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毯先生》撤档，我们想在春节档看到什么故事？
《红毯先生》就面临着比它的“平遥前辈”们更难堪的局面。即使宁浩和刘德华家喻户晓，影片的腔调在这个档期却远算不上“大众友好”。它冷清、复杂，充满着矛盾、愤怒和失败。宣发方一定是绞尽脑汁才提炼出“优雅喜剧”四字卖点以求贴近受众。但在隔壁“热辣滚烫”“老少皆宜”“看太阳、吃喜糖”的字样衬托下，还是显得格格不入。
结果并不难预料——《红毯》不仅票房垫底，口碑也岌岌可危，上映第二天，豆瓣评分就跌破7分大关。上映第七天，宣布退出春节档。
随着宣布撤档，电影里的故事和它所处的档期完成了最终的互文。在春节档其他电影都在追求以“喜剧为皮、煽情为骨”的范式创造笑中带泪的观影体验时，《红毯》让人无法畅快地笑，也无法痛快地哭。哭笑不得。但谢天谢地，这部非常不“春节档”的电影曾经存在过。因为也有人想看在喜庆和圆满之外的表达。
文 | 雁城
编辑 | 一一
春节档的“逆行者”
《红毯》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冷冷清清，充满着脱节与错位。空间是人工搭建的、机位是固定的、打光是强调明暗关系和冲突感的。元素充斥着脱节和错位：带有未来感的机械组合（平衡车、扫地机、酒店服务机器人和睡眠舱）、一头闯入都市场景的猪、室内的高尔夫球场、墙角的气球。
影片围绕着以刘德华作为创作原型的男影星刘伟驰展开。也是跟着他的视角，观众寻访了明星豪宅、资本市场、影视片场。但比起渲染这些人物和场景的光环感和传奇性，宁浩更致力于以一个个充满错位感的细节来揭发其本质意义上的虚假。
在展示一个底层农民被逼吃玻璃的残酷片段之前，影片先展示了拍摄前工作人员吃糖玻璃道具取乐的画面。在该片段拍摄完成后，紧接着又是一个漫长的追踪镜头，刘伟驰走向导演，期间不断有工作人员为他端茶倒水。这些属于幕后的画面不断消解艺术片段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刘伟驰在演员和角色之间的切换，让他所拍摄的电影显示出言不由衷的本质。
再举个例子，刘伟驰自诩是敬业的老演员，格外注重身材管理。影片数次拍到他不限场合地做平板支撑。而每次做平板支撑时，他都穿着一双优雅但极不适合运动的皮鞋。观众久久凝视着这双高级皮鞋因为受力而被折叠的鞋尖，反复被提醒“优质偶像”面具背后的不易与尴尬。
另一个例子是扫地机。隐婚多年的刘伟驰对年轻女孩Summer产生好感。就在两人即将产生亲密关系的瞬间，刘伟驰坚持把后者的扫地机关进卫生间，因为他极度担心扫地机上的红点是女方安排的隐藏摄像头。当他试图重新调情时，卫生间里反复传来扫地机器人撞门的声音，一声声撞碎了私密空间里的的旖旎氛围，也反复提醒二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赤裸而脆弱。击碎任何浪漫、暧昧、荷尔蒙勃发的假象，我认为这一幕堪称“明星睡粉”影视化的典范。
所以《红毯》的确让人联想到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方形》。其实我认为，它和鲁本奥斯特的近作《悲情三角》也共享类似的旨趣。前者开篇即用秽语症击碎博物馆里的平静，而后者在影片中段骤然用一场剧烈的群体性食物中毒玷污了承载着上层生活的豪华游轮。
奥斯特伦德始终着迷的，是现实中平静固化的阶级状态，尤其是上层阶级的自我认知和生活方式。后者在撞击欲望、恐惧与暴力的过程中露出破绽。博物馆、艺术圈、豪华游轮，都算是一种“方形”，庇护着主人公们的自我认知。当“方形”破坏或向外打开，原本被视作理所应当的，就面临变形和碎裂。这不一定是种虚伪，或许倒是一种真诚的尴尬。
对比更具场面感和剧情性的《悲情三角》，《红毯》运用小元素与机锋的揭示策略，更为平缓而循序渐进。也或许是因为缺乏一个壮观的群体性呕吐景观，《红毯》在观感上略显平淡。起初，观众只是杂乱地接受明星生活的光鲜碎片。这些碎片逐渐各自连成线（片场线、家庭线、婚外线、砸车线、下乡线、虐马线），又由线编织成网，拼凑出刘伟驰的偶像金身下空洞而绝望的真相。
