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丨《乡村治理的术与道：北镇的田野叙事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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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

乡村治理的术与道：

北镇的田野叙事与阐释

陈锋 著

2016年11月 出版

作者简介

陈锋，男，1985年生，福建永泰人，社会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与城乡社会学。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已在《社会》《中国农村观察》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有《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等。2012年荣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2016年入选北京工业大学“日新人才”计划。  

内容简介

本文以一个乡镇近十年来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应对作为分析对象，理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行为逻辑、政治属性，进而理解基层政治的运作及性质。进而从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的三层关系中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政权建设这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讨论。   

试读

本部分节选自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村庄选举、“不得罪“逻辑与机会主义博弈的泛化

北镇在20世纪80～90年代主要以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推选村干部候选人，并未公开扩散至全民海选，或者只是形式上的海选，却未有公开的唱票计票等，并主要以乡镇的批复作为最重要的标准。然而，随着农业税费的改革和取消，乡镇与农村之间的关联被削弱，乡村干部因无须与农民广泛地打交道，从而逐步放开了对农村选举的控制。北镇的第一次海选发生于2001年，但是，一些乡镇干部在这次海选中仍然暗箱操作了部分选票。直到2004年，全镇的村干部选举进入了实质性的全民海选阶段，才真正开始做到完全公开透明的程序民主选举。

当然，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并不完全意味着公平，也并不完全意味着民主。在选举中，可以监督程序上是否公开透明，却无法监督选举中竞选者对选民的操控。总体来说，当前中国农村选举呈现出两极态势：一些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农业型地区，村民对选举往往漠不关心，而在一些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源密集型地区，则出现了普遍化的贿选现象。北镇的村庄大多属于后者，村集体一般拥有一定的集体资源和收入。贿选现象几乎涉及每一个村落，而且选票的价格正在逐年升高。如此一来，当选村干部首先必须拥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富人也便成为村干部的不二人选，普通村民自然被排斥在村庄政治之外。

富人当选村干部主要是以下三种手段的结合：一是贿选，二是乡村中的家族力量，三是动员了一些灰色力量胁选。其中，贿选是最为主要和重要的手段，用一个农民的形象化语言说：“这选举，狗都累完了，狗都要累死好几条。”这足以使人对竞选人进行挨家挨户动员的喧嚣景象展开无限遐想。老百姓在选举中则表现出“谁给钱多就选谁”的无原则的政治，不断抬高选票的价值。

即便一些地区未发生贿选，但是经济分化导致村庄权力固化，经济精英垄断村庄政治并进行权力的自我复制，参与政治的经济门槛和道德门槛也必然会不断提高，形成对普通村民的排斥，导致中国基层民主的萎缩（林辉煌，2011）。从近年来村庄选举的结果来看，富人村干部或者“富、灰”村干部已经成为村两委领导的主要构成。

近10年来，北镇的村干部领导班子基本上进行了一轮更替，农业税费时期的一些老干部逐步下台，富人大老板逐步上任。北镇12个村的书记、主任共计24人，2004年以后竞选当上村干部的有16人，他们都是村庄中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人，尤以煤老板为主，而且其中不少村干部还具有灰黑势力的背景。

那么，富人主政的动机是什么呢？

富人参政，通常被比喻为“新乡绅治理”模式，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些富人如何拥有桑梓之情、回报家乡之类的报道。这种理想的富人治村模式，当然是政学两界普遍的美好期待。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主要是个体属性，而非群体属性。在这里，“‘富人’的概念发生了偷换，个体的富人并不是先富能人群体，不是富人阶层。当概念的含义发生转移之后，分析单位的层次谬误也就出现了”（袁松，2012）。要理解富人治村，除了考察富人治村所发生的结构性社会背景、社会基础之外，还要从行动者意义的角度去理解，毕竟他们自身是行动的实践者。

正如马克斯·韦伯（2005:15-16）所说，“一个具体行动的正确因果诠释意味着行动的外在过程及动机可以被如实地把握，并同时达到对其关联的有意义的理解……缺乏意义的妥当性，它就仍然是个不可理解的统计概率而已”“只有当我们以观察者的身份能够理解行动者的动机时，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才是具有意义的社会学事实”。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访谈富人、镇村干部以及村民，并参与一些富人村干部之间的社交应酬，以图较为全面地理解富人参与主政的动机，发现参政对于他们的意义。北镇近年涌现出来的富人村干部，越来越多的是老板，其中又以煤老板居多，这些煤老板通常还经营着煤炭以外的其他产业。他们担任村干部期间少有直接从村庄集体收入中谋取利益的，甚至一些干部还为村集体的公益事业建设垫资。当然，这并不意味他们参政毫无所图。

