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的想象力: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的生成与书写 || 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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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

体育文化栏目

体育学的想象力: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的生成与书写

王智慧^1,2,3 

(１.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部，北京 100872；２.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３.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本文引用格式

王智慧.体育学的想象力: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的生成与书写[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2，41（1）：122-130.

摘 要

个体运动行为叙事的本体论考察在体育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个体经验问题化”构成了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的核心。从范式与内涵、叙事文本与书写以及镜像与本质３个角度阐释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的生成与书写。１)从范式与内涵上来看，个体运动行为志是对研究者“在场”的强调，是我看“我”的内在自省，也是他看“我”本体经验系统叙事，作为本体认知转向的个体运动行为志试图在“他群”与“自我”之间建立关联；２)从叙事文本建构和书写上来看，个体运动行为志文本呈现的关键是突出作者的“主体性”，“个体经验问题化”及其反思是个体运动行为志文本书写和理论呈现的核心，个体运动行为志是发展体育学想象力的重要线索和实践空间；３)从镜像与问题的本质上来看，个体的“心灵考古”与“行为反思”有助于接近问题的本质，“我”成为研究对象是基于“我”对运动参与的具身体验，公共性、建构性与纪律性是“将自己作为方法”的前提。

体育学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整体性学科知识体，同其他学科一样，其学科理论以及方法论体系也起源于西方。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和学问的中国“本土化”伊始，其主流理论和方法几乎都建立在西方学者对体育研究的基础之上，并以学习、模仿和引进西方相关理论等作为知识获取的主要方式，形成了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建立和阐释体育理论和问题的基本局面。目前的体育科学研究范式主要围绕“质性研究”“归纳逻辑”“人文主义”“历史－情景范式”和“量化研究”“演绎逻辑”“科学主义”“自然－法则范式”等方法论进行讨论。哪一种理论方法更接近事实和客观真相呢？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体育学学科发展，并进一步引申出了在运动行为研究中“情景范式”与“变量范式”的讨论。

在既往的体育理论研究实践中，遵照普遍逻辑对运动参与行为进行的量化测量曾一度占据主流，研究者的立场也多停留在针对“他者”的测量和解释层面，并基于此构建运动参与行为的“模糊群像”。与定量研究抑或是遵循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立场的方法论不同的是，遵照质性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范式对运动参与行为的研究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差异产生不同的结论。总体来看，当前我国体育行为抑或是运动参与行为的研究仍以定量研究为主，而质性研究则相对不多。在既有的相关质性研究中又以相对宏观的群体性研究和指涉为主，缺少基于运动行为本身意义上的“自我志”抑或是“个体行为志”研究。相较于我国对相关研究关注的不足，在国外的研究视域中，无论是法国学者的“真实小模式”还是德国学者的“通过日记了解历史和自己”的研究策略都表征了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个体转向和对人本的关注。可见在强调发挥主体性、个体性的现代社会，既有的群体性或“我看他”的民族志描摹俨然已不能满足后现代主义下的主体性反思与文化书写，自表述的价值由此得到凸显。个体运动行为志作为一种把自己看作方法的研究范式，不仅为突破既有相关研究桎梏提供了动力，也为个体体育行为研究从模糊向具体的转变提供了思路。

由此，我们不仅要对当前零星涌现的“个体”“自我”研究主题视角加以发扬，而且要站在学科发展的整体高度呼唤建立个体与整体、自我与他群、典型案例与普遍逻辑相关联的体育参与行为研究范式，以拓宽理论边界、发展体育学的想象力。

