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政学报 | 闫晓君 中国传统法律的悖论：以清末永氏案的罪与罚为切入点

中国传统法律的悖论：

以清末永氏案的罪与罚为切入点

作者简介

闫晓君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理学博士。

目次

一、刑部初审

二、洪良品封驳

三、钦差覆审

四、洪良品再驳

五、疑点重重

六、传统法律的悖论

摘要

光绪亲政之初，旗人桂永氏被诱拐。桂永氏逃离虎口后在提督衙门喊告。经过刑部审理，桂永氏原告诱拐案，除被告控罪被坐实外，自己却被判以诬告罪名。此案经洪良品封驳，引起朝野关注。光绪帝颁旨对此案覆审，经过翁同龢和怀塔布历时两月的审理，还是含糊了结，大体上维持了原判。案件遭遇了罗生门，尤其吊诡的是，作为案件唯一受害者的桂永氏赴衙门告状，将诱拐犯绳之以法的同时，自己也因诬告亲夫被处以极刑；否则就含冤莫释，任由诱拐者逍遥法外。

关键词

翁同龢　洪良品　薛允升　桂永氏　诬告　诱拐

《翁同龢日记》从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四到九月三十日，近四十天的日记里，翁同龢连续记录了他参与复审的一个名叫桂永氏的妇女被拐卖案的过程。晚清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那桐也在《那桐日记》 中有逐日记载。诱拐妇女案仅为闾里平常之案，而桂永氏案不仅在朝廷重臣日记中有记录，光绪皇帝还为此案明发上谕，可见此案在当时就有极大的关注度。此案经户科给事中洪良品的封驳，引起了朝野的关注。然而此案的再审依然艰难，经过钦差大臣翁同龢和怀塔布等历时两个多月紧锣密鼓的再审，最终还是含糊了结，并未就此平息舆论。此案的事实扑朔迷离，案件审理遭遇了罗生门，尤其吊诡的是，作为案件中唯一的受害者桂永氏，告不告状，申不申冤都体现出了传统法律的悖论，法律适用也耐人寻味。

一、刑部初审

根据刑部题本，桂永氏被拐一案的来龙去脉如下。

本案的受害人桂永氏，是镶白旗蒙古伊立布佐领下鸟枪护军桂城的妻子，年二十三岁，在蓝甸厂本旗营房居住。本案中的诱拐犯宝环也叫宝大，是镶红旗满洲德元佐领下闲散，年二十八岁，并未娶妻室，也在蓝甸厂本旗营房居住，与桂城素识往来。桂城因家寒不能养赡妻子，而宝环认识城里人多，于是托宝环将桂永氏带进城里找主佣工。宝环应允。但迟至多日，未见宝环回信。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八日，桂永氏心急，到宝环家催问消息，适逢宝环认识的荣淋到他家，宝环说荣淋城内熟人多，找活容易，就让桂永氏跟同进城。其实，宝环已向荣淋商量好将桂永氏诓进城内卖人，得赃分用。桂永氏欲回家向她男人告知，宝环劝说不必。他们雇车将桂永氏拉到城里铁影壁胡同里文奎的家里，对外说桂永氏是宝环的街坊，进城找活，无处棲身，在他家借住。至四月底，因找活未成，宝环商同荣淋将桂永氏送到南城外赁房居住，做些零活，同时暗招各处媒人来相看，但都未讲妥价值。九月间，有李孙氏许银四十五两，买桂永氏为义女。宝环同荣淋向桂永氏捏说已找著佣工地方，将桂永氏送至李孙氏家里，宝环同荣淋将赃银分用。这是桂永氏第一次被拐卖，卖为李孙氏义女。这次拐卖由宝环和荣淋造意，历时半年之久，桂永氏全程并不知情，有宝环、荣淋及李孙氏口供为证。

桂永氏第二次被拐卖，是被卖为人妾。李孙氏买下桂永氏，先是留在家做活，住了两月有余。其间多次令桂永氏卖奸，桂永氏不允，因此常相争吵，屡欲回家，而李孙氏不放。李孙氏怕夜长梦多，暗讬刘海将桂永氏另外找主转卖。刘海四十六岁，在燕家胡同居住，靠赶车度日。刘海向桂永氏捏称，刘高氏是媒人，可以找好雇主作活。桂永氏信以为实，即同刘海到刘高氏家居住。十一月间，刘海将桂永氏送到刘高氏家里，暗向刘高氏告知桂永氏是被宝环诱拐来的，卖给李孙氏为义女，李孙氏因不能随手，欲行转卖，刘高氏遂将桂永氏留在家居住。十一月某天，有那永氏到刘高氏家闲坐，看见桂永氏在屋内做活，便随口查问，刘高氏捏称桂永氏是清河人张姓之女，因家庭贫寒，讬她找主嫁卖，那永氏说宗室文勋讬她买妾，两人一拍即合。十一月二十八日，刘高氏与那永氏将桂永氏拉至文勋家里相看，议定身价银一百一十五两，刘高氏与那永氏立字画押。刘高氏将银子拿回付给刘海，刘海给李孙氏银七十两，剩余银两，刘高氏与刘海分赃。据刑部题本，桂永氏并不知情。

