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施文泼｜“入世”20年的中国税收

“入世”20年的中国税收

贾康  施文泼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2期

● 作者简介：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施文泼，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 作者：贾康、施文泼

内容提要

在迎来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本文基于简要回顾，总结“入世”对于中国推进现代化事业形成的创新驱动，框架式和突出重点地考察概括相关两方面值得重视的进步：一是“入世”对中国税收改革的催化和与之相关联的制度与政策配套——从实施关税改革到统一内外税制，从推进增值税改革到构建支持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二是“入世”对中国税收法治和管理现代化的促进——完善税收立法，提高税收立法级次，增强税法透明度；积极运用信息革命新技术成果，大力发展数字化金税工程等。今后深化直接税改革、优化国际税收协调等重大事项，仍任重道远。

关键词

“入世”；中国税收；创新；税收改革；税收法治

2021年，中国迎来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纪念日。回顾当年，在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谈判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既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阶段，更是以开放催化和倒逼改革、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升级。“入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转型形成了新的挑战，成为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制度优化演变的契机和引擎，并对中国的税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本文择相关重点，作简要的回顾与点评。

一、“入世”形成的创新驱动

“入世”给中国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WTO倡导的非歧视、市场准入、互惠、公平竞争与公平贸易、贸易政策法规透明五大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契合，由此助力加速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国内市场商业文明进步及与外部世界的接轨。在“入世”20年的发展中，中国更多地由跟随变为主动参与，在很多方面参与和引领了世界商贸制度的变革，特别是近些年，在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与行为的情况下，中国高举全球化旗帜，成为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捍卫者和新的倡导者。

“入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这首先需要从“入世”带来的改革开放新局面来加以认识和理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紧密结合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明确强调了开放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认为闭关锁国只能是死路一条，必须以对外开放匹配作为“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改革，从而解放生产力，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推进中国“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部署。

在现实生活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和“全球化取向”的开放，是相得益彰、不可分离的。开放的意义和作用，正如李铁映同志重读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所说：“开放本身就是一大改革，关起门来是搞不了改革的。不改革是死路一条，闭关锁国也是死路一条，自闭就是自毙”。作为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两大取向，改革和开放都代表着党中央已在发展理念高度总结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即以制度创新引领和结合管理创新、科技创新，而其中的开放，正是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入手，形成革除中国原有体制和管理机制弊病、打开科技创新等发展潜力空间的驱动力和催化器。

改革和开放结合、互动中的创新驱动，必然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以及作为财政“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前提性机制条件的税收。就全局而言，在“入世”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开放升级为大前提的发展升级新境界，“千年之交”后中国的发展局面上了一个大台阶，在连续多年经济以两位数超常规增长的过程中，发展成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且外贸和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创新发展得到开放加力的成就斐然而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中国财政税收的发展，也在适应新形势、新发展局面要求的情况下，深化改革、优化机制、加强管理，以求不负职能使命，发挥好“大国财政”“大国税收”的功能作用。“入世”使中国走向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既对于中国经济社会，也给中国财政税收带来了从观念更新而渗透于制度、规划、管理等方面创新的深刻影响与催化，形成了推进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二、“入世”对中国税收改革的催化与相关联的配套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税收上要求有新的一套制度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以往实施的计划经济的颠覆性创新，这决定了转轨阶段的税制改革必然是全面的改革，要摒弃计划经济的色彩与逻辑，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运行规则。在此背景下，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随后，国务院先后审议通过了国家税务总局草拟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六个税收暂行条例。1994年的税制改革，纳入了中国财税改革史上里程碑式的改革配套，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税收制度基础框架，基本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其后逐步扭转了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下降的局面，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得到加强。实践证明，这次税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及其后的调整和完善，又经过2001年“入世”的催化和促进，中国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税收制度为目标，不断深化完善税制改革。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具体税制改革任务涉及增值税转型、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完善消费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开征物业税（这涉及后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的房地产税）、统一城乡税制、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等。

