总是先责怪他，并反复对他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些流传许久的传统准则，他听了无数次。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感受过父母为他撑腰，以至于慢慢地，他变得怕得罪人，不争不抢，并畏惧所有可能出现的竞争与冲突。这些特质让他成了一个“老好人”。后来，当他了解了一些心理学术语，胡安焉觉得自己可以被归类为“讨好型人格”；再后来，他将自己的“讨好型人格”归因于安全感在两代人中的长期缺席。

这些都是在他进入社会后才慢慢意识到的。在上海的自行车店打工时，胡安焉看到同事将对老板的不满都发泄到了老板收养的狗上，不时地抽打牠。有一次，在遛狗途中牠看到了一只刚满月大小的猫，吓得不敢从小猫身边经过。胡安焉看到那只狗就想起了自己：没有人站在牠这一边，于是牠谁也不能得罪。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时代的变化。90年代开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逐渐成为常态，赚钱、牟利和消费都不再可耻，反而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胡安焉读中专时，一位家境一般、常穿着蹩脚衣服的同学，毕业之后没几年，家里赶上城中村拆迁，便开上了奥迪。而胡安焉父母所在的广州海上救助打捞局褪去了事业单位的光环，领导中有人变卖公有资产，身边不少熟人还因此锒铛入狱。那时，年轻人最想去的是外企或者港资、台资公司，胡安焉的姐姐就是这样，她毕业后去了一个香港人开的一个彩印公司做校对，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比父母的还要高。

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胡安焉对这一切都很不适应。母亲同样感到迷茫和焦虑，那个她可以依靠并换来安全感的宏大叙事被冲散了，她不知道该听谁的，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能反复告诫胡安焉，勤勤恳恳，安分守己。

父母不会给胡安焉学业和就业方面的压力，而他也不喜欢上学，但他很勤快，吃完饭就会立刻把碗洗了，家务活从不拖着。1999年，他进入酒店实习做服务生，酒店的实习工资600块一个月，一起实习的同学很多都在磨洋工，胡安焉却总是很快就把活干完。同学立马向他表达了不满，他不是一个犟脾气的人，他们不喜欢他卖力，便不卖力了。原本大家在校园里一团和气，但到酒店实习后，彼此的关系都改变了。所以当他后来窝在柜台看《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时候，总会想到在酒店实习的这些日子。

胡安焉最终没有留在酒店继续工作，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服装店当售货员，在这里大家都要抢着招揽生意。他抢不过别人，通常刚跟一个客人搭上话，只要稍微一走神，别的同事就立刻把他面前的客人接管了过去。一个月下来，他的业绩垫底。同事们喜欢他，因为他无法构成威胁，但店长却不这么认为。胡安焉的“讨好型人格”在职场上陷入了一个永恒的悖论：他无法既讨好同事又讨好领导，他总是面临竞争，总会得罪一边的人。

03 

和写作本身相比，身份是微不足道的

在北京芍药居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门口，胡安焉同我说起了这些往事。其中一部分我已经在他的新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中看到过。

2020年，受疫情影响，胡安焉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将自己这些年的打工经历一点一点写出来。很快，《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豆瓣上火了，很多评论说，这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将“快递员”这份工作如此细致、富有条理地写了出来；有人说在胡安焉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也有人建议他以后“靠写字吃饭”。

反响出人意料地好，这让胡安焉有些惶恐，但也给了他继续写作的动力。一年后，他写的《我在上海打工的回忆》一文，再次在豆瓣上引发巨大共鸣。在那之前，随着范雨素、陈年喜等作家的浮现，“打工者”的非虚构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媒体、出版界的选题。

浦睿文化的编辑普照找到了胡安焉，希望找他出一本书，就写自己这些年的打工经历。作为编辑，普照不否认自己的“商业思维”：这样的书出版会很吃香。他也在胡安焉的写作中，看到了可贵的特质。他说，胡安焉的写作视线始终盯在自己身上，这十分难得，“很多作家其实是野心盖过了才华，但胡安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文学在他这里没有超越他自己表达的意愿，这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文学性——我暂时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

普照并不是第一个找胡安焉出书的文学编辑。2022年，有出版方找到胡安焉想出一本小说集，当时对方正在做一套类似于“底层文学”“打工者写作”这样的系列，但是他们更喜欢胡安焉早期写的、以他个人生活为蓝本的现实主义小说，而不是他后来写的更加抽象、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他猜测对方担心这种风格上的变化会让读者在认知上造成偏差，双方便没有合作。

普照尽可能不去干涉胡安焉的创作，只是让他写自己。胡安焉对竞争的回避，外加他被动的性格，与普照的热情与包容刚好互补。一个人和他打的这些工，就这样成了一本书。

书名一开始叫《打工记》，因为普照联想起了何兆武的《上学记》和《上班记》，作家王小妮还出过一本《上课记》，这几本自述在普照看来都属于“富有文学性”的那一类，但《打工记》这个名字在总编辑看来缺少指向性，营销前景堪忧，后来才改成《我在北京送快递》。不得不承认，这个书名吸引了读者和媒体，也更利于出版社做营销，大家对于快递员拿起笔写自己的生活总是充满好奇、热情与善意，尽管远在送快递之前，胡安焉就是一名写作者了。

整个四月，胡安焉接受了十几家媒体采访。我们在北京见面的下午，他刚刚参加完一场读书会，晚上又要参与录制一个播客。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单向街活动的嘉宾名单、吴晓波频道的直播间，与之一同出现的关键词是“劳动者写作”“快递员写作”。

