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龙 | 数字经济中的消费新内涵与消费力培育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4-24

本文刊于2020年第5期

数字经济中的消费新内涵与消费力培育

韩文龙

作者简介： 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天府万人计划入选者。硕博连读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联合培养博士生（国家公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常务理事，执委；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常务理事，执委；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等；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数字经济、市场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农村问题等，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经济学动态》《政治经济学评论》《财经科学》《经济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80多篇，1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2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一般项目多项，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网和光明网等发表文章5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参著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项目多项。

摘要: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消费内涵，一方面出现了消费内容的多样化、虚拟化和个性化，实现了消费模式的数字化和平台化，另一方面创造出了新的消费需求，数字产品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消费作为上一个再生产过程的终点和下一个再生产的起点，它既受到生产的制约，也会对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数字经济中的消费与生产同样具有这种辩证关系。数字经济时代，升级传统消费和发展数字消费需要实现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发展，同时需要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创新数字消费金融产品和扩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消费等途径来大力培育数字消费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数字经济；数字生产力；数字消费力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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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1500字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数字经济占我国GDP比重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2003-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其中2018年数字经济名义增速达到了20.9%，远高于2018年GDP6.6%的增速。同时，我国数字消费也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2019年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862.1亿元，增长了38.3% 。

当前，面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和打压，我们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关键是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其中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接近60%，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扩大消费需求，一是要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奠定扩大消费的收入基础。二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品牌价值、增加产品附加值、扩大服务内涵。三是要大力发展数字消费，以数字消费引领消费新趋势，实现消费的转型升级。深刻认识数字消费新内涵的变化，把握数字生产力和数字消费力的辩证关系和经济规律，培育数字消费力是扩大消费需求，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数字经济中的消费新内涵

（一）数字消费内容的多元化、虚拟化和个性化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内容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消费内容的多元化。数字经济时代传统消费内容逐渐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即，可数字化的传统产品和服务逐渐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第一二产业等实体性产业通过“互联网+”、数字化和智能化进行结构转型，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与数字化融合比较快。由于服务业中的很多内容具有非实体性特征，非常容易与数字技术结合形成新的服务内容。如银行和保险行业的部分产品和服务逐渐向数字化转型，网上银行、在线理财和数字保险产品等逆势成为了这些行业的新增长点；其交易模式也逐渐转为在线交易。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产业化创造了新消费内容。数字产业化即通过数据储备、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对数字实现管理、开发和利用，形成数据产品，例如网络操作、广告推送、大数据营销、搜索服务、数据定价和交易等。数据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带动了数字产品服务的新消费，其内容涵盖新闻资讯、社交娱乐、短视频、教育培训、知识学习等各个方面。总之，无论是传统消费内容数字化，还是数据产业化发展都依靠数字技术形成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使得人们的消费选择范围更加广泛。

二是消费内容的虚拟化。随着收入的增加，传统的衣食住行中的物质化内容的比例逐渐降低，人们消费中非物质类的商品越来越多。例如，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视频、图片、音频和文字等成为了人民越来越重视的精神享受内容。马克思在讨论劳动力价值时提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既是劳动力恢复的过程，也是新的劳动力形成过程，故劳动力价值包括：(1) 维持劳动者自身正常生活状况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 维持劳动者家属子女即劳动力的接替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3) 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费用。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还包括历史和道德的要素。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劳动力价值的内容主要以物质内容为主，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价值中的精神层面的内容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消费内容越来越虚拟化。例如，网上娱乐、通讯视频、数字教育、社区论坛等均是在网络虚拟空间等完成的。人们可以购买虚拟产品或信息产品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商品的虚拟化，使得人们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改变，网络空间成为了人们获得虚拟消费商品的新场所，虚拟商品的需求规模不断扩大。

三是消费内容的个性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和精神产品实现了极大丰富；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4亿左右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的双向扩张，为居民的个性化消费提供了基础。数字经济时代，凭借数字技术形成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进一步催化了居民消费需求。消费的个性化，即不同的消费者关注不同产品和服务的不同点，在功能、设计、品牌、体验、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个性化的要求。例如，对于新闻资讯，不同的消费者会关注不同的内容。腾讯新闻和企鹅智库联合发布的《互联网第一战场：2019泛内容消费趋势报告》显示，男女对不同类型的新闻资讯的关注度是不一样的，男性更偏好科技、军事、财经、体育和汽车类新闻资讯，女性更偏好生活常识、娱乐、健康和教育类新闻资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使用，在数字经济中更容易满足和实现个性化的需求。不过，数字经济时代的消费也容易被“潮流”和“意见领袖”所左右。通过大数据和可视化技术，借助网络广告、现场直播等方式，存在“关键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和“关键意见消费者”的评价作用。如“直播带货”等明星示范效应，和“服务评价”等结果反馈效应，会引导消费者对某种产品和服务产生非理性偏好。

