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清：《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家校合作将走向何方？
导读
2022年1月1日开始，中国家长正式进入“依法带娃”时代。基础教育阶段的家校合作体现出哪些明显趋势？面临着怎样的现实挑战？我刊学生研究中心王淑清主任与您共同聚焦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家校合作的走向与发展。
家校合作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构建良好的家校关系有助于发挥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合力，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2021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发布，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作为我国首部就家庭教育专门出台的法律，《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要求家庭教育不仅需要家庭负责、国家支持，还需要学校配合、社会协同，其出台必将带来学校和家庭关系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把握近年来我国家校合作呈现的趋势特点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或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家校合作走向深入。
趋势分析：家校合作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策意蕴
学校作为社会组织中的基本单位，其发展也受到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从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家校合作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在合作内容、活动形式还是组织管理等方面，目前的家校合作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较强的政策意蕴。
家校合作主要包括家长为子女主动参加学校教育和学校为学生主动培训家长两方面，其实质是家长如何参与学校的教育事务和管理事务。[1]早期的家校合作在内容方面多聚焦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提升学生学习品质和学业成绩等。进入21世纪后，伴随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家校合作内容也逐渐扩展到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包括学生德育、学校文化建设、校本课程开发、生涯规划教育、劳动教育，等等。
在此过程中，家长除了参与学校的一些日常管理工作，也作为重要智库资源参与到学校发展的重要决策之中。如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心小学在学校迁址新建过程中，根据学校文化建设需要，邀请学生家长参与学校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针对新学校建设从色彩、结构、布局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期待。[2]吉林省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实验学校通过完善机制，让家长全面参与到学校校服招标和厂家选择、食堂餐品和价格制定等重大敏感事务的决策之中，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和支持，为学校的改造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3]
家校合作的前提是建立良好的家校沟通关系，包括畅通沟通渠道，优化沟通方式。传统的家校沟通方式包括创建家校联系本、电话沟通、教师入户家访、举办家长会以及家长开放日活动等。近年来，组织开展家长讲坛、家长沙龙、家长驻校、家长工作日、亲子活动等方式也逐渐被一些学校所采用。如北京光明小学通过举办校团主题性家长沙龙、班级主题性家长沙龙、个性化家长沙龙，为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家长提供开展体验性研究的真实现场，形成了理解家长、理解学生的学校文化和家长文化。[4]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传播媒介为家校之间的线上沟通提供了可能。从早期的家校通平台、校园网、博客、QQ群，到现在被广泛应用的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线上交流在家校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家校沟通也呈现出线上线下交互进行的特点。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际，网络技术更是为密切家校沟通、服务学生居家学习提供了强大支持。
推进家校合作常态化，离不开有效的组织管理。2012年2月，教育部在综合地方和学校实践的基础上，出台《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委会的指导意见》，明确家委会的基本职责包括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等方面，同时要求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落实组织责任。[5]为落实政策要求，各地区和学校陆续推进家委会建设，优化运行方式，也探索出一些有效的经验。除了家委会之外，家长教师协会、家校协作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也基于现实需要应运而生。如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作为研究试点，尝试构建家长教师协会，探索班主任、相关教师与家长之间形成教育合力的新方式。[6]上海市长宁区基于政府扶植社会组织参与学校教育的理念，建立长宁区家校协作委员会，并通过加强人员培训、推进志愿义举、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整合家校教育资源，突破办学实践难点，取得了积极的效果。[7]
当前推进家校合作仍以学校为主体，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资源有限、人力单薄、经验不足等现实困难，而区域推进恰好能弥补这些不足。许多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主动作为，在推进家校合作方面开展有益的尝试。如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教体局针对现实中家长学校“无整体规划、无专业师资、无课程体系、无教学研究、无跟进措施、无有效评价、无覆盖全体、无技术支撑”等现状，逐一攻克管理机制、督导评价、师资培育、课程建设、网络平台、学材开发等难点，走出一条家长学校创新之路。[8]
现实挑战：多种因素叠加制约家校合作实际效果
尽管当前家校合作趋势总体向好，但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也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