处于叙事中心，刘伟驰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扭曲的众生相：不满资方但追名逐利的导演（宁浩亲身出演）、看见流量看不见真相的新媒体、以牺牲人性为代价创造明星的娱乐工业、无脑追随名人下一刻又弃若敝履的看客、无底线融合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其实我认为，比起《红毯》所讽刺的现象本身，影片真正亮眼的恰恰是这种优雅冷静、憋着点儿蔫儿坏的讽刺手法。这也是为什么我发现这部电影尤其地难以被“安利”——几乎所有宣传都写，这电影拍的是影视圈众生相，讽刺隐婚的影帝、昏头的资本，但普通观众很难不在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冷漠：“你说的这些，有谁不知道呢？”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在乎？”
雪上加霜的是，《红毯》中的讽刺桥段，又是服务于讽刺主题，而不是“笑果”的。宁浩对于他镜头里的众生相，公允地投以一种抽离戏谑又略带悲悯的目光，激起一声冷冷的叹息。故而除了少有的几个的热闹场面如片场殴打资方以外，电影院里极少传来笑声。在春节档其他电影都在追求以“喜剧为皮、煽情为骨”的范式创造笑中带泪的观影体验时，《红毯》让人无法畅快地笑，也无法痛快地哭。哭笑不得。
我曾经思考过观众到底想在春节档看到什么故事。真的一定是喜庆的、吉利的、带有中国元素或宏大叙事的吗？其实早几年间看《满江红》《飞驰人生1》时，我都担心过会冒犯观众，因为前者满片见血，后者以死亡的隐喻而非梦想成真作结，怎么看都很“触霉头”。但实际上从二者的票房口碑来看，我的预期是多余的。对比之下，就更说明《红毯》的问题不是在于拍了一个“失败者的故事”，而在于太冷清——它的腔调与叙事模式和大众观影基本盘所熟悉的太不一样了。个中旨趣，难与外人言说。
但谢天谢地，这部非常不“春节档”的电影曾经存在过。因为也有人想看在喜庆和圆满之外的表达。
从心理惊悚，到社会讽刺
《红毯》里一条主线，是刘伟驰逐渐变得岌岌可危的精神状态和公众形象。随着剧情推进，他的体面、敬业、不争、追求极致，次第出现裂痕。在影片开始时，他在金像奖的红毯上顾盼生姿，面对疯狂的粉丝也不改其色，充满娱乐精神地接受“大哥”的成功和自己的失败。但这个最擅长在摄影机面前表演的演员，开始恐惧摄像头。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和一夜情对象的扫地机器人的狼狈斗法外，他还不惜砸碎路人的车窗取走对方的摄像头。
个人体感《红毯》的结尾收束得是有些拖沓的，大概因为宁浩太想要给各方一个相对平衡的交代，要给演员一个交代、给大众一个交代、给电影圈一个交代。实际上最切主旨的结局，可能就是停车场那场戏：一盏盏车灯与监视器照出一条血路，刘伟驰在其中彷徨踟蹰。而那，不也是一条梦中的红毯么？在这一刻，《红毯》无比逼近一部黑色电影、一部心理惊悚片。
刘伟驰对摄像头的恐惧，本质上是他所习惯的旧时代的名人文化和新时代的娱乐文化产生了排异反应。什么是新时代的娱乐文化？摄像头是无处不在的，对拍摄客体的审视是没有边界的，公域与私域是模糊的，匿名网民也是可以兴风作浪的。
如果我们再跳出文本一点，会发现就在此时，隔壁同档期的电影宣传浪潮里，导演、演员和角色的形象极致融合，彻底模糊故事的边界。真人秀比电影更重要，让现实成为传奇，让观众通过观影用脚投票也成为创造传奇的一部分。这就是新时代电影卖座的法则。
从角色内核的角度来说，宁浩的点抓得很准，因为这实在是太“刘德华”了：华语电影圈里，再没有一个人比刘德华更适合代表那个逝去的“黄金时代”。并不是没有其他人在那个黄金时代声名鹊起，但只有刘德华数十年间一直坚持以如此高的频率和影响力活在台前，用自己的自律敬业的好口碑铺平新旧时代交际的裂痕。
一个多月前的元旦档他就有两部电影上映，票房皆不理想。其中他本人监制主演的《潜行》里有一个“直播321上链接”的贩毒桥段。在映后他坦诚，这个看似噱头十足的情节设置，是为了“和年轻人的生活更贴近一点”。带着一点真诚的局促。
