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遁的社会中的“豪赌”群体

全国每年7月底到8月底，仅在中国流动的蟋蟀收购大军就有百万人之巨，如此算来，每年参与斗蟋蟀的人在数量上也是惊人的。这个与国家和权力保持距离的独立而“隐遁”的社会，却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处女地”。

下文摘自《隐遁的社会》第五章：“隐遁社会”的人员分类，内容有删减。

“豪赌”群体

随着市场经济逻辑的推进和深入人心，金钱逐渐被人们看得越来越重要，一些拥有资产的有钱和有闲人逐渐加入到了斗蟋蟀的嬉戏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类人的主要社会关系在斗蟋社会之外，他们的加入好比在平静的湖水中注入了一股外来的巨大暗流，不断让湖水泛起涟漪和漩涡。斗蟋社会原来“差序格局”的结构在这些有钱人注入暗流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和科层结构下的垄断模式在他们巨大消费指挥棒的指引下建立被逐渐起来。

为了收购蟋蟀，这些人最近几年在山东主要的收购点——宁阳的黑风口、泗店等地都长年租了门头房，这些门头房平时空置，到了蟋蟀收购的季节，就成了那些有钱人专门的收购场所。售卖蟋蟀的人称这些人为“大户”。其中有几个“大户”几乎产地所有蟋蟀收购和售卖的人都知道，因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收购点，而且在山东省主要的蟋蟀产地都挂起了横幅，立起了大的广告牌。牌子和横幅上不仅有自己的名号，还留有常年不变的电话。对于蟋蟀，不论是自己逮到的或是收购得到的，只要自己认为好的都可以送去让他们看。他们看中的蟋蟀给出的价格不仅让售卖者满意，而且很多时候往往让其他收购和售卖者感到不可思议。比如天津有一个出名的大户，被捉蟋蟀的“撬子手”和蟋蟀售卖者当成了传奇一样的人物。根据一个参与其中的“撬子手”转述：

2016年的虫季刚开始，他就召集到了能召集的山东各地的“撬子手”吃饭——酒席开了几十桌。吃完饭每个人发了1000元的红包。这红包没有任何义务，就是给“撬子手”作为抓蟋蟀的路费补贴，鼓励他们捉到好的蟋蟀来给他看。并且他要收购的蟋蟀价格都在10000元以上。他这样一开价，很多售卖蟋蟀的人感觉自己的蟋蟀到不了这个价码，反而很少有敢去给他看蟋蟀的了。毕竟，10000元的蟋蟀是一定要够其价格标示的品级的。常年逮蟋蟀的人对此很清楚。为了克服人们的畏难心理，鼓励人们去给他看蟋蟀，这位大户又出新招——只要去把蟋蟀给他看的，即使不能入选也给2000块钱的奖金……一旦蟋蟀入选，很多都是三五万元的价格。据那个“撬子手”转述，这天津大户每年收蟋蟀的“虫本”大约在千万元，而其在中国最大的斗场上每条蟋蟀的花面都在百万元以上。

这一人群可谓斗蟋社会中的“豪赌”群体或者就是喜欢“豪赌”的一类人。他们大多是在市场经济中捞到了金，至于他们很多人的底细（资金来源），在隐遁社会中不知通过何种渠道也一个个被“解密”并不翼而走。他们有的做药材生意发了家；有的从澳门赌场的服务生做起，后来因为得到老板赏识在赌场有了自己的一张赌台；还有一些做茶叶、钢材生意；当然也有所谓的老大或其成员。这些人除了个别人之外，自己并不亲自收购和饲养蟋蟀，他们大多都高薪聘请一些精通蟋蟀甄别和饲养技术的“老法师”代劳。这些“老法师”们也因此跨越了社会中的阶层壁垒，在斗蟋社会中以崭新的身份重新聚集，成为参谋、顾问和幕僚群体。一般一个大户都会请几个“老法师”，一只蟋蟀经过他们过目一致同意那就决定要了，具体的价格也根据这些“老法师”们根据蟋蟀的级别来定。由此，有两个要素决定了那些“大户”在未来蟋蟀竞斗场上的胜率会高很多。第一是价格，大户只收购几千元甚至万元以上价格的蟋蟀。由此，各个部位长不到位的蟋蟀，售卖者和“撬子手”自己都没有勇气把自己的蟋蟀拿到那些“大户”那里给他们看。高得让人吃惊的收购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收购蟋蟀的质量。第二是“老法师”团队，他们高薪聘请的“老法师”们一般都有几十年蟋蟀的选、养、斗经验。几个甚至更多“老法师”聚到一起，那挑选和饲养蟋蟀的水平总体自然会比那些单打独斗的高。