1 分析视角与框架构成:以“自我研究”为表征的个体运动行为叙事生成

个体是构成体育参与的基本单位。一直以来，体育参与始终强调个体、共同体或个体与国家的宏大叙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分析现象或问题，高度分化的学科间融合已经成为必然。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文化不仅已嵌入到社会文化的复杂系统之中，而且也因为体育和运动行为参与的特殊性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价值认知体系。从总体发展情况来看，伴随着学科的高度分化与融合，虽然对人类运动行为以及体育参与呈现出多维阐释的趋势，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个体运动行为志”及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建立在规范学科范式意义上的系统著述和相关研究也较为缺乏。由此，针对体育行为参与的文化属性，一方面，基于我看“我”的自我运动行为志研究值得发扬；另一方面，基于他(研究者)看“我”(研究对象)的主体运动行为志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值得一提的是，二者都将为运动技能的传习、训练理论的扩布、文化记忆的呈现以及社会结构的镜像等的阐释提供“本体论”视角，“自我运动行为志”与“主体运动行为志”二者的统合亦即本文所称的“个体运动行为志”。结合当前体育学领域个体运动行为志的研究现状，本文构建了一个从发展体育学想象力视角出发的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生成与书写的分析框架(图1)。

本文通过“什么是个体运动行为志、‘个体’是谁、‘个体’与‘社会’是否存在关联、个体运动行为志的叙事文本如何建构和书写、个体运动行为镜像是否能够揭示问题本质”等递进连问，思考了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生成与书写的联结机制。分析视角主要从范式与内涵、叙事文本建构和书写、镜像与问题的本质等层面展开，目的就是在遵守学科规范和“纪律”的基础上，对个体运动参与行为进行“片面而深入”的阐释，以进一步拓宽体育学的理论边界，发展体育学的想象力。

2 什么是个体运动行为志？“个体”是谁？“个体”与“社会”是否存在关联

2.1 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本质是对研究者在研究中“在场”的强调

个体运动行为志并不是诸如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口述历史等具体的研究操作方法，而是基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指向。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提出更不是体育学开创研究方法先河的创新之举。如果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来看，从本体论的考察视角出发，“把自己作为方法”而进行的“主体民族志”和“自我民族志”研究并不罕见。个体运动行为志的研究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既有研究传统和范式的反思，其本质是对研究主体的本体论考察，一直以来受到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在研究者眼中，研究方法被视作一种研究“工具”，“工具”在研究实践中的应用应该秉承“价值中立”“情感无涉”的原则，即尽量回避“主观性”。这种理念虽然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应用中似乎已成为基本规范，但是在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中则似乎难以实现，哪怕是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在创立过程中也难以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植入。这种状况在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尤为明显，无论是由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开创的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还是伴随着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日记的出版所带来的对科学、客观的“科学民族志”叙事的反思，抑或是德里克·弗里曼在其著作《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中对米德在萨摩亚的研究的质疑，都把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写作带入了“反思民族志”的时代；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也由此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民族志”作品之一。“反思民族志”给人类学研究带来了两种重要的转向:一种是针对民族志的“科学性”进行更为广泛的探索；另一种是更加凸显研究者的主观性，进而强调研究者在研究中的“在场”。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它的产生以及在运动参与行为研究中的应用是学科高度分化与交叉融合的结果。

什么是个体运动行为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重新回顾一下民族志的定义:“通过比较和对照许多人类文化，试图严格和科学地逐渐展开文化现象的基本说明。由此，通常经过田野研究，民族志成为一个专一的对当时文化的系统描述。”由此可见，民族志重要的含义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深描”。个体运动行为志是在民族志方法上的进一步延伸，是遵照“民族志”的方法范式而生成的对个体运动行为的基本说明，试图通过对个体运动参与现象的“深描”寻求“个体经验问题化”并提出或者升华为相应的理论问题。个体运动行为志中的个体实则指的是运动参与行为的主体，包含“自我志”(autobiography)和“个体志(他者)”(personography)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涵盖了运动参与的主体；同时也表征了体育学领域突破建立在普遍逻辑意义上模糊群像的笼罩，进而转向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研究。从内涵划分上来看，个体运动行为志既包含自我的运动参与经验叙事，又包含个体(他者)的运动参与经验叙事，是对我眼中的“我”和他者眼中“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叙事所进行的本体论考察，其核心是通过“深描”寻求“个体经验问题化”，是对研究者在研究中“在场”主观意识的强调。