文勋五十一岁，在大牌坊胡同居住。桂永氏到文宅佣工，腊月间文勋教太太向桂永氏说欲将她收房，桂永氏始知被人价卖。因不甘心做妾，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由文宅跑出，到蓝甸厂找她丈夫桂城。但桂城并未在家，桂永氏各处寻找，亦未找著，因此疑心宝环等将她辗转价卖，她丈夫桂城也须知情，难保无伙谋分赃情事，一时情急，即赴步军统领衙门将宝环喊告。桂永氏在堂上诉说被拐卖根由时，将她丈夫桂城牵连供出。

提督衙门接到报案后票传宝环等嫌犯，宝环闻讯躲避。桂城到案称实不知宝环等拐卖其妻情事。在收押期间，桂城身患重病，提督衙门将桂城解往宛平县养病，行至中途，病势沉重，桂城自称病难挽回不如速死等语，乘间将随身所带洋药吞服，毒发身死，经北城指挥同桂永氏验明，委系服洋药身死，身上无伤，填格呈报。

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于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刑部尚书贵恒、薛允升等以题本奏报光绪帝：“此案桂永氏因伊夫桂城讬令宝环为伊觅主佣工，被宝环等诱拐价卖，该氏事后查知，心怀不甘，辄于喊告宝环时心疑伊夫知情，牵连妄诉，实属有关名分。至桂城服毒自尽，讯因病重，自愿毕命，与该氏控告无涉，自应仍按本律问拟，桂永氏合依妻告夫但诬告者绞律拟绞立决，该氏怀疑究属有因，且系控告宝环将伊夫牵涉在内，与有心诬告夫者有间，其情不无可原，应否将该氏量减为绞监候，秋后处决，仍恭候钦定。宝环将桂永氏诱拐价卖，桂永氏并不知情，亦应按例问拟，宝大即宝环应销除本身旗档，合依诱拐妇女，被诱之人不知情，为首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刑部题本对桂永氏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大清律例》规定：“妻告夫，但诬告者绞。”但桂永氏的情形与律文不完全吻合。因此刑部一方面说桂永氏“心疑伊夫知情，牵连妄诉，实属有关名分”，似应坐实为妻诬告夫的罪名，一方面又说“怀疑究属有因，且系控告宝环将伊夫牵涉在内，与有心诬告夫者有间，其情不无可原”，似与诬告不同。判词合混矛盾，遮遮掩掩。最终刑部题本定性为“实属诬告”。桂永氏依妻告夫诬告绞律拟绞立决，“惟桂永氏怀疑有因，且系牵涉妄诉，与有心诬告者有间，可否将桂永氏量减为绞监候，秋后处决，仍恭候钦定”。

二、洪良品封驳

永氏一案于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外朝房例行朝审，户科给事中洪良品参加了会审，对此案中宝环一干人犯的定罪量刑并无异议，对案中唯一的受害者桂永氏被拟为绞监候的罪名提出质疑，认为“此案罪名之出入必以告事诬否为断，告事之诬否必两面对质，证诸所告之事，讯诸所告之人，昭晰无疑，方为情真罪当”。洪良品遂于八月二十四日给光绪帝上折，认为案情事实不清，“可疑者有四”，而且援引律条也不恰当，请求光绪帝“钦派大臣重提覆审”。

洪良品对此案的封驳入情入理。首先，他认为诬告犯罪主观上都有想陷人于罪的主观动机，诬告者与被诬者大都有仇怨嫌隙，具体到妻诬告本夫的案例，一般情形都是夫妻之间“或以口角生嫌，或以妻妾争宠，或以暧昧别故，或以情甘离异，有憾于其夫，平空诬捏，审实全虚，予以缳首，罪所应得”。而此案桂永氏“并无一切情节，唯遵其夫命觅主庸工，及葆环捏称雇主已得，永氏并称回告夫知，是永氏犹知有妇道也。迨永氏被卖孙氏，诱逼卖奸，永氏争吵不从，是永氏固居然贞妇也。及刘海与高氏又捏同另找雇主，转卖与文勋作妾，永氏查知不甘，由文勋家跑出回家，是永氏固始终不忘其夫也。”看不出永氏有嫌弃其夫的心思，更无仇隙。桂永氏逃离虎口后，“回家欲向桂城告知被卖情由，而桂城遍寻无著，于是疑其夫之见弃，因控葆环而牵涉在内”，并不敢竟告其夫。“永氏以一弱妇人拐卖两次，逼为娼不从，诱为妾不愿，逃归其家，方欲诉夫泄愤，而其夫遍寻不见，思其情节，疑与同谋，故不得已因控葆环而牵连及之，非专告其夫也。”也就是说，桂永氏跪提督衙门喊告的行为是为了申己之冤，虽疑其夫同谋，但并未专告其夫，只是在喊告宝环的同时，牵连到了其丈夫桂城，主观上没有陷丈夫于牢狱之灾的故意。