“入世”之后，中国开启了新一轮税制改革，并以不断的改革深化，与时俱进地对接到当下全局性展开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此，于“入世”促进税改方面，本文重点勾画与外向型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关税和与整体经济运行、税收筹资紧密相联的第一大税——增值税的改革。

(一)从实施关税改革到统一内外税制

按照“入世”关税减让承诺，中国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大规模下调数千种商品的进口关税，中国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低至2005年的9.9%，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3%，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9.0%，关税减让承诺基本履行完毕。随后中国继续按照承诺逐年下调部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税率，2010年中国“入世”的降税承诺基本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降至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2%，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8.9%。

其后，中国的降税承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关税特殊优惠，以及多次以暂定税率方式大幅自主降低进口关税水平。中国多次以暂定关税的方式对进口关税税率进行动态调整，重点对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国内生产需要的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工业原材料和重要能源资源型产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以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目前平均每年对700~900项重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较最惠国税率的优惠幅度达50%以上。

在多边经贸关系方面，中国从寻求“入世”到“入世”后认真履行承诺，再到积极参与WTO改革，推动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完善。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起即宣布加入《信息技术协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参与该协定扩围谈判。2015年，中国推动WTO达成《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成果，这是近20年来WTO达成的第一份货物贸易关税减让重大协定，参加方扩围产品的全球贸易额达1.3万亿美元，占相关产品全球贸易总额约90%，对提高全球贸易自由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随后，中国于2016年9月、2017年7月、2018年7月和2019年7月，对信息技术扩围产品实施了四步降税。

2018年，中国进行了四次自主降税，关税总水平从2010年的9.8%下降至2019年的7.5%。这4次自主降税共涉及3000多个税目，占总税目的近40%，平均税率降幅达到23%。这是中国自2010年完成“入世”关税减让承诺以来，第一次如此大幅度地降低关税总水平，对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和重要意义。自主降税的做法，一方面适应了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通过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减少进口成本，促进贸易发展，助推了中国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深化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决心，让世界各国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消费繁荣带来的红利。

关税也是应对贸易摩擦，反制贸易霸凌的必要手段。2018年以来，针对美国单边加征关税的行为，中国坚决予以反制，实施了三轮四次关税反制，捍卫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同时，实施并不断优化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制度，以缓解受经贸摩擦影响大的行业与企业的困难，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总之，近年来，中国不断降低关税总水平，既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升级需要，又表明中国扩大开放兑现“入世”承诺、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态度。目前，中国调整后的关税总水平仍略高于欧盟，但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发展阶段基本匹配。考虑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从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看，未来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仍然存在进一步降低的必要。在降低中国关税总水平的同时，也有必要结合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优化关税税率结构，合理有效地保护经济发展。关税税率结构的调整，应兼顾生产需要和消费需求，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一方面对不具备比较优势并且需要或正在进行技术升级改造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要加强保护，为产品技术追赶和产业转型升级争取时间；另一方面，降低国内企业需求较大、短期内国内供应难以保障、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业品税率，以及人民群众需求意愿较为集中的消费品税率，适度扩大进口，不断增强企业和民众获得感。

在实施一系列关税优化变革的同时，中国还致力于建立公平统一的内外税制。自2007年1月1日起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国个人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得以统一。2008年废止《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以及外籍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缴纳房产税。自2010年12月1日起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优惠待遇。经过这一系列的税制调整，最终完全消除了税制的“内外有别”，建立起公平统一的内外税制，实现了使中国的税收制度安排与市场经济国际惯例对接的制度创新与配套改革目标。

(二)从推进增值税改革到构建支持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现代税收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入世”促进了中国这一制度建设的进程，突出地表现在为服务于实现效率目标这一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以中性为取向，实施政府以流转税介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的第一大税——增值税的改革。