2.2 “个体”是谁？是我看“我”的内在自省，也是“他我”本体经验的系统叙事

何为个体？个体既是生物体意义上的“本我”，也是社会体抑或共同体意义上的“自我”和“超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具有双重涵义，即个体是由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组成的“辩证统一体”:个体不仅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细胞”，而且是具有独立思维情感的行为体。从个体运动参与行为的角度来看，个体的运动行为是内化于身体之中，外化于实践之内的产物，也就是说，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不但是生物体的主观意向和行动的结果，而且受到集体表征和社会实践场域的影响和规训。具体表现为如下３个方面:第一，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是集体表征的镜像。如果从共同体和社会的层面来看，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既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组成社会的实体。第二，虽然社会和共同体为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提供了规训的模板，但是并不代表完全掩盖了个体主观行为。即生物体意义上的具有独立思想的、相对于“权威社会”中的不合群的“自我”长期存在。第三，体育文化及运动参与行为的集体表征离不开个体的主观作用。个体运动行为志不仅是我看“我”的内在自省与反思，也是“他我”的本体经验叙事。对“个体”的强调，在运动参与和体育文化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对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细胞”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一种研究思路上的转向，即对运动参与行为主体(自我)的强调。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指的“个体”并不完全等同于“自我”，而是在集体表象的框架内试图在内隐的自我和外显的个体之间建立关联，并进一步提供一种研究思维层面上的认识转向。这种认识转向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意义上的外在田野“观察”，而是呈现一种内在的、建立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觉察”，即费孝通先生所言的“立足内在自省，依靠自省反觉，觉察自我意义，实现个体自觉”。

虽然“自我民族志”“主体民族志”抑或“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表述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并无太多新意，但对于一贯关注于宏观叙事的体育研究领域而言，这种基于本体经验视角趋向于“本我”的微观叙事却意义重大。个体运动行为志的研究对于体育学而言，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法生硬地移植到运动行为研究之中，而是在“个体经验问题化”的基础上建立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并对问题进行解答。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本质是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在对个体运动行为现象描述的前提下以自己为对象，聚焦个体，“推己及人”，通过我看“我”的内在自省抑或“他我”的本体经验叙事，寻求理论视角、建构理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个体运动行为志所包含的我看“我”的内在自省和“他我”的本体经验叙事将会突破当前以普遍逻辑和经验总结为依托的“模糊群像”的桎梏，而进入一种新的运动行为研究范式，进而拓宽体育学研究的理论边界。“自我志”“主体志”抑或“个体运动行为志”均是在践行“将自己作为方法”，强调主体性的研究指向。当然，如前文所述的民族志反思，对主体性的强调难免会导致个人情感的介入，但这并不影响观点和理论的呈现。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主观”与“客观”“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强弱之争，而是通过“个体经验问题化”的探寻发现更具一般性的理论观点，是对人的运动行为整体研究的有效补充。

2.3 个体运动行为志是研究对象的转向，试图在“他群”与“自我”之间建立关联

个体运动行为志是将语言作为手段所描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体运动行为事实。个体运动行为志的主体是发出运动参与行为的“人”。作为事实性存在的客观依据，个体既包含自我叙事言说和反思，也包括作为研究对象的“他我”的主观性存在。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根本是将研究的主体回归到人(个体运动行为践行者)本身，并通过运动参与行为或将体育文化作为手段实现对个体的聚焦，进而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场域中进行自我比较和反思。

