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新高考改革突袭上海、浙江。50多天之后，当年的这一批学生就将迎来他们的最后一次考试，为三年试点画上一个句号。
无论是7选3还是6选3，无论是“选课走班”还是“一年多考”，无论是生涯规划教育还是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新高考改革后的高中教育无疑给学生提供了高度的选择性，以及更多多元化发展的空间。
然而，教育界对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质疑声从未停止过，舆论压力甚至一度让不少名校三缄其口，处于浙江、上海风口浪尖的学校更是对此讳莫如深。
如今3年之期已过，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浙江、上海的名校究竟执行到何种程度？他们如何评价此次改革？
2017年的4省市，2018年19省，2019年5省，对新高考改革的迷茫与焦虑像一团浓云笼罩在“后来者”的天空。在我国教育地域性差异大的背景下，普通学校该如何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应对新高考改革？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期望在采访中能寻找到答案。
新高考“先行者”：
令人惊喜
“高考及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将会影响和改变一代学生的命运。教育部将紧密追踪，抓好上海、浙江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总结经验，为全面推广做好准备。”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谈及新高考改革，给高中教育下达了重要任务。
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告诉中国教育智库网·校长派，新高考改革后学生的选择性确实更强了，学生们对选课这件事表现出了强烈的兴奋，35种选课方式，学生们共选择了27种，叶翠微为孩子们全部开齐。
另一个变化，杭州二中这一届的学生参加各种大赛明显更加踊跃，国际上的科技大赛收获得盆满钵满，各个学科竞赛都取得了井喷似的增长和突破。
这种变化还不仅仅局限于学科上，大到对家国情怀，小到对城市流浪者，学生都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心，虽然这种表现并不是伴随着新高考改革才出现，但却随着新高考变得更加普遍。
上海市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则表示，新高考改革后最核心的变化是“育人目标的调整”。
他举例说，在格致中学今年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中，有一位数学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体育成绩都是佼佼者，但却鲜少参加社会活动。
而上海格致中学自主研发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使孩子发现自己在“德能”方面的不足。
借助综评体系，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参与社团和公益活动上的欠缺，并进行弥补，如今这位学生已被保送至北大。
上海格致的综评体系并非新高考改革倒逼的产物，但却与新高考改革的目标高度一致。对此，张志敏认为，新高考改革对高中教育是一种内驱的推动，它带来了育人目标、管理模式、评价方式三大变化，它实际触发了整个高中教育的发展内核。
“学生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但目前学生们的表现还是令人感到惊喜！”叶翠微说。
选课、选考、师资
“后来者”现实的冲击
与两所名校的成功经验相比，“后进生”与“后来者”们在接受中国教育智库网·校长派采访时却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
在一所浙江乡镇高中里，选课不再是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的手段，而成为了一场为考试准备的博弈战。
因为“等级赋分”的存在，生物、技术，这些全省总体选择人数较少的科目成为了热门，而物理这一相对难度较高，全省选择人数相对更多的科目，在农村学校里却无人问津。
一些学校甚至为了筹备高二学年10月份的小高考，压缩高一学生暑假。
“这并非新高考改革的初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校长如是说。
也有的学校，在选课环节为学生设置学科套餐，强迫学生进行连带选择，控制选课人数。据校长介绍，并非学校不想为学生开放选课机会，而是由此造成的单科教师师资匮乏，教学管理困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其实，选课、选考、师资储备等背后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据张志敏校长介绍，上海格致中学也并未开齐6选3的所有选课组合，因为很多学生的选择具有盲目性，很可能因为同学之间关系好就选择了相同的课程。“这并不是一种限制，而是引导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杨文芝佐证了这一点。她告诉校长派，学校已专注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10余年，在自我认知能力上，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差别可能会非常大，加上中国家庭的特殊性，父母从小包办孩子的选择，这就造成一些学生可能在初中就有了对未来的设想，而另一些学生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虽然北京在今年9月才会正式加入新高考改革的行列，但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为新高考筹备的这几年，确实出现了学生选课难题。
换言之，即便是这样一所在2016年斩获北京高考文理科平均分双榜首的一流名校，也仍然不能完全忽视新高考对学校和学生造成的冲击！
执行力差异
分歧与焦虑同在
在校长派的采访过程中，校长们反馈的担心远不止这些。有校长直言，无论是改革过程中学校表现出的迟疑或手忙脚乱，其实都源自于新高考改革打翻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式、教师的绩效标准都需要发生改变，这对学校的执行力是极大的考验。
对此，“过来人”叶翠微表示认同，他提醒即将开始改革的校长们：“教学场地、教师编制、师资经费等等问题，都需要学校进行重新规划。”
