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喆隽: 市民的观念与信仰，支撑起了上海的烟火气｜建投读书会回顾②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
第十季
上海烟火
<第二讲>
神明与市民：城隍信仰与上海风俗
作为北外滩上的一张人文名片，“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自2017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了9大主题季，并汇编江南系列讲稿出版了《江南纪》一书。
如今，“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系列读书会将邀请6位不同的学者嘉宾，从地域历史、信仰风俗、饮食习惯、书信记忆、社区文化、服饰时尚等6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共读“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上海烟火】主题系列第二期，建投书局邀请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郁喆隽老师，为读者们述说上海老城隍庙的传说故事与上海市民社会的剖析。
* 以下回顾内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基于篇幅略有删减，全程内容请通过“建投书局”官方视频号/官方微博收看。
引言：上海市民的信仰在哪里？
如今，上海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是一座商业文明非常发达的城市。实际上，上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相度和维度。
上海县城（1870年）
来源于《上海历史地图集》
早期的上海，其本身和江南地区的市镇没有本质性的区别，都是“因庙兴市”、“以庙兴市” ，即市镇的发展，都是从宗教场所的聚集活动开始。曾经上海县城区域内，同样兴盛着中国传统的本土化宗教（包括儒释道及其它民间信仰），市民生活中“神圣”和“世俗”这两个部分是亲密无间的。
上海著名本土宗教场所分布图
郁喆隽老师作
上海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本土宗教场所有：玉佛寺、静安寺、天后宫、红庙（保安司徒庙）、文庙、高昌庙、邑庙等。“邑庙”，即城隍庙，从某个角度看，是此中最为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当时上海县城一项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配置。在当时属于上海县城的公共财产，和城中的道路一样，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设施。
城隍信仰与上海城隍庙的沿革
“城”意指城墙，“隍”意指城墙外围的护城河，起的都是保护城内百姓的作用，城隍二字便被用来指代神格化的城市防御。城隍庙作为一座古代城市的标准配置，最初的功能就是祈求一座城市的平安，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中其功能就是祈求“保障海隅”。
而民间的城隍信仰还逐渐演进出“报庙”的功能，即人死后由城隍对其生前行为进行清算，做过哪些好事，又做过哪些坏事。从官方的角度出发，城隍还有“祭厉”的功能，即祭祀“厉鬼”。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指人死后不能没有人来祭祀。但总会有人意外“横死”，那么祭祀这些人的工作就变成了政府的公共事务，也变成了城隍的“职责”。
上海城隍庙大殿图
郁喆隽老师供图
城隍信仰最早何时出现，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而城隍信仰的建制化，一般认为是从明朝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了州府县三级城隍，各对位州府县三级首长，自此城隍进入了官方的标准化祭祀体系。这种设定，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阴阳表里”，即阳间与阴间各有一套 “官僚体系”，它们彼此平行对位且相互依靠的。比如上海县令对位上海县城隍，他们是平级的，一个管县城的阳间事务，一个管理县城的阴间事务，且彼此监督。新上海县令上任，一般要去上海城隍庙找其同级的城隍报个到。
元朝初年（1292年）上海建县，一开始上海市民还没有自己的城隍，因此便供奉松江府城隍，这属于“借用”。到了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上海县知县张守约将金山神祠（霍光的行祠）改建为上海城隍庙（即如今方浜中路上的老城隍庙），供奉秦裕伯为城隍。与阳间官僚体系相对位，上海城隍也有了一套领导班子，即四司：高昌司石万彻、长人司黄歇、新江司蒋芳镛和财帛司杜学文，他们共同辅佐城隍办公，也会陪同“出巡”。
上海城隍庙秦裕伯像
郁喆隽老师供图
各地城隍一般都有原型人物，其人生前有大德，死后化作城隍，继续保护一方。而按古代官方建制，“一座城市，一间城隍庙，一位城隍”。但上海城隍庙至今还供奉着三位城隍：霍光、陈化成、秦裕伯。而且根据《上海县志》（乾隆四十九年）记载，上海城隍庙中还有弥罗阁、鄂王庙、刘猛将军庙、群忠祠、药皇殿、斗母阁、花神祠、鲁班阁等不胜枚举的庙堂，形成密集建筑群，供奉着各路“神仙”。这些“神仙”加总起来，几乎对应了老百姓生活中所有的需求，涵盖整个生命周期。它们很多属于没有“编制”的，不在官方的祭祀体系中，但民间把它们都包容在了城隍庙里。
