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派留学：在家庭、教育与财富的断裂之间
可回过神来，当我费劲心力通过公派留学项目的第三轮审核时，我才发现同学早就在全托中介那拿到了好几个 offer。
所谓公派留学，就是指国家提供资金支持部分学生前往海外求学，毕业再归国服务两年。一个朋友曾对我 10 万一年（自费的话）的学费说“还可以，不算贵”时，我猛地被“创”了一下，毕竟，我曾在助学金申请上纠结家庭年收入写 3 万还是 5 万。随即，我释怀地笑了出来，的确，对于一些人来说，“出去看看”并不算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接受的教育和经济状况发生了错位，会发生什么？在个体成功与家境、学历越来越绑定的时代，“出国留学”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普通人的选择？当拥有同样理想的人因资源异同发生分化，处于劣势的人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是我一直困惑的问题，在这 300 多天的公派留学申请历程里，我记录下了我的感受和故事。
作者 | 斯魚
编辑 | Sharon
接受优势教育的劣势小孩
我第一次对“国外”有比较具体的概念，是在大一陪同学去做留学咨询时。那是位于北京银河 SOHO 附近的一家艺术培训机构，教室摆满不同语言的手册，茶几上插着花花绿绿的旗子。“35 万人民币一年”是老师报给朋友的基本定价，坐在一旁的我愣了神，毕竟，三天前我还在助学金申请上纠结家庭年收入写 3 万还是 5 万。
事实上，我陪同 ta 去这个地方需要巨大的勇气。这并非是对陌生的信息感到紧张，相反，对于不同国度的想象力从我有记忆时就打开，只是到如今，我已经刻意封闭自己的信息渠道十几年。
如果一个孩子接受的教育和经济状况发生了错位，会发生什么呢？假期时，我曾阅读学者郑雅君的《金榜题名之后》，这本书因道破不同阶层大学生的出路分化之迷倍受瞩目，而在看到那张经典的”大学生分类四象限“后，我突然发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我正好处于“目标掌控”与“直觉依赖”之间，横跳于”自主驱动者”与“迷失无从者”之间——我是一个曾接受过优势教育，但家庭却急转直下为劣势的小孩。
出自郑雅君《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的出路分化之谜》的“大学生出路产生机制的四分类”图示。在其受访者中，“目标掌控”型多来自优势家庭背景（包括城市户籍、沿海地区、财富/教育/社会资源丰富等维度），“直觉依赖”多来自劣势家庭（包括农村户籍、内陆地区、财富/教育/社会资源丰富等维度）。
小时候，我对于的世界的感知大多来自我的母亲。在云南西南角那个偏僻的小城里，她成为了最年轻的高校老师，也是当地第一个生育后还去攻读研究生的女性。在我短暂的记忆中，和妈妈一起的日子总是在书房或飞机上度过，她喜欢从出差地带回不同国家语言的动画 DVD，也会和幼儿园请假带我去旅行。
当我们在 2006 年初冬目视机翼穿过玫瑰色的云朵时，她指着窗外告诉我：“你看，云层下小小的城市叫北京，我们以后还要去很多很多地方。”
事实上，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了。2007 年，母亲的意外离世对整个家造成毁灭性打击，我家不得不减少所有生存以外的开支，原本温和乐观的父亲变得易怒与忙碌，当他全力蹒跚在挣钱与打官司的沼泽时，我只能攥着无人理会的《小狗史努比》，坐在草地上与蚊子一起度日。
到 2015 年上高一，好不容易恢复上坡路的家庭再一次滑落。父亲因突发事件失去工作，得知这个消息的前几天他还大谈把我送去美国念书的想法，我内心涌出一股巨大的讽刺，转头看桌上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做被诟病的“小镇做题家”，是当时的我，包括很多孩子唯一的选择。