（二）消费模式的网络化和平台化

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网络和平台逐渐占据了消费渠道的主导地位。在线零售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人们赖以生活的新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成为了连接生产者、供给者和消费者的中间纽带，通过信息传递和互动，消费者可以获得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互联网的快捷和便利使得消费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消费边界不断扩展。消费者可以在网络上购买家电、书籍和日用品等，还可以购买虚拟化的产品和服务。网络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较快地实现供需双方信息的匹配，供给者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当前，平台经济正在成为数字经济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它依靠数据收集、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和数据挖掘等形成了商品流和信息流的集成，正在形成跨越时空的全球性网络体系，连接了全球范围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活动。平台经济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消费者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接入某一专业平台就可以完成商品的筛选、购买、评价和服务的预定等。平台经济已经深入到了居民生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例如，在京东、淘宝等购物平台上可以购买各类生活用品，通过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可以点外卖，通过携程和飞猪等旅行平台可以预定机票和酒店等，通过滴滴打车等平台可以预约网约车等。平台经济的崛起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生活，提高了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深刻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模式和习惯，也带动了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85239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0.7%，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2019年占GDP的比重超过了30% 。

（三）数字化零售与消费的全球化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零售具有洞察消费需要、促进供需匹配和联动再生产资源配置的潜在机制。数字化零售实际上较好地连接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提高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平台经济的崛起加快了数字化零售的快速发展，使得商业资本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处于核心地位。商业资本的循环，也因为具有了数字技术的助力，节省了流通时间，提高了商品流通速度。例如，现代仓储和物流技术的发展已经让货物“朝发夕至”成为了普遍现象，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的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了居民消费的普遍选择。以中国为例，研究报告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拥有超过9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64.5%，2019年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862.1亿元，增长了38.3% ，已经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消费市场和贸易市场。

借助于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数字化零售和平台经济正在实现全球化扩张。平台经济的全球化扩张背后是资本逻辑推动的，即资本要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需要超越时空限制，通过国际市场扩张来完成生产网络、销售网络和需求网络的全球化布局。客观的讲，平台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带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全球生产和供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平台经济等的崛起，也加快了商业资本的循环，使得具有优势地位的数字化零售平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的垄断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亚马逊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在线销售平台之一，其市值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其占有全球在线零售市场的比例超过了40%。通过这种平台垄断优势，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获得了巨额财富，多年蝉联世界首富。平台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使得平台经济的商品销售规模扩大了，销售速度加快了；同时也使得实体店铺遭遇了生存困境，正在面临艰难的转型。对于全社会来讲，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零售和新消费改变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价值实现的方式，使得实体经济越来越依附于平台经济等来完成价值实现。平台经济构建起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和销售网络，使得商品的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更加国际化和社会化了。

二
数字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与互相制约关系。因此，研究数字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新事物和新趋势；同时要重点把握和运用数字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的新规律。

（一）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

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方式与之相适应。数字化生产方式决定了消费方式也逐渐向数字化转变。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通过平台经济链接起来以后，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分工更加多样化和深化了，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生产和消费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可以实现关键性要素、产品和可贸易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有效配置。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发生了新变化，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了新发展趋势。数字技术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正在实现深度融合。互联网+农业，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服务业智能化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得人类进入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新时代。生产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也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消费方式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其中，平台经济成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组织。平台经济能够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网络效应，将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在一起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快速匹配，缩短了产品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的时间，加快了资本循环，降低了交易费用。

此外，生产的结构决定消费的结构。按照马克思的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原理，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要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第二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要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数字经济时代，仍然需要遵循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原理。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范围更加宽泛了，数字型生产资料等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各类芯片已经成为智能生产和智能服务的核心生产资料。核心数字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成为一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中国在芯片等核心生产资料领域受到了“卡脖子”等问题困扰，尤其是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遏制战略以后，高端芯片等再生产成为了我们面临的新挑战。当前，华为、中芯国际等一大批企业加大了芯片领域的研发投入，将会逐渐解决芯片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以上的案例分析说明，只有实现了生产资料部门核心产品和技术的突破才能进一步支持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扩大再生产，由此才能提高消费资料的质量和品质。