在个体运动行为志叙事研究中，对运动参与行为的主体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是关键，对主体性的强调将产生三种不同的运动行为志表述范式:第一，自我运动行为志。顾名思义，“自我运动行为志”是通过我看“我”而实现的自省和反思，强调作者的主体性并且在文本呈现时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故事言说”。当然“自我运动行为志”绝不仅仅是“故事言说”，如前文所述，而是要实现“自我经验问题化”的理论反思。第二，主体运动行为志。“主体运动行为志”是以“他我”为表征的呈现形式，“他我”的“他”指的是个体运动行为志的研究者，“他我”中的“我”则是“研究对象”或者说是作为“被表述的对象”而呈现的。这一点跟大卫· 阿古什对费孝通的传记方式“单向式”呈现，以及黄克武用“口述史”方式对李亦园的“互动式”人生书写相类似。“主体运动行为志”所强调的是让运动参与者自己说，运动参与行为的“事实”是从运动参与者自己的言说中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经典民族志研究路径中所强调的研究者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获得的材料。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运动参与者“自己说”与研究者的提问和观察，二者所获取的材料是完全不同的。个体运动行为志呈现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是由“运动参与者”自身决定的，而不是由研究者决定的，即突出“我”的主体性作用。虽然运动参与者的本体“故事言说”具有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性叙述对于研究者而言却具有客观性，更能够接近事实和真相本身。第三，以“个体运动行为志”为依据，通过个体与个体的链接描摹出群体文化景观。在既往的研究中，个体运动行为的参与者往往缺乏“主体性”而成为被国家征用的个体。将运动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追寻主体性和自下而上的价值意义阐释不仅是对现有体育学研究范式的补充，而且是“主体性”得到充分释放的典型表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自我运动行为志”“主体运动行为志”还是在“他群”与“自我”之间建立关联呈现的群体运动行为景观，都表征了由“言说他者”到“他者言说”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范式的转向。个体运动行为的本体性“故事言说”在为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提供经验素材的同时，构成了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的基础。对于研究者本身而言，从自身条件出发进而回到自身经验，实现以志及“我”继而将“我”入志，围绕着“个体经验问题化”将田野经验与理论阅读相结合才能呈现出厚重的成果。

3 个体运动行为志叙事文本的建构和书写

3.1 个体运动行为志叙事文本呈现的关键是突出作者的“主体性”

个体运动行为志的基本原则是“以‘我’入志，继而以志及‘我’”，运动参与本体意义上的自我经验性故事言说是构成个体运动行为志的基础。但是个体的经验性故事言说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而是要立足于内在的自省，觉察运动行为参与过程中自我的意义，进而以个体自觉为主线进行具有学理意义的反思和文本呈现。虽然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提出是基于人类学领域对传统的科学民族志的反思，同时伴随着人类学领域“自我民族志”和“主体民族志”的兴起而呈现，但这种近乎自传式、追求片面而深入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体育学领域却意义非凡。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将运动参与行为定位为人的主体性文化行为，这就在人的运动行为与文化之间建立了某种关联。文化的复杂性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传统的、以数字符号为表征的、追求普遍逻辑的量化研究在“个体”层面存在“区群谬误”的弊端。与此同时，个体的主观、片面而深入的文化和情感表达往往导致基于普遍逻辑建构的“模糊群像”被批驳和证伪。其次，伴随着多元学科的交叉和融入，“我”(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往往因为视角的转换不同而呈现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双重甚至多重身份，这种“主体性”阐释填补了既往研究的空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可以称之为拓宽了当前运动行为与训练研究的理论边界)。通过我看“我”和他看“我”的自我和主我(个体)自意识和自我行为叙事反思，个体运动行为与社会文化之间实现了有效链接，个体的经验叙事经过问题化的反思也更加具有“温度”和人文主义情怀。

基于上述个体运动行为志对体育学领域的意义可知，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根本是将人的运动行为回归本体论诉求，进而践行一种新的以语言为主要手段的“本体论许诺”。显然，个体运动行为志对个体在时空坐落下的运动行为所进行的真实、具体微观的阐释，不仅蕴含了静态不变的结构要素，同时蕴含了动态可变的个体行为参与过程: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这意味着从运动行为参与的开始到结束、从无到有，甚至从生到死的个体生命历程；而从空间维度上来看，个体的运动行为参与意味着从点到面、从个体到群体(抑或共同体)、从群体到国家的研究范围的扩大。这种研究视域上的拓展就是以“主体性”为线索、不断拓宽研究边界和提升理论解释力、不断发展体育学的想象力的典型表现。可以说，个体运动行为志生成的基础是以体育参与的场域空间作为田野而实现的，是以内化于身体之中、外化于实践之内的体育参与“惯习”作为主线而生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田野与运动行为志的书写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即人的实践活动受社会与文化影响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再生产。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指出的“这种文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人类学田野观察基础的同时也构成了民族志‘深描’的基础”。个体运动行为的主体是“人”，强调个体运动行为志作者的“主体性”存在，就是强调主体性的认知、强调活着的“人”的真实存在。如果脱离了这一点，个体运动行为志的价值将不复存在，原因就在于脱离了人的主体性存在，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也将不复存在。

