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 | 女性写作的力量
©加拿大画家E·J·休斯
2013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的秘书以为，这一天所有重要的作家都会在家等电话，但是从瑞典斯德哥尔摩打到加拿大的电话没有人接——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艾丽丝·门罗女士出远门了。
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门罗已经得过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三次，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布克国际文学奖等，作品经常出现在《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获奖小说选》中，并定期为《纽约客》供稿。
这一天，门罗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她也是第13个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她的好友、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推特上更新了：“我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艾丽丝，赶快接电话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
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的创作以女性主义和神话主题闻名。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约三十个国家出版，其中诗集《圆圈游戏》和小说《使女的故事》先后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盲刺客》获英国布克奖。
而艾丽丝·门罗正在女儿家，她原本计划来打理一些家务事。门罗出身贫寒小镇，大学只读到2年级，随后结婚、生育，经营一家小书店，她只能等到孩子睡觉后、从家务中抽出时间写出几个句子……就这样写了几十年，宛如“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节选自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对艾丽丝·门罗的采访。读门罗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许就如美国作家辛西娅·欧兹克所言：
“门罗是我们时代的契诃夫。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她更能历久弥新，流芳后世。”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 ）
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少女时代即开始写作，37岁时出版第一部作品。她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以细腻透彻又波澜不惊的话语，洞见人性的幽微处。
1.
《巴黎评论》：您对您的编辑有多依赖？
门罗：为《纽约客》撰稿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严肃的编辑工作。之前我接触的编辑差不多只进行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再提一点意见——意见真的不多。我必须同编辑就小说情节方面达成一致。
举例来说，如果有编辑认为威廉·马克斯韦尔（William Maxwell）的短篇小说没有情节，那么这样的编辑对我来说毫无用处。当然，好的编辑也得有一双尖锐的眼睛，能够找出那些我自己给自己下套的地方。
我在《纽约客》的第一位责编是奇普·麦格拉斯，他真的很称职。我特别惊讶，居然有人能如此够深入领会我的意图。有时候审校的工作量并不大，但他会时不时给我很多指导。
我重写过一篇名叫《火鸡季》（The Turkey Season）的小说，他当时已经买了这本书了。我本以为他会接受修改过的版本，可他并不买账。他告诉我，“这么说吧，修改过的版本有些我喜欢的地方，不过原来的版本也有些我喜欢的地方。要不咱们再等等看？”他从不说类似于“我们要怎么做”的话。因此我们将两个版本结合起来，用这种办法修订出了一个更好的版本，在我看来的确如此。
《巴黎评论》：这些工作都是如何完成的？通过电话或是邮件？您有去过《纽约客》编辑部，同编辑当面做决策么？
门罗：通过邮件。我们的电话沟通也卓有成效，不过我们只见过几次面。
2.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纽约客》上是什么时候？
门罗：《皇家式殴打》（Royal Beatings）是我在《纽约客》上发表的首部小说，发表于1977年。
不过五十年代时，我就向《纽约客》投过早期所有的小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再也没向他们投过稿，只将稿件投到加拿大的杂志社去。不过《纽约客》给我寄过一些很贴心的便条——用铅笔写的，非正式的短信。他们从来不在上面署名，也不会过分鼓励后进。
我还记得其中一个便条：“写的很不错，不过主题有些过于陈旧。”也的确如此。小说讲的是两位老者之间的感情——一位年迈的农民向一位老姑娘求婚，这时候，那位老姑娘意识到，她终于等到这一时刻了。小说叫做《紫菀盛放之日》（The Day the Asters Bloomed）。小说写的很糟糕。这可不是我十七岁时写的，那时我都二十五岁了。我的小说里写过很多老姑娘。我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写老姑娘，我并不认识什么老姑娘。
《巴黎评论》：您成家很早。您似乎也没有很期待自己会过上老姑娘似的生活吧。
门罗：我早就清楚，本质上我就是个老姑娘。
3.
