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形广场，和话语一起迷失
深焦Radio
电影中的出轨之
《烈火情人》
第28期
文
读
奇怪的云
vera
文|缴蕊
编|章三
要介绍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今年摘得金棕榈大奖的影片，命名首先就成了一个难题。片名The Square一开始在中文媒体报道中被翻译成《广场》或《自由广场》，后来又改成了《方形》或《魔方》。从与原文对应的角度来看，哪种译法都不能算“错误”。然而无论哪种翻译，都不得不舍弃Square本身包含的一语双关。那么，作为片名出现的The Square究竟是什么呢？原来，这是一个当代装置艺术作品，艺术家在位于斯德哥尔摩旧皇宫的博物馆广场上用荧光圈出一个4x4平方米的方形区域，同时加上注解：“这块方形是信任与无私的圣地，在此，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唤起人们心中对彼此，特别是对与自己不同群体的善意。而关于这个装置作品的筹备和争论，无疑是影片最主要的线索。
影片一开场就充满了斯堪的纳维亚式的黑色幽默与反讽。在筹备The Square展览期间，博物馆馆长克里斯蒂安却因为一次糊涂的好心，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中了圈套，手机和钱包都被偷走。为了找回手机，他听从了下属麦克的馊主意，用定位服务找到了手机所在的大楼，并给每家每户都塞了一封恐吓信。手机果然找了回来，然而还没高兴多久，克里斯蒂安真正的噩梦就开始了……
《方形》(《广场》)剧照
毋庸置疑，本片的一大亮点是对“尴尬”氛围的用心营造，这些富有荒诞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小片段一方面使人发笑，同时又互相交织，形成了对人们根本生活境况的形而上学表述。主人公自作聪明，却不断被置于各种各样的尴尬境地，而这些尴尬往往是由于那些不懂“游戏规则”的“外来者”造成的。怂恿他发恐吓信的下属，“一根筋”的美国女记者，愤怒的移民男孩，在晚宴现场失去控制的行为艺术家……面对这些无法掌控的状况，克里斯蒂安感到越来越恐惧和无奈。这些矛盾冲突在那场荒唐的晚宴达到了极点，大受打击的克里斯蒂安再也无力维持道貌岸然的文明外表。这位博物馆长在洗手间精心排练的那些试图阐释艺术和人性的演讲，在现实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欣赏奥斯特伦德的人在他身上会看到瑞典当代电影大师罗伊·安德森的影子。在这部影片中，除了片段拼接手法的形似，两者更为深刻的共同点其实是对情境精确而冷静的控制。也就是说，虽然出发点都是对于社会、政治和人性的思考，但他们决不会借人物之口将他们思考的结果或平铺直叙，或循循善诱地表达给观众，而是止步于情境，并用精准的场面调度将其推向极致。用奥斯特伦德的话说：“我相信观众的智力，他们会自主思考。”当然，这一手法并非电影导演的原创，它可以上溯到瑞典现代文学之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品味种种不幸的情境，在其中或反思，或自嘲，乃至最终付之略显古怪的一笑，或许这正是瑞典文学区别于“主流世界文学”的灵魂。显然，《方形/广场》也体现了这种文化滋养。从头至尾，整个片子都在对宏大话语进行着消解。每一个严肃紧张的场景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噪声干扰：会议室里哭泣的婴儿，“作案时刻”令人心惊的狗叫，面对女记者诘问时装置椅子不断发出的巨响。一个令人深刻的片段是，在The Square这一装置作品的发布会上，一名坐在场下聆听的秽语症患者不停地高喊着脏话。尽管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极其不适，但他们都选择了容忍，因为“他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无法控制自己”。联系影片所表现的社会情境，这一场景很容易被简单地解释为一种嘲讽，一种对人性善意的质疑。然而，这真的是导演想要陈述的吗？
《方形》(《广场》)剧照
在访谈中，奥斯特伦德称影片的主题是对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思考。在三十年前，瑞典还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公信社会，而今天的人际关系却变得冷漠。当看到周遭有人遇到暴力侵犯，人们不再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而是选择冷眼旁观。虽然影片选择用夸张乃至荒谬的形式来表达，但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能真切地感觉到来自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画面的诘问。而回到影片的取景地瑞典，正如镜头所呈现的，近年来斯德哥尔摩等城市涌入了大量来自欧洲贫弱国家的乞讨人员。他们在广场露宿，在街边乞讨，甚至“得寸进尺”地在便利店命令克里斯蒂安给她买“不要洋葱的鸡肉脆皮面包”。虽然瑞典政府和大部分市民都对此选择了包容，但难免有人心存微词。与理想化的“方形广场”不同，“人人平等”的理念在现实中更多地是通过一种“熟视无睹”——或者也可以说是那种默然的“冷眼旁观”——的方式实现的。市民和乞丐们每天相安无事地分享着同一个空间，但这种“相安无事”并不一定是出于对某一群体的信任和理解，而可能是出于不愿卷入麻烦的心理，以及一种单方面的道德感。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单方面的道德感是来自对于“反人性”和“反道德”的拒斥。“如果我们驱逐他们，他们将向哪里去？”这才是构建起这一“容忍”的心理底线。奥斯特伦德用镜头语言制造出一个有着距离感的空间，致力于为观众提供一个冷静的凝视，正如遭遇突如其来的混乱和暴力时那一双旁观的眼睛。这让我们想到他在前作《儿戏》中的固定机位长镜头，镜头中呈现的是人性在文明外表背后难免的脆弱，以及在各种情境下选择容忍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在此，导演通过摄影机想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容忍”，而是“在选择容忍之后，你能接受它所带来的后果吗？”
《方形》(《广场》)剧照
同理，对于The Square这件装置作品所引发种种矛盾冲突，我们不妨摒弃事先存在的偏见，尽量站在中立的角度去审视。事实上，导演在片中也指出了冲突双方最终实现沟通的可能。在公关视频引发轩然大波之后，克里斯蒂安在新闻发布会上遭到了媒体和民众的强烈谴责。一开始，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但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人们的目光终于落到了The Square这件作品本身，开始关心它所呈现的内涵，报纸上也终于出现了较为客观的介绍……当然，沟通也并不是永远有效。克里斯蒂安最终无法完成的道歉，似乎正昭示着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始终难以消弭的隔阂。一方不断地说，一方却怎么也听不懂，或者根本拒绝去聆听和理解。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情境正是由这些纷乱的话语所搭建起来的。话语可能建构起共识，也可能让我们迷失。而对这些话语真正含义的冷静思考，就是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所在。
丹麦演员克拉斯·邦
关于话语，片中最有趣一点的是，扮演克里斯蒂安的丹麦演员克拉斯·邦从头到尾一直在说丹麦语，而与他配戏的瑞典演员则说的是瑞典语。这两种语言并不能彼此沟通（在瑞典上映时，克里斯蒂安的台词全部需要加上瑞典语字幕），剧情的推进完全建立在对话双方“假装彼此听懂”的前提上，只有愤怒男孩高声叫骂的那句“丹麦鬼子”无意间泄露了天机。这是导演一处小小的幽默自反，但却再次提出了那个问题：“是否只有在话语建构的‘虚假和谐’中，我们才能和平共处？”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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