3.2 “个体经验问题化”及其反思是个体运动行为志叙事文本书写和理论呈现的核心

“个体经验问题化”是个体运动行为志得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存在是根基性的。失去了个体对运动行为的自觉、自察和自省就不能称之为“个体运动行为志”。如何做到“个体经验问题化”呢？就其本身而言，其实质是对问题意识的强调。项飚等作为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曾经这样解释:“经验都不是自然发生的，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发生，并有它的历史、来源和局限。个体经验问题化的重点就是要直面问题，把自己的经验对象化，把自己对象化，进而将个体经历作为把握实践的起点，促使个体跟更大的问题建立联系。”个体的运动行为及其参与本身就发生在社会场域空间之中，是个体小世界和社会大世界之间的联系。个体运动行为经验就是“问题化”的基础材料，背后的社会环境、体制机制、结构要素以及个体、群体的运动行为观察和反思都可能成为问题提出的切入点。只有将内在于身体之中、外化于实践之内的运动参与惯习与社会文化大世界进行“关联性”和“互通性”思考，用更为厚重的理论知识去解读，才能使个体运动行为的经验性叙事上升到学理层面的高度，进而指向更大的存在空间。

就个体而言，运动参与行为一定不是隔离于实践之外的选择，个体经验问题化的关键是要善于发现困惑进而展开追问。例如: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是否与经济、情感构成关联，是否与家庭以及个体的生命叙事构成关联，是否与朋辈要素、社会结构要素以及社会分层流动构成关联，外在的运动训练经验理论是否与“我”的本体经验和技能提升达成一致，外在的方法训练手段是否与“本我”的感觉相适应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将是困惑的开始。“个体经验问题化”以及建立问题意识是从未知、求知到已知的过程，是基于对个体经验现象产生的疑惑、困扰进而展开提问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我”具备面向事实(或现象)提问、敏锐地发现问题并具备阐释问题背后机理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进而通过经验研究或理论研究来证明，并在现象与知识之间构建关联。

需要明确的是，“个体经验问题化”以及对个体运动参与行为的反思，虽然看上去始于行为本体的故事言说，但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故事言说和行为叙事的浅层表述层面。这就需要如上文所述的建立关联性并产生困惑，那么怎样做到问题化呢？或者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是一个好的问题呢？在笔者看来好的问题化意识要满足３个方面的要素:首先，个体经验及困惑需要跟既有理论和实践产生关联性(或者可能具有关联)。这是建立问题意识的前提，也就是要发现问题的价值和指向，即明确是对策型问题、描述型问题还是理论建构型问题。其次，个体的经验及困惑要具有延展性或公共性。所谓延展性就是看是否能够补充新的信息进行知识再生产或创新知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建立知识档案或知识复述的层面；所谓公共性就是作为一项个案研究是否遵循了“选择个案—研究个案—推广个案”的逻辑。个案研究虽然不能生成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理论，但是个案研究具有批驳和验证理论的重要意义。最后，个体经验及困惑需要具有归纳性的潜质。归纳性是建立在前两个要素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个体经验问题要具备进一步抽象化、可解释化和理论概括的潜质，具备发现新价值、推翻旧解释、提供新证据和发现新机制的能力。综上所述，“个体经验问题化”及其反思是个体运动行为志叙事文本书写和理论呈现的核心。