有一个逮了几十年蟋蟀的“撬子手”，他们团队有一只开价最少8000元的蟋蟀，他自己和团队其他人到处联系买家。笔者问他为什么这么好的蟋蟀不去给“大户”看，他显得有些犹豫和支吾，开始说不认识“大户”，没有中间联系人，后来说自己掂量着那只蟋蟀不够能给“大户”看的“级别”。从这一点可以看到，那些“大户”们所收购蟋蟀的“品级”的确是惊人的，这就注定了一般蟋蟀收购者所收的蟋蟀如果在斗场上和“大户”的蟋蟀相遇，胜率肯定会低得多。

在上海有个广为人知的大户——“南翔小胖”，他每年都在山东的主要蟋蟀产地宁阳打出横幅，并且长年租着门头房。作为“大户”他非常有钱这是肯定的了，但他所处的经济上的位置好像并没有把他放到社会某一具有排斥性和封闭性的阶层里。相反，上海南翔只要玩蟋蟀好的，除了那些不愿意和他交往的人之外，都认识他并且能和其交往。有钱却不能融入整个的蟋蟀文化在斗蟋社会中是被鄙夷的。到了虫季上海蟋蟀玩家都到山东来收购蟋蟀，笔者因此也认识了很多上海玩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识那个“南翔小胖”并和他有过交往，有的还每年都和他在一个场子里斗虫。但他们总体对这一“大户”的反应是“输多赢少”，是一个不怎么会玩蟋蟀的人。

蟋蟀玩的不仅仅是头大、牙大，如果头大、牙大的都能赢，你只花高价钱买那些头大，牙大的蟋蟀就好了，那蟋蟀每个人都能玩了，也没有什么“雕虫小技，博大精深”之说了。你有钱怎么样？有钱也就只能玩个头大、牙大，这样的人是永远玩不好蟋蟀的。蟋蟀身上的语言和秘密一个人没有很好的悟性一辈子都不懂的。

尽管没有点名，但这位玩了几十年的上海蟋蟀玩家通过这样的说辞表达了对一些“大户”玩法的不赞同。花了大价钱收购的蟋蟀，自然要到斗场上去斗，斗蟋界有专门为那些“大户”们准备的超豪华斗场，很多有钱人到了斗蟋蟀的时候都会赶到一些大城市的“大堂口”，出手阔绰地进行赌斗，他们一场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上千万元。比如在保定某地举行的斗蟋活动，所有的人员实行严格的身份审查准入制度，斗赛一开始，所有人员只许进不许出，在里面最少要住够一个赛季（1个多月），赛场里提供餐饮、娱乐等设施。进入场子每场的最小筹码是30万元。由于这些“高级别”比赛的严密性，以及参赛资质要求的严苛，笔者对这一“豪赌”群体的状态没有真切的经验性了解，其中的数据都来自曾参与者的口述，而这些参与者大多是斗蟋的“懂行”者，他们被聘请参与在斗蟋过程中对蟋蟀状态的考察、选养以及斗蟋的出场布局等工作。因此，他们每年相对而言收入不菲。

这些出大价钱收购蟋蟀和“豪赌”的人代表着隐遁社会中“奢华的贵族阶层”，他们多数不具备精湛的斗蟋识别技术，主要依靠高价收购。在这方面，他们在隐遁的社会中没有什么可以被尊重的地方，他们豪赌的资本就是金钱，而金钱的来源往往由他们在社会上的实业企业所提供。所以这个群体和更大的社会的联系大于与隐遁社会的联系，处于隐遁社会的边缘。隐遁社会的成员大多对这个群体及其人员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在那些斗蟋者看来，这个群体的人斗的不是蟋蟀，而是金钱的多少。隐遁社会主要是受文化而不是金钱逻辑所支配，所以金钱在其成员看来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钱和权势会随着运势的起伏而增减，但斗蟋嬉戏中的蟋蟀、打斗的规则、其中人员的人际交往原则、那些历经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古谱中记载的对蟋蟀的辨识技术等确是可以穿越时代传承的东西。