（二）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求

消费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既是检验国民经济循环是否有序有效的标尺，也是向社会再生产其他环节反馈信息的指示器。马克思区分了“生产的消费”和“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即生活性的消费）。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生产的消费”还是“生活性的消费”都发生了改变。在数字生产过程中，除了传统的资本、劳动、土地和技术等要素外，数据也作为重要的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甚至在数字化生产过程中成为主导型要素，正在改变传统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等。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 。数字化经济时代，数字化的生产方式产生的产品内容也逐渐数据化、虚拟化，消费也从传统的实体店转移到了网络空间和网络平台，例如网络购物、在线娱乐、网络医疗、平台经济。人们的消费方式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平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19年6月止，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了6.39亿，较2018年底增长2871万，占网民整体的74.8% 。数字消费中，人们消费的动力也由原来的物质生活享受转向了精神生活享受。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更好的满足人们的各类精神需求，例如人们对真善美等的追求，促使人们通过网络途径和信息平台去关注科学、哲学、艺术、休闲和娱乐等信息。

消费作为前一个再生产过程的终点和新的再生产的起点。它既受到生产的制约，也会对生产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指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求，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 。数字经济背景下居民消费呈现出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居民消费增长势头强劲、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居民消费协同发展、数字消费逐步占领居民消费的新高点、90后展现出巨大的网络消费潜力、我国跨境电商快速发展六大态势。随着数字化消费模式的发展，个性化与定制成为新的趋势。消费端的变化必然要求生产端作出及时调整，通过柔性生产、智能制造和生产服务化来满足客户的各类需求。通过客户端的及时反馈，生产端可以快速调整生产工艺，创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客户的新需求。马克思提出了扩大消费的途径，“第一, 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 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 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 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数字化生产方式下，生产者不仅需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快速创新产品和改进服务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而且需要“熊彼特式的创新”来主动引领新消费。

（三）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

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互动要通过分配和交换这样的中介才能实现。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个社会形成财富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本质要求，同时物质生产资料的交换是物质生产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一个社会中的交换关系涉及到国内交换和国际贸易两个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内交换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完成，国外交换主要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来完成。数字经济时代，交换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适应数字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平台经济依靠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以及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所支持的数字平台，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平台经济凭借强大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已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主要的交换形式。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美国的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交易平台，同时优步、爱彼迎、脸谱、推特等数字平台企业已经成为了大型国际数字公司，对欧美等国家的数字服务市场形成了垄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也形成了以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等为代表的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成为了数字经济交换便利化的重要推动者。平台经济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有效的连接起来，可以快速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匹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

一个社会中的分配关系是由两个层面制度决定的，一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从唯物史观角度讲，分配制度是由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制定，并为占有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所以按资分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的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所以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分配原则。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讲，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二是由具体的资源配置机制决定的。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多样化的，例如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权威机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机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机制。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要素都要参与使用价值的形成，为了体现稀缺资源的经济价值，各个要素可以根据参与使用价值形成的贡献来获取相应的要素报酬。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关键性的要素也要参与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形成过程，所以也要获得相应的报酬。在收入分配中，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的报酬后就会成为消费者。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决定各个要素所有者能否获得合理的报酬。只有形成合理的分配关系才能充分激发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才能充分释放各要素所有者的消费潜力。

三
培育数字经济中的消费力

（一）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消费力是指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消费力可以分为个人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个人消费力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社会消费力主要与整个社会的分配制度相关。马克思指出“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 。可见，提高消费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因为要发展生产力既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等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也要通过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力来实现商品价值。要发展生产力就需要提高消费力，同时要提高消费力需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这两种力是需要互相支持的。所以马克思指出“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可以理解为发展消费力和发展消费资料是发展生产力的两种重要途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 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 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 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 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 。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模来看，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运动大致可以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社会生产力落后于社会消费力，社会生产力制约社会消费力的发展，第二阶段社会生产力超越社会消费力，社会消费力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阶段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消费力实现均衡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来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进步，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形成了庞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2019我国人均GPD年超过了一万美元。可以说我国已经处在了社会生产力结构性超越社会消费力的阶段，从总体来讲，我国社会消费力还不足。《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7.8% ，但是仍然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以数字经济为主的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正在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崛起更是助力了消费的转型升级，使得生产和消费的结构逐渐合理化。

（二）培育数字消费力

数字经济时代，要实现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需要大力发展数字生产力和大力培育数字消费力，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辩证地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大力发展数字生产力，丰富数字产品和服务。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会极大改变。为了主动适应数字信息经济变革，政府需要发挥积极作用。借鉴互联网技术和航空航天领域发展的美国经验，国家应该加强数字信息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构建高质量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培养高素质的数字信息行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蓝领工人，制定数字信息技术发展规划和形成有序竞争的法律体系。同时，需要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成为数字信息技术和产品的主要研发者和供给者，鼓励企业积极投入研发，努力“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展开竞争，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只有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合作，才能发挥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庞大的数字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为数字消费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