第一，老板当村干部可以拓展各种关系人脉，排除自身遇到的一些困难，为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老板当上干部以后有利于与各级部门熟络，建立联系总是利大于弊的。尤其如上文指出的一些黑煤窑的存在，如果没有强硬的后台，是难以生存和维系的。福村的支书直言：“当干部不可能说毫无私心，煤矿的运营需要与上级政府十八部门打交道，公检法、林业、水利、环境等部门我们都要认识，我们也总是会有出纰漏的时候，出了问题就得找关系，你当了村长、书记，政府部门的门路也就通了，这当然对我们有好处，尤其是在一些可办可不办、可罚可不罚的事情中就能给面子，而免遭惩罚。”

第二，老板参政具有捕捉信息的优势，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优先获得信息，从而可能从中获得一些利润。这在林木拍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林木拍卖虽然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但如能预先获取一些林木评估价和竞争对手的信息，对于最终中标十分关键。

第三，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从承接、实施的工程项目中获取灰色收入。换言之，跑项立项是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胜村的于书记坦言：“村干部要想谋利，主要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在资产转让的过程中，另一个是草率立项。我们村里只要有项目，就会有人主动给我打电话，村干部如果想从中谋利，当然是可能的。去年一个实际花费只需5万元的涵管建设项目，就有人让我承包给他，我没有答应，只要答应的话，可以将其变为项目支出20万元，我就可以从中获得回扣。现在不少村的项目多少都有这个问题。”

第四，转变身份，寻求更大的利益保护。不少富人发迹的时间主要在20世纪80～90年代市场经济缺乏规范的时期，他们凭借自身的胆识，并通过偷税漏税及其他非正当的灰色手段积聚财富。北镇的许多富人多有一些外号，如二癞子、马蛋等，这些都是他们过去做“混混”时的代名词。如今他们发家致富了，急需一个体面的身份，以图抹去往日的影子，摇身一变为乡村干部、县乡人大代表等。东村的村主任曾经是一个地痞混混，通过开采黑煤窑发家，曾经因为私自倒弄炸药雷管而坐过牢。在笔者与其进行的访谈以及村干部之间的应酬交流中，其言语中隐含着潜台词：当村干部改变了他自身的地位和身份。

由上可知，这些富人可能很少从村干部职位中直接谋利，但村干部本身拓展了他们的个人关系、圈子，增加了他们的信息渠道，转变了他们的身份，这在客观上可以增加或者至少保护他们的利益。富人村干部多是工具理性的行动者。在地方资源资本化和资源输入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利益流量是吸引富人老板积极参与主政的主要动机。当然，这并非完全否定他们的价值理性，其中也可能夹杂一些回报乡民的动机。总而言之，富人主政的动机诚如乡镇宣传委员所言，“富人当干部很明显，一是村里的资源，二是政治资本，三是社会地位”。

从富人愿意主政到富人主政的实践是当前实行的村民民主选举放开的必然结果。富人治村的社会基础源自乡村经济社会分化所产生的政治社会效应。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富人在其朴素的世界观里多被等同于能人，富人主政可能比普通人主政要强。老百姓普遍认为富人主政可以通过他们的门路与关系为村民多谋一些公共福利，“争资跑项”是典型体现。另外，老百姓认为富人比普通人更不易贪污腐败，因为他们自身拥有的巨大财富意味着他们“不缺钱”。

这是他们直观理念上的期许，吊诡的是，正如不少老百姓产生的另一个自我矛盾的疑问：“谁上去最终都一个样，一定都有好处，有更大的利益，不然花那么多钱贿选做什么？”富人治村或许可以在“争资跑项”中占得先机，但由于自上而下分配的资源总量有限，他们对资源的优先占有则意味着其他村庄分配资源的减少。

富人主政也许降低了村干部从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手中获得直接利益的可能性，但富人能利用这一职位在资源下乡和资源资本化中谋取更多隐蔽的利益。村民选举的放开和富人治村的兴起对乡村关系、干群关系以及乡村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期编辑/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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