蛐蛐和钱有关系但也没关系，蛐蛐实际上有三个名字——“万金虫”、“斗气虫”和“害人虫”。当我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一条虫我能押100块。现在看来尽管不多，但如果和我自己的工资比那就是“豪赌”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有一条虫押花打到了一万（元），那个年代一万（元）是什么概念啊？你没钱有好虫也不敢押啊，所以这首先是那些有钱人玩的东西，为此，蛐蛐也叫“万金虫”。人在斗场上输了谁服气？很多时候斗场上输赢的不是钱，是脸面和“气”，你这次赢了我，我下次非赢回来不可。这时候两个人就赌上气了，赌上气下次就会押更大的花，因为要通过把钱赢回来解气啊。但谁能保证能赢啊，很多时候是越赌气越输，最后害得家里揭不开锅，你说它是不是“害人虫”？但蛐蛐这东西和钱又没关系，我一辈子玩过两个“虫王”，都是我自己捉的，现在给你一百万（元），你给我买个“虫王”来看看，你根本买不到！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我每年都出好蟋蟀，有的人出几百（元）、几千（元）要买，我不卖给你，因为我们不是一路人。但朋友要，我一分钱不要送给他。所以斗蛐蛐和钱没关系。

这位“老玩家”自己捉虫40多年，对蟋蟀痴迷一生。他的这番话很显然是站在传统（前现代）斗蟋蟀的角度来说的。斗蟋蟀作为人们的一种嬉戏活动，其承载的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由此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处在最重要的位置。另外，传统尊重经验，贴近自然，所以他们更习惯于把自己与原来生活于大自然中那些“将军”蟋蟀的相遇看成某种自然安排的“缘分”，而不单单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以他一直强调，“虫王”往往都不是人们印象中大头、大脖子那种，反而是“四平相”——哪个部位都看不出大，但哪个部位也都不算小。对于这样的蟋蟀，那些“大户”们往往是不会看在眼里的。所以，那些想用高价钱买好蟋蟀的人大多买不到“虫王”。但“虫王”才是一个玩斗蟋的人一辈子的追求，所以他认为蟋蟀和金钱没关系。和他的交谈让笔者恍若遇到了一个哲学家。他不仅把人、蟋蟀和金钱的关系上升到了社会学理论的层面，而且通过“虫王”的比喻又上升到了哲学抽象的层面。可能这就是他在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中所体悟出的蟋蟀和生活的哲学吧。

那些“大户”们表面上构成了斗蟋蟀社会中的“上层”，但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审视，他们是斗蟋文化的搅局者和边缘人。斗蟋文化承载的是斗蟋人的人生嬉戏，这种嬉戏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交往和行为方式的别样呈现。斗蟋中的博彩尽管在蟋蟀竞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离开了斗蟋文化是无法理解竞斗中的博彩行为的。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则博彩和斗蟋文化就好比盐和一道中国菜，即盐对于一道中国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把盐当成中国菜本身却是荒谬的。那些以博彩作为主要目标的“大户”实际上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缩影，他们把市场经济中的“成本-收益”逻辑带入斗蟋社会中，试图以一种垄断的方式体会能给他们带来高收益的赌博乐趣——如同他们曾经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赚取他们的第一桶金所体会到的那种乐趣一样。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整个斗蟋社会成员的对立面——所有生活在斗蟋社会中的成员会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开展一场针对“大户”的阻击战，这一战役不是个人性的，而是传统的社会逻辑与现代市场金钱逻辑之战，是一场卡尔·波兰尼意义上之保卫社会的战役。

一位曾经参与“大户”吃请宴席的“撬子手”曾羡慕地描述那位“大户”：

他每年至少拿出600万（元）收虫（蟋蟀），然后在场上再输600万（元），他一年在蟋蟀上的投入就是一千多万（元），人家太有钱了，就是拿出这点儿钱来玩，人家不在乎。

但问题是：谁有这个本事能让花了那么多钱，收购了那么多高品级蟋蟀的“大户”每年都输钱呢？笔者所接触的资深老玩家都表示出了对这些“大户”们高价收虫的不屑，有的人甚至发出了愤怒的话语挑战：

我50块钱收的虫照样把他5000块收的虫敲掉，他每年输几百万（元），我每年不输钱，我赢钱的！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差别！有钱怎么样，有钱就了不起啊？好蟋蟀如果都能高价钱买到，那我们这些没钱的还玩什么蟋蟀？这是和几个上海老玩家在一起收蟋蟀的时候，在谈到“大户”的时候，其中一个人非常气愤的言辞。和他一起的另外几个人持有和他一样的看法。

尽管“大户”们引入的金钱市场逻辑被斗蟋社会的主流成员集体抵制，但对于只是为了卖钱的散户蟋蟀抓捕者和蟋蟀抓捕的精英——“撬子手”们，“大户”们推行的金钱市场逻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这种逻辑很大地破坏了蟋蟀文化链条的第一环——蟋蟀产地蟋蟀买卖的自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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