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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莉莉 || 全链条推进“双减”:让基础教育回归良好生态

刘莉莉 中小学管理杂志社 2023-03-26

导读

借助“双减”政策的深入推进,重构学校乃至教育的良好生态,应成为未来基础教育领域的重要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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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全国各地各校积极行动,从校外到校内,从作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到课后服务的全覆盖,成效之显著是已往政策落实所不能企及的。“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不仅从根本上治理了校外培训机构的乱象,强化了学校主体的教育责任,而且在悄然改变着师生乃至家长的生活状态。那么在此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借“双减”工作的深入推进,重构学校乃至教育的良好生态?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并做出解答。

  



“双减”应该是体现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而不应该是教育圈内人的一场运动会,它应该让基础教育回归基础,让教育回归良好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义务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推进改革更是艰难,更应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首先,落实“双减”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思考,进行系统化、全链条推进。学校教育异化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双减”的着力点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只有把减负问题放在教育乃至社会大生态圈里去解决,“进行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才能加快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构筑一种良性生态,而不是单纯依靠“局部降雨”。然而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双减”在有些地方被简单化,只是等同于“控制作业量”和“课后延时服务”这些可视化的“标识”。但仅凭作业量的减少和学科补习的控制,只能“治标”而难以“治本”。


“双减”政策是对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多重关系的重构,其落实难以仅仅依靠教育系统自身去实现,而需要政府战略部署和多方力量的统筹协调。《意见》中特别强调,要“内外结合、多元协同,引导行政部门、学校和家庭等对于减负形成一致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共识,力争在遵循科学规律基础上予以有效解决”。只有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才能发挥教育政策“组合拳”的治理作用。基于此,“双减”的推进就不能单纯聚焦在作业管理和校外培训两方面,还要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用人机制、激发办学活力、保障教师待遇、重构质量评价体系、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等多方面予以部署,进行系统化、全链条推进。


其次,落实“双减”涉及众多利益群体和部门职责,但关键是改革当前的教育评价方式。众所周知,政府的行政关注重点在哪里,改革就在哪里发生。当下,“双减”落实之所以初见成效,主要原因是其作为重大民生工程被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有些地方还成立领导小组,进行专门研究和部署。然而,很多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强力推行“双减”政策;另一方面从未放弃“以分数论英雄”的评价指挥棒,依旧强调“升学率”甚至“清北率”。即便没有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也是扎扎实实地在关注着分数,无形中加剧了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因此,“双减”督导作为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的“一号工程”,不应该孤立地对减轻课业负担和提供课后服务加以监督,而应该同时督促各级各类政府在教育认识方面提升政治站位,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与质量观,改革教育评价方式,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从根本上为学校办学提供正确导向,构建良好生态。


再次,落实“双减”需要各级政府做好区域统筹规划与设计,凸显城乡差异和特色。由于我国各地、各校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落实“双减”必须兼顾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层次类型学校的特点,彰显不一样的“减负”样态,而不应该“一刀切”地加以规定。如笔者通过对我国西部某省教育行政干部的调研了解到,乡村学校就不能简单机械地执行课后延时服务两小时,因为有的中小学原本就是17:30放学,“双减”之后改成19:30,学生们饿着肚子走很远的山路回家,不但辛苦而且增加了安全风险。


2021年10月,教育部在全国12个地区设立了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2021年11月再次发布《关于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的通知》,以“双减”为撬动点,凸显区域特点的基础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正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英教授所说:“县域教育的发展必须‘在地化’‘情境化’,让地方官员去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策略。何为好学校?何为好教师?何为好课堂?何为好教学?这些标准在县域内需要重新定义。”考虑到中国东西部、城乡差异两极化严重,“双减”在落地实施中更应该尊重区(县)情、校情、师情、学情差异,完善具体路径与实施策略。


最后,落实“双减”需要考虑政策的连续性与长期性,不能一蹴而就。当前,伴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所谓“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和教育竞争的异化似乎并没有真正缓解。相反,随着学生在校时间的延长,家长们对学校的依赖和期待在不断增加,教师的压力、焦虑和不满情绪攀升。学校还是原来的学校,教师还是原来的教师,孩子三点半不回家看似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照顾责任,但学校提供的课后延时服务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差异化需求以及家长的期待仍值得深入研究。学校作业减少了,课外补习班不去了,学生负担就真的能减轻吗?有些家长即使孩子晚回两小时,也依旧不会放弃对他们的额外辅导。


事实上,无论是作业量的减少还是质的提升,无论是哪一种课后延时服务的形式与内容,都不能一蹴而就,都需要在人们观念的逐渐改变、教师素养的不断提升、对各种资源的盘活与整合中逐步提质增效。因此,负担减轻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双减”的落地注定是一个长期持续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双减” 政策既然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就应该在赋予学校责任的同时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回归它应该有的样子