二是改革与创新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增加居民收入。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 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 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 。提升社会消费力关键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只有居民收入增加了才能扩大全社会的消费力。首先，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从宏观层面要解决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问题，让居民部门获得更多的收入份额。同时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形成居民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从微观层面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让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收入，实现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等。其次，创新收入分配制度体制机制，保护数据要素产权，让数据要素成为获得收入的重要依据。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同时，要充分调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类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让这些要素所有者按照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参与分配，获得合理的要素报酬收入。再次，要通过发展的方式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我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较大。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费力，尤其是要提高中部、西部，以及农村居民等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等路径不断解决地区之间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后，要积极扩大就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形成创造性的就业效应和破坏性的替代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就业效应，就可能产生结构性失业问题。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会对传统行业就业者和低技能就业者等群体产生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要共同解决好结构性失业问题，通过再就业培训、在岗培训和志愿者服务等方式让更多的劳动者习得新技能，获得新的就业岗位。

三是主动适应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要求，不断满足更高层次需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价值时提出劳动力的价值主要有维持其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维持劳动者家属子女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与培训的费用，还包括历史和道德的因素等。从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消费来看，消费需求可以包括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层次。三个层次依次演变的过程也是社会消费力不断递增的过程。在生存层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往往较高，在享受层次和发展层次，居民的消费支出会越来越多元化，支出方向越来越偏向于非物质化的内容。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信息产品和服务更多的偏向于享受层次和发展层次，所以数字经济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当前实现中国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主动适应消费需求的新变化，重点在汽车、家具、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住房，以及信息服务、教育、医疗、旅游等方面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供给的质量和产品的安全性、品牌度等。对于数字消费领域就是要推动数字信息产品的智能化升级，重点加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数字化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化运作，通过创新产品功能和提升服务品质等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另外，要通过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传统服务业进行融合，培育更大规模的在线生活、学习、教育、娱乐、医疗、出行和旅游等数字消费新领域，形成智慧生活、智慧家庭、智慧健康、智慧养老、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等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加快在线音乐、数字影视、网络文学、在线娱乐和在线直播等数字消费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创新。

四是创新数字消费金融产品，不断挖掘消费潜力。马克思非常重视信用制度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消费信用是现代信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加快资本循环和周转，实现商品的价值，可以通过适度地消费信用扩张来完成消费的扩张。现代金融中，住房按揭、汽车按揭、手机按揭等都成为消费信用的重要实现形式。在数字经济时代，可以通过数字金融产品的创新来实现多元化的消费信用扩张。例如，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与电商平台相互连接的新型数字金融产品成为了年轻人青睐的短期消费信用实现形式。目前，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为56.5%，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总体稳健，家庭偿债能力总体较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在坚持落实中央提出的“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政策，不断结构性降低家庭债务杠杆率的同时，可以适度创新数字金融类产品，引导消费者主动进行数字消费升级。

五是扩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消费，进一步拉动内需。随着我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逐渐丰富，消费基金逐渐增加，全社会用于集体消费的规模也将逐渐扩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当前，要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度增加集体消费的部分。要发展数字经济和发展数字中国，就需要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消费的重要内容。数字基础设施涉及到了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5G网络、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为核心的新技术研发和运用的一系列物理技术工程支持体系和非物理的制度支持体系。例如，为了落实“新基建”的要求，需要打造数据平台、智能平台、技术平台和业务平台等多平台，形成数字经济运行的智能化应用场景，连接政府、企业、居民等多个使用主体，实现万物互联互通。

四
主要结论

通过数字消费实现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途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消费内涵，一方面，消费内容更加多元化、虚拟化和个性化，消费模式出现了网络化和平台化趋势，借助数字零售和平台经济实现了消费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也在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数字产品已日渐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从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论述看，消费作为上一个再生产过程的终点和下一个再生产的起点，它既受到生产的制约，也会对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数字经济中的消费与生产同样具有这种辩证关系。当前，要发展生产力就需要提高消费力，同时要提高消费力需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这两种力是需要互相支持的。要实现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需要大力发展数字生产力和大力培育数字消费力。培育数字消费力的重点在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高数字消费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形成支持数字消费的收入基础，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助力数字消费的实现，实现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来引领数字消费新趋势，扩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消费进一步拉动数字消费。

（责任编辑：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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