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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 | 易地扶贫的空间失衡与精准施策

本文刊于2020年第6期


易地扶贫的空间失衡与精准施策

刘少杰


作者简介: 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教授,《社会学评论》主编,安徽大学讲席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网络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重大重点科研项目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社会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其中《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表彰。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13项,荣获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北京市教学名师、中国人民大学“大华杰出教学贡献奖、国务院特殊津贴等。



摘 要: 易地搬迁扶贫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习近平同志关于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相比,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空间失衡是贫困居民易地搬迁后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当对贫困居民搬迁后空间失衡的产生原因和实际表现做出深入分析,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表象空间的复杂联系中,探寻化解空间失衡的行之有效的精准对策。应当积极引导搬迁居民参与互联网活动,在网络空间中开展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促进移民新村从陌生关系早日转化为熟悉关系,同时提升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能力,实现扶贫、扶志、争取新发展的统一。

正文

约7000字

      易地扶贫,亦称易地搬迁扶贫或易地移民扶贫,是旨在通过移民搬迁而从根本上实现深度贫困地区人口彻底脱贫的重大战略实践。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也大力支持,在各方艰苦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习近平关于精准脱贫的战略部署和一定要实现的明确目标来看,空前规模的易地扶贫还存在一些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应当明确认识易地扶贫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实质与根源,更积极地推进易地扶贫精准深化,以便有效化解其中的空间矛盾,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绩。



易地扶贫的空间改变

      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发生,但由政府规划并大力推动的大规模易地搬迁扶贫,则开始于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三西”移民扶贫。1982年12月,国务院启动了对甘肃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扶贫工程(即所谓“三西移民扶贫”)。至1998年底,该项工程完成了特困地区63万人的易地搬迁。这项长达16年的搬迁扶贫,表明政府和群众开始正视恶劣的自然环境,承认某些环境问题不可改变甚至不适合生存的严峻事实,走上了符合实际的扶贫道路。
       据吴振磊等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易地扶贫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1982-2000年的易地扶贫初探阶段;2001-2010年的试点推进阶段;2011-2015年的全面推进阶段;2016-2020年的攻坚与巩固阶段。历时近40年的易地扶贫,确实取得了显著成就:至2017年全国易地搬迁扶贫人口1350.7万,而2018年和2019年是搬迁力度最大的两年,搬迁人口达1000万左右。总计40来年一共搬迁扶贫人口达2300多万人。
       这2300多万贫困人口从土地贫瘠、位置偏僻或自然资源恶劣的环境中,搬进了乡镇、县城或公路两旁,空间位置和地理条件都要远远好于原来的居住地点。特别是一排排、一片片整齐靓丽的新居,或者是在贵州看到的徽州白墙黑瓦建筑,或者是甘肃和宁夏等地具有民族风格的整齐规整的扶贫民居,确实向人们展现了易地搬迁扶贫的崭新气象。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结中国扶贫取得的辉煌成绩时就明确指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七年来的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七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然而,在这焕然一新的易地搬迁扶贫的新气象中,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化解的问题。正像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要清醒认识和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任务的艰巨性,清醒认识把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挑战认识得更到位一些,做好应对和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准备。”周恩宇和卯丹对易地搬迁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通过实地调查首先发现了一些实际问题:搬迁补贴的分配是否公平?群众对“先拆后补”政策不够满意,“撤点并校”使一些搬迁农户有被迫感,搬迁建房补贴较低,迁入地对移民支持力度不足等。同时他们还认识到:易地扶贫存在着政府空间规划、空间改造同群众的空间感知、空间生存之间的一些矛盾。
       应当承认,易地扶贫从一开始就是很典型的由政府理性规划推动的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改造。这项规模宏大的生存空间改造工程,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贫困人口而言,都不仅是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置移动,而且首先是空间观念上的改变。没有对原来“人定胜天”的浪漫主义理想的克服,脚踏实地地清楚认识地理条件和环境资源的空间差异性,承认一些地区极端自然困难的不可克服性或自然条件的不可改变性,易地扶贫工程不可能持续推进。
        既然易地扶贫是由政府的空间规划推进的,而空间规划又是基于一定的空间观念或空间知识形成的理性设计,其中必然包含着政府的理性设计是否符合贫困人口生活实际的问题。应当说,政府的空间规划也一定是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而形成的,但任何一种规划或设计都是指向某种特定目标的,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目标就一定要高度重视与实现目标而直接相关的因素,与此同时也难免轻视间接相关因素,这是理性规划、方案设计以及实施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问题。
       通过对各地易地扶贫的空间规划和实践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易地扶贫的主要目光是聚集在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贫困人口物质生活的困难上,主要的目标是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地理位置或生存环境来摆脱贫困。概而言之,易地扶贫主要关注的是地理空间或物质空间的改变。然而,无论某些地区的贫困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人们的生活都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或物质空间中的物质生活,还有社会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和群体参与,以及心理空间中的情感体验、价值认同和知觉表象。
       虽然不能断言政府在设计和推进易地扶贫时没有考虑到迁移人口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问题,但起码可以说对迁移人口可能遇到的这两方面问题重视不足。一些调查研究发现了易地扶贫推进过程中存在的这类问题或这种倾向。龙彦亦和刘小珉通过对一个易地扶贫的搬迁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居民搬迁后不仅面临如何适应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新社会空间的融入问题,而且还存在能否在新环境中积极能动地获取资源、摆脱贫困的问题;吴振磊和李钺霆的研究发现,易地扶贫使一些迁移居民面临生活成本加大,社会交往关系需要重建,在新的环境中难以融入和难以获取社会支持等问题。