3.3 个体运动行为志是发展体育学想象力的重要线索和实践空间

 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虽然是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自我民族志和主体民族志的启发而构建的，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基于当前体育学科发展的实践需要建构的。不同于传统民族志对田野和民族志写作的热衷，本体论视角下的个体运动行为志不仅突破了既有民族志“我看他”的主体描摹而转向了我看“我”以及“他我”的自我行为书写，而且使“人”作为运动参与行为的主体立足于社会文化的范畴，突出了行为参与者自表述的价值，对原本强调的价值中立产生了冲击。体育学领域个体运动行为志的产生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首先，将个体运动参与行为以及体育文化立足于文化研究视域，在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建立关联，发挥运动行为志研究的先天优势。其次，对个体运动行为、机制及其相关要素的揭示，有助于进一步拓宽运动技能传递、方法控制、成绩提升等体育学领域的认知和理论边界。最后，以个体运动行为志为主线，建立个体、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将是发展体育学想象力的重要举措。因此，我们基于个体运动参与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个体、社会与文化３个向度的复杂交互，以及由个体、社会与文化在真实时空之中交互融合而产生的延展与变形，才能真正对人的复杂性和人运动参与行为的复杂性作出“深描”，进而更真实地呈现生活场景，更深刻地剖析社会存在。无论是我看“我”本体意义上的真实存在及其问题化的理论呈现，还是他看“我”视角下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运动行为经验叙事，都为个体在社会文化实践中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研究线索。

当然，个体运动行为志仍属于“志书”的性质，运动参与者的主体诉求将被作为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核心内涵。无论是基于我看“我”的自觉反思、他看“我”的“裸呈”，还是作为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者的“暴露”与“质询”，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求真”，即力求呈现一个相对真实的“自我”和客观存在的“世界”。个体运动行为志对于书写者而言是对个体运动行为过程的书写，其目的不但是力图理解、解读和反省自我，更是对生活在一种文化语境中的个体生命历程的某个方面作出诠释。这种转向在个体的运动行为叙事中，作者变成了“我”，读者变成了“你”，主体则变成了“我们”。对于个体运动行为志而言，这里的“个体”在我看“我”的“自我志”和他看“我”的“他我志”(研究者视角下的研究对象)的反思和理论呈现过程中，不仅是以“单数”形式呈现的，而且在寻求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建立关联的质性研究中也可能呈现“复数”的形式。也就是说，以“传记法”为主线，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的“传记法三角”作为方法论，进而呈现一个人或多个人的生命史。这种生命史可作为大历史的片断，用以建构或反映中国体育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叙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个体运动行为志在体育学研究领域潜力巨大。虽然作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提出，个体运动行为志并没有实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但是它所具有的适配性和针对性为解读体育文化行为和拓宽体育学理论的边界提供了较好的视角，也将为发展体育学想象力提供重要线索和实践空间。

4 个体运动行为镜像的生成与问题本质的呈现

4.1 个体的“心灵考古”与“行为反思”有助于接近问题的本质

我看“我”的自省以及他看“我”的镜像反思能否接近事实的真相？这是关乎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能否成立的问题。从学科隶属和范式传统来看，“自我志”与“主体志”已经伴随着民族志的反思而出现，并与“科学民族志”一起呈现了“整体民族志”的研究转向。对体育学而言，个体运动行为志不仅包含“自我”，同时包含“他我”的运动行为叙事。通过镜像反馈内心的主旨诉求就是对个体运动参与行为实践的真实感受进行“心灵考古”，以寻求呈现问题的本质。要想通过个体的“心灵考古”探究体育参与行为的问题本质，或者通过“自我”和“他我”的镜像来透视人心(客观事实)，本文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我们要将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叙事建构在记忆与表达的层面。这就要明确个体的记忆之中有什么问题。针对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而言，个体的记忆实则包含恩德尔·塔尔文意义上的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两个层面，也就是说，一种是建立在身体内部的“默会”性知识，其特征是自动化的身体表达；另一种是可以“言述”的知识。这两种记忆所释放的信息也包含个体运动经验、历史和社会等维度，其中个体运动经验是个体对运动参与的直观感觉和真切表达，包含着技能的表达、技能的习得以及心理等主观感知；当个体是运动参与行为的见证者、创造者和亲历者，个体的记忆表达也会反映历史学意义上的信息、资料和线索；与此同时，在个体运动参与的叙事过程中同样会涉及年龄、性别、职业、家庭、阶层、地缘、种族以及社会文化等社会学层面的信息。由此可见，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并不能停留在我看“我”和他看“我”的记忆表达层面，既要针对个体经验的问题展开“心灵考古”，也要兼顾记忆缺失、冗余、改写、错位和遗忘等诸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志书”虽然具有主观性之嫌，但绝不是“天马行空”“任意而为”，要想接近问题的真相就要恪守科学研究的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也就是托马斯·库恩所指的“范式”，即“共享的、预设的有关什么是好的科学研究、什么是证据及如何研究规范”。