这也体现出，在信仰问题上，民间与官方的体系有很大不同，民间体系会出现很多通融，如上海县城早期还借松江府的城隍来用，这可以说是民间的智慧，也可以说是民间必要的需求。
上海城隍庙自明朝至今，其所建方位未变，但如今的占地面积及周边市场的密集程度远不及过去。在民国时期，城隍庙周边的市场被称为“庙市”，密布各类商店、地摊、消费场所，卖什么的都有。庙市还设有21个不同的行会、商会公所，它们是最基层的商业自治组织，各自管理着庙市各行各业的事务。而这个区域中还生活着大量市民。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区域，也是一个五方杂处、鱼龙混杂的区域。
如今城隍庙及周边区域图
郁喆隽老师作
上海城隍庙在1922年、1924年经历了两次大火，其大殿及周边建筑群落被毁。而“一座城市不能没有城隍庙”仍然是当时大部分生活在上海县城市民的观念。因此，1927年，各界集资重建了上海城隍庙，为了防止火灾再次发生，其大殿以钢骨水泥筑成，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1937年，因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华界、租界往来隔绝。上海市民因此在县城外（今连云路上）建立了“新城隍庙”，以作临时功用。也因此，上海县城内的城隍庙被称作了“老城隍庙”，这一称呼延续至今。
城隍庙三巡会与上海风俗
明朝洪武年间，各地城隍庙城开始施行一套叫“三巡会”的标准祭祀流程：各城需在城北建“厉坛”，每年清明、中元、十月朝（农历十月初一），需将城隍庙中的城隍老爷等抬出，在城市的范围内进行巡游，并到达“厉坛”进行祭厉。流程规定了相对位的地方官员也必须参加三巡会，还明确了祭祀的程序和祭文等。
三巡会
来源于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上海年华
清以后，三巡会被官方禁止，主要是基于治安原因。每次三巡回，都聚集了大量民众，有参与仪仗的，有观看表演的，有设坛祈福的，还有不少沿途商贩。人一多，就会产生治安问题，频繁发生“犯罪行为”，以及踩踏、落水等事故。尽管如此，三巡会实际上屡禁不止，甚至到了民国时期（1919年）还被官方恢复了。这反映了城隍信仰与当时的市民生活是紧密交融，是无法被替代的需求。
上海城隍庙的三巡会在数百年间也是持续开展。每次出巡，城隍老爷秦裕伯和四司的塑像会被抬出。据传秦裕伯像是由一整根银杏木雕刻而成的。巡游的队列可以延续几公里，如果路边的观众站定一个地方，队列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在他面前走完。而队列的排场是有一套规范的礼仪，除城隍及四司，一般还有马执事（骑马的仪仗队）、皂班（站堂行刑的差役）、提香（扎肉提香的信徒）、象刑（通过扮演犯人祈求家人健康的女性）、抬阁（抬举与祖先通灵的小男孩）等单元，这些一般都由市民自发组织、扮演。可以从中看出，这套礼仪中有不少元素是对古代礼制的延续和模仿。
马执事
来源于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上海年华
三巡会可以说是当时上海县城中最重大宗教活动，也是最重大的聚集性娱乐活动、商业活动。民国时期，《申报》会在每一场三巡会的前三天公布巡游路线，让市民们有所准备。
每一场巡游，都是从城隍庙出发，但每年的路线会不太一样，路线有长有短，可能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而定，没有发现明显的规律性。每次三巡会，上海县城仿佛进入了一个“例外状态”，几乎所有县城内部的市民都放下日常生活来参与其中。因此，也催生出了地方上的利益共同体。
上海城隍庙三巡会路线图（1919、1926、1935）
郁喆隽老师作
这个利益共同体是以“邑庙董事会”为核心展开的。明清时期，上海城隍庙还是由官方管理，以政府预算维持。民国后，政府预算不再支持，便开始由上海地方上的商人、乡绅来集资管理。
1926-27年，为了集资重建被烧毁的大殿，“邑庙董事会”正式成立。董事会的成员非常多，其中还有秦裕伯的后人，也包含有许多市民自发组成的会首组织，再加董事会最初就为了集资，因此组织是相当松散的，社会网络极其复杂。而董事会作为一个半官方组织，其与地方当局关系也很复杂，始终联系紧密，也长期存在着争端。
争端的核心，一是在上海城隍庙的庙产、庙界是一笔糊涂账，无法被官方厘清；二是董事会实际替代了政府，成为了城隍庙周边庙市商贩及市民的实际管理组织。当时商贩和市民似乎更愿意向董事会交“保护费”，而不是向政府部门交税。后来董事会的实际控制人变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大亨黄金荣，似乎又多了一层“灰色”的面相，但实际上董事会依然行使了许多社会公益属性的职能，比如开设学校、免费诊所、游民收容所等。
民国时期上海城隍庙的社会关系网络图
郁喆隽老师作
上海城隍庙的三巡会是一种“迎神赛会”，它有三个特征：指向神明、出巡仪仗、俗人主导。在学术语境中，三巡会体现的是一种“社区宗教”（Local Communcal Religion），它与在地市民的生活是无法分割的，也是市民生活风俗的体现。
作为上海城市历史的一个横截面，三巡会承载了上海市民一段独特的集体记忆，它展现的是当时上海市民真实的想法、观念和信仰。正是这些真实的所思所想支撑起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民国时期的庙市
来源于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上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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