易地扶贫的空间失衡

       以改变生存环境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的易地扶贫,虽然搬迁居民的地理空间发生了变化,但其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还存在与地理空间变化不协调的问题。概言之,这是易地扶贫存在的空间失衡问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人的空间关系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特别是在生活节奏较慢、周围变化不大的地方,人们过着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平常生活,即便物质生活比较困难,人们也能在人际之间和人与环境之间形成一种适应性,村民之间和村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也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
       这种空间关系相对平衡的状态,不仅是在《桃花源记》中看到的理想描述,而且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存在。周恩宇和卯丹对贵州省某县易地扶贫安置村的考察发现,因为地理间隔和交通不变,原来有很多规模不大、散布在山区的少数民族村落,村民们习惯了山里的生活。尽管那里地理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不同村落之间少有往来,但人们过着相安无事的平静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实现了平衡的稳定状态,是一种自发自在的社会秩序。
       经过易地扶贫项目的实施,散布于山区不同角落的村民被迁移到政府建设的扶贫安置村中,苗族、侗族、水族和瑶族等各族村民,从原来相互隔离并且空间广阔的民族村汇集到一起,空间密度迅速增大,地理间隔也在整齐的新居中实现了物理跨越。这种变化理应利于移民交往和民族融合,然而,事实并非如愿。“我们发现原本生活在不同空间、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信仰,或为世仇的族群因易地扶贫搬迁被安置到了一起,既有的族群边界被打破。我们认为这对于被搬迁的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和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族群信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中的矛盾,给移民安置村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多难题。
       这种空间不平衡的现象直接表现在被迁移的不同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但更重要的不平衡则在于政府的理性规划和迁移族群的感性生活之间的差异或矛盾。政府的易地搬迁扶贫规划,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脱贫目标,根据某种知识和一定的事实,通过测算、推论而设计出来的一幅空间蓝图,无论设计这幅蓝图的官员和专家们如何强调从实际出发,但他们看到的空间状态和提出的空间规划,同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山村里的居民对所处空间的感受一定是有距离或有差别的。
       按照城镇生活的条件或标准去观察偏远山区里的村庄生活,特别是还有一些连村庄都够不上的散落在山谷沟汊中的零散住户,易地扶贫规划者们对这里很容易形成偏僻、孤单、闭塞、没出路和不安全等判断。随之而来的则是如何按照理性目标或城镇生活方式来改变这种生活状况,经过计算、推论和想象而制定出来的空间规划,亦即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头脑中的表象空间,就成为被认定为贫困状态的空间替代方案。这实质是用一个理想空间去替代被判定为落后的生存空间,如果这些生存空间中的贫困村民能明确地承认自己处于难以忍受的落后状态,并认为只有脱离这个空间才能改变贫困、走向富裕,理想和现实就会趋向统一,空间不平衡就会得到消解。
