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旧媒介》导读｜全喜卿

有人谈论过新媒介吗？

Did Somebody Say New Media?

作者｜全喜卿

翻译｜灰狼

校对｜Mia

本文为全喜卿（Wendy Hui Kyong Chun）和托马斯·基南（Thomas Keenan）主编的《新媒介，旧媒介：历史与理论读本》一书的导言。

        第一次遭遇某些物体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惊讶，继而判断它是一种新的东西，或者和我们之前所认识的东西完全不同，或者和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的东西不同，这让我们感到惊奇和惊讶；因为这可能发生在该物到来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对我们来说合适还是不合适，所以在我看来，惊奇是所有激情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它没有所谓的对立面，原因在于，如果呈现在我面前的物体没有让我们吃惊的地方，我们就不会对它动心，也没有激情去思考它。

——勒内·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第53条

        “成为新的”是已经成为图像的世界之特有现象。

——马丁·海德格尔[1]

        发生总是通过一个特定阶段的力量而产生。

——米歇尔·福柯[2]

1990年代中期，“新媒介”这一术语开始崭露头角，全面取代了“多媒介”（multi-media）在商业和艺术领域的地位。与后者不同的是，“新媒介”这一术语不具备包容性：它将其他媒介描绘成陈旧的或死去的；它本身则是融合的而非多元的；此外它并没有因为选择这种讨人喜欢却也明显冗余的复数性就抹除自身。*这句话中的单复数（“新媒介”是一个被当做单数主体的复数名词）源自其负面的定义：新媒介不是大众传媒，尤其是要和电视划清界限。它是流动的、个体化的连接性（connectivity），是分配控制和自由的媒介。

*当然，多媒介这个术语本身就抹杀了电影、电视等媒介所固有的多元性。

1987年福特公司的多媒介设备

尽管新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计算机化（computerization），但它并非简单的“数字媒介”（digital media）：也就是说，它不是其他媒介（摄影、录像、文本）的数字化形式，而是一种互动的媒介或分发形式，它与其转输的信息一样具备独立性。

“新媒介”这一术语的使用始于1960年代，但它却是伴随着网络狂热、赛博空间和互动电视而兴起（也可以说是衰落）的。新媒介在困难时期是这样的：纽约新媒介协会（New York New Media Association）于2003年倒闭，其资产被软件和信息产业协会（Software & 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收购，而 [e-mail]这个网址域名则还给了马克·斯塔尔曼（Mark Stahlman，他声称自己创造了“新媒介”这一术语，2004年他还推广3-space这个词）；网站clickz.com收购了newmedia.com这个域名；许多公司结构（苹果、甘乃特等）中的新媒介组织以及许多新媒介公司都消失了。

马克·斯塔尔曼（右）

重要的是，这种消亡并不与曾经被称为“新”的媒介之消亡相吻合，而是与行业在“新经济”泡沫之后以及新媒介被广告接受之后对生存和发展的追求相吻合。毕竟，在2003年之后，于苹果公司内部设立一个新媒介组织有意义吗？新媒介在学术界的衰落没有那么突然，即使“新兴媒介”（emerging media）这个滑稽术语已经获得了发展的势头。

从一开始，新媒介研究就在商业宣传和知识保守主义之间寻求一个批判性的中间地带。电影和电视学者、艺术家和人文学者渴望探索网络计算的潜力，但不一定要参与先前的超文本或人文计算的传统来支持“新媒介”这一术语。[3]*另外，随着早期网络研究的乌托邦主义或反乌托邦主义变得苦不堪言，一些学者通过对新媒介研究和网络研究（cyberstudies）的硬性剥离来疏远自身，为此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科幻作品迅速从新媒介课程和新媒介读本中消失了。

*例如，安娜·埃弗雷特（Anna Everett）和约翰·卡德维尔（John T.Caldwell）就在他们的《新媒介：数字文本性的理论与实践》中写道：“当我们考虑到上升期的数字媒介系统的深远影响，以及它们的日益企业化预示着个人的技术访问以及技术化的社会进程，那么媒介理论家、学者和从业人员在帮助确保人文价值于新数字秩序中优势地位的重要作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埃弗雷特与卡德维尔主编，《新媒介：数字文本性的理论与实践》

看来是赛博空间，而非新媒介，才是一个错误的术语。最重要的是，新媒介之所以具备吸引力，是因为那些以其之名延续的项目和工作——它是一个拥有自己新兴标准和体制空间的领域。

新媒介研究中的许多关键争论都集中在以下方面：新媒介是什么？新媒介是新的吗？新媒介新在哪里？——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由于这一术语被广泛接受而催生的。[4]不论如何，这些论辩造就了许多有见地的新媒介的历史与理论，重绘了学科的边界。

例如，杰伊·博尔特（Jay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在《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一书中通过“再媒介化”（remediation）、即时性（immediacy）和超媒介性（hypermediacy）等关键词，把从文艺复兴到虚拟现实时期的所有媒介联系起来。[5]

另一些人则更密切地聚焦于“新”，以求建立历史的连续性。丽莎·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和杰弗里·B.平格利（Geoffrey B.Pingree）在《新媒介1740-1915》（New Media 1740–1915）*中声称：“所有媒介都曾经是‘新媒介’，而新兴的媒介可以被看做风险和潜力的实例”。[6]