从刘德华身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刘伟驰”，是对刘德华的丰富经历与复杂处境的戏剧化放大。正因为观众对于刘德华这个人太了解，所以“刘伟驰”的很多表演是事半功倍的。刘伟驰和d站工作人员Summer的第一次交锋里，他认真地教导Z世代什么是演员的自我修养，努力、追求极致、不插科打诨，只是这注定徒劳无功，因为他同样听不见Summer说的短视频的创作逻辑和用户心理——《潜行》里的“直播贩毒”是虚假的现实，董宇辉直播为《红毯》秒售30w张才是真实的现实。
刘伟驰在影片后半段展示出来的精神崩溃，特别让我联想到今敏。后者尤其执着于在自己的动画作品中描摹戏、梦与现实的映射和边界的溶解。被镜头威胁、蚕食、消化的刘伟驰，也在某种程度上镜像了今敏《未麻的部屋》里的主人公。作为偶像演员，未麻在自己的野心、产业的消费和粉丝的狂热凝视中，被推向自我认知障碍的深渊。她的房间，不再是她的私人住所，也是一个被窥伺的空间、一个不受自己所控制的网络部落格、一个被入侵的精神领地。
不过，幸好《红毯》也没有停滞在刘伟驰的自怜之中。毕竟年轻的女爱豆未麻的确是娱乐产业案板上的鱼肉，但如果宁浩真用受害者叙事来描写名利双收的中年男明星，会显得多么无病呻吟？所以我说，幸好《红毯》是一场扫射，而不是一种浸润着怀旧色彩的抱不平。人们在批判新时代的时候，很容易把旧时代当作黄金时代，但宁浩同样质疑后者——刘伟驰在新时代以资历拿腔拿调，但在那个他正当年的旧时代，确实也从没有拿到一个影帝。
这倒是也和刘德华本人上世纪的演艺生涯相互映照：在追逐演艺圈内人认可的道路上，他的确没有成龙、梁家辉那么顺风顺水。在《银河映像，难以想像》里，曾经总被质疑偶像身份的他不甘道：“要赢得行内人的赞赏，不是赢演技，是赢信任。”所谓“回报公允”的黄金时代，其实并不存在。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红毯》不再只是一部聚焦个体的心理惊悚片，而拥有了更多社会讽喻义。
《红毯》中对于刘伟驰一角（和他所处的演艺圈）的批判性描写，进一步围绕着其与社会底层的互动体现。因为对演艺成就的功利追求，他下沉乡土，但这种下沉只到“三星级宾馆”，毕竟更破旧的地方已经在他的认知以外；他擅长逢场作戏，给人酒逢知己的粉丝体验，只有那把被丢弃的刀能透露埋在他内心深处的轻视；他也确实勤奋、善于模仿，但模仿得越像，越揭露了他只是把底层体验作工具化挪用的事实。刘伟驰不仅是一个人，宁浩不惜“自黑”以“声援”：导演爱拍“大棉袄”，因为外国电影节喜欢看这个。这一半是大众对第五、六代导演和文艺界的刻板印象，但不排除也有一半可能是心声。
如果说刘伟驰和养猪父子的互动尚且充满着被赶鸭子上架的尴尬和幽默、可以在经由叙事润色后收录进创作谈中，那么他和陌生车主的恩怨则最不留情面地暴露了他的阴暗面。在这段充满着《蛮荒故事》和《天注定》风格的支线故事里，刘伟驰与素未谋面的车主的矛盾不断升温，原因只是他剐蹭了对方的车且拒不道歉（把钱扔进别人的车窗里不算道歉）。过分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刘伟驰的行事作风，贯穿了“砸车线”、“下乡线”、“婚外线”，最终出乎意料地在“虐马线”中爆雷：归根到底，他和他人的互动，总是以利用开启，以逃避结束。
在这里想多聊一句：在刘伟驰和底层的故事线里，宁浩对底层的塑造也挺耐人寻味。观众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宁浩镜头里的小人物并不是《隐入尘烟》式的勤勤恳恳憨厚善良的老百姓。其实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宁浩就拒绝以一种左派文艺作品的范式来描写他们。正如电影里导演本人说的，底层“粗鲁”，且他不讳言他们的粗鲁——刘伟驰就不接受这样的形容，他顶多敢说他们是“粗犷”的。
这是一种我们熟悉的讳言。而正是这种讳言，让所有的表演看起来如此的不真。
既得利益者的无病呻吟？
很多人谈起《红毯》，都会觉得《红毯》讲的是一个“沟通”的故事。大概是因为宁浩借由戏中戏，把中心大意提炼得太精简了，太容易理解和复述。实际上，如果你读到这里，就会发现《红毯》聊的话题太多，欲望、名人文化、时代精神、阶级观念……“沟通”或者说“沟通不良”最多只是这些丰富的矛盾关系中提取出的公因数。