       然而,事实要比预想更加复杂,被认定为贫困而需要搬迁的人群,有很多人并不愿意离开世居的故土。他们或许并没感到所处环境的恶劣和生活贫困的难以忍受,与之相反,他们感到惋惜的是即将告别的熟悉环境、亲切面孔和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以及没有清楚边界而自由穿行其中的山川河谷。还有那些喜欢安静和熟悉、厌倦陌生和变动的村民,对喧嚣的城镇生活并不欣赏,让他们抛弃看上去低矮简陋的住所,住进连排成片的新建民居,并未感到新住所带来的幸福,相反却是集中居住的拥挤和压抑。
       或许规划者低估了村民空间感的惰性和复杂性。像地理空间包含着山水林田一样,村民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也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活内容。世代相继地居住在某一村落的人们,他们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和动觉等身体感官而形成的感觉,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积淀而成了以身体知觉为基础的空间表象。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空间表象,是具有综合性的形象知觉,是关于身体经历和心理体验的形象记忆,是与身体融为一体的可以传承记忆的身体知觉。
       梅洛•庞蒂对身体知觉在认识世界和生活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做了深刻论述,他认为身体知觉具有第一的首要地位,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进入世界的第一空间。“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有价值及所有存在总要预先设定的前提。这样的构想并非对理性与绝对的破坏,而是使他们降至地面的尝试。”“世界本身,大致可以定义成全部可知觉物、作为万物之物的世界本身,也不应被理解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所言意义上的客体,即包含所有局部现象的唯一法则或被一致证明的根本关系,而应被理解为所有可能存在的知觉的普遍风格。”
       梅洛•庞蒂强调身体知觉的根本地位,反对单纯从物理学和数学的实证科学立场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生活的空间存在与空间变迁,是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在梅洛•庞蒂之前,胡塞尔对以伽利略为代表的物理主义做出了深入批判。胡塞尔指出:“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通过这种抽象产生出纯粹物体的东西;但是这种纯粹物体的东西被当作具体的现实性来接受。”胡塞尔把这种站在物理主义立场通过数学计算而形成的空间表象称之为几何学空间,是抽象了人的文化特性和生活现实性的物理空间或科学空间。胡塞尔主张,只有回归生活世界,从人格的完整性去理解人的生命活动,才能真实地面对和进入人的现实空间。
       散居在山区或河谷中的民族村落,那里没有经过测算和规划而形成的世代相继的日常生活,尽管有交通上的不便、物质生活的贫困和文化生活的匮乏,但这就是村民们感到山亲、水亲、人也亲的家乡。如果村民能够克服物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在这里安居乐业,何必一定要把他们搬到远离家乡的陌生环境中去生活?即使通过某些政策支持、经费补助和观念引导,村民同意离开故土而迁居他乡,他们迁到新居后也未必不怀念家乡而难以融入新的环境。因为家乡是村民们的生活世界,村民的身体和心理已经深深地同家乡的山水林田和风土人情融汇一体。当村民的地理空间发生了迁移,而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还可能停留在往日的情境之中,难免会产生一种空间分裂的感觉,亦即空间失衡。