*该书是大卫·索布恩等人主编的“转型中的媒介”（Media in Transition）系列的一部，而该系列丛书旨在理解跨历史媒介转型的美学。

吉尔特曼与平格利主编，《新媒介1740-1915》

还有一些人，比如列夫·马诺维奇，就在《新媒介的语言》*中通过借鉴历史分析的形式主义原则，来扩展新媒介的定义。《新媒介的语言》强调了可编程性（programmability）的重要性，而非计算机显示及分发的重要性，同时也将新媒介视为计算与媒介存储（其中最重要的是电影）融合的产物。

*目前国内的译本命名为《新媒体的语言》。

继马诺维奇之后，诺亚·沃德里普-弗鲁因（Noah Wardrip-Fruin）和尼克·蒙福特（Nick Montfort）合作编辑了内容全面且有明确标题的《新媒介读本》（New Media Reader），记录且确实创建了作为计算与艺术逐步联姻的一种新媒介历史，这种结合也造就了作为一种表达媒介的计算机。

弗鲁因与蒙福特主编，《新媒介读本》

上述文本都很重要，并且影响了《新媒介，旧媒介》这本书中的诸多章节，但是它们也都无意地、有意地或者讽刺性地赋予了“计算、新或者媒介”（computation, new or media）一种奇怪的稳定性，并且使新媒介的商业历史变得模糊不清。

计算很可能是新媒介的关键，但计算并不会直接通向新媒介或者软件。正如沃尔夫冈·哈根（Wolfgang Hagen）在“来源的风格：关于编程语言的理论和历史评述”一文中指出：没有人意欲创造我们所知的计算机，而计算机之所以作为媒介机器出现，是因为基于语言的软件。他认为，这种“交流需求”（communicative demand）来自经济、劳动组织、象征性操纵的各个方面。

沃尔夫冈·哈根

就媒介而言，从文艺复兴到今天的历史都忽略了下列事实：第一，尽管媒介这个词确实跨越了这个时期，但它的意义在整个过程中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作为复数-单数的“媒介”（media）标志着一种意味深长的不连续性。

参照《牛津英语词典》，媒介（media）一词源于拉丁文的medium，意思是中间、中心、中段、中间过程、中介物（因此是中等/平均高度和精神媒介）。在15世纪，媒介作为一种干预性物质出现在英语中，它源于自13世纪以来在英国资料中使用的后古典拉丁文短语per medium（经由媒介）。

作为术语的“媒介”（media，相对于mediums或medium而言）则与大众传媒相关：在18世纪，纸张是一种流通媒介，就像货币一样；在19世纪，电力是一种媒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媒介作为描述廉价报纸和杂志的术语出现，并在对英语和拉丁语的反叛中，变成了一个单数名词。

媒介的兴起与它被描绘成透明的而非干预性的过程相吻合，尽管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本人并没有探讨媒介的词源，但他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的论点是，这些媒介取代了书写，成为普遍的存储媒介，这与“媒介”一词的出现形成了妥帖的映射。[7]

基特勒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

明确地说，声称媒介是一个重要的非连续体，对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术或透视画到今天的流动历史提出质疑，并非是声称永远不能对媒介物（mediums）或媒介（media）进行总体性的论证。这里说的是，任何这般争论都必须努力解决媒介物变化的方式，而非集中在如今被认为媒介的实体之间那显著且超定（overdetermined）的相似性上。

“新”（new）这个术语也出人意料地未被质疑。那些驳斥新媒介之新颖性的人通常写道：这就犹如我们都能同意或了解其“新”的东西，好像这种新本身并不是一个与现代性的兴起相关的历史范畴。新的东西应该未有先例，应该打破常规，即使这并非不能描述，也至少是很难描述的。如果某样东西是新的，也就是第一次被人知道或第一次被制造出来的，那么根据笛卡尔颇具影响的对“新”的定义，我们应该会陷入一种充满惊奇或惊讶的状态。

无论如何，“新”一直在被描述和解释，将某物描述为“新”似乎是一种消除惊讶的方式，或者在实际接触之前创造它的方式（例如，互联网的使用，与之前大规模使用的电影、电视和印刷性再现相比，是非常平庸的）。称X为新，意味着对它进行分类，对它进行描述和规定，同时也坚信X是奇妙的、独特的、没有反例和先例的东西。这种坚信往往会抹去X先前的存在（“新世界”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

1864年彼得·米特霍夫发明的打字机

互联网在1995年并不是新的，但这一年它可以说是新的。它的“新生”时刻与其说和其“发明”或大规模使用相吻合（在1995年，仅仅听说过互联网的人要比使用过互联网的人多得多），不如说是与对其“去管制”的政治行动以及其他大众媒介对其报道的激增相吻合。我们接受了作为新事物的互联网或新媒介，因为人们一直一致努力让他成为新的，因为小说、电影、电视新闻节目、广告和政治辩论都将其描绘成新的、奇妙的、奇怪的。[8]*