受到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社会变迁的综合因素影响，当前的家庭结构、生源特点都发生很大转变。其一，伴随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多年，“独一代”父母、“独一代”老师、“独二代”孩子三“独”共舞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有学者称其为“三独时代”的来临。[9]在此过程中，家长、教师、孩子由于成长背景和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交锋，对家校合作提出了全新挑战。其二，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离异家庭、单亲家庭、重组家庭比例越来越高，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也提升了家校合作的难度。其三，伴随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剧，如何为规模庞大的新市民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公平适切的教育，也成为家校合作中新的课题。
当前，80后成为中小学家长的主体，90后也紧随其后。调查显示，这两个家长群体的教育观念总体朝着健康、科学、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超前教育、过度教育、重智育轻德育、教育理念难以转化为行动等普遍问题。[10]面对家长教育观念的偏差和实践中的无力，该如何对其实施科学引导和帮助，是学校必须正视的问题。此外，家长群体之间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拥有较强社会资本的家庭在家校合作的频率、行为、内容及效果等方面明显优于社会资本较弱的家庭。[11]针对这种状况，学校该如何秉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公平对待每位家长，并尽力满足其多元化的诉求，考验着学校管理者的责任良知和实践智慧。
教师是构建良好家校关系的关键一环，尤其是班主任，日常与家长联系最为密切，其自身的教育观念、专业水平、沟通能力直接决定着与家长的沟通效果，他们既可能成为家校关系的黏合剂，也可能成为引发家校冲突的导火索。在家校合作背景下，教师要扮演支持者、被监督者、家长指导者、合作者等多重角色。[12]如何准确理解把握这些角色的内涵，并在实践中自由切换，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家长群体和日益多元的教育诉求，并非所有教师尤其是职初教师都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现实中由于双方沟通不畅而引发的家校冲突时有发生。
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背景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学校管理者认识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实践探索，但总体效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有关调研显示，在当前的家校合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以校为本，缺乏家本化关怀；设置条框，缺乏普适的集体关照；内容规范统一，关注家长个性化需求不足；家长参与意愿低，缺乏主观能动性等问题。[13]与此同时，媒体上针对家委会变成“校委会”、“家长群”变“压力群”等现象的曝光和评论，也一再击中家校合作的痛点。对此，学校如何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并主动应对，也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策建议：多方联动，整体推进家校合作走向深入
学校作为推进家校合作的主体，要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采取科学有效的沟通方式，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情况、学校课程设置、重要活动安排、重大改革决策等信息及时传递给家长，充分满足家长的知情权，化解家长好奇、猜疑乃至小心窥伺的心理。如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将校内领导的手机号码全部印到新生入学手册上，并在手册上清楚地说明家长遇到问题该如何向不同部门反映。[14]同时，有些学校除借助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及时宣传解答家长关心的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建设、德育管理、发展前景等问题，还邀请自媒体平台定期报道学校的办学成果，从而赢得了家长更多的支持和信任。
在强调终身学习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和家庭作为共同的育人主体，既要本着责任共担原则履行好各自义务，又要坚持互惠共赢理念实现共同成长。学校作为主导方，一方面要处理好与家长之间合作分工的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协商制定家校共育行为准则，明确负面清单，避免责任推诿。[15]另一方面，学校要通过系统专业的培训提升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家校合作理念、专业素养和沟通能力；通过多种途径提供家长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并适度兼顾普适性和个性化，以满足不同层次家长的需求。如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面向教师和家长，组织搭建主题研讨会、沙龙、读书会等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和平台，同步提升他们家校共育的意识和执行力，保障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同频共振。[16]
学校要继续完善家校合作组织，通过系统设计，提升家校合作的实效性。一方面，学校可以结合每学期乃至每学年的教学安排和工作重点以及当下的社会热点，整体策划相应的校级、年级、班级家校联系活动，并提前告知家长，以方便其提前做出安排；另一方面，要依据校情、学情和家长的变化及需求，对家校合作从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整合优化升级，打造家校合作特色品牌。如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针对学生成长关键期、家长普遍性育儿困惑以及亲子关系等问题，开发分年段的家教指导系列课程、微课程以及亲子活动系列课程，不断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胜任力。[17]山东省寿光市羊口镇杨庄小学基于当地村庄分散且距离较远的特点，通过建设村庄学习小组、按照村庄召开家长会、开展分片区家访等方式，形成了具有地方性和灵活性特点的“分片式”家校共育方式。[18]
在开展家校合作方面，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重点围绕出台框架标准、整合教育资源、推动经验共享、开展教育评估等方面着力，以弥补学校“单兵突进”的不足。如江西省教育厅于2018年发布了《关于开展江西省制度化家校合作示范县（校）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范围推广制度化的家校合作实践框架。[19]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以新家庭教育实验为抓手，通过构建“融古今”的理论体系、“融条块”的组织体系、“融专兼”的人才体系、“融优特”的课程体系、“融内外”的保障体系等，形成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20]这些地方的实践既体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动作为和担当意识，也为其他地方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吕星宇.上海市的“深度家校合作”及其推进[J].教学与管理，2012（16）：19-21.
