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梅 张 艳 || 优教成都：集团化办学十年理路与成效
导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成都市基础教育改革沿着“学有所教-学有良教-学有优教”的路径发展。集团化办学通过办好学校、用好老师、育好学生等的扎根实践对上述进程作出了直接贡献，并促进成都教育产生更高质量、更有活力、更加公平的溢出效应和长远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围绕教育公平主旋律展开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举措多元，成效显著，其中集团化办学模式较具代表性。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将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的集团化办学制度化，加快了我国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的进程。作为西部重要城市，四川省成都市自2009年开始从市域层面探索集团化办学，并于2012年形成备案、建设、评价、改进结合的实践闭环。从十余年实践来看，集团化办学对成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直接贡献、溢出效应和长远影响都极为突出，因此可以作为管窥2012年以来成都教育改革与发展路径的窗口。
成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主张
过去十余年，成都围绕教育公平主旋律展开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沿着“学有所教-学有良教-学有优教”的路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名校为核心力量的集团化办学实践，始终通过辐射、再生其优质教育资源发挥着引领作用，有效回应了我国教育事业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时代主张。
1. 从“学有所教”到“学有良教”
教育公平首先意味着起点公平，是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是指向“学有所教”的基本公平。随着知识和技术在获得幸福美好生活中的贡献值越来越高，低水平教育公平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受教育需求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除了这一普遍性挑战，成都还面临着特殊难题——作为西部重要城市，成都对人口有较大吸附力，人口的涌入对成都教育承载力和教育公平形成进一步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成都市委市政府在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内累计投入近200亿元，对全市城乡中小学实施建设改造，同时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力度，彻底改变了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悬殊的状况。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发布的数据，成都19个县（市、区）于2013年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从根本上保障了全市城乡适龄儿童“有学上”，并具备了进一步向“学有良教”目标迈进的现实基础。[1]
“学有良教”是从“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的过渡，是对“学有所教”的巩固和对“学有优教”的准备，其本质是教育质量的初步提升和教育获得感的初步凸显。在迈向“学有良教”目标的过程中，成都教育以“投入力度大、规划项目多、改革成效显”为主要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改革举措有两项，一是2012年发布《关于深化城乡教育互动发展促进教育圈层融合的意见》，初步明确了“圈层融合、城乡一体”的全域互动发展框架；[2]二是2013年发布《关于推进名校进县城托管到乡镇深化教育圈层融合的意见》，首次提出“名校进县城、托管到乡镇”的基本思路，为实现全域成都“学有良教、品质卓越”目标凝聚了“以名校为核心”的共识。前者初步搭建了圈层融合框架，后者基于名校这一抓手凸显并深化了圈层融合框架的现实价值。自此之后，成都教育基本形成“圈层互动、城乡一体”的互动联盟框架，并形成了“名校引领、优质共享”的实践共识，为进一步追求“学有优教”奠定了现实基础。
2. 从“学有良教”到“学有优教”
从本质上讲，“学有良教”和“学有优教”都是对“学有所教”的超越。成都市的“学有优教”主张来自“优教成都”的建设构想。2017年，成都市修订编制了《成都市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公办）布局规划（2017-2035年）》，一方面回应了四川省和成都市“两项改革”（即全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回应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回应了从“有学上、讲数量、学有所教”迈向“上好学、重质量、学有优教”的时代呼声。[3]在新的布局规划下，2019年成都市教育局在金堂县淮州新城举行了“优教成都”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作为“优教成都”建设的重要一环，2019年全市共投资171亿元（较上一年增加30亿元，增长率21.28%），拟开工建设162个教育项目，涉及6个区（市、县），2020年建成投用中小学、幼儿园156所，新增学位134035个。
除全市统筹推动“学有优教”改革实践之外，区级层面也对“优教成都”做出了积极回应。比如：双流区不断完善教育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教育整体质量和水平不断攀升，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老百姓“家门口”延伸，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高。
成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逻辑
成都基础教育在从“学有所教”到“学有良教”再到“学有优教”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所发挥的作用，既有集约化特点，也有放射性特点。前者是指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无处不在，伴随教育改革全过程；后者是指相当一部分名校集团的区域跨度较大，部分名校甚至形成了辐射成都全域的办学格局。除了横向特点，成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还通过统筹好学校这一微观单元、调动好老师这一关键力量、践行好学生培养这一目标，有效推动了成都基础教育纵深发展，为建构高质量教育体系预先扎根。
1. 好学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微观单元