*正如汤姆·冈宁在“旧技术的更新：世纪之交技术中的惊奇、第二天性与神秘性”一文中所指出的，当一种技术失败时，与“新”相关的惊奇就会被更新。

然而，成为新的，并不仅仅是成为单一的。新的东西本身包含着重复：《牛津英语词典》的一个定义是“作为以前的一些行为或事物的复原和重复而出现，也就是重新开始”，革命一词中也包含这种重复的概念。“使之成为新的”（make it new）是一个现代主义短语，它体现了新事物所带来的重复类型——将已经知道的和熟悉的东西转化为美妙的东西。新的就是“新鲜的、进一步的、额外的”，“在拆除、衰败和消失后复原的等等”（牛津英语词典）。

Make it New是当代艺术关键词

沿着这些线索，互联网似乎使旧的理论、梦想和结构再度革新，让雅典民主、布尔乔亚公共领域、解构主义和资本主义重获新生。互联网似乎更新了新的东西，而技术伴随着其无休止的升级，是一种无从休止的新。这种“使其新”揭示了审视任何发生（emergence）背后之力量的重要性，以及从“什么是新”转向分析这种“新”能做什么的重要性。是什么让某事物能被成为新的？新的东西如何影响其领域，并且同时获悉并否定这些领域？

为解答上述问题，《新媒介，旧媒介》一书汇集了一批从事新媒介研究、媒介考古学、电影、电视、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的论文，以探索新媒介及其出现所需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和认识论力量。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多媒介考古学（Archaeology of Multi-Media）、档案（Archives）、权力代码（Power-Code）、网络事件（Network Events）以及新媒介的理论化（Theorizing “New” Media）——我坚信这些力量跨越了种族和性别的领域，创造了新的全球政治事件，并且影响（而非解决）了政治问题。

在“多媒介考古学”的部分，相关的文本根据电脑屏幕这一载体重新思考“旧”媒介的历史，如电影、摄影、声音和物理空间等，并同时分析这些媒介之于“新媒介”出现的重要性。在“档案”的部分，相关文本检视了从档案到数字媒介的持续相关性（或非相关性）。在“权力代码”的部分，相关文本分析了代码及其与知识传播和“赋权”（empowerment）之间的关系，因为新媒介取决于计算机从计算器（calculator）到可编程通讯媒介物的转变。“网络事件”中的文本则进一步质疑知识和权力，它并非专注于代码或计算机，而是更广泛地关注网络媒介的使用以及媒介事件中的转变。在最后一章“新媒介的理论化”中的文本，则讨论了新媒介带来的理论挑战。

《新媒介，旧媒介》并未呈现出一个统一的理论阵线，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必然的历史轨迹，事实上，本书旨在将通常被割裂的媒介分析形式联结起来。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多样性，而是尝试描绘新媒介研究的领域，因为这种描绘需要把欧洲大陆的媒介考古学家以及英语世界的批评家联合起来，其中前者倾向于聚焦硬件/软件的逻辑和物理学；而后者则专注于媒介的主体性和文化效果，或者聚焦界面之转换的可能性。

沃尔夫冈·恩斯特

媒介考古学受惠于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以及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它挖掘了可言说和可思考的技术条件，并且强烈批判了叙事性的媒介历史。正如沃尔夫冈·恩斯特所解释的：“媒介考古学描述了技术文化档案元素中所规定的非话语实践。媒介考古学面对的是笛卡尔式的对象，即可以被数学化的对象……”[9]然而，如果说文化研究因为没有严格参与到技术中而遭遇批评，那么媒介考古学家就经常呈现为“硬件狂人、设备信徒、反界面的苦行僧，锁定在媒介的（军事）历史上而不考虑当下的媒介文化。”[10]他们似乎常常对内容和用户实践视而不见。而英国、美国、澳洲的文化/媒介研究则坚持技术作为用户体验的维度，这突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并无情地批判了技术决定论。

本书拒绝对这场辩论进行裁决，而是将两种方法的重要文本汇集在一起，来标记它们之间惊人的一致和分歧、共同假设和不同见解，并通过这些来描绘该领域的可能性及其盲点。

多媒介档案的方法

        档案是能够被言说之物的首要规律，也是支配着陈述作为独特事件出现的系统。但档案也决定了所有这些被说出的事物不会无休止地积累在一个无定形的集合中，也不会被铭刻在一个不间断的线性之中，更不会在偶然的外部事故的摆布下消失；但它们以不同的形象组合在一起，根据多种关系而构成，根据具体的规律性保持原状或趋于模糊……它是其多重存在中的差异话语，并在其自身的绵延中指明自身……

        考古学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寻找一个起点；它也未将分析和地质挖掘联系起来。它制定了一个关于描述的一般主题，也就是要在其存在的层面上质疑已经说出的话：关于在其中运作的阐述功能、关于话语的形成以及它所隶属的一般档案系统。考古学将话语作为档案要素中的特定实践进行描述。