空间协调的精准施策

       正是因为扶贫问题十分复杂,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精准施策,他指出:实施易地搬迁,“这是一个不得不为的措施,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难度大,需要把工作做深做细。……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面对易地搬迁扶贫存在的空间失衡问题,应当从精准施策的角度开展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精准施策,就是要目标明确、措施得当、效果明显,而针对易地扶贫存在的空间失衡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化解贫困人口易地搬迁后的空间矛盾,形成协调的空间关系和生活状态。
       易地搬迁后,居民遭遇的空间失衡,首先表现的是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失衡,即人生地不熟。对于来自偏僻山村的贫困人口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原在家乡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关系,都是熟悉的空间或熟悉的社会。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描述的那样,在熟悉的乡村社会中,不仅有人对人的熟悉,而且还有人对物、对环境和风土人情的熟悉。“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而从熟悉的家乡社会搬迁至移民新村后,不仅熟悉变成了陌生,亲密也转变成了间隔,不习惯、不亲密、不协调的空间失衡感也就油然而生。
       既然亲密产生于熟悉,而熟悉又来自于接触或交往,因此要形成搬迁居民之间的亲密感,化解他们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不平衡问题,就应当从能有效促进搬迁居民之间熟悉关系的社会交往做起。通过形式多样的交往活动,使搬迁居民相互认识、逐渐熟悉,进而建立种种生活联系,甚至形成一些群体关系,亲密和信任就会在从陌生到熟悉的转变中逐渐形成。而一旦搬迁居民之间形成了亲密甚至相互信任的关系,“人生地不熟”的空间失衡感也就会随之而逐渐淡忘。
       实际上,搬迁居民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失衡感,首先是表象空间的失衡。所谓表象空间亦即以身体知觉为基础的具有形象性的关于空间状态或空间关系的感性认识,而这种表象空间又受到人们接受或认可的某种知识的规定。搬迁居民迁入的移民新村,是根据空间规划蓝图建成的,它实现了政府官员和专家系统依据地理学、社会治理与扶贫战略等相关知识而形成的空间表象。而这些整齐的移民新居怎样才能同搬迁居民的空间表象融合起来,或者转变成搬迁居民乐于接受的空间表象,并非简单易行。
       搬迁居民在世代相继的家乡生活中形成了与身体知觉融为一体的空间表象,虽然这些空间表象未必可以用物理学和数学知识解释清楚,但也是有其知识基础的,即地方知识。这是通过口述传说、宗教表象、图腾崇拜等民间文化记忆、积累和传承的知识,这些地方知识同家乡的山势地貌、风土人情和祭祀礼仪交汇在一起,深深地印记在搬迁居民的心里底层,并以之为基础形成了与政府官员和专家系统截然不同的空间表象。
       在易地搬迁之前,政府官员和专家系统应当仔细考察拟搬迁居民的空间表象,也就是应当深入了解搬迁居民习惯和喜欢的空间环境、居住房屋和理想的生活状况,在做安置规划时充分考虑搬迁居民空间表象的意向、偏好和特点,尽量避免同他们原有的空间表象发生冲突;在易地搬迁之后,移民新村已经建成,剩下能做的事情就是如何使搬迁居民认识和接受新的空间场所,在陌生的空间表象中发现自己可以接受的积极因素。同时,要尽量让搬迁居民对移民新村的规划设计和有利因素形成正确和积极的认识,在新知识的接受中更新自己的空间表象。
       为了更有效地化解搬迁居民的空间失衡问题,还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的是:采取积极措施,提升搬迁居民的互联网参与能力,引导他们开展活跃的网络信息交流和网络资源利用。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中国网络社会已经大规模崛起。然而,中国网络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大中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80%以上,而在贵州、云南和甘肃等欠发达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40%左右。至于那些搬迁的贫困居民,其互联网普及率就更低,甚至一些贫困人口从来就没有接触过互联网。
       已经大规模崛起的网络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蕴含着巨大能量和丰富资源的空间,这是一个不受边界限制的广阔空间,是一个同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不同的信息空间。在网络社会崛起之前,人们的活动空间主要是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表象空间,而网络社会为人类展开了又一个新的活动空间:网络信息空间。因为这是一个人们可以凭借互联网、移动通信和计算机开展灵活沟通、快速交流的空间,并且是个可以便捷地渗透到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表象空间中的无边界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弥合在其他空间中形成的分化,化解在其他空间中发生的失衡。
       因此,在易地扶贫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还存在空间失衡问题的形势下,应当大力引导搬迁居民进入互联网,提升他们的互联网参与和利用能力,积极开展网络信息交流,在互联网中接受信息、吸取资源,超越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间隔,消解在表象空间中存在的疑虑和困惑,进而更快地摆脱空间失衡状态。并且,引导搬迁居民进入互联网,开展积极的网络信息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扶贫任务。习近平同志指出:“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丰富贫困地区文化活动,加强贫困地区社会建设,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振奋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精神风貌。”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如果不能把贫困居民引入互联网,就意味着贫困居民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不仅存在着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上的发展差别,而且在网络信息化方面也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数字鸿沟。正如图海纳所论,当代社会呈现了断裂性发展,那些不能进入主流社会、获取主要资源的社会群体,会变成被甩掉的群体,坠入社会底层,成为无法摆脱贫困的人群。而主流社会就是网络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主要资源就是网络信息资源。因此,引导贫困居民进入互联网,本身就是扶贫助弱的不可替代的选择。

(责任编辑:徐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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