[2] 时敏.澄故纳新：一所百年老校的文化创生[J].中小学管理，2021（8）：14-16.[3] 徐长义.用心创设家校合作新气象 推动薄弱校改造升级[J].中小学管理，2021（10）：50-52.[4] 廖文胜.家长沙龙：推动教师和家长共生共长的研究现场[J].中小学管理，2016（2）：48-49.[5] 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委会的指导意见[EB/OL].（2012-02-17）[2021-11-19].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7053/201202/t20120217_170639.html）.[6] 朱风海.家长教师协会的实践情况及体会[J].教育科学研究，2007（7）：25-27.[7] 盛天和.家校协作委员会建设：拓宽区域基础教育发展通道的创新实践——访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党工委书记陈设立[J].思想理论教育，2012（22）：12-16.[8] 张萍.让家教学习在每个家庭实实在在发生——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家长学校建设实践[J].中小学德育，2021（10）：58-61.[9] 盛天和.“三独时代”话家校合作[J].中国德育，2013（1）：31-33.[10] 郭冠群.“80后”“90后”幼儿家长的教育观念调查研究[J].教育观察，2021（40）：11-15.[11] 李国强.家庭社会资本：家校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J].中国教育学刊，2009（11）：21-24.[12] 王燕红，董梁.家校合作视域下教师的角色冲突与处理[J].教学与管理，2016（20）：4-6.[13] 郁琴芳.家校合作中校长与家长的认知差异——基于上海市146所公办学校的调查[J].上海教育科研，2014（5）：42-45.[14] 吕星宇.上海市家校合作推进学校发展的成功之道[J]教育科学研究，2015（1）：43-47.[15] 付卫东，付义朝，胡依然，等.“教师强，家长弱” 家校共育如何走出模糊地带[J].云南教育（视界时政版)，2021（Z2）：55-57.[16] 孙逵.共识共振 共创家校共育新生态[J].中小学管理，2021（10）：53-55.[17] 钟亚利.以共情促共育：有效提升家长教育力[J].中小学管理，2020（10）：42-44.[18] 丁其永，王金栋，张丽军.建立按村分片式学习小组：解决农村学校家校合育难题[J].中小学管理，2020（10）：54-55.[19] 江西：率先出台家校合作示范标准[J].中小学德育，2018（2）：77.[20] 何云峰.区域新家庭教育实验推进的探索与实践——以扬州市邗江区为例[J].江苏教育研究，2019（1）：23-25.[21] 元英，刘文利.澳大利亚家校合作评估及其启示[J].教学与管理，2019（28）：79-82.[22] 鞠佳雯，李妍，蒋柳青.促进家长参与家校合作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2021（5）：33-38+62.
（本文作者系中小学管理杂志社学生研究中心主任）
相关主题文章链接↓
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2年第1期 · 学生
文章原题：《<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家校合作的问题与对策》
文章编辑：柴纯青
微信编辑：杨晓梦
微信设计：新媒体运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