——福柯《知识考古学》[11]*

*知识在这里指的是“知识的所有程序和所有效果，这些程序和效果在特定时刻和特定领域中是可接受的……权力这个术语涵盖一系列特殊的机制，可以进行定义的和已经被定义的机制，似乎能够诱发行为和话语。”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多媒介考古学”和“档案”的部分对福柯深具影响力的知识考古学进行了研究。福柯的考古学将知识-权力视为一个网格（grid），并探讨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12]它试图通过揭示是什么让某事物合法以及什么让它能被接受，以此来拆解合法性的影响。考古学检视了“业已言说”的表述功能及其与一般档案的关系，其中档案是“支配作为独特事件的陈述之出现的系统”，而且“在其多重存在的差异话语中，并在其自身的绵延中指明自身。”

因此，话语是服从于特定规则的对象和实践。福柯认为，如果不符合特定时代特定话语的规则和约束，那么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知识出现；如果不遵从或多或少连贯的知识系统中有效的程序、工具、手段或目标，那么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权力发挥作用。[13]作为对“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考古学关注的是规律性（regularities），而非“原始性”（originality）的时刻。[14]它并没有完全忽视独特的、原始的或者“发现”的时刻；相反，即使在这些陈述中，它也揭示了它们及其差异之间的规律性。考古学从根本上说也是反人道主义的：它通过拒绝连续性的历史和拒绝人类学，从而剥离了意识的中心地位。[15]

跟随福柯的脚步，去提出多媒介或作为档案的多媒介问题，便是去质疑多媒介与知识、权力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也是为了质疑福柯赋予文件和话语的特权（福柯认为，这种新历史的出现与“文件”的危机相吻合。历史不再将文件视为沉默但可解译的意识痕迹，而是将其视为纪念碑），正如基特勒所说的那样，是媒介限制了福柯的项目：“福柯的所有分析，在其他媒介渗入图书馆文库的那个时间点之前就结束了，因为话语分析不能适用于声音档案或堆积如山的电影胶盘。”[16]通过其仿真的多重性，多媒介可以说是取代或重置了文件（将其视为纪念碑或其他）；而文件（作为非数字制作的文本）则同时面临着消失和扩散（作为一种启发式设备）的局面。

福柯

这种仿真的差异也取代了档案式的差别，或许是将“档案”这一术语进行存档。因此，把这些部分放在“媒介考古学”的标题下，并且在写作中解决上述问题，似乎已经太过局限。然而，这些章节并非简单地对福柯和基特勒进行延伸（尽管延伸意味着扭曲和破坏），而是以学术的、流行的、技术的考古学概念以及档案概念作为出发点，以研究记忆与媒介、存储与大众传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

此外，书中的章节还记录了我们的媒介和批评环境的相关迹象与线索，因为计算机似乎正在作为一种新的通用媒介出现，也就改变了大学内外的权力-知识结构。[17]*所以，即使考虑到基特勒的批评，面向考古学的回归似乎也是超定的：考古学赋予规则和陈述的特权与高级软件语言的运作形成了极好的对接——计算机和考古学彼此巩固了对方的真理。

*基特勒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有力地论述道：“昔日被限制在书中，后来又被限制在长片和电影胶片中的数据流，正在越来越倾向于消失在作为人工智能的黑洞和黑箱之中。它们正在向我们告别，走向无名的高级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仅剩下回忆，也就是说，仅剩下故事。那些未能写在书上的东西若要实现，可能还需要由书本来记录。即使被推到边缘的过时媒介也可能变得足够敏感，能用于记录一种情况的迹象和线索。”

基特勒

第一部分“多媒介考古学”中的文章，重新思考了“旧媒介”的考古学，如电影、摄影和声音，同时也调查了这些媒介之于数字媒介出现的重要性。在“早期电影史和多媒介：一种可能未来的考古学？”（Early Film History and Multi-Media: An Archaeology of Possible Futures?）中，托马斯·埃尔萨瑟将数字化视为一个不可能的零度，能让人们从习惯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并对早期电影挑战电影史“从……到……”的叙事方式进行审视。他认为，有了多媒介，电影的历史看起来更像是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考古学。

乔弗里·巴钦（Geoffrey Batchen）在“电力制造可见”（Electricity Made Visible）一文中认为，新媒介的历史和现代性一样古老。计算和媒介存储在19世纪通过摄影、巴贝奇差分机以及电报的交叉而相遇。托马斯·莱文在“不知从何而来的音调：鲁道夫·费宁格与合成声音的考古学”（Tones From Out of Nowhere’: Rudolph Pfenninger and the Archaeology of Synthetic Sound）中指出，通过对20世纪早期鲁道夫·费宁格合成声音项目的解读，能够证实与数字化有很大关联的“索引性的丧失”，有着一个更长的模拟历史。

鲁道夫·费宁格和他的合成声音项目

第二部分“档案”更细致地探索了对媒介档案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重点关注档案、权力和进步式叙述之间的关系。其内容涉及从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再论记忆扩展器”（Memex Revisited）中对未来信息处理技术作为将我们从日渐扩展的档案（其未被查阅的记录有可能埋葬我们或我们的文明）中拯救出来的战后乐观看法，到科妮莉亚·维斯曼（Cornelia Vismann）在“走出文件，走出思维”（Out of File, Out of Mind）中对这种解放的梦想以及官僚档案的物理和象征的批判性后统一评估（critical post-reunification assessment）。下一篇“非/连续性：档案在多媒介空间成为隐喻吗？”（Dis/continuities: Does The Archive Become Metaphorical in Multi-Media Space?），包含了沃尔夫冈·恩斯特对“档案”一词的归档诉求。按照恩斯特的说法，计算机有“一个起始（arché），一种自身的考古学逻辑”，它并非根据人类的感知来安排自己：多媒介这个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自负的称呼。