其次，洪良品认为诬告的第二个特征“平空诬捏，审实全虚”。至于桂城是否知情，是诬告罪名成立的关键。但遗憾的是，直到此案终结，桂城突然死亡，其是否知情永远成迷。而桂永氏只是“上堂诉说被拐卖根由，将我男人牵连供出，票传到案。”并特别供述“至我在提督衙门供说我男人也须知情的话，是我怀疑混说的，实不敢捏词妄告。”桂永氏到衙门状告自己被人诱拐，并非虚诬，本意虽不是为了告桂城，但桂城确有“可疑之处”，不能谓之虚妄。洪良品犀利地指出：

若以所告为诬，则永氏原为见卖呈控，彼显已被卖两次矣。若以为诱卖者葆环，而其夫不知情，刑部所据者桂城在步军衙门供称不知葆环拐卖伊妻一语耳。臣窃以为案之可疑者正在于此。夫桂城既与葆环往来甚熟，讬其为妻觅主庸工，渠为男子，何难亲往催问？何得使永氏自往？永氏历久未归，不闻桂城查询，可疑者一。永氏逃归，遍寻其夫无踪，经步军衙门传之始出，可疑者二。桂城既传到官，知其妻为人所卖，自应与妻辨明，发愤同告，乃徒言不知情，由被押不理，可疑者三。人即患病，无不求生，即病至必死，岂有无故求死之理？且卖妻之恨未雪，卖妻之诬未白，桂城果无卖妻情事，必思留残喘以待质讯，何致中途遽而轻生，可疑者四。

现在“桂城已死，何从质讯”，那么“桂城知情与不知情，尚在可知未可知之数”，岂可草率就认定桂永氏“实属诬告”呢？

最后，援引妻告夫的律条不当。洪良品认为，“夫苟无故卖妻，则恩义已绝，正当罪夫之忍于弃妻，岂反罪妻之不忍弃夫”？夫妻本是路人，以义结合，才有夫妻名分。若中途离弃，则“恩义已绝”，不再是夫妻名分，就不能适用“妻告夫”的律例。因此，刑部拟定的永氏罪名与刑罚皆在可议之列。

总之，洪良品认为“永氏此案，似与凡妻平空诬告本夫者大有径庭”。案件情节关乎人命出入，应当慎之又慎。因此奏请皇帝“钦派大臣重提覆审，将臣所指情节逐一研求，务使表里析然，毫无枉屈，用副圣天子哀矜庶狱之至意”。

三、钦差覆审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洪良品封驳的当日，光绪皇帝就迅速颁发一道上谕：“给事中洪良品奏本年朝审绞犯永氏一案疑窦甚多请派大臣覆审一折，著派翁同龢、怀塔布提集人证，详加覆讯，妥拟具奏。”

翁同龢接奉上谕当日，即从户部选派四位司员参加案件复审。怀塔布（字绍先）也从都察院抽派三位御史参与复审。紧接着开始阅读原审案卷，熟悉案情，就案件交换意见，商量办法。

九月一日，翁同龢在日记写道“薛公函来”，函件内容不详，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大概八月二十五日，翁同龢曾向薛允升“商借刑部处所问案”，被薛允升拒绝了。薛允升拒绝显然是为了避嫌，再加上薛允升被洪良品弹劾，心中颇为不平，直到九月十一日，翁同龢“诣薛云阶长谈，彼气已平，可商也”。

由于刑部不借地方，复审改在都察院进行。九月初五日，提审桂永氏，口供与原审出现重大变化。《翁同龢日记》：“晚四君来回今日提永氏，供词翻异，略言其夫送卖，竟从九月说起，前此皆无其事。”十七日，“是日提宝环问供，与刑部原供迥异，四君同来回。”桂永氏作为案件唯一受害人和原告，宝环作为案中主犯，供词都出现了翻异，对此，复审官员的意见也发生了分歧。经过反复协商，决定对桂永氏刑讯。翁同龢九月廿五日日记：“昨日会商，冯侍御忽欲刑讯，今得三侍御信，亦称怀公与余皆言须加刑讯云，请示办法……明日当与怀公面商也。”廿七日，“刘四、宝环、孙李氏所供永氏于嫁卖一节实系知情，惟永氏坚不吐，明日拟加刑讯矣”。廿八日，“讯永氏无供。与论和诱和字，不能据一面定供也”。大概刑讯之后永氏仍不承认知情，永氏是否知情是区分和诱和诱拐的关键。

十月份，翁同龢等检阅律例，对案犯定罪量刑，并草拟奏稿。二十七日，翁同龢、怀塔布联衔会奏：“臣等遵即派员调查案卷，悉心研讯，除监犯永氏葆环由刑部随时送讯外，余皆分别提传……实计传到宗室文勋、外委单洪祥、六品军功德明、看街兵喜儿暨那永氏、刘高氏、李孙氏七名口续经传到，犯证供出之刘四、小林二名，据派审各员逐名研讯，录供面递，并声明永氏于犯奸卖奸各节，虽众口环质，坚不承认，加以刑讯，仍不供招等情。”