其次，镜像是否能见人心取决于个体叙事的真实性。接近事实本质和问题的真相要从两个层面来把握，即从价值追求和主体诉求的一致性来考量。从价值追求的层面上来看，历史学的视角以及体育学的视角都侧重于对个体行为“口述史”和运动经验的真实性探究，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个体叙事的真实与否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主体诉求的一致性来看，如果作为运动参与的“我”和作为研究者的“他”主体诉求不一致，就有可能导致“故事言说”的不真实，即出现“这是你(研究者)要‘我’说的，而不是‘我’要说的”的情况。如果是“我”要说的，这些言说不是为了应付外来人并且无关其他利益，那么言说的不真实性有可能会降低。但这并不表示研究者遵循了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三不主义”(事前不提问、事间不追问、事后不补问)，研究者就失去了研究解释的角色。要做到克利福德·格尔茨意义上的“就什么说点什么”，就需要针对“我”的“真实”故事言说进行解读和分析，这才能通过镜像(叙事)映射人心(事实)。

4.2 “我”成为研究对象是基于“我”对运动参与的具身体验

我看“我”或者“我”的本体主观感觉真实吗？“我”的自我镜像能够反映运动参与行为的真相吗？“我”成为研究对象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虽然看似决定着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能否成立，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层面上来看，似乎这一系列的问题并不是问题。说它不是问题的原因是定性与定量两种研究范式围绕着这一争论始终存在，进而衍生为“主观”与“客观”的争辩。伴随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认识论”转向，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质性研究方法论以及研究范式也开始不断向前推进，以“自我志”“主我志”“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质性研究为代表的方法论也不断走向成熟，这些研究在操作过程中希望舍弃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和以大数据为依据的具有普遍性的检验逻辑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片面而深入的诠释逻辑分析，即类似于质性研究学者所指出的“以研究者本人作为工具”。可以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质性研究范式中追求“主观性”或者有关将自己作为方法的研究已经不是问题。那么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身，作为运动参与行为的主体，“我”在运动参与中的具身体验是建立自我镜像并通过我看“我”和他看“我”而接近事实真相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的运动参与具身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自省、反思进而进行“个体经验问题化”的呈现就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看“我”具有主观真实性。

虽然在既往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学者对运动参与行为的阐释倾向于追求普遍逻辑、检验逻辑和整体推论的定量研究，但是就目前的体育学研究而言，个体运动行为志为体育理论的“整体认知”提供了视角。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体育学领域应用中孰优孰劣作出评判，而是要发现彼此在方法论上的局限，进而推进彼此发展。针对以往的研究而言，定性研究也好，定量研究也罢，操作的关键在于对真理或事实的接近，并以此作为抓手实现知识再生产。如果不能在定量研究中将具有经验性的数据关系与抽象的理论命题建立关联，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相对肤浅的。同样，如果把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置于更为普遍的问题下进行讨论，那么该研究也会停留在“朴素经验主义”故事言说的层面。基于我看“我”所建立的镜像意味着自表述与再表述的研究视角以及主体转换，从这个层面上看“我”的自表述若成为可能，除了自我叙事言说和自省、反思、自觉、自察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也就是基于文本的记忆。往往不易引起重视的“我”的“日记”，无论是普通人的日记还是运动员的日记都弥足珍贵，其价值往往超过自我言说和正式访谈。从《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与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出版对史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冲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虽然上述二者的日记充当了“被表述”和“被考察”的对象，但是运动员的“训练日记”以及普通运动参与者的“日记”则既可以作为自分析的研究对象，也可以作为他看“我”的补充材料。由此可见，“我”的自我镜像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反映了个体运动参与行为的事实，而且还可以作为接近真相的重要支撑依据。