相比之下，理查德·丁斯特（Richard Dienst）在“打碎一切：戈达尔的历史”（Breaking Down: Godard’s Histories）中通过对让-吕克·戈达尔《电影史》的解读，对人类的图像（无论数字的还是非数字的）感知进行了物质主义分析。丁斯特认为，要把图像视作图像，需要几千年来的一种巨大的集体性和积累性努力：图像仍然有待观察，我们的任务是在纪念、批评和想象的工作中使用图像，以改变生活的范围。

戈达尔的《电影史》项目

最后，琳恩·乔伊里希（Lynne Joyrich）在“命令法则，判断历史：法庭电视的审议”（Ordering Law, Judging History: Deliberations on Court TV）中研究了电视作为“大众档案”的方式，即以丑闻的方式传播丑闻的知识。她专聚焦法庭电视（其时间及其与法律和肥皂剧的无数相近之处），认为它可以帮我们理解如何“通过各种文化和媒介论坛……来提供和拒绝知情的过程”。

权力-代码-网络

该书的后三个部分，即“权力代码”、“网络事件”和“新媒介的理论化”，并没有将重点放在“考古学”这个术语上，而是进一步研究了“知识”这一术语，因为新媒介的兴起与信息和知识的混合密切关联。虽然“信息革命”这个术语在互联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直到互联网作为终结过往大众媒介的大众媒介出现，信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才完全规范化，也就是普遍化且被接受为事实。[18]*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认为，信息技术（以及随后的信息技术革命）首先是在1970年代大规模扩散。1970年代固然很重要，但直到互联网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出现，信息革命才变成日常语言的一部分。

曼纽尔·卡斯特

这种规范化让福柯的洞见变得老套和过时。如果说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曾经看起来关键且富有见地，那么“知识就是力量”（正如托马斯·基南指出的，这不同于知识-权力）则成为了网站Etrade.com以及更广泛的“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座右铭。[19]“知识就是力量”将信息作为一种商品，但什么是信息呢？它又是如何获得如此重要意义的呢？

什么是信息？信息唯一可计量的定义来自于电信工程，这似乎与意义和知识没什么联系。克劳德·香农将信息定义为一组离散概率的熵；沃伦·韦弗在为普罗大众解释香农的工作时，将信息定义为“选择自由”（freedom of choice）的量度，因为信息就是一个系统内的选择程度（可能的信息数量）。因此，信息对于确定无错误传输所需的电线容量而言至关重要。正如凯瑟琳·海尔斯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中所说，通过这种工程定义，“信息失去了它的身体”，它变成了可以从实际事物中“提取”的东西。[20]

凯瑟琳·海尔斯

当然，以这种方式定义信息也同时创造了信息，将其意义从形成一个人或一件物的过程转变为可以被转移和处理的东西（因此，虽然信息失去了身体，但它并未完全脱离身体，因为它始终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但是，我们离信息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并非排他性的商品还有一段距离，因为这种商品违背了交换法则，并且将所有可存储的知识追溯为商品。

然而，信息传输确实让我走向现代的、存储程序的计算机，从而也走向软件、基于算法的数据分析以及作为潜在意义的存储数据（而非熵）的信息的兴起。计算机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大多毋庸置疑，这源于在计算机设备中将数据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的必要性。沃尔夫冈·哈根认为，这最终让冯·诺依曼和香农走到了一起，从这种传输或隐喻化（隐喻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转移）来看，软件和信息已经成为可移动的实体，而计算机（人类或其他）则成为了信息处理器。

基特勒认为，软件——这种从硬件中提取出来的东西并不存在（一切事物都最终归结于电压的差异），但软件对信息社会的建立、新的经济以及作为知识工作者或操纵信息的符号分析家的工人来说至关重要。作为商品的软件是作为力量之知识的关键：也就是作为在新兴市场赚取高额工资的力量，如果这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的话。此外，如果没有被理解为软件-硬件混合体的计算机，信息就不会有价值：如果没有有效处理信息的能力，信息就会因为有诸多干扰人类分析的因素而失去活力（因此才有了布什的模拟记忆扩展器的承诺和限制）。

范内瓦·布什设计的记忆扩展器

软件/信息作为一种商品，有赖于扩展的知识产权和加密技术。如果说信息那猖獗的复现性（计算机通过在其他地方的书写来阅读）一度似乎让知识产权过时，那么新的法律和技术就让“正当使用”（fair use）变得毫无可能。针对这些现象，出现了免费和开源的软件运动，基特勒在“作为开源过程的科学”（Science as Open Source Process）一文中指出，这些运动是大学能够持续生存的关键所在。*通过强调信息的自由流通，免费软件运动让知识走向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预言的一个自由访问信息的社会：即对信息进行创造性使用的社会。利奥塔认为，信息本身只有在零和游戏中才有价值。[21]