所谓税收中性，在理论上的认识是：作为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税收在发挥收入职能时，也会对市场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尽量减少税收的额外负担与消极影响，国家在课税时，除使人们因纳税而承受负担外，最好不要再使纳税人遭受其他额外的负担或损失。绝对的（纯粹的）税收中性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在税制实践中不可能实现。现实中的税收中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相对中性，即国家征税应尽量不影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应把税收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这一原则取向，最适合于以筹集政府收入为主要功能的增值税。

增值税是以增值额为课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与税收中性理论的要求有内在的契合。中国“入世”后改革和调整增值税向现代型发展，基本思路是依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负的要领，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在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试点基础上，最终过渡到将所有商品和劳务都列入征税范围，将营业税完全改为增值税。与此同时，调整增值税税率及结构，减少增值税税收优惠，降低征收成本。

自2004年7月1日起，增值税转型改革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等八大行业启动试点，自2007年7月1日起，转型改革试点扩大到中部六省。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从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试点。从2012年8月1日到当年12月1日，“营改增”试点地区逐步扩大到11省市。2013年4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自2013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纳入试点范围。自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业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至此交通运输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自2014年6月1日起，进一步将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2017年10月30日，国务院召开第19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总的来看，“营改增”试点改革全面实施后，增值税覆盖了所有的货物和服务，也对生产和消费全部环节实际涵盖，货物服务税的中性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构建了良好的税收环境，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而为实现公平竞争，首先要求市场主体面临的制度环境要公平。税收制度是市场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以“营改增”使中国初次分配领域最主要的税种实现税制统一，进而使市场主体遵循相同的税制，面临相同的税收待遇，极大地促进了税制公平和中性。“营改增”试点改革实现了中国在货物和服务税制上的统一，消除了原增值税制度和营业税制度并行而内含的重复征税因素，有利于消除货物服务税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扭曲，并有利于企业于生产经营领域提升专业化细分水平，在为各个产业、各个企业的发展构建统一的税制和相同的税收制度环境基础上，促进公平、有序竞争中的产业升级，发挥市场“大浪淘沙”的优胜劣汰作用，激发企业活力。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营改增”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国际先导意义。“营改增”首先是从制度上解决了货物和服务税制不统一的问题，这是国际上多数国家对货物和服务统一征收增值税的通行做法。“营改增”改革全面实施后，中国基本建立起现代增值税制度，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全面贯通，消除了重复征税因素，增进了货物和服务税制的整体中性，也保证了所有市场主体面对相同的税制环境公平竞争，为增值税制度向更加现代化、国际化迈进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国际上将金融业视为增值税实施难点，且绝大多数国家对金融业免征增值税的情况下，中国将金融业全面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并创新征管方式，这一改革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和先导意义，由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被视为近期国际税制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

以“营改增”改革等重要的税制改革为背景，中国在“入世”后着力构建和完善以支持创新为主要目标的税收政策体系。税制改革既需要构建一个具有刚性的制度体系，又需要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弹性的税收政策体系，以增强税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其创新能力依赖于创新的生态环境。按照有利于促进创新的要求，中国近20年来以一系列组合式措施，建立包括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的税收政策体系。尤为重要的是，健全支持中小企业、研发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发挥税收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强企业研发创新、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例如，实行中小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小微企业增值税免税或实行简易征收办法，加大对技术创新人才的激励力度，实行对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提高企业研发费用投入享受企业所得税税基加计扣除的优惠程度等，以增强经济活力。

总之，税收政策激励创新发展的运行链条是增加市场主体可支配货币收入，带动技术改造、设备更新、高科技人才引进、新产品试制等方面投入增加。近些年来，在实施高强度减税过程中激励创新发展始终是减税重点，形成了支持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和产业链水平提升两条激励主线，推出了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关税等多个税种的优惠政策，年度减税额高达数千亿元至万亿元以上。