《巴黎评论》：您一直坚持写作么？
门罗：大概从七、八年级时开始的。
《巴黎评论》：您刚上大学时就已经严肃地写作了么？
门罗：是的。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我没钱。我早就知道自己只能读两年大学，因为我只有两年的奖学金。在大学的两年是我生命中一次短暂的假期，那段时光特别美好。我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负责家务活了，所以说，在大学的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活的时候。
《巴黎评论》：两年大学读完以后，您就结婚了么？
门罗：第二年一读完，我就结婚了，那年我二十岁。我们搬到了温哥华。搬家可是结婚中的一件大事，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冒险。我们搬到了加拿大境内我们能去的最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分别只有二十和二十二岁，很快就过上了某种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打算买一栋房子，并生一个孩子。没过多久，我们就梦想成真了。我二十一岁时就生了第一个孩子。
《巴黎评论》：那段时间里，您也坚持写作么？
门罗：我怀孕的时候拼命写作，因为我觉得有了孩子后，就再也没法写了。每一次怀孕，我都备受鞭策，想在在孩子出生前写出些惊天动地的东西来。事实上，我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也没写出来。
《巴黎评论》：在《感谢载我一程》里，您以一个城市男孩的视角进行写作，这个男孩相当冷酷无情，他让一位贫穷的乡镇女孩搭便车，并同她过夜、发生了关系。一开始，男孩为女孩的贫穷出身所吸引，后来又因此感到恶心。您写这篇小说时，正过着特别安稳与得体的日子，这一点似乎挺让人惊讶的。
门罗：我怀大女儿的那个夏天，丈夫的一位朋友拜访了我们，在我们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他在加拿大电影局工作，当时在我们那儿拍电影。他给我们讲了许多事情，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闲谈自己的生活。他讲过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乔治亚湾的一座小镇，还包含同当地一个女孩约会的情节。这样的邂逅发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男孩同那个女孩间，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但对于他来说却很新鲜。于是我立即同那位女孩、她的家庭以及她的境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事后我很快便完成了《感谢载我一程》，毕竟我的宝宝正在婴儿床里看着我。
4.
《巴黎评论》：第一本书出版时，您多少岁？
门罗：当时我三十六岁。那些年我一直在写这些短篇小说，终于，瑞尔森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给我写信，并问我是否有足够的短篇小说出一本书。瑞尔森出版社是一家加拿大出版公司，后来被麦格劳希尔集团收购。本来，那位编辑想把我和另外两三位作家放在一起、合出一本书。不过那个计划落空了，但他手头上还是有一些我的短篇。然后他离开了那家出版社，把我交给了另外一位编辑，那位编辑说：“要是你还能再写三个短篇，我们就能出书了。”于是，在第一本书出版的前一年，我写出了《图像》，《沃克兄弟公司旗下的牛仔》以及《贺卡》（Postcard）。
《巴黎评论》：您在杂志上发表过这些短篇小说么？
门罗：大多数的短篇都发表在《塔玛拉克评论》。杂志有些小众，但办得很不错，而且很大胆。那位编辑说，在加拿大，就他能叫出自己所有读者的名字。
5.
《巴黎评论》：您有专门的写作时间么？
门罗：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们一旦出门上学去，我就开始写。那些年我写的很努力。我丈夫和我开了一家书店，即便在书店工作，我也会在家待到中午。我必须做家务活，有时也用那点时间写作。后来我不用每天在店里工作了，就一直写到大家回家吃午饭，他们出门后，我又开始写，时间大概在两点半。这时我会迅速喝杯咖啡，然后开始做家务，设法在傍晚前做完家务活。
《巴黎评论》：您的女儿们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时，您在什么时候写作？
门罗：她们小睡的时候。
《巴黎评论》：您在她们小睡时写作么？
门罗：对的。从下午一点到三点。我写过很多很烂的小说，不过我确实很多产。写第二本书《少女和妇女的生活》那年，我效率特别高。我得照顾四个孩子，因为女儿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一周还在书店工作两天。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然后早上六点就起床。我还记得当时的想法：“你知道么，也许我就快死了，真可怕，我的心脏病就快发作了。”那时候我大概三十九岁，居然产生了这种想法。
然后我又想：“好吧，死就死吧，反正我现在已经写了很多了。然后他们就会明白，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就这样拼命地写，就跟赛跑似的。如今我可没有当初那种精力了。
6.