*开源运动坚持认为，源代码应该向每个人开放，这并不意味着软件无需标价，也不意味着开源软件不能与专用的“附加组件”捆绑。免费软件运动（使用GNU软件许可证）认为，源代码应该免费发放——每个人都能够改进它，而且这些改进也应该是免费的（尽管这同样不意味着软件不该有价格）。免费软件以公认的黑客伦理为基础：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免费软件运动的先驱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立场，与开源生产的利益关系不大。

开源软件运动的领袖理查德·斯托曼

第三部分“权力-代码”中的各篇文章讨论了“知识-权力”，提供了其部分网格，分析了代码的崛起及其与流通知识和“赋权”（上一章提出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沃尔夫冈·哈根在“来源的风格：关于编程语言理论和历史的评论”（The Style of Sources: Remarks o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中强调了不可归档和不可预见的编程语言之于计算机转变为媒介机器的重要性。基特勒在“作为开源过程的科学”和“冷战网络或新巴贝斯堡凯撒大道2号”（Cold War Networks or Kaiserstr. 2, Neubabelsberg）中，检验了软件和冷战信息网络出现所需要的制度结构。在追溯权力和代码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基特勒挑衅性地指出：学术自由将与开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知识的自由传播——不受专利和版权限制——一直是大学的关键要义。另一方面，硬件则与保密、军事和控制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的五篇文章讨论了控制论的问题，特别是涉及编程和代理、冲浪和使用之间的问题。列夫·马诺维奇在“Flash一代”（Generation Flash）中指出，21世纪初的编程使新一代的艺术家从后现代引证的老旧行为中解脱出来，走向一种新的浪漫主义和一种以简单线条与透明因果性为标志的新现代主义美学。与这种浪漫创造的愿景相反，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在“协议VS制度化”（Protocol vs. Institutionalization）中检验了所谓知识的开放传播所需要的控制结构，从理论上的开放组织（包括相对同质性社会阶层的技术精英）到驱动互联网的TCP/IP协议。他认为网络的基础是控制，而非自由。

亚历山大·加洛韦

塔拉·麦克弗森（Tara McPherson）在“重新载入：活跃性、机动性和网络”（Reload: Liveness, Mobility, and the Web）一文中强调了网络是一种经验技术而非简单的软件效果，从而对这场辩论进行了评判。在批判网站狂热（dotcom mania）时期商业预言家对“融合”的夸大承诺的同时，麦克弗森认为“选择”、“在场”、“运动”和“可能性”都是可以用来描述网络冲浪体验的术语。

朱利安·迪贝尔（Julian Dibbell）在人工生命全盛时期的写作，让我们回到代码的问题上，但这次是通过异形代码：病毒的真实存在让那些相信自己能控制机器的用户感到恐惧。他认为，病毒的运作既是病毒制造者的签名，也是否认作者身份的自我复制程序。最后，安德斯·迈克尔逊（Anders Michelson）在“人工的想象力：总动机、模型、机器——作为后结构主义本体论前提的混杂模型”（The Imaginary of the Artificial: Automata, Models, Machinics—On Promiscuous Modeling as Precondition for Post-structuralist Ontology）中认为，尽管计算机是基于“人的形象”，但它最终通往其他地方。如今，“机器”（machinic）是创造性的。它构成了迈克尔逊所说的人工想象力，“一种不明确和难以被理解的对人工创造T性表述的推动力”。

朱利安·迪贝尔

第四部分“网络事件”进一步追溯知识的力量，但不是聚焦于代码或计算机上，而是更广泛地关注全球信息流。它强调传输和“知识就是力量”并不限于计算机总线或高速数据网络。这一部分集中讨论了灾难性的媒介事件以及媒介创造“我们”和“它们”的方式，并且检视了全球大众媒介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此外，相关文章还深入研究了媒介和媒介化生活中的各种时间性，从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对电视依赖于灾难的分析（灾难让美国电视模仿与现实碰撞的经验，并否认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到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在“诡异的全球媒介事件和战术知识分子3.0”（The Weird Global Media Event and the Tactical Intellectual [version 3.0]）中对耗时的传统学术限制的分析。按照瓦克的说法，灾难性的图像是诡异的全球媒介事件：原始真实性突然中断处，可以重新划定边界，并且揭示这些中断发生时不均衡媒介空间中的时间和力量。

玛丽·安·多恩

接下来的三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全球媒介创造的“共同体”（communities）或受众，以及关于技术和技术力量性质的流行和批判性假设。“我们”可能无法认识到技术的力量，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希望将其视为直接原因，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是为了响应技术而被造就的：“我们”将技术本质化和迷信化，却不审查它放大我们已经熟悉的权力形式的方式。

阿尔温德·拉贾戈帕（Arvind Rajagopal）在“我们的技术现代性中难以察觉的感知”（Imperceptible Perceptions in Our Technological Modernity）一文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在流行的修辞和批评理论中，技术已经被迷信为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原因；但正如911飞机上的恐怖分子或印度贱民（untouchables）的激进活动所揭示的那样，全球化技术没有留下任何外部，也没有留下任何不可接触者。