好学校是能够扎根教育事业、激发教师能量、成就学生未来的学校，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单元。教育规划研制、教育政策实施、教育实践推进、教育成效监测，都离不开学校这一微观单元的真实实践。名校集团是由传统意义上的好学校和多所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基于教育优质均衡愿景建构而成的学校共同体。一所好学校可以促进名校集团从以数量和规模为手段的形式扩张向基于要素的深层互动状态发展，这本质上是从“集”向“团”的迈进。[4]在好学校的引领带动下，集团的成员学校不断发展成新的好学校，让好学校遍布城市每个学区，实现学龄儿童在家门口读好学校的愿景，这正是集团化办学的实践初衷。
在推动建设“家门口的好学校”方面，成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有丰富的实践机制。比如：在成长型退出机制下，龙头学校在三年或更长周期内培育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培育成熟后，成员学校按照成长退出流程退出集团，接受市级新优质学校评估验收或组建新的名校集团，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受老百姓认可的好学校。比如，在龙头学校成都市龙江路小学的培育下，龙江路小学分校快速发展，于2015年退出龙江路小学教育集团，并于2021年作为新的龙头学校筹建名校集团，吸纳成都市长益路小学作为成员学校共同发展。培育出更多受老百姓认可的学校，是集团化办学推动“家门口的好学校”建设实践的缩影，是集团化办学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贡献。另一方面，成员学校从名校集团成长退出后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新增长点，这是集团化办学的溢出效应。
除了教育系统自身的实践，成都地方政府也积极从“幸福美好生活”的民生角度推动“家门口的好学校”建设。2020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提出“高品质服务倍增工程”，并将“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作为重点，有效策应了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实践，扩大了集团化办学通过推动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再生的直接贡献和溢出效应。
2. 好老师：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动力要素
李希贵校长基于北京十一学校的办学实践提炼出学校成功的基因，依次为校长、队伍、理念与共同价值观、体制与机制、生源、改革创新、条件与资源。[5]校长和教师被排在最前列，其本质在于，校长和教师是学校发展中最能动的要素，其高度、宽度、深度勾勒出学校发展的立体影像，渲染着学生成长发展的底色。名校集团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首先在于名师因其专业影响力成为学校品牌的一部分，其次在于名师创造的价值，比如办学理念、教学模式、课程资源、管理策略等，二者相辅相成。[6]因此，通过好老师撬动集团化办学实践，进而撬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成都基础教育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紧紧抓住教师这一要素，有效推动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动。2016年，成都市教育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名校集团发展水平的意见》，明确提出龙头学校向成员学校派出干部教师团队和从成员学校遴选后备干部挂职顶岗相结合的常态化教师交流机制。这一机制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优秀干部教师既是原生型优质教育资源的载体，也是再生型优质教育资源的创造本体，因而是建设“好学校”的支点。上述顶层设计在随后直至当前的六年实践中产生了两个效应。一是教师自身的角色突破效应。对被派到成员学校的优秀干部教师团队而言，将龙头学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资源、教学模式、管理策略带到成员学校，既有了新的职业发展舞台，有了发挥其作为载体角色的机会，也因为成员学校校情、学情有别于龙头学校而有了在成员学校进行再创造的契机，这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教师之间的引领示范效应。集团内的薄弱学校、新建学校、农村学校里多是普通教师，名师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对普通教师形成示范效应。比如：成都市双流区棠湖小学教育集团采取名师研学社的形式，分学科设置了8个研学社，常态化研讨集团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难点、痛点、盲点、热点问题，既焕发了集团内部名师的职业生命力，也快速带动了集团年轻教师的专业发展，形成了以研促教、研教结合的集团化办学氛围。
3. 好学生：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目标指向
培养学生既是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初衷，也是目标。从中观层面来看，成都市名校集团目前共覆盖中小学生、幼儿53万余名，跨区域的名校领办和委托管理学校常年保持在30所左右，惠及农村学生2万余名，全市范围内越来越多学龄儿童享有名校的原生优质教育资源或再生优质教育资源。从微观层面来看，在优质教育资源加持下，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了更好的培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的时间节点正是成都名校集团内涵发展的转折点。这一时期，成都集团化办学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公益属性和名校集团的办学活力。在该背景下，名校集团如何发挥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推动成员学校深化育人实践，通过培养更多好学生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命题。
成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实践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供了丰富土壤。在“名校+新校”“名校+弱校”“名校+农校”等不同组织结构下，具有不同资源基础的学校之间结成对子。一方面，集团内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各种形式覆盖到每一所成员学校，因为不同原因而薄弱的成员学校有了新的发展契机，学生是直接受益者；另一方面，集团内每一所学校的学生都可以享有集团内所有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因而被赋予更多成长成才机会。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举措是2012年成都市教育局启动实施的“城乡中小学生手拉手 百万学生结对子”互助活动。该活动基于城乡互动联盟框架和集团化办学框架展开，鼓励生活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不同状况下的少年儿童互通往来、互相学习、奉献爱心、共同受益。
集团化办学对成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层价值