事实上，钦差复审主要围绕桂永氏两次被卖是和诱还是诱拐来展开，永氏知情为和诱，不知情为诱拐；而对于桂城是否知情及桂城之死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追究。

关于桂永氏两次被拐卖，本人是否知情一节，桂永氏的口供为重要凭证。从《翁同龢日记》得知，桂永氏口供屡有翻异，但钦差最终采信“不知情”的口供，与刑部初审无异。宝环作为主犯，其供词也有翻异。一是自认与桂永氏有奸情。“十五年八月间，永氏在我家闲坐，因而调戏成奸，桂城并不知情。十六年闰二月间，永氏由他家跑出来要跟我，我不敢留，他就走了。四月间又到我家，仍要跟我，我家有父母，不敢容留，应许进城找房度日。”宝环供认与永桂氏有奸情，而桂永氏坚不承认，事涉两人，无从查证。二是承认介绍桂永氏卖奸。“我起意商同文奎、荣林与永氏找地方卖奸，经刘四找来小林，将永氏荐至王广福斜街马子于福海堂下处，说明包月二年给银叁拾两，我与文奎、荣林分用。六月间，即将永氏接去住了些日，小林恐怕闹事，又将永氏送回刘四家，向索原银未给。”李孙氏、刘四、小林口供也有此事。桂永氏卖奸，众口环质，洪良品“居然贞妇”的推测被推翻。桂永氏第二次被卖为妾，桂永氏是否知情仍是焦点。涉案的几个人口供与原供没有出入，且互相之间比较一致。

至于桂城之死，外间哄传另有死因。复审调查了桂城之死的细节。据单洪祥供：“该班收到人证桂城，押了四五天，原差兵夏廷顺给桂城报病，我即回原审老爷，由堂上交送咨官领出，当天就死了。”当差的德明供：“上年二月十九日掌灯时领票送桂城宛平县养病，当将桂城提出，呕吐不止，同夏廷顺将他扶出角门，口内止能哼哼，随即身死。当报官厅，经北城验系服毒身死，并无别故。”步甲喜儿供：“在提督衙门门首首见桂城患病哼哼，旋即身死，同德明向厅上禀报，经北城验系服毒身死各等语。”实际上，钦差复审应将桂城的死因及桂城之死与桂永氏之喊告的因果关系列为重点，但仅从翁同龢与怀塔布领衔起草的奏折中很难看出这一点。

复审对此案的事实认定：“臣等再三严诘，永氏与葆环仍复坚执如初，自应就人证中各供符合者据以定案。若一人一面之词，概置弗论。伏查朝审册内，永氏、葆环犯虽两起，事本相因，科永氏之罪，则应以诓卖永氏之时桂城是否知情为断，科葆环之罪则应以诓卖永氏之时永氏是否知情为断。今葆环自认起意诓卖，桂城永氏均不知情，则葆环之罪重。该犯岂肯自罹重辟以害己者害人？查步军统领衙门原文内桂城生供，有操演回家，不见我女人，各处寻找，未能找著之语。又有我并没教他在外佣工之语。是桂城之实不知情，不独生供可凭，即据葆环之言已成铁案。至葆环供与永氏有奸，讯诸永氏，坚不承认，事无佐证，自未便以葆环一人卸罪之辞遽以奸论。然永氏在福海堂卖奸一节，则送往者有人，接回者有人，葆环、刘四、小林均皆供认不讳，实系众证明确，断非虚诬。且就该氏所供而论，其入文勋之门也，头梳丫髻，身穿紫襖，始则任人接看，继则任人命名，辗转价卖历时已久，该氏之决非贞妇可想而知，固不必待其供认卖奸而后谓之失节也。”

奏折对于洪良品的质疑也有所回应，但未免失之简略：“查给事中洪良品指驳各节，系据刑部招册内所叙永氏供词，疑永氏尚属贞妇，所奏不为无因。今经臣等究出永氏甘心被卖情形，是原奏所谓居然贞妇不忘其夫等语及可疑四端均已不辨自明。”

最终钦差基本上维护了刑部的初审判决。“要之，该氏之罪以诬告其夫为重，余皆在轻罪不议之列，永氏应仍照刑部原拟，合依妻告夫但诬告者绞律拟绞立决，惟究系怀疑牵控，与有心诬告其夫者有间，业经钦奉恩旨，由绞立决改为绞监候，将来刑部呈进黄册时仍应照章声叙。至葆环诓卖永氏，以葆环所供情节断之，永氏之就葆环系为度日起见，而葆环之诓永氏系为得财起见，是葆环有意诓拐，永氏于事前并不知情，固无毫无疑义。刑部将葆环依诱拐妇女、被诱之人不知情例拟以绞监候，系属照例办理。第该犯诱卖永氏究因永氏屡到其家从而起意，与凭空诱骗者有间，其情尚有可原，亦应由刑部于呈进黄册时声明请旨。”