吉尔特·洛文克在“深层欧洲：辛迪加网络的历史”（Deep Europe: A History of the Syndicate Network）一文中通过对辛迪加的解读，揭露了全球通讯自然解决历史问题的荒谬性，辛迪加可视为一个试图通过“深层欧洲”（Deep Europe）概念来连接东西欧的邮件列表。文森特·拉法尔（Vicente Rafael）在“手机和群众：当代菲律宾的弥赛亚政治”（The Cell Phone and the Crowd: Messianic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一文中对媒介本质主义、权力和联系的梦想进行了拷问，但却是通过对“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II）的解读进行的。他认为当代菲律宾中产阶级对手机和群众的幻想，很容易导致将手机和群众（crowd）视为资产阶级正义的简单传递者，从而使大众（masses）失去了声音。

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

第五部分“新媒介的理论化”通过调查新媒介对学术知识的影响来追溯知识-权力。这一部分中的每一位作者要么为“新媒介”提供了新的理论或新的术语，要么反对这一概念的必要性。这些文章共同描绘了“新媒介”从亚裔美国人的研究到文学研究，从酷儿理论到建筑学理论等学科所带来的规训化挑战。

中村里砂（Lisa Nakamura）在“数字复制时代的赛博类型和种族工作”（Cybertyping and the Work of Race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production）一文中介绍了“赛博类型”（cybertypes）这一术语，并以之描述1990年代末不同种族在主流新媒介中的扩散方式。她认为，通过掩盖西方对全球媒介的殖民化以及其国内的种族主义实践，赛博类型减轻了白人在面对流动和不确定身份时的焦虑；然而，赛博类型也同样是后像（after/images）——心灵之眼对现实的投射——从而开启了以不同方式看待的可能性。

中村里砂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在“网络主体：抑或幽灵即信息”（Network Subjects: or, The Ghost is the Message）一文中同样承认是新媒介改变了视觉主体与其媒介的关系。在从启蒙运动到今天的分析中，米尔佐夫认为媒介本身已经变成了欲望的对象和主体，视觉自我（visual selves）的无尽重复导致了冷漠的监视以及对监视的冷漠。

肯·希里斯（Ken Hillis）在“数字识别的模式：虚拟技术与网络摄像头文化”（Modes of Digital Identification: Virtual Technologies and Webcam Cultures）一文中同样强调了从启蒙运动到今天的身份和欲望，但却是通过虚拟现实和酷儿网络摄像头的角度进行的。他认为虚拟现实模糊了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导致我们不是居住于实在界的荒漠中，而是居住在一个由人类为人类设计的魔法世界当中。

彼得·克拉普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提供了某种历史分析，对新媒介的新颖性及其智性历史提出了质疑。按照彼得·克拉普（Peter Krapp）的说法，需对新媒介理论将其同时描绘为一个激进的出发点以及一种期待已久的发展，并把新媒介业已取代的媒介转化成先于文字的新媒介。在“先于文字的超文本”（Hypertext avant la lettre）一文中，克拉普认为这种“后见之明”（hindsight）是新媒介的症候。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在“网络热病”（Network Fever）中同样对网络分析的新颖性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我们正处在网络逻辑的终点而非起点上。通过追溯建筑学和信息理论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网络，威格利认为关于网络的当代话语实现了19世纪的幻想，而且这些幻想在整个20世纪都得到了实践。

有人谈论过新媒介吗？

斯拉热沃·齐泽克在《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的序言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抗氧化剂，能够驯服自由基（激进分子），以帮助社会肌体保持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健康状态。极权主义被用来拆解左派对自由民主的批评，并视其为右派法西斯独裁制的孪生兄弟：“当一个人接受极权主义概念的时候，他就被牢牢定位在自由民主的地平线上。”[22]由此，齐泽克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并不能让我们思考，不能迫使我们在它所描述的历史现实中获得新的洞察力；相反，它解除了我们的思考责任，甚至主动阻止了我们的思考。”[23]

齐泽克的《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

尽管新媒介明显不同于极权主义，但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发挥作用。当一个人接受新媒介的时候，他就被牢牢定位在一种技术进步主义之中，这种技术进步主义在陈旧中茁壮成长，并且阻止了对技术-知识-权力的积极思考。这个词本身将辩论限定在“新媒介是新的吗？”或者“什么让新媒介成为新的？”总之，本书拒绝将新媒介作为一个权宜之计，而是探究它所描述的历史现实。

书中收集的文章在不同领域中都具备相当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从而为评估那些关于数字时代的主张（无论政治的、社会的还是伦理的）提供了新的参考点。它们都对数字媒介的某些表征有偏见，比如新媒介令其他形式的媒介过时或融合；新媒介能解决或维持各种社会和政治歧视及压迫；新媒介能导致经济奇迹、噩梦或欺诈等。同时它们也共同持有一些偏见，也就是反对简单否定那些代表新媒介的乌托邦式承诺，而是选择分析这些承诺的含义及其效果。它们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创新，并将自己也定位于历史之中，它们认为在数字编程性方面，我们轻率称之为“旧”的媒介历史中似乎有某些被遗忘的时刻可以被重新发现和改造。