自此之后，“好学生”和“乖女儿”变成了我的“职业”与“盔甲”。五线小城的教育资源处于（本就落后的）云南省的倒数，只有挤进前几名才有希望去不错的学校。于是，高中三年，我像曾经的父亲一样疯狂埋头于社会上这些最有“确定性”的事情当中。
直到高考完，同学们都约着去喝酒和计划毕业旅行，我只是拎起书包直径回家。打开门，爸爸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把房门锁好，头颅内的阵阵绷紧还没完全松懈下来， 为了压制不用刷题之夜的空虚与无措感，我开始一条条查询高校的奖助学金信息。
现在回想起来，新生报道的第一天就如梦一样。2018 年的北京朝气蓬勃，夏末的阳光耀眼又柔和，一个外国学生前来搭话，我愣了几秒，磕磕绊绊聊了几句，他笑着说下周一定要来他的社团，看着那位少年跑向迎新广场背影，我感受到一颗小小的种子正从干旱的土壤中苏醒。
“妈妈，原来这就是大学啊，” 我深呼一口气。
“我们总会有办法的，对吧？”
抹去我最炽热的生命经验
像所有“小镇做题家”必历经的撕裂一样，新的城市与大学给我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自主选择的课表带来第一个“关于自己”的哲学命题，穿着各异的同学把梧桐大道变成T台和游乐场，博物馆、展览与各种社会议题的文化活动接踵而来。
我第一次发现‘有个性’和‘不一样’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慢慢地，在北京混合着晚风、雾霾和酒香的空气中，我的神经变得兴奋了起来。
大一的第一门选修课叫“广告与创意”，第一周老师展示了大卫奥格威《穿 Hathaway 衬衫的男人》的图片，出于难以抑制的好奇（其实就是想不通为啥模特不帅还能火），我课后翻找了许多资料，对比相近时期男式衬衫和女式香烟广告的不同逻辑，并写下了自己的想法发邮件给老师。没想到，第二周老师直接带全班详细讨论了我的资料，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自己的想法被理会”的满足，这和因高考成绩好被表扬的感受完全不同。
那时，我站在“扬眉吐气”的父亲旁边，接受各路”亲戚朋友“久违的关心，身上只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失重感——我在意外与竞争中“幸存”下来了，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可就是从来到异乡的那年起，一扇新的门打开了，未知世界在对我招手着。大学前两年我几乎把所有经历投在了感兴趣的课业和辩论队上，假期则和朋友去 NGO 做志愿者，与老家“自我为中心”的思路不一样，公益行业前辈对社会议题的热情使我震撼，也鼓励我努力做个有行动力的人。而到大三，我遇到了一个再次改变我人生感知的议题：性别平等与女性主义。
现在谈到女性主义，很多人会把它当作“网络热词”来揶揄。但在 2020 年，这个并不带“流量”的议题就是我灰暗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光，无数自卑、不适与恐惧都在摸索中获得解答，我开始大量阅读，参与性/性别教育、女性权益等社会工作。我的脑海逐步被富有才华、有同理心、亦或坚持与困苦抗争的女性（或非二元性别）形象填充，ta 们之中有很多人成为了我的榜样，就像，有点像我的母亲一样。
不幸的是，奋力起舞的我，忘却了镣铐与玻璃罩一直存在。进行全面性/性别教育总得付出成本，但相关机构很难登上大型平台筹款，到工作后期，媒体作品频繁被限制，加上很多人对议题存在误解，我们表面用爱和笑容给予受性别歧视的伙伴支持，但自身却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经济与精神压力。
雪上加霜的，还有学校的评价体系。2021 年保研期，我本想凭借成绩和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申报梦想院校，然而就在报名期间，朋友的毕业论文涉及（以性别报道为主的）媒体被“问话”，而我的实践也被学长建议“最好不要写在简历上”。