《巴黎评论》：您一提笔、就已经知道小说会怎么发展了么？您是不是早就构思好了？
门罗：并非完全如此。一篇好的小说在创作过程中通常都存在变数。眼下我正在写一篇小说，一开始就写的不顺手。每天早上我都写，写出来的东西却华而不实。我不喜欢正在写的这篇，但是我觉得，兴许在某个时候，我能喜欢上它。通常在进行创作前，我便很了解我要写的小说了。要是写作时间不固定，我就长时间在脑海中进行创作，一旦我开始写，就能迅速进入最佳状态。现如今，我靠记笔记来完成这种前期准备工作。
《巴黎评论》：您用笔记本？
门罗：我有一大堆笔记本，上面写着特别蹩脚的的文字，差不多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看着这些初稿的时候，我常常想，这么做是不是毫无意义。有些有才华的作家写的特别快，就是那种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的人，我恰好跟这种作家相反。不论我尝试做什么，我都不能立即就抓住重点。我经常文不对题，然后不得不重头再来。
7.
《巴黎评论》：对您来说，是虚构简单，还是虚实结合简单？
门罗：跟过去比起来，如今我的私人化写作越来越少了，原因很简单，也很明显。因为我把童年生活的经历都使用殆尽了，除非你能像威廉·马克斯韦尔那样，不断地寻访过去，从中发掘新的妙不可言的层次。
你的孩子就是你后半生的素材，还是那种挖掘的很深，而且极度私人化的素材。父母过世后，你可以以父母为题材写作，可是你的孩子还在，你还得指望他们来养老院看你呢。也许更可取的是转而创作那些主要基于观察的小说。
8.
《巴黎评论》：有没有什么小说是您喜欢但别人不喜欢的？比方说，有没有什么小说是您丈夫不喜欢的？
门罗：我很喜欢《奥兰治大街溜冰场的月亮》（The Moon in the Orange Street Skating Rink），不过格里不喜欢那篇小说。小说源自于他跟我讲的一则童年趣闻，我写出来的可能与他所设想的不同。我真心以为他会喜欢这篇小说，后来他却说：“嗯，不是你最好的一篇。”我们在我的作品上的分歧仅此一次。从那以后，他每次都小心翼翼，等我不在的时候才读我写的东西。他如果喜欢的话，事后会顺便提一句，不过也许他连提都不会提。我觉得，婚姻要想长久，就必须这样经营。
9.
《巴黎评论》：您成长过程中读过很多书么？有没有什么作品对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果有的话，都是些什么作品？
门罗：直到我三十岁，阅读都如同我的生命。书籍给了我生命。美国南方作家是第一批真正打动我的作家，他们告诉我，作家也可以写小镇风光，村人风情，以及我所熟知的生活。不过我当时真没意识到，我真正喜欢的那些人全都是女作家，这也是南方作家最吸引我的地方。我真没那么喜欢福克纳（Faulkner）。我特别喜欢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 Porter），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我觉得，女人才写得出那些神经质以及边边角角的故事。
《巴黎评论》：您也总喜欢写这类故事。
门罗：对的。我以前就觉得那才是我们所擅长的领域，男性作家则擅长写那些与现实息息相关的长篇小说、一些主流的大部头小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身处边缘的感觉，并没有人把我逼到里。也许是因为我成长在边缘环境中吧。我也知道，那些伟大作家的身上有些我所不具备的特质，但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初读D·H·劳伦斯（D. H. Lawrence）时，我饱受困扰。作家们谈论妇女性别特征的言论经常困扰我。
《巴黎评论》：您能确切地指出您到底在困扰些什么吗？
门罗：就是说，要是我成了其他作家的写作对象，我还能当作家么？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三十一期，一九九四年夏季号，译者：MagicDon，请勿商用。微信发表时有删减。《巴黎评论 · 作家访谈4》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收录有门罗这篇采访，梁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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