当日光绪皇帝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复审意见，以颁布上谕的形式对此案件终审。上谕云：“翁同龢、怀塔布奏覆审绞犯永氏一案酌量定拟一摺。此案葆环起意诓卖永氏，据供桂城、永氏均不知情。惟永氏甘心被卖，辗转已久，业已众证明确，复怀疑牵控其夫，永氏、葆环均著仍照刑部所拟办理。”

尽管舆情汹涌，疑点重重，但钦差复审维护了刑部的初审，皇帝的上谕终审又采纳了钦差的意见。

四、洪良品再驳

洪良品不甘心此案含糊了结，于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以“案情前后歧异不符，罪名出入不协”为由，再次“请旨钦派大员再加覆审以昭公允而重人命事”，主要有两点：一是桂永氏是否构成诬告本夫，二是拐卖永氏之宝环是否罪应绞决，是否有失入嫌疑。

窃维罪名之出入必以供招为凭，若所叙之供招先有含混，则所议之罪名自难允协。臣观步军统领衙门及刑部声叙永氏葆环一案，实多含混之处，其中显有情弊，案关人命生死，臣既奉命与闻朝审，仰体朝廷钦恤之意，明见其情节离奇，有不敢不再三言之者。臣案永氏在提督衙门喊告葆环将伊价卖，据其供词，但说“我男人也许知情”的话。夫“也许”者，疑而未定之词也。在永氏之告，原以葆环为主而其疑及桂城者，永氏供由文勋家跑出，欲向桂城告知被卖情由，各处寻找无著，难保无伙谋情事，则永氏所疑有因，岂即为诬？夫永氏遍寻未见其夫，与桂城遍寻未见其妻情形正同，何以桂城遍寻未见其妻足为桂城不知情证据？岂永氏遍寻未见其夫遂不足为桂城知情证据也？若以步军统领原文为凭，臣查该衙门办理此案先有令人不解者，如云桂城既不知情，则是一无罪之人，何以将其收押？既称患病，即宜释放归家调养，岂有视同重囚派多员役押至宛平县之理？彼即患病，莫不求生，又岂有无故服毒自尽之理？其中显有别情。

洪良品认为从动机上，永氏并没有直接喊告其夫，只因控告宝环而牵连其夫；从事实上看，所告亦未必尽诬，因桂城是否无辜，是否知情仍在疑似之间。对于宝环在定罪量刑也有失入之嫌。他说：

盖该衙门于桂城身死尚在未明，则所叙桂城生供岂足为据？至葆环谓桂城不知情，彼方为永氏所控，自其一面泄恨之词，尤不足为据。若谓桂城不知情，则葆环之罪重，该犯岂肯自罹重辟？以害人者害己，不知葆环此一语唯害人不害己也。何也？桂城不知情，葆环不应罹重辟也。臣查刑部律例，嘉庆元年十二月覆两广总督题阳江县民蔡亚泰之妻黄氏归家失道，向陈杨氏问路，陈杨氏收留过夜，起意吓诱嫁卖，随商同伊子将黄氏嫁与陈亭聘为妻，经氏翁寻见，陈亭聘殴伤氏翁身死，照斗杀例拟绞，将陈杨氏拟杖徒二年半，经部议改依和诱知情为首发遣例罪坐夫男，将伊子陈得杨改发极边四千里充军等语。今葆环系因永氏屡至其家起意，是与黄氏问路杨氏收留过夜起意同也。葆环诓卖永氏，是与陈杨氏吓诱嫁卖黄氏同也。黄氏嫁与陈亭聘为妻，经氏翁找寻始见，是与桂城不知情同也。夫陈杨氏之诱卖而加以吓，律只和诱知情，其罪为军，今葆环一案乃以军流之罪而必加以绞，是原拟之引律失入也。按律，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妻妾者杖一百徒三年，今查覆审得葆环因永氏屡至其家起意诓卖，即从重究办，亦只和诱，按律和诱为首发遣，罪止军流。此臣所以谓其失入也。

在洪良品的再次封驳中，根据再审的情况对其首次封驳做了一些修正和澄清，认为案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步军统领及刑部衙门原审实多含混，覆审亦未得情”，因此他仍持怀疑的态度。即翁同龢等没有审清楚，因此他建议“援覆审浙江葛毕氏案例，请再派大员破除情面，详核案情，再加覆审，以正刑纲而维大典”。他说：