临近毕业，好朋友纷纷走向大厂和别的城市，我捏着本科最后一年的助学金踌躇在银行门口，心里犹豫要不要先回家，脑海却反复出现家人对我不久前做性教育活动的评价：“这是一个女孩子家做过最丢脸的事。”
面对镶着微笑证件照的简历模板，我耳边响起家人“读研好找工作””勤俭持家“ “平稳是福”的声音，摁下 Delete 键，我把自己最炽热的生命经验一并抹去。
那是大学以来最灰暗的时光，我感觉自己不会再笑了，整天只在硬板床上躺着，只要呼吸就带着泪水，毛孔紧张到透不过气来。连续好几个夜晚我只能靠和朋友打电话熬过，寒假前一天，辩论队的朋友雨滴拖我出去吃酸菜鱼，她刚为去美国放弃了保研和香港的提前录取，尽管自己还在为不确定的结果和凑学费焦灼，但她还是先耐心地关切我的情况，然后说：“虽然有点突兀，但我觉得，你不如考虑一下去国外吧？”
我皮笑肉不笑，胃中突然泛起一阵恶心，眼前再次回闪五年前我爸问我去不去美国迪士尼坐大过山车的场景。
“没开玩笑哦，只是觉得你挺适合出去的，而且其实不那么花钱的渠道有很多种······”雨滴的声音很轻，看得出她其实也不愿揭这道”伤疤“。事实上，这几年我曾多次听朋友和师长提及自己“适合出去看看”这件事，可愈是这种鼓励让我对现实的落差愈发敏感，也越相信这份憧憬遥不可及。
机票、住宿、学费、生活，留学中的每一项开支都足以让我们全家烦恼。小红书在我第一次搜索后频繁地给我推牛津/剑桥/LSE和雅思8.0的上岸秘籍，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太脆弱，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是太贪心还是太菜了，最终还是采取“最熟悉的方式”——重开一个小号逃避所有信息。
“嗯···再看看吧。”我回复雨滴，像是故意先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她没再回应地起身去还餐具，我就这样低头看着桌面，眼前的汤羹似乎成了一口深井。
一遍一遍地证明自己
对原生成长环境的焦虑与恐惧，使我在青春期后一直将友谊视作生命的灯塔。
2022 年，毕业与老朋友们的远走高飞使我不得不独自面对未来，尽管无比感激争取到本校读研这种“安全”和“低成本”的生活方式，但当面对熟悉却再无熟知之人的校园，我无法与新室友一样拥有初入新环境的喜悦，对我来说，这里不再是理想理想的启蒙乐土，它是雾霾、出行审批、间歇性封控和学杂费通知。
一天中午，班长突然在群里转了“中欧奖学金项目遴选”的通知，中欧？奖学金？我的“穷大学生雷达”开始触响，学校国际处的老师在咨询电话里给我介绍和答疑，刚开学时我其实去找过她一次，好在这次是线上通话，她不会再次看到我询问项目费用时露怯的表情。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隶属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公派留学生项目。所谓公派留学，就是指国家提供资金支持部分学生前往海外求学，毕业再归国服务两年。高福利也意味着高难度，申请人需要经过中方学校、外方学校、外方基金会和中方留基委的四轮筛选，这类项目的不确定性比一般申请高很多，学校与专业选择度也不高，更重要的是，整个流程要持续近270多天甚至更久。
完全陌生的挑战使我再一次胆怯，我拨通微信电话希望再度求得雨滴的安慰，迎来的却是大洋彼岸一声疲惫而急躁的叹息——
“烦死了，你不去试就算。”
这句话将我抛回现实，我猛然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的悲伤夹杂着某种自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朋友不是我的保姆和救命稻草，想要解开镣铐，我只能靠我自己。