最现实的问题，在选课走班制度下，学校需要的教室将会比目前增加10%，不少学校需要动用所有的实验室、会议室为学生提供空间，倘若学校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所有的选课组合，那么不同学生的课表又该如何安排？
在教师的问题上，分歧更为严重。是加大教师储备量，还是进行区域内教师借调，每种方法似乎都有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果每届学生的选课差异过大，教师储备是否还可行？而区域内借调更是涉及到工资、绩效、管理、课堂效果多方面问题。
而更令人焦虑的是，一些在名校眼中看似容易的事情，纵观全国来看实际情况又是非常不同。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走班制”教学从4年前开始实施，至今已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应对新高考。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走班制”问题依旧是山东省（2017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东北三省（2018年正式启动新高考改革）很多学校的焦虑因素。
山东某学校校长就告诉校长派：“选课走班制只是一种办法和途径，但未必是必须的办法、唯一的途径。是否执行选课走班，还要到今年新高一入学后视情况而定。”
东北三省某地教育局则表示，急需组织一场新高考改革的“走班制”培训，只要能把专家请进来，“要组织全区校长全员参加！”
敢于如此表态的学校还不能算是焦虑者。在我们的调查中，有海南、天津两地的两所名校，分别以“改革方案上级未批准”和“学校暂无经验可谈”为由，拒绝了采访。
强者心态：
没有走不过去的路
“其实校长没有必要焦虑，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最后都会解决的。”“先行者”张志敏和叶翠微都给出了类似的建议。
纵然新高考改革让各地学校都倍感压力，但毫无疑问的是，名校在引领改革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少作用，且有不少学校都在迷茫中寻找着合适的解决办法。
例如此前就在执行“3+2”政策的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鹏就自信地表示，“新高考对江苏的冲击并不大。”
唐江鹏的话并非无根无据，江苏的高考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从“大综合”到“3+1+1”，再到“3+2”，虽然2018年江苏才正式启动新高考改革，但他们也在为此做充足的准备。
南京师范大学连云港华杰实验学校（高中部）徐建校长也透露，集团在今年已招聘四、五十位老师为新高考师资做储备，作为一所民办学校，今年暑假还将建成两栋新的教学楼。
进行师资储备的学校不在少数，对此，张志敏建议“学校从自身出发”。基于上海格致中学的经验，他建议学校依次储备地理、生物、历史、政治教师。
除了必要条件外，基于新高考改革的两项重要配套措施，学生生涯规划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也在不同学校萌芽、生长。
以致力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建立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为例，该校不仅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由校长王殿军、副校长杜毓贞亲自挂帅的、相对完整的、可落地的综评体系，而且目前已与五、六个省市建立了合作关系。
另据校长派独家获悉，目前清华附中的这套综评体系已获得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高度认可，并提供启动工作经费用于研究“可推广”的初中生综评体系，该体系也将会由此推广到更多地区
不止清华附中，上海格致中学的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在2010年也已有雏形，多年来学校在综评体系的建立上花费了巨大精力，这并非为了应对新高考改革而做的筹备工作，张志敏认为，“综评不是一种评价，而是一种教育，高中一定要肩负起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义务。”
综合素质评价反映出的是学生应该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正如新高考也无疑在推动学生生涯规划走向新的高度，或许生涯规划在很多学校还是一种“奢侈品”，甚至还有走向职业规划、升学规划的风险，但不能否认这都是一个好的尝试和开始。
“教育应该对孩子的未来负责，而不是对某一次考试负责。”杨文芝希望校长和学校都能对生涯规划有正确的认识，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学生的学习，更是为了他们的生活。
同时，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也已做足准备，将于今年9月1日在学校全面推行“导师制”，让绝大多数的任课教师都能承担起学生选课、选活动的指导工作。
南京市第九中学也从今年年初开始，联合南京师范大学和台湾辅仁大学进行了一次学生生涯规划的试验。希望借助量表来帮助学生进行选课指导，减少学生选课的难度。
众多名校的主动尝试与改变令人欣喜。正如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所言，新高考改革最关键的还是高中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高校招生方式的改革。“首先高中教育要变，这是高考改革的第一要义。”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念鲁则认为，如果所有高考改革的政策设计都能“原汁原味”地得到落实并坚持下去，基础教育必将更加适应不同特质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要。
从舒适区到非舒适区，从不变到变，总会经历很多波折的过程。但正如校长叶翠微所言：“改革总是好的，困难也总是有的，但没有走不过去的路。”
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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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校长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