至覆审谓葆环供与永氏有奸，讯诸永氏，坚不承认，事无佐证，自未便以葆环一人卸罪之言遽以奸论，此乃据指奸勿论之例，诚为允当。又谓永氏在福海堂卖奸一节，则送往者有人，接回者有人，葆环、刘四、小林均皆供认不讳，实系众证明确，断为失节不贞。但臣前谓永氏居然贞妇者特据刑部原叙之供，核其情词亦系众证环质而明确者，何以前后歧异至此？今覆审所云，臣于其中犹有不能无疑者。葆环、刘四、小林均皆诱卖同伙之人，何惜诬其名节？其所供者乃置在卖奸之地欲其为卖奸之事耳。葆环原将永氏给人包月两年，给银三十两，永氏若果甘心卖奸，人家何以不要送回？仍要索回原银未给。若谓知是旗人不敢要，此必永氏卖奸不从，与之争吵说明也。况小林又供称恐怕闹事，此与在孙氏家欲令卖奸不允、常相争吵之情形吻合。至谓永氏辗转价卖历时已久，决非贞妇。臣查永氏被诓佣工，在孙氏家系卖为义女，孙氏欲令卖奸，则争吵不从矣。在文勋家系卖作婢女，查知作妾不甘，则乘间逃出矣。以头梳丫髻，身穿紫襖，任人接看，任人命名，执此为不贞之证。夫永氏已身入狼窝，群奸防闲甚密，屡欲回家不放，今闻大家买婢，亦欲藉此脱身，故不得不依其装饰，任其接看，以图跳出樊笼，为暂救目前计，盖为婢不同于为娼耳。为婢尚不至于失身，必收房始可定为失节。今据文勋之供，并无收房情事，在永氏平时贞否，臣不敢知。若据覆审纸上所言，证之原供，亦属悬揣之词，实未足为不贞确证。至于葆环、刘四、小林等，皆拐带不良之徒，因永氏喊告葆环，遂致发其奸谋，到官定罪，自必衔之次骨，其言岂可凭信？况原供明有葆环欲令永氏随荣林进城，永氏称欲回向桂城告知，葆环拦阻之语，孙氏欲令永氏卖奸不允，永氏屡欲回家，孙氏不放之供，此岂甘心嫁卖者？如此情节，覆审盖未推求。桂城身带洋烟，必是吸食鸦片之人，平时不能赡养妻子。与葆环邻居交好，原供谓桂城商令葆环为妻觅佣情事，亦所必有，故葆环乘机诓诱，总以觅主做活为辞。但桂城失妻年余，与葆环邻居密迩，何以不闻向葆环查问，亦未闻以妻子失落报告到官，及永氏喊告葆环，以平时交好之人，其妻为所诱卖，何以不发愤同告？又何以服毒自尽？则桂城不知情之供，殊亦未可深信。至于永氏所坐只“也许知情”四字，旋亦自认为怀疑混说。夫以堂堂进御黄册，前后所叙供招尚歧异如此之乖，而独于无知妇人信口片言，该部必科以重辟，殊非古人罪疑惟轻之意！传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折狱固宜参以证，亦须揆以情。翁同龢、怀塔布负时重望，臣所夙仰，唯于人情险伪，耳目未周，不无被人蒙蔽之处，所谓君子可欺以方也。总之，此案桂城之身死未明，永氏之罪名未著，葆环之引律失入，前后之供招不符，步军统领及刑部衙门原审实多含混，覆审亦未得情。谨援覆审浙江葛毕氏案例，请再派大员破除情面，详核案情，再加覆审，以正刑纲而维大典。臣不勝战慄待命之至，伏乞皇上圣鉴。

不仅如此，洪良品在附片中重点对案件中的另一焦点桂城之死提出质疑，认为“此种紧要情节，前后迥然歧异，其中情弊显然”，而刑部初审、钦差复审中却把这些重要情节轻轻放过：“桂城服毒身死，刑部原册因桂城在押患病，票差六品军功德明、外委单洪祥、营兵夏廷顺押解交县，行至中途，桂城病重，自称难以挽回，不如速死。德明等均未理会，桂城乘间将身带洋药吞服，毒发殒命等语。今查覆审六品军功德明所供，伊在步军衙门当听送差，上年二月十九日掌灯时，领票送桂城宛平县养病，当将桂城提出，呕吐不止，同夏廷顺将他扶出角门，口内止能哼哼，随即身死，是桂城之死非行至中途也。提出时呕吐不止，桂城若服毒，必在押所，更非中途乘间将身带洋药吞服也。扶出角门，口内止能哼哼，随即身死，则自称病重难以挽回，不如速死之言皆属捏造也。此种紧要情节，前后迥然歧异，其中情弊显然。臣于奏驳此案后风闻人言，桂城实死在步军衙门内押所，移尸出外报验，北城指挥见桂城尸有伤痕，初欲据实呈报，嗣经官役贿求，始以自服洋药毒发殒命朦详。今观所供情节前后歧异，是桂城之死必有沈冤；桂城若有沈冤，则永氏所坐之诬告又似灭口之计。臣故以桂城之身死不明，更有不能不澈底根究者此也。臣前日于桂城此案奏驳疑窦四条，覆审未及，推勘详叙仅以不辩自明四字了之。此皆人命紧要关键，何可竟无著落。请饬覆审大臣鞫究桂城身死根由，有无冤滥，以重人命而正宪典。”