带着愧疚又紧张的情绪，我半推半就地投入了申请。申请初期是最痛苦的，一方面，我没有任何国外申校经验，也没钱请中介，只能和有经验的同学请教；另一方面，公派项目偏好支持工科商科的学生，为保险起见，我选择了一个与传媒较接近的商务专业，开始了文科转商科的艰难旅程。
第一轮筛选是在 2022 年 12 月到次年 1 月，疫情迫使很多大学生从北京逃往大理。为了赶文书，我几乎全天把自己关在民宿。冬天的大理异常湿冷，便宜房间只有一个小电暖炉，这束暖光在半夜断了电，寒冷和经期的疼痛使我不得不紧紧蜷缩在被窝里，手脚与空气一样冰冷，双颊却感受到热泪在流。
那几天我几乎置身一个“疯魔”的状态，每天晚上挠头、崩溃、放弃，第二天又头发凌乱且眩晕地打开电脑。新冠的侵袭使我辗转回家，“再坚持一天，”我在火车上用头锤着玻璃窗愤愤喃喃：“要是明天真累不动了，老娘就不干了。”
到文书上传完一刻，我终于放松了几秒。下一阶段是准备笔试面试，对商业的陌生使我再度陷入凌乱模式，当在厚重的教科书前极限勾画时，一个前实习公司的小老板突然联系我。
“我最近到了xx公司，准备找实习生，”她发消息说：“或许可以推荐几个人？”
“我怎么样？” 极速的内心反应使我震惊，自己正像大三时那样“莽撞”：
“我来试一试。”
©《百万元与苦虫女》
申请的第二阶段比想象中过得更快。2023 年 2 月，我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跑到上海，新的实习任务确实繁重，但也让我接触到商业世界的些许切面。
一段异常规律的生活就此展开，白天处理（其实不是很看得懂的）资料数据，晚上准备国外院校面试题，国内公司的实习对国际面试其实没有直接帮助，但有与商业相关的经历总会让人有些底气，赶工到半夜时我甚至开始玄学幻想：都见缝插针做这么多事了，是不是运气会好一点点？
实际上，选择这份工作还有功利以外的原因。长久以来，在理想世界与现实困顿的来回横跳使我反复陷入内耗与自我怀疑的怪圈。我习惯扮演照耀别人的角色，可近几年的社会让人愈发感到个体的无力。梦想叙事坍塌，求学求职变得苛刻艰难，我想起在二战时期，很多居民为了避免精神崩溃，会连夜参与搜救和搬运尸体的工作，“如果想继续坚持下去，我需要做些具体的事情。”
好不容易进入稳定期，争吵开始爆发。父亲听到项目时长为 2 年后勃然大怒，继母误以为我是自主打算留学，也私信提醒我家里的情况。尽管知道全额奖学金和自己的储蓄应该能支撑过去，但一遍又一遍的解释、劝服、道歉都疯狂消耗着我的精力，甚至在后来亲戚夸我“省心又有主见”时我都还没缓过来：哪个孩子愿意从小就“省心”呢？哪个人想一遍又一遍地“证明自己”呢？
高中时，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人生好比是一条长链，如果没有这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制作的第一环，你就不可能经历这样的人生。”那时的我并不了解狄更斯，凭借《远大前程》这个书名，便觉得人生有无数伟大的邂逅与可能。而到深夜给家人写“解释信”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可能”和“选择”很多时候就是一种特权，我比有家里托底的留学生更加焦虑与恐惧，可相对没对接这个项目学校的同学，我当前的“痛苦”又是另一种特权。
深呼吸后，我决定不能再自怨自艾了。第三轮考核随春天到来，翻译专业的朋友乌乌每周帮我模拟面试，我们共同的好友也在五一假期来到北京。那天朋友小小的出租屋里溢满小锅“咕噜咕噜”和云南雷鬼音乐的声音，我悄悄掩上门走下楼梯，跟随砖红墙瓦与黄昏的光芒来到小区花园。在余晖中深呼吸，开始最后一次模拟练习，发现曾经蹩脚的单词已全部了熟于心。
不知不觉，已练习到月色已现。朋友打电话叫我回去吃卤鸡翅，一只小狗耷拉小脑袋从我面前路过，我动动手指和它打了个招呼：“嘿小狗，如果没有狄更斯的那一环，我们会在哪里呢？”
可我们仍要去很多很远的地方
“如果老师问你为什么会必须坚持这个项目时，你会提及你的家庭情况吗？”
“当然会，但它其实只是很小一部分的原因。”