《新媒介，旧媒介》主编托马斯·基南

因此，这本论文集试图动摇目前关于新媒介的知识轨迹和常识性理解——它是什么？什么造就了它？它将变成什么？它对其作为新的或旧的、融合的或离散的、革命的或反动的状态提出了质疑，并聚焦于那些（文化上的、技术上的、意识形态上）能让这些形容词适用于互联网和其他被视为新型的媒介。它还聚焦于媒介自身的实际情况——它的硬件、软件、用户界面——以及它的使用体验以及卷入其中的体验。

最重要的是，本书拒绝将新媒介视为一个简单的原因，也拒绝将其影响局限于那些日常使用它们的人。因此，我们提供的这套理论和历史文本不是为了解决，而只是为了动摇知识、信息、代码和权力之间既有的关系问题。

附录：《新媒介，旧媒介》收录的论文列表

第一部分：多媒介考古学

1、托马斯·埃尔萨瑟，早期电影与多媒介：一种可能未来的考古学？

2、乔弗里·巴钦，电力制造可见

3、托马斯·莱文，不知从何而来的音调：鲁道夫·费宁格与合成声音的考古学

第二部分：档案

4、范内瓦·布什，再论记忆扩展器

5、科妮莉亚·维斯曼，走出文件，走出思维

6、沃尔夫冈·恩斯特，非/连续性：档案在多媒介空间成为隐喻吗？

7、理查德·丁斯特，打碎一切：戈达尔的历史

8、琳恩·乔伊里希，命令法则，判断历史：法庭电视的审议

第三部分：权力代码

9、沃尔夫冈·哈根，来源的风格：关于编程语言的理论和历史评述

10、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作为开源过程的科学

11、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冷战网络或新巴贝斯堡凯撒大道2号

12、亚历山大·加洛韦，协议VS制度化

13、塔拉·麦克弗森，重新载入：活跃性、机动性和网络

14、列夫·马诺维奇，Flash一代

15、朱利安·迪贝尔，病毒于你有益

16、安德斯·迈克尔逊，人工的想象力：总动机、模型、机器——作为后结构主义本体论前提的混杂模型

第四部分：网络事件

17、玛丽·安·多恩，信息、危机、灾难

18、麦肯齐·瓦克，诡异的全球媒介事件和战术知识分子3.0

19、阿尔温德·拉贾戈帕，我们的技术现代性中难以察觉的感知

20、吉尔特·洛文克，深层欧洲：辛迪加网络的历史

21、文森特·拉法尔，手机和群众：当代菲律宾的弥赛亚政治

第五部分：新媒介的理论化

22、中村里砂，数字复制时代的赛博类型和种族工作

23、尼古拉斯·米尔佐夫，网络主体：抑或幽灵即信息

24、肯·希里斯，数字识别的模式：虚拟技术与网络摄像头文化

25、彼得·克拉普，先于文字的超文本

26、马克·威格利，网络热病

后记：托马斯·基南，The Demystifica-hic-tion of In-hic-formation

原文出处

《新媒介旧媒介：历史与理论读本》，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年。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技术的追问》，纽约：哈珀出版社，1977年，第132页。

[2] 福柯，“尼采、谱系、历史”，载唐纳德·布夏尔主编，《语言、反记忆、实践：福柯集》，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48-149页。

[3] 安娜·埃弗雷特与约翰·卡德维尔《新媒介：数字文本型的理论与实践》，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3年，第xi-xxx页。

[4] 参见Nettime-l，2003年10月，“什么是新媒介”。也可参见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MIT出版社，2001年；以及马诺维奇与詹尼特·穆瑞为《新媒介读本》（MIT出版社，2003年）撰写的导论。

[5] 参见博尔特与格鲁辛，《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MIT出版社，1999年。

[6] 丽莎·吉特尔曼与乔弗里·平格利，《新媒介1740-1915》，MIT出版社，第xi–xxii页。

[7] 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大卫·索布恩与亨利·詹金斯主编，《重思媒介变革：一种转型的美学》，MIT出版社，2003年，第39-60页。

[9] 吉尔特·洛文克，“档案的隆隆声：德国媒介考古学家沃尔夫冈·恩斯特访谈”，Nettime-l，2003年2月26日。

[10] 同上。

[11] 福柯，《知识考古学》，纽约：塔维斯托克出版社，1972年，第129和131页。

[12] 同上，第394页。

[13] 福柯，“什么是批判？”载《什么是启蒙？18世纪的答案与20世纪的问题》，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2-398页。

[14]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38、144-145页。

[15] 同上，第16页。

[16] 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第5页。

[17] 同上，第xi页。

[18]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0年。更多关于互联网作为大众媒介出现的信息，参见全喜卿主编，《控制与自由：光纤时代的权力和偏执》，MIT出版社，2005年。

[19] 托马斯·基南，《责任的寓言：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像差与困境》，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6-147页。

[20] 凯瑟琳·海尔斯，《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

[22] 齐泽克，《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伦敦：维索图书，2001年，第3页。

[23] 同上。

作者简介

全喜卿（Wendy Hui Kyong Chun）

（1969-）

韩裔加拿大籍媒介理论家，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媒介研究系主任。研究领域为数字媒介、新媒介、比较媒介研究和软件理论。著有《控制与自由：光纤时代的权力与偏执》（2006）、《程序视觉：软件与记忆》（2011）《更新以保持原样：习惯性的新媒介》（20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