但也必须看到，在中国，源于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的产业竞争力脆弱，依然是经济安全的一大隐患，解决诸多“卡脖子”难题也尚需时日。因此，“十四五”期间，还要继续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通过科技创新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这将是一个代价高昂、艰难复杂、跨周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出台政策扶持市场力量推进工程建设。为此，除继续实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等优惠政策外，还应研究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应考虑在深化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过程中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与稳定给予政策扶持，特别是应大力支持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升级发展，为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条件，推动集成电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加快发展，支持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入世”对税收法治和管理现代化的促进

“入世”所带来的观念更新、制度创新，也合乎逻辑地紧密联系于中国税收法治和管理的优化改进，突出表现在促进“税收法定”基本原则贯彻中的立法进步，和金财、金税工程概念下数字化管理机制的优化发展。

(一)完善税收立法，提高税收立法级次增强税法透明度

改革开放后，中国税收的立法工程得到重视，但经多年努力，“入世”时中国税法的立法级次仍然较低，税收的透明性和稳定性较差，不利于稳定企业发展预期和促进公平竞争。在“入世”之初，中国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少数几部税收法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与市场资源配置和运行紧密相关的税种都属于行政法规，且以“暂行条例”形式长期运行。在税收法律法规的实际运行中，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又以部门规章或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性文件。总体来看，税收立法级次低、稳定性弱、透明度差，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极不相称，不利于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税收作为国家从纳税人手中取得收入的手段，也应符合法治精神，即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入世”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依法治税成为税制改革的核心理念之一，税收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税法级次不断提高，税收法规制度不断健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中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同月，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起草了《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对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路线图、时间表做了明确安排。

在贯彻中央指导精神过程中，截至2021年6月10日，中国现行18个税种，已有12个完成立法任务（见表1）。这很好地体现了税收法定轨道上中国税制建设和税收管理的进步。

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在实际生活中也涉及规范地方税收优惠行为。地方违规或变相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影响了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不符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比如，既往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过多，不利于中性原则的贯彻，特别是先征后退类的政策，容易成为税收漏洞，造成虚开发票的风险；对特定行业的先征后返政策，也与WTO的补贴规则不符，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在其后的实践中，管理部门努力落实中央要求，加强有关税收优惠的专门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积极提高税收规范管理水平。

(二)积极运用“信息革命”新技术成果，大力发展数字化金税工程

税收征管改革是深化税制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速度的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对税收宏观调控作用提出新的要求，与之相适应，中国税收征管制度也在根据经济社会和税制发展的要求，不断改革创新，特别是随着“信息革命”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不断催化税收征管改革进程，由此大幅度提升税收管理能力，在执行层面为税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

中国“入世”以后，以技术变革引领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和模式发展中，金税工程建设成为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抓手和重点建设事项。2001年，金税工程二期在全国全面开通，2008年，金税工程三期正式启动，并在“十三五”时期全面上线运行，大大增强了税务部门对涉税信息数据的收集、整合、处理能力，初步构建起基于数字化网络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为适应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需要，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建设智慧税务的改革目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税收征管中将得到更为充分和深入的运用，由此推进税收征管从“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的全面转变，促进税收征管精准度和有效性的不断提高。

金税工程，结合着金财、金关、金审、金农和金水等国家层面的多个金字号工程，今后还将首先聚焦国内需要，配合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其中，紧密配合走向共同富裕的调节需要，如何推进直接税改革，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尽快完成房地产税立法和研究开征遗产赠与税等，将是中国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重头戏之一，这些也必然对强化、优化税收征管提出新的要求。

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运用新技术革命数字化创新成果的金税工程，今后还将积极配合中国配套改革与信息化建设中的改造国内税制，主动参与、引导国际税收协调机制的改革，维护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权益和适应国际税收协调机制的发展需要。

中国税收制度安排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以及进一步优化国际税收协调、完善税收政策体系的工作，仍任重道远，需要在锐意创新中继续砥砺前行。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2期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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