《意见》明确指出:“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要想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一方面需要相关行政部门简政放权,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学校转变管理理念,抓好关键环节的落实。


首先,重新审视责权边界,还学校宁静的办学空间。当下学校所面临的最大困扰是责任很大,权力却很小:一方面在经费使用、教师聘用、资源整合方面缺乏应有权力,另一方面还要承受各种不必要的干扰。应接不暇的活动与检查使得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疲于奔命,使学校失去了安宁,更失去了自我。学校应该是一块净土,应该让校长潜心办学,让教师静心教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落实“双减”过程中,需要还给学校一份宁静,让学校深入思考如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如何提供学生更加丰富而有意义的校园生活。


其次,构筑内生动力系统,提升学校发展的“软实力”。当前,尽管学校之间的硬件环境仍然存在差异,但办学条件已经不再是制约与阻碍学校发展的根本原因。随着“义务教育摇号招生、示范性高中指标到校”等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出台,已往学校靠垄断各种优质资源获得发展的路径一去不返。学校之间的生源差异在缩小,但同一个学校内学生之间的差异会随之拉大,内在机制的创新与管理的优化就成为提升学校软实力的关键。因此,学校发展就不能再依靠挤占体育、艺术等活动课时或加大作业量等方式赢得好成绩。尊重教育常识,强化人文管理,增强组织凝聚力,重构师生关系,形成家校合力,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校的办学品质,将成为学校发展的永恒主题。


再次,创新学校管理机制,唤醒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一所学校不能被别人模仿的竞争力是由教师创造的。落实“双减”过程中,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提高的。无论是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还是与学生沟通交往能力的完善,教师都需要一个积淀的过程。学生们不去课外辅导班了,可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教师既要尊重学生的差异,又要能够促进他们在差异中成长。然而,在教师素养还没有充分提升的条件下,学生在校时间的延长势必会占用教师专业提升的时间,如何让教师从琐碎繁杂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教学反思与校本教研,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为此,学校需要通过教研文化的改变、校园文化氛围的强化,逐步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使命感和专业自觉,并不断提升其专业能力和教育智慧。

 

 


“双减”政策实施的成效不在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而是需要站在学生视角反思如何让学生享受校园生活,如何唤醒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学习的渴望,以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做的事情


成人眼中的校园生活不一定是孩子们渴望的样子。学生的校园生活里可以有我们期望的,但更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热爱。为此,学校需要通过一些管理方式的改变找到两者间的平衡点。  


首先,在校内构筑富有生命活力的教育场域。在学校里,无论是各种设备设施还是活动场所,其设置安排都应该站在学生的视角反思:它们是否是学生喜欢的?学生使用率高不高?校园里的每一个器物、每一个空间不仅要有视觉之美和艺术之美,还要洋溢着生命之美;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需要审视它对学生的意义与价值,都要使它们成为可以与学生对话的生命体。让静态文化动起来,归根到底是让学生真的喜欢,并且能够与学生的生命产生交互。因此,学校要努力赋予校园里每一个器物与空间更多的意义,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予以传诵。如学校发展规划、制度手册可以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书写、绘制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构筑起充满生命互动的教育场域。


其次,搭建更多促进多元主体间思维碰撞与对话交流的平台。校园生活应该始终充满着生生、师师、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特别是充满着思维含量,课堂教学一定是教师、学生与知识的一场富有生命的对话。然而,我们倘若做一个调查,看看一个小学生或初中生在校生活的一整天有多少说话的时间和机会,就会发现上课讨论发言始终是少数人的“特权”。有些学生越来越习惯于没有提问、没有对话、没有展演的校园生活。可是,处在叛逆期的学生内心存在着太多的矛盾与困惑,他们需要倾诉,需要对话,更需要倾听和理解。因此,无论是课堂生活还是日常校园生活,我们都需要通过教学和管理方式的更新,搭建更多促进多元主体间思维碰撞与对话交流的平台,让学生有更多的对话与交流。


再次,创设更多让学生回归自然和生活的机会,使每一个体在受到尊重的同时有获得感。当前,校园生活几乎成为学生生活的全部,生活和生命也都显得苍白。“双减”倘若不能真正给予孩子们在童年和少年应该有的和向往的生活,那些所谓的“成效”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需要给予学生更多走进大自然的机会,让学生回归自然、回归生活。落实“双减”,尤其应该关怀那些基础薄弱、家庭困难或有身心障碍的弱势学生群体,看看他们在学校的生活还好吗,延长时间他们是否会快乐。我们都期待,“双减”之后的学校有家的和谐与爱的温暖,让学生有探究的渴望与学习的自觉,有对强者的陪伴与对弱者的不离不弃,能真正给予学生精神的寄托与灵魂的慰藉。这样的学校才能成为学生成长的摇篮,才会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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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2年第1期 · 本刊视点

文章编辑:王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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