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张庆君、陈思｜数字经济发展、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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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

张庆君　陈思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8期

► 作者简介：张庆君，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思，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主要构成要素，以现代化网络为主要载体，对银行业的结构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中国36家上市银行2010—2019年的年度经营数据，研究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的关系，分析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银行异质性问题，并从数字经济发展和银行资产、负债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探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银行治理，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程度、管理层代理成本以及技术效率会影响银行数字化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非国有银行数字化发展更有利于银行治理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银行融资成本的上升、资产收益能力的提高以及非利息收入的降低有利于促进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

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投入；非理性投资；代理成本；技术效率；银行治理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应用，银行业风险积聚，这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银行业治理水平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外部监管，也需要银行自身治理能力的提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开始进行数字化建设，而数字化技术的研发以及数字化产品的应用有利于提高银行获取信息的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强决策者的理性判断能力等，能够有效地提升银行自身的治理能力。银行治理能力的提升，既可以增强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又可以提升银行在数字化潮流中的竞争力。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治理能力对中国银行业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努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新格局的建立。数字经济是一种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经济形态，其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推动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中国在2017年3月首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数字经济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20年9月发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在2019年达到了17.03万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2%，说明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凭借数字技术从以往的线下经营模式转型为线上经营模式，从依托于传统人力创新转型为技术创新，从传统银行逐步转型为数字银行。在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依赖数据这一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经营，能够降低营销成本、提高营销的精准性、全方位满足客户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竞争力。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银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周围经济环境的制约，而合理有效的银行治理有利于改善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与发展趋势，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银行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数字化转型：一是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即银行可以通过开发数字化技术、研发数字化产品、构建数字化交易平台等渠道，对产品与服务进行转型升级；二是银行组织管理数字化，即银行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完善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模式，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会改善银行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银行的非理性决策，从而对银行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产生影响。随着市场竞争加剧，银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周围经济环境的制约，而合理有效的银行治理有利于改善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与发展趋势，因此数字经济以及银行数字化投入能否改善银行的治理情况会直接影响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使用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与银行治理的关系，从多个渠道研究银行数字化发展对银行治理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并从银行的资产端、负债端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深入探究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以期丰富相关的理论文献，对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二、创新之处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有文献侧重于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缺乏从银行角度探讨数字经济的治理效应，甚至鲜有文献研究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并考虑异质性银行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第二，鲜有文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分析数字化对银行治理效应影响的传导机制，因此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数字化对委托代理理论基本假定的影响，深入探究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并从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程度、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技术效率三个角度实证检验该机制渠道；第三，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以银行是否有金融科技子公司为划分依据，引入外生数字经济冲击，又进一步从上市银行年报中挖掘2010—2019年银行数字化投入数据，并将其与国泰安、万得数据库进行匹配。同时，本文从银行的资产端、负债端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研究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以期为银行数字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36家上市银行2010—2019年的年度经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的关系，分析了银行管理层非理性投资程度、技术效率、管理层代理成本对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关系的影响，进一步探讨银行数字化投入对异质性银行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对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外生冲击，并从银行资产端、负债端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探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银行数字化投入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完善了银行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二，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增加能够通过降低非理性投资水平、降低管理层代理费用、提高技术效率等渠道来改善银行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从而提高银行的治理水平；第三，银行异质性会影响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由于非国有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利益冲突问题更为复杂，非国有银行数字经济发展更有利于缓解银行内部的利益冲突，从而提高银行治理水平；第四，数字经济发展、银行融资成本的上升、资产收益能力的提高以及非利息收入的降低有利于促进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银行对于数字化技术的研发与使用能够规范银行理性投资行为、降低成本、提高技术效率、增强银行的信息安全水平，数字化改革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政府、监管机构、银行应当以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着力点，推动数字化产业与产业数字化建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因此，本文分别从政府和银行两个角度提出数字经济与银行治理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积极发挥政府职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为创新发展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条件。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四种途径发展数字经济：第一，应推动数据共享的实现。数据是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有效循环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政府应当逐步开放政府公共数据，以数据共享的方式提高社会参与经济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加速数据信息在多部门之间的流动。第二，政府应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应当倡导数字经济，开发与运用物联网、5G等前沿的计算机技术，推动新型基础建设的研发与应用。第三，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的法律体系，提高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安全水平。第四，倡导金融与科技相结合，强化金融科技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手作用。其次，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应着力构建数字化建设体系，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发展。第一，银行应将数字经济写入战略发展规划中，加大银行数字化投入，重视银行数字化发展。银行借助数字化技术，如5G、大数据等能够丰富业务种类、全方位满足客户的需求、挖掘潜在客户、降低银行非理性投资行为、提高银行竞争力。第二，应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提高创新研发能力。银行可以通过设立数字化研发部门，开发与使用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创新银行业务以及提高银行治理水平，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第三，应加强银行同业、银行与金融机构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合作，共享数据，实现合作共赢。第四，银行应强化监管，加强数字业务的信息披露，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银行治理的优化作用，实现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第五，随着银行产品形式与业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银行面临的风险类型也在转变。银行应努力构建数字化风控平台，创新风险管理模式，以有效识别与处理多样化的安全威胁，维护银行“数据资产”的安全。第六，强化对“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管理，建立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金融科技产品，最大限度发挥科技子公司助力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8期第3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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