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张志培：学术自我——不再XX人类学

首先感谢黄剑波（华师大）与龚浩群（中央民大）俩位老师邀请我与冯莎出席这次活动，并同时感谢华师大人类学所几位负责会务工作的研究生。以下的个人学术经历结合我所理解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陈述。

除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之外，出席这次会议之前，我预期参与者可能会陈述各自所从事的“人类学”是什么。然而，我感到有点诧异的是，大家好像已经对“人类学”达致共识，指的就是“不需要讨论”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事实上，在座的参与者（含本人）所从事的人类学工作，就我所知道，是聚焦在不同的分支、民族志区域、社会/文化现象（稍后讨论）。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类学”扩展至“世界人类学”（world anthropologies）而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中国人类学”可能是学术发展全球化与在地化之间互动关联的结果（不必要纠结“中西”问题）。我们所理解的人类学，除了欧美主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类学在世界各地根据其复合的学术传统（本土与海外、“学院派”与“官学”）、高校人类学系设置、学科分类、“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人类学对它有何用处？）、民族志区域、接受欧美理论的程度等而发展，可惜我们往往忽略掉了这些情况。在这些背景下，中国人类学在自己的学术制度土壤中成长，演变出多元化且复合的人类学，但其结果却（间接或直接）导致对（美式四分支或欧陆简约式）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区分，这不单是学术分工与学术资源争夺的问题，也牵涉到我们如何理解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社会/文化”与“人”。人类学从业者对这些学科的核心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或各自的诠释，对我们规划人类学课程与发展人类学学科有重大的影响。

以我个人作为“民族志例子”，我的主要研究是分析国家政策与其在地方落实中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通过“政策”（现代国家科层知识）作为切入点，我的研究也触及到国家、抗争（维权）、法律、地方治理等被认为是政治科学的研究。我将我的研究方向姑且称为“政策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policy）。数年前，当我初到单位（厦大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工作时，被认为是做“政治人类学”、“社区”等研究的。而在这次会议中，有老师认为我的研究偏向“社会学”。“分类”是人类认知的能力，但同行之间对研究方向进行“分类”，某方面来看，凸显出对“社会/文化”领域进行的划分。尽管人类学家谈的所谓“整体观”（holism）有一定问题（例如心理学的gestalt、稳定的功能系统等），但整体观依然是人类学的核心价值与概念之一。人类学家通过持续且细致的民族志研究从未间断思考整体的社会/文化，修补对立的社会/文化认知（文化与自然、抽象与物质、单一主体与多主体、人与动物、心与身、自由解放与监控等）。偏向政治科学或社会学的“政策人类学”好像与这些毫无关系；然而，这正是我要反思的地方，也是我这几年把博士论文章节修改出版的文章所讨论的。例如，“非人性”（impersonal）科层知识的政策被农民用道德话语去理解；“政策文件”不仅是文本知识，还是物质性知识，作为地方农民想象遥远中央政府的物质媒介；政策虽然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但也是自由解放的策略手段（如“以政策法令抗争”）；政策制定者置身于社会网络中，“政策”本身既是政策制定者的结果，也是多元能动者的结果。

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政策研究是跨学科的领域，人类学一直以来都参与其中，特别是发展项目与其他国家政策导向的人类学分支。国内人类学学界强调的“应用人类学”，是学术实践行动参与公共事务，担当社会发展（与公益/公义）的责任（我国人觉得最好的例子是“公平贸易”，虽然不是由人类学家所提倡，但经济人类学的浪漫让我们有理由去“伐柯”资本主义的邪恶与贪婪），也是面对学科竞争的策略性手段，对人类学的合法性地位进行强化。然而，“应用人类学”、“公共人类学”与“担当人类学”（在行动过程中地雷满布）强调其实用性，与构建理论并不抵触，而且是相辅相成，在实践过程中看清楚前路（例如，政策不只是快速强行执行，技术性解决眼前的问题，结果可能产生更多预料之外的后果）。

不管是哪一派或分支的人类学，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学的“初衷”之一：整体视野。我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一直被灌输；同样地，现在我也灌输给学生，强迫他们喝下这碗“鸡汤”。从改革开放至今屈指一算，人类学将近发展了40个年头，在经典的结构功能论人类学分支（政治、经济、亲属等）基础上发展出许多的分支人类学。原则上，人类学什么都可以研究，但不是什么都可以变成人类学分支——如果没有理论观点、方法论问题、论证等学理基础，更加重要的是，可能面临缺乏整体社会/文化视野的危机。人类学分支可以无限发展下去，但结果可能是，人类学在中国变成支离破碎的“XX分支化”现象。因此，这也同时关系到人类学课程设计的问题，学生是否掌握人类学的整体观或更加开阔的社会/文化观，不等于他（她）们修读过多少“XX人类学”，就是说把无数的“XX人类学”加起来不等于整体人类学。同时，人类学家太过于强调自身的“XX”范畴，将忽略整体的人类学本身。

作者发表的论文：

·        Cheung,Chi-Pui. 2012. The Paradox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The Hukou System, Rural Policy, andRural Land Development. Urban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41(2, 3, 4): 293-328,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3339810

·        2015.MoralNarratives of State Policy: Urban Development in Meicun, China.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35(4): 351-372, DOI: 10.1177/0308275X15584976

·        2017. Policy Documents:Imaginations of the State and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a Chinese Land-losingVillage. I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Quest for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Susanne Brandtstädterand Hans Steinmüller. London: Routledge, pp. 91-106.

作者推荐的书籍：

   谢泳。201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某程度上，谢泳先生这本书与人类学没有任何关系，但作为人类学家，我不敢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整个学术社群中的一分子而已。2017年11月，我参加了南方某校举办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的主题是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教学。大多部分的参加者来自于高校人类学专业的年青从业者，但当中有几位朋友是来自于（合法的）民间组织，他们“有志于投身社会（公益）服务的年轻人”（引自他们的微博）。在工作坊的交流过程中，也许，他们提倡过于“基进”的 militant anthropology（Scheper-Hughes1995）（这是我个人理解），被理解为“激进”分子。在观察过程中，他们的“会议礼仪”有点儿“小气”，未能体恤工作坊召集人的工作。

    然而，我能够理解与体会他们投身于民间公益活动的动机，不满高校的知识生产、audit culture、管理主义等问题（特别是前者）。对他们来说，“民族志研究”一方面是行动与实践（更基进地说，“民族志”是为了揭发权力的伪装，John Gledhill语）。我相信工作坊召集人非常清楚社会运动的问题，并负责任指出高校老师承担一些伦理责任。我只能说大家的角色不同，但并不冲突，提前是高校老师必须有“反身性”。

    回到谢泳先生《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例如费孝通）。当我们缅怀“逝去的年代”中文人的风骨与坎坷，我们年青人类学者避免走上投机取巧的学术歪路，对知识生产有一定的要求，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反身性，不仅是行动，而且是思想上。

作者简介：

    张志培，现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助理教授，毕业于曼切斯特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作者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农民对国家科层制度的“道德化”实践，以及国家政策地方化的问题。作者关注的其他研究议题还有中国农村抗争政治与社会行动、农村政治经济与发展、殡葬政策、critical policy studies等。目前研究课题为殡葬政策与地方政策实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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