五、疑点重重

桂永氏一案，洪良品最初封驳的理由还仅只是“案情疑窦甚多，原审草率”，经钦差再审以后，不仅未能释疑，反而是“案情前后歧异不符，罪名出入不协”，案件如一团乱麻，愈理愈乱。但光绪帝却没有初次封驳时的决心和勇气了。此案经八月十九日朝审，洪良品即于二十四日上奏封驳，不可谓不迅速，同日光绪帝准驳，并颁上谕命钦差重审，更可谓迅雷不及掩耳。经翁同龢紧锣密鼓地调查取证以后，对此案再审的结果，即上报光绪帝的奏折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但在原审基础上并无大的改变，反而大启疑窦。洪良品虽然再次封驳，但终于毫无一丝影响。光绪帝的态度何以前后迥然不同，大概只有他本人知道，我们无法悬测。但其中肯定有许多隐情。桂永氏被诱拐发生于光绪十六年，十七年正月桂永氏赴提督衙门喊告，十二月刑部审结，十八年朝审时洪良品封驳，此时正当慈禧归政、光绪亲政之初，其求治之心切，急欲澄清司法，在此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最终含糊了结，当有不得已的苦衷或政治上的考量。

本案最大的疑点之一是桂城之死，当时就有两种传说。一种说法是桂城并非自尽，而是被提督衙门凌虐致死。时人文廷式认为此案与大学士福锟有关（见后面引述）。刑部承审此案的为江西司掌印觉罗崇廉，其“为人贪残刻酷，劣迹多端”。光绪二十一年因审理平宣氏一案，致平宣氏当堂自抹身死，洪良品弹劾时提到他“所办永氏一案，种种错谬。仅予罚俸，不知悛改，犹复任性妄为，威逼妇女，致酿当堂自刎之案。”

另一种说法，桂城虽是自尽，但却非因病重不治，而是另有隐情。翁同龢在《访问始末大概》：“永氏与宝环先有奸情，十六年闰二月逃出与宝环不知在何处藏匿，四月中到文奎家。荣林、文奎皆与宝环亦一流人，后同将永氏卖给南城外娼寮。九月中，永氏不愿，因卖与孙氏。后又不愿，始到高氏，经那氏作中，卖与文勋作妾。文勋有表弟充文勋厨子，永氏又与奸好，其人唆令永氏赴提督衙门喊告，意在挟制文勋。后将桂成传案。提督衙门勒令桂成领回。桂成业已具结，而宝环、文奎、荣林等转向桂成索钱酬谢，桂成情急自尽。此琴轩得自于广东掌印□君，又问之于宗人府司员。所闻如此。”

此处讲“提督衙门勒令桂成领回。桂成业已具结，而宝环、文奎、荣林等转向桂成索钱酬谢，桂成情急自尽。”宝环、文奎、荣林等为拐卖桂永氏的罪犯，何以竟敢向其本夫“索钱酬谢”，除说明此类本非良善之外，桂城也有把柄被其掌握。那就是桂城先将桂永氏契卖给宝环等，桂永氏在提督衙门的供词可为证据：“本年正月主母告我主人要将我收房，我才知我男人等将我契卖。”“不意我男人不知是否使钱，将我卖出，文宅要将我收为侧室，我不允，就逃出寻找男人无著，我往娘家去了。”桂城生前口供有“曾向伊祖母说要将永氏休弃，是在何时，此供应写。”刘四到案曾供称，宝环与桂永氏到伊家借住，“永氏与宝环称是夫妻，住二十余日搬去。”这也说明为什么桂永氏离家近一年，其夫桂成并不查问。宝环与桂永氏在外以夫妻名义同居，最后竟敢转卖于孙氏，就是因为桂永氏被本夫卖给了宝环。

桂永氏被转卖给文勋为妾时，刘高氏供“作妾一层，刘海与我当桂永氏说明，永氏自愿作妾，并未说有男人”案发后，文勋本欲退人并追回身价，但提督衙门却勒令桂城领回，并未判令其返还身价，因而宝环、文奎、荣林等无赖之徒转向桂城索钱酬谢。桂城贫困至于卖妻，案发后又被刑讯，并被人逼债，桂城情急自尽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于桂城之死疑点重重，也牵涉到本案的法律适用以及定罪量刑。如果桂城知情，桂永氏所告不尽虚妄，亦不得为诬告；如果桂城因抽大烟手头缺钱，将桂永氏卖休与宝环，其夫妻名分亦不存在，当不得适用“妻告夫但诬者绞”的法律，宝环亦不构成诱拐。而桂城已死，遂使此案不得不草率结案。

第二大疑点，桂永氏是否知情，桂永氏是否贞妇？洪良品两次封驳，都涉及此案的许多细节，如桂永氏两次被卖本人是否知情，桂永氏是否贞节等问题。桂永氏人品如何，宝环口供值得重视，即使在众人环质的情况下，在复审中使用刑讯的情况下，桂永氏都坚不吐实，在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名誉颜面至关重要，桂永氏死都不承认与宝环有奸及曾经卖奸的事实，审理此案的官员也刻意保护妇女的颜面。