4.3 公共性、建构性与纪律性是“将自己作为方法”以及将自我经验“推己及人”的前提

个体经验研究的呈现不仅标志着研究方法上的反思和认识转向，也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自下而上研究传统的延续。与集体表征的“权威性”相比，处于“权威社会”(或集体)对立面的自我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要想做到个体运动行为经验“推己及人”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体运动行为经验研究是否具有公共性。“个体问题经验化”以及针对我看“我”和他看“我”的研究是否能够具有“公共性”的关键，在于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观点，这将是“推己及人”的前提。如果我们从归纳的逻辑视角来看，个体运动参与行为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基础性命题是具有个别特征的“个案”。如何从“个案”中进行低层次的命题概括并将其抽象化处理，进而总结概括出更高的、更为抽象的命题并从中发现一般性或共性，不仅是研究理论呈现的要求，更是在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中突破“客观性”“主观性”争论束缚而上升到“公共性”的具体步骤。如果不能够从个体的运动参与行为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认识，使其成为验证或者批驳理论的证据和假设，那么这个研究便仅停留于自我的经验总结或者表层的故事叙事层面。也就是说，作为个体运动行为志，要从个体的经验问题出发形成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并努力将这种观点作为理论假设演绎到更多的个案解释之中去。第二，个体运动行为经验研究是否具有建构性。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我看“我”还是作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他看“我”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从自我运动行为志的建构和呈现之初就要明确“为何进行叙事”“为谁叙事”“叙事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个体的运动行为事实作为故事言说，经由“解释”环节，最终实现的就是知识的创新和建构。需要说明的是，对运动行为事实的“解释”和“解读”不同，“解读”是对个体运动行为的界定和理解，而“解释”则是要对个体运动行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理论诠释，“解释”是一个由未知到已知的求知过程。第三，个体运动行为经验研究是否具有学科的纪律性。所谓“纪律性”是要严格遵循学科和学术研究的规范。一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贡献性评价的标准来自于相关专业领域的衡量。如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以及马克思·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作者在写作之时并没有到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做田野调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上述作品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其原因之一便是建立在作者对学科“纪律”的遵守上。

总体来看，个体运动行为志以及由此建立的“个体经验问题化”能否推己及人的核心是研究问题的公共性和建构性。这里所指的公共性并非学术话语的公共性，而是指由个体经验上升为具有一般性、共性的理论抽象化过程；“建构性”则是立意于对个体运动行为的“解释”，这个“解释”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客观规律的发现层面，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目的诉求的发明与知识创新。对公共性、建构性与纪律性的遵守不仅是“将自己作为方法”的前提，同时也是“推己及人”实现知识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如此这般，个体运动行为志所具有的时代性、历时性和价值性不言而喻。

5 结语

可以说个体运动行为志的登场，价值与挑战同在，对个体运动行为志范式的提倡，同时是对体育学既往研究范式的反思。当今社会，个体无法脱离共同体而单独存在，这进一步加剧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具体到运动行为则表现为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于外界环境的“我”者，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纯一的“他”者。此时此刻，位于世界范围内不同区域的人正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人类文化和社会发生着复杂的互动。从这一点来看，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地阐释人类行为的方法论与范式并不存在，个体运动行为志的提出同样面临诸多问题。作为一项质性研究，强调作者“在场”进而做到个体自觉、自省、自察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对其是否客观、是否科学进而回到定性与定量之争并无太大意义。作为人类学“志”书领域的延伸，个体运动行为志并不谋求得到普遍意义上的认可，而是谋求在遵守学科规范和“纪律”的基础上对个体运动参与行为进行“片面而深入”的阐释，以进一步拓宽体育学的理论边界，发展体育学的想象力。套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发展体育学的想象力将是体育学的全部，这才是该项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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