过去十余年，成都以教育公平为实践使命，以“圈层互动、城乡一体”为基本框架，以“名校引领、优质共享”为实施路径，将传统意义上的单体名校卷入教育改革与发展大局之中，激发名校、名校长、名师在集团化办学的“舞台”上各尽其能，形成了更高质量、更有活力、更加公平的成都基础教育发展样态。
1. 推动成都基础教育进入更高质量的发展轨道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然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高质量教育体系既需要不断提高优质教育资源“高线”，也需要不断改进教育薄弱环节“低线”，还需要提高教育发展平均水平这一“中线”。成都集团化办学主要从高线、低线、中线三个方面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蓄力。首先，在高线上，名校集团的龙头学校既是传统名校，也是引领成都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依托大量名师、名校长，龙头学校具有极丰富的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合力，敢于并善于解决复杂社会环境下不断进化的教育问题，为普通学校提供实践示范。其次，在低线上，名校集团以“名校+新校”“名校+弱校”“名校+农校”为基本结构，其中新校、弱校、农校通常是教育发展中的薄弱方向或环节，在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引领带动下，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其发展水平往往得到极大改善，这对提升区域教育发展的低线极具现实意义。再次，根据成都发展名校集团的整体趋势来看，截至2022年5月，全市共有基础教育名校集团136个，带动成员学校（含幼儿园，下同）268所，参与名校集团建设的中小学、幼儿园共404所，其中参与名校集团的普通中小学校300所，占全市公办中小学幼儿园的27.98%。这个比例意味着，名校集团框架内的学校对成都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按照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名校集团发展的规划，未来五年，成都市将从扩面增量、提质增效、赋权增能三个维度进一步扩大成都集团化办学的实践效应，可以预期，未来成都集团化办学将进一步提升成都教育发展的中线。总之，集团化办学通过提升教育发展的高线、低线、中线，真实有效地促进了成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 推动成都基础教育形成更有活力的发展生态
在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成都坚持通过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在学校内部建立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使集团化办学呈现出更有活力的教育发展生态，较好地回应了老百姓对“家门口的好学校”的期待。从巩固集团化办学成效、提升集团化办学活力、扩大集团化办学价值的角度出发，成都已研制出名校集团发展的最新政策，预期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激发名校集团办学活力，助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是进一步推动扩面增量，实现集团化办学的各区域、各学段全覆盖。二是进一步推动提质增效，加快培育和带动形成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促进成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三是进一步推动赋权增能，推动赋予集团自主管理权、集团岗位统整权、集团人员调配权，推进促进学校发展、打破校际壁垒、实现区域融合的政策制度在集团发展中的集成应用和创新应用，聚力增强集团及集团内各学校发展的自主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 推动成都基础教育走向更加公平的发展阶段
在20多年的实践进程中，集团化办学先后被赋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助推教育优质均衡”“破解大班额”等使命。这些使命决定了公办中小学名校集团及其发展不能走“强强联合、生态垄断”的路子，而应走“强弱互动、协同发展”的路子。[7]这种路径本质上是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的路径，是对教育公平的理解与追寻。集团化办学之所以有如此广阔而持久的实践生命力，关键在于其对促进教育公平具有直接而显著的贡献。从成都的集团化办学实践来看，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不论是紧密型集团还是松散型集团，都涉及要素互动，要素互动意味着发展壁垒被打破，开放办学格局被建构，这是教育公平的逻辑起点；二是通过区域内引领和跨区域领办托管，名校的办学品牌、课程资源、教学模式、管理理念向教育发展薄弱地区和薄弱环节辐射，这可以改善不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现实差距，是教育公平的关键路径；三是通过干部教师交流激活教师队伍，将教师作为优质教育资源载体或本体，有助于持续挖掘教师的创造力，进而建构师生相和、教学相长的生态，这是教育公平的内生动力；四是名校集团不是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部力量，但作为极具引领性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极大地影响着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整体风格，这是不断突破教育改革与发展瓶颈、提高区域教育发展平均水平的隐性力量。
参考文献：
[1] 人民网.“学有良教”看成都，累计投入近200亿推进教育均衡[EB/OL].（2013-09-17）[2022-09-25].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n/2013/0917/c87423-22943298.html.
[2] 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区域教育联盟发展的意见[EB/OL].（2019-08-12）[2022-09-25].http://edu.chengdu.gov.cn/cdedu/c113013/2019-08/12/content_969f98f4c8ca4a4281db261ea46c3c07.s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成都样本”[EB/OL]. （2019-01-30）[2022-09-25].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zl_2019n/2019_zl73/201910/t20191021_404482.html.
[4] 范小梅，戴晖，刘晓.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逻辑[J].教育与教学研究，2020（1）：87-98.
[5] 李希贵.从成功基因里寻找学校未来[J].中小学管理，2017（9）：25-26.
[6][7] 范小梅，戴晖.名校集团发展应厘清逻辑主线[N].中国教育报，2022-02-16.
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2年第10期 · 本刊视点
文章编辑：谢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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