申请公派其实是一个冒险的决定。我是学校第一个入围该项目的学生，教务老师对未来的安排也一头雾水——国内外学位是否都读得下来？国内是否要延毕？不包含资助的预科学费要怎么凑？世界排名不高的学校回国了要怎么找工作？
QS*（即国际教育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认证度、性价比···这些信息都是小红书和知乎“教”给我的。
在社交媒体上，留学常被打上“反内卷”、“可能性”和“另一种选择”的标签，富有经验的博主在评估顶尖大学序列，读国际中学的人教你“从零开始半个月考出8分雅思”，费劲心力通过第三轮审核，我才发现同学早就在全托中介那拿到了好几个offer。而当一个朋友对我10万一年（自费的话）的学费说“还可以不算贵”时，我猛地被“创”了一下，随即很释怀地笑了出来，的确，对于一些人来说，“出去看看”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只不过，当我打扫出租屋檐壁的灰尘时，练口语嘴瓢到把自己逗乐时，从寝室小跑到楼道才敢接留基委电话时，我慢慢意识到公派留学并不是某种“选择”。
于我而言，它更像是一场“被弥补的青春期”——成长的标志并不是“懂事”，也不是盲目服从于那些被他人所界定、所褒扬的东西，而是你开始诚恳地为一个愿望付出，体察到个体成败背后常存在结构性问题，可若还不愿放弃，那在这些既定的结构中，就不要停止思考，也不要停止去抓住带有任何可能的瞬间。
上海飞往布达佩斯的飞机上 ©斯魚
同样，在这场漫长的冒险中，我更加明白了一个良好的支持网络对年轻人有多重要。二十出头的朋友们各有不同境遇，但大多都身处生命中最迷茫的时光，是这些人对我，以及我对ta们毫无保留的爱让人一次次克服对未来的恐惧。在暑假离开寝室前，我偷偷给舍友们留下了一封长信，而上到出租车上时，书包里多出了几封贺卡，其中一张上写道：
“在未来的天际里，无论前进一尺还是退一寸，都对应着不尽相同的美丽时刻，而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让人无比期待。”
收到最终录取信的那天，正值家乡办夏天最后一场夜市。
灯火和人群并未带来喜庆之感，我穿过闹市独自坐在小桥边，光影从指间流过，我的少女时代终于从身边溜走。
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并未狂喜或如释重负，你只是能呼吸，然后感受到这温柔的夜藏着雨水和青草香，以及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孤独。
我成长期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会滋生这种孤独。高中为了当好班长，我有意识保持积极开朗的状态，直到有一次去送作业，才听到办公室有老师议论说：“那孩子啊，成绩和性格一直挺好的。但听说其实家里状况不太好，总感觉有些忧郁。”
事实上，我并不完全支持“原生家庭归因”的逻辑，人类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个体的选择背后往往还交织着家庭、学校与社会的网络，当年轻人无法在社会叙事与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时，就难免会有些失落，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警醒着我们——这个世界还需要很多很多的记录与倾听，还有很多需要去关注、发掘的快乐、苦难、故事与可能性。
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父亲坦言到他之前生气其实更多是源于愧疚，我回复他并不需要给我所谓“最好的生活”，这几年他付出足够多，当我自己被痛苦包围时，其实也没有关切到他的无奈与苦楚。
“人生很长，社会很复杂，可能有些人就是运气不好。”
“是啊，” 我看向窗外，一架飞机正穿过玫瑰色的云。
“可我们仍要去很多很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