我问胡安焉，他担不担心大家过分关注他的身份，而不是他写了什么，这种标签化的营销策略是否有点让他感到被冒犯？胡安焉说：“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还要说冒犯那不是矫情吗？如果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可能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也得不到那么多读者，有些读者可能一开始是带着偏见来的，但他可能在看完后会有新的想法和认知，这也是有价值的。”

“当然，如果要严格讨论这件事。”胡安焉顿了顿，补充道，“我确实不是什么写作的快递员，也不是什么底层，快递员严格来说不能算低收入群体，我父母也很早在广州买了房。我理解这种包装，也获得了一个好的结果，但和写作本身相比，身份是微不足道的。”

04 

介乎生存与生活之间

在胡安焉接受的诸多采访和观众提问中，他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平衡工作和写作？

我曾设想他一定是有记日记的习惯，才能在后来的写作中如此细致和有章法地记录工作中的情境，但他却告诉我，他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体力的消耗都太大了，一天下来累得连觉都睡不好，已经没有精力再写点什么了。

他也不是没有试过“靠写字吃饭”，在去南宁做生意之前，他曾写过几个月的网络小说，还在起点中文网写了一个校园题材的连载，有好几万字。他也给各个小说杂志投稿，最后有一篇幻想小说被《今古传奇》选中，3000字换来了将近900元的稿费，这个稿酬在当时并不算低。

但胡安焉没有办法把写作当成一份谋生的工作，越是他感兴趣的事物，他就越难在工作中把它做好。他喜欢漫画，但在漫画杂志的工作却让他痛苦，自己的兴趣和市场的需求、领导的偏向之间相互拉扯。有时他看着那些在杂志社里的老同事，心想他们一定是根本都不喜欢漫画，才能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

自那以后，他放弃了把兴趣当成工作的想法，如果需要钱，那便出门赚钱好了。2011年，在家里写作将近两年后，他又再度出门，租了个房子搞网店，开始他的第十二份工作。

迄今为止，胡安焉一共做了19份工作，写作是第二十份，但他觉得，自己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是融入“社会”这个巨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随时可以被替换。只有在写作中，哪怕有人跟他的经历一样，比如，跟他在同一个站点送快递，也不可能跟他写的一模一样。他在写作中发现了那独一无二的“自我”。

很长一段时间，胡安焉的“自我”被家庭的教育和时代的浪潮所压抑，他随波逐流，但又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像是羊群里的一头牛。直到2003年，他跟着一帮在番禺漫画社认识的朋友来到北京“流浪和创作”，他们在通州租了一个便宜的房子，一群人成天空谈，他们画漫画，听朋克乐，反对一切主流的声音。没有人想去赚钱，只有胡安焉担心没钱，还会出去打些零工。曾经在融入社会过程中的不适感，在这群离经叛道的人当中被完全接纳了。这些朋友鼓励他去画漫画、不要在意专业的评价体系、正视自己的个性。胡安焉的“自我”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认，尽管那时的他还不能像现在这样说清楚“我”到底是什么。

但工作和写作绝非对立。在他送快递的公司解散前夕，工作压力消失，赔偿金敲定，他不必按照往常最高效的派件路线走，有时在商业广场一呆就是两个小时，观察人来人往和人们各异的面部表情；他也耐心地等待着客户修好门锁再给他开门，时间和空间任他支配，不再是悬在头顶的KPI。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我在北京送快递》同名章节的结尾，我告诉他，自己读这一段的时候看到了人在依从内心后的自由。胡安焉则说，在当时，这些经历谈不上意义，像没有被消化的粮食无法提供任何营养，只有他通过写作捡起这些经历时，才重新理解了当时的自己。

在后来的写作中，胡安焉慢慢把“我之为我”梳理清楚了，一遍又一遍。他早已不模仿塞林格，但他仍将塞林格视为自己的文学亲缘，他们在同一条脉络里，书写众多的人物与故事，最后又流淌回自己。他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后记如此写道：“我相信只要无限地深入到个体的独特性中，必然会在更高的层面融汇于普遍性。”

而我正是被这种清晰的个体性所吸引，才想要采访他。在读《我在北京送快递》的时候，我恰好处于职业生涯的倦怠期和瓶颈期，我幸运地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不自觉在文化与媒体这行试图超越庸常，却在持续地关于“意义与主体”的追问后感到疲惫与怀疑。有时我甚至觉得这行有太多人在讲“意义”了，太想显得自己“在思考”了，以至于当龌蹉与不堪发生的时候，要么不堪一击坠入虚无，要么需要更多的“意义”来修饰和找补。

而胡安焉，在人生被切割为19份工作后，他仍然保存了难得的完整性，他随波逐流但并非不够笃定，他是被动的但最终没有失去自我。

胡安焉接下来想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过去几年里他曾起过几次头，写了好几万字后又推倒重来。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写下来，关于自己的故事他已写的差不多了，他想要写一个新的故事，一种流浪似的、介乎生存与生活之间的状态。

我想知道他今后会如何书写新书出版后的这一个月——那么多采访，那么多活动，那么多人。这本书及随之而来的东西会怎样塑造未来的胡安焉？

现在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他说他要过一段时间才会知道，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

撰文 | 阳少

编辑&顾问｜郭玉洁

板式 | yixue    视觉 | Sam

出品 |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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