吉同钧《审判要略》就指出：“审问诱拐之案，以和诱、略诱为拟绞、拟军之分，如被诱之人在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论。凡和诱多始于奸，即先未通奸，拐后未有不相奸者，故有奸、无奸尚不关乎紧要，只须问明年岁若干，是否本家，拐至何处，谁人容留，其余不妨从略。至诱拐不知情之案，则是否已被奸污最为切要，缘秋审实缓即以此判别也。此种案件多系设为方略圈套，使人入其术中，故律谓之略诱。其诱拐以后是否卖与别人抑系自为妻妾、奴婢，拐后啼哭曾否殴打嚇逼，殴打有无伤痕，如卖与他人，是否娼家，曾否被人奸污，现在有无下落，他如容留之窝家、说合之媒人、收买之娼家得价若干，几人俵分，皆系案之余波，亦不可漏。京城近来此等案件甚多。”

如果桂永氏知情和诱，宝环就不构成诱拐罪。翁同龢认为“略诱与和诱迥别，如先与言明，事主情愿，则被诱之人亦有所贪，故其罪稍轻。若其人先本不知，或被哄骗，事出不得已，始行曲从，则方略已行，即不得谓之和诱。”而和诱者，一般先有男女私情。如果桂永氏与空环先已有奸，其夫桂城将其卖与奸夫，则宝环又将桂永氏转卖，不得定为诱拐，而永氏喊告宝环则有诬告嫌疑。吉同钧在《大清律讲义》中说：“凡人诉己之冤，或言人之罪，皆当据实呈告。若揑造虚无，是谓诬告。”

六、传统法律的悖论

永氏一案，在当时就引起朝野哄动。据文廷式讲，此案虽为“闾里之细事耳”，经台谏的驳诘，引起了皇帝的关注，虽经钦差查办，但终于“含糊了结”，其中案情扑朔迷离，或许刑部和再审官员有不得已的苦衷。百年以后重新审视此案，更感觉到古今法律文化的巨大落差。案件虽小，皇帝及大臣官员不能说不重视，但结局却出人意料。仔细推绎，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以及司法的悖论。

首先，桂永氏告的是被诱拐，刑部及钦差却还审理了诬告案。桂永氏作为案中一干人犯共同加害的对象，即唯一的受害人，却也成了案件的死刑犯。虽然诱拐桂永氏的葆环等被判处诱拐罪，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桂永氏的诉讼请求，但作为被害人和原告身份的桂永氏却被定以诬告亲夫的死罪，最终付出了生命的惨痛代价，这可能是桂永氏始料不及的。桂永氏如果自己不去喊告，自甘被侵辱，虽然抱恨终身，但性命却得以保全。桂永氏案以桂永氏提起被诉讼始，却以原告被判以诬告罪名终。桂永氏一人既是诱拐案中受害人，也是原告，还是诬告亲夫案中的罪犯。其所控诱拐案虽被坐实，但诬告亲夫罪名也随之而生。桂永氏一心申冤，当诉讼程序启动以后，桂永氏自己却走上了不归路。这可能是传统法律最大的悖谬之处。

其次，皇帝以“哀矜庶狱”重视人命自相标榜，在洪良品第一次对案件封驳时，迅速颁布谕旨，派遣朝廷重臣对此案覆审。但覆审以后，洪良品再次封驳，指出其中“疑窦甚多”，但光绪皇帝对此案的态度明显起了变化，洪良品“尚有第二折，专诘此条”，但却“折入留中”，如泥牛入海，并无下文。尤其吊诡的是，翁同龢作为覆审此案的钦差，在自己明知案件另有重大隐情时，却仅止札记于前引《访问始末大概》中，并未形诸奏牍如实陈奏。很可能如文廷式所说的此案另有隐情，之所以“仍含糊了结者，实以永氏之夫桂城其死，由于提督衙门凌虐之故。当时刑部既不敢问及，故勉强定案。迨派翁尚书、怀总宪查办，则翁方任户部，所派皆户部司员；提督则大学士福锟，正管户部。其不敢问，更灼灼也。大端既不能明，只得草草了结矣。”初审的刑部不敢问，再审的钦差也不敢问，大概皇帝也知道了底细，不愿一探究竟，只好含糊了结，故而洪良品的二次封驳只有“留中”。看来“哀矜庶狱”也仅是说说而已。

最后，通过桂永氏案可以发现，古代诬告罪的审理往往是由审判官员对原告进行裁量。具体到桂永氏案，桂永氏喊告宝环等，是原告，而两次审理都坐其诬告其夫罪名，那么桂城是否休妻卖妻是桂永氏所告是否为诬的前提。而桂城已死，案件遂成疑案。如果桂城已将桂永氏卖休，其夫妻名分荡然无存，自然不能适用“妻告夫但诬者绞”的法律。而且诬告应以书面诉状为准，正如翁同龢所言：“查诬告律例首言：凡词状止许一告一诉，告实犯实证，不许波及无辜及陆续投词牵连原状内无名之人云云，详例言，似告字必以词状为凭，若喊告无呈词，似有分别。”桂永氏仅止“喊告”，并无书面诉状。

（责任编辑：王　沛）

（推送编辑：林琦婧）

本文原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阅读和下载全文pdf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或登陆本刊官网xuebao.ecupl.edu.cn；编辑部在线投稿系统已更新，欢迎学界同仁登录journal.ecupl.edu.cn惠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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