然而，结合了《红毯》在戏外获得的反馈，我却开始觉得本片倒可能真的映射出了现代社会中的沟通现状。前文说到，其实《红毯》好就好在不是一部自怜的电影，也幸好并不只是一部拍摄娱乐圈辛酸史的作品。但即便如此，仍有大量网友质疑。豆瓣上的高分评论感慨：“一个功成名就至此的大导演还在感慨自己怀才不遇，这是何等的自恋和枯竭。”
越来越觉得，我们踩在一片日渐割裂的土地上。割裂到我们只看得见标签，看不清彼此的样子。但另一边，我们又对自己无限笃定，把所有观点之争视作人身攻击。正如影片里充斥着鸡同鸭讲，而刘伟驰一边怒吼着“你们不在乎真相”，一边更进一步搅浑真相和表演的界限——他最后请人代发的道歉视频，又有几分作秀的成分？恐怕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因为这样泥沙俱下的现状，本来也离不开他本人十几年如一日、将个人形象和公众形象无限贴合的努力。所以自然，在这个“208w”成为明星代名词的时代，《红毯》会被诟病为“既得利益者的无病呻吟”“装腔作势地对圈内乱象开炮却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历经今年的元旦档和春节档，我越来越意识到什么样的电影才能在如今的院线上获得成功。票房破十亿的元旦档冠军《年会不能停！》从用户角度出发，打磨数年、遍访社畜、寻找共情点。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导演董润年特别强调了“与观众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他判断我们如今活在一个分异大于共识的时代：
“现在的创作都面临一个问题，传统的共识被打破了，电影必然要对受众的认知以及关于社会的理解与想象起到呈现作用。到底要讲什么，创作者自身对此是否理解和相信，这是电影创作真正的重点和核心。不把这个事儿想清楚，很难真的跟观众去交流。”
而春节档折桂的《热辣滚烫》更明显是高概念和宣发爆点先行。不光是电影，还有所有的宣发物料，都得在项目开始之前就形成计划，因为许多镜头都无法在演员身材发生变化之后重拍。这其中折射出的项目管理智慧早已超出了一般电影制作的考虑范畴。
到这里，我评论的早就不是电影质量、中心主旨或者价值观，而是电影的创作方式。在看了《热辣滚烫》和《年会不能停！》的创作历程后，再对比《红毯》，你会意识到后者惊人的原始——一个纯粹由创作者的灵光、围绕着明星的名人效应打造出来的项目，显然全程没人敢质疑过导演“你这样不怕冒犯观众吗”，因此散发着一种“前互联网时代”产品逻辑的粗糙氛围。哦，曾经，电影还不被称作“内容”或者“产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的确可以说《红毯》实在是太自我为中心了。很多了解宁浩的人，都能直接在故事里看到他本人的骚怨：模仿奉俊昊、动物保护的争议……但我也在想，创作者借由作品浇自己的块垒，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吗？是不是我们感受到的物质和精神的紧缺感都太强烈了，大家都认为如果你说了一个不能直接套用在我身上的故事，那就是浪费公共资源？但实际上，影片里那些偏狭、贪婪、绝望、沟通失范，难道真的只和这个虚构的“208w”相关，而与我们所处的现实无关么？
当然，我也无意再巩固所谓“旧时代vs新时代”的二分法、鼓吹一种创作自由的消亡，因为那实际上从未存在。如果有一点遗憾，那大概还是因为我在《红毯》里看到了一点宁浩的棱角吧。那头横冲直撞的猪，就是它的具象化。连着cue了奉俊昊和库斯图里卡（我从没预料过可以在国内院线看到后者的名字），宁浩还是决定把题眼留给这世人眼中的终极俗物。它没有道理地发狂起来，跃上办公桌，撞掉好几个MacBook，最终决绝地跳楼摔死。
我喜欢那决然的嘭的一声——当然前提是片方声称没有一头猪真的摔死。这头来自乡土的错位的猪象征彻底的真实。它被养在酒店里、戴上项圈、被镜头注视、播放给一些它永远不会知道其存在的人。这比尝试着坐平衡车的刘德华更刘德华。
《红毯》出现在春节档如今已经被证明是十足的错误，但作为局外人，我很抽离地觉得，这还挺像是一种行为艺术的。随着宣布撤档，电影里的故事和它所处的档期完成了最终的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