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电影，是为了挑战上帝和人类
空
拍没拍过的电影
拉斯·冯·提尔访谈
根据《电影手册》2018年11月号访谈翻译
译 / Quentin（阿维尼翁）
编 / 白鸥 （北京）
Zentropa的大楼坐落在哥本哈根青葱的郊外，这里曾是军事禁地，现在却萦绕着一股与之相反的气息。尤其在这七月的第一个周一，夏日的艳阳高照下，工作室的员工在一间偌大的房间接待了我们，里面堆满了海报、奖品和制片厂里的小道具。《反基督者》里的生锈剪刀，罗威维尔外星生物的仿制品，旁边放着一叠证书和小雕像和一些爵士乐器，那是制片人皮特·占森 (Peter Aalbæk) 郑重其事搞来的一整套装备。
我们在剪辑室的小隔间见到了拉斯·冯·提尔，走廊的尽头还挂着摘自《毛语录》的标语。因为不懂丹麦语，我们无从探究标语的内容以及其存在的讽刺意义。
一改往日的摆布人的造物主形象，导演却以一副度假装扮出现在眼前：头发很长，穿着齐膝短裤和凉鞋，一脸腼腆。过去几年的时光肉眼可见地在他身上留下印记，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他身体状态的退化。我们清楚记得在《忧郁症》时期他的模样，紧握的拳头，指根还刻着简而有力的”Fuck”，以及骂起人来的神采风扬，但今天他的手是颤抖的，声音也不如往日坚定。2011年在戛纳灾难性媒体见面会后，这位电影人就被一股怀疑的声音所裹挟，尽管他有强烈的欲望解释清楚（也无济于事）…《忧郁症》上映时（我们在2011年时在Zentropa已经采访过他，见669期），他已不愿提起此事，而我们也没料到今天会再回来这里。但这次是他自己主动提起这个问题，一旦跨过这道坎，他的语气重新变得自信，夹杂着告解和偶尔放下心防的不庄重，毫无根据的担心，谈论着他永远让人振奋的革新的创作手法。就是在这一环扣一环的对话中，拉斯·冯·提尔透露出他不为人知的作为艺术家的野心。
— Joachim Lepastier
拉斯·冯·提尔
Q: 这个项目的源头是什么？
我很久之前就开始考虑连环杀手的故事。我生活中的很多女性都对此很着迷，这是很奇怪的呀，她们都是那么聪明的好人。在美国最关心连环杀手案件的公众是年轻的女性。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他们跟流行明星一样让人着迷。于是我尝试深入探讨连环杀手，尤其是杰克的内心世界。我没有像那些女孩一样着迷，但我也开始收集相关的档案资料。从他的角度看问题是很重要的，当然他是一个变态，但所有连环杀手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灵魂，和我们一样。我试着勾勒出一个人所能承受的一切，以及他内心可能的样子。在这些杀戮和恐怖当中，我要描绘出这个人的形象，因为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类。
Q: 你们有搜集连环杀手的资料吗？像泰德·邦迪 (Ted Bundy) 这样的。
有，我和另一个编剧Jenle Hallund做了些调查。我跟她一起设计了这个概念，是她跟我说拍些地狱的场景，于是我想把地狱的轮廓勾勒出来会很有意思。就是这样我找到了这种表达方式，这种“下降”的方式，实打实的“下地狱”。
Q: 之前也有关于艺术家式连环杀手的电影，如《七宗罪》，但这次不仅仅是一部类型片，更是一次哲学上的尝试。您有没有想过探讨智慧与罪恶之间的联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简短地说，我想拍这部电影因为我想拍，而你们看电影的方式和从中提取的内容，则是你们观众的事情。我经常说你的所思所为是可以搬到银幕上的。我从来不畏惧将性和暴力露骨地展示。打擦边球其实就是怂了，举例说，你看到有人手持武器，然后镜头一转，伴随着枪响，你看到一个小孩倒下了。得了吧，这样的镜头我看过不下百次，已经有点厌烦。但首先我得说，马特·狄龙 (Matt Dillon) 演的太好了。对我来说是个惊喜，真的是。
马特·狄龙 在《此房是我造》
Q: 为什么您将之前作品的片段加到影片中去？您是想谈论一下自己？
我的想法是，谈论并且比较艺术本身。如果我出生就是一个连环杀手…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出生就是连环杀手，尽管这听上去很病态，里面仍有可以挖掘的艺术成分。当然杰克不是第一个这么认为的人，但他明确表态了犯罪也可以很艺术。你们可以将这部电影简单理解为一个艺术家的自画像。
我有四个孩子，我也一直自认是世上最好的父亲。几年前，当他们只有十七八岁时，他们责怪我整天不在他们身边，他们的问题全是我的错，唉（叹气）。但是我跟他们关系很好，尽管他们真的很生我气。
而我父母，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联系过他们。他们会坐在一起看书，但因工作原因却经常无法相见。而我则更多地陪在我孩子身旁。昨天我想起了我父亲，他比其他人的父亲更老些。其实他也没有很老，只是他表现得像一个老人。我一直想跟他踢球来着。有一天，他跟我说：“好吧，我来告诉你体育到底是什么。”于是我们弄了一个小球门，他在球前，跟我说他要打左侧。我往左侧一扑，他却打向了右侧，并说，“这就是体育。”这就是我们仅有的一次对话。
Q: 在影片中，您将不少心思放在了杀手与电影人动作的共同点上。尤其是当他透过来复枪的瞄准镜瞄准时，完完全全就像扛着摄影机一样。当您把眼睛放在瞄准镜前时，会觉得自己像一个情绪的小偷，甚至说情绪的杀手吗？
情绪杀手？我倒希望不是！
Q: 或者不是杀死那些情绪，只是将它们偷走，重构再还给观众。
毫无疑问（观众的情绪和导演的镜头）之间是有联系的。这是由你们来决定的，不过我感觉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与独裁者们很像，他们想掌控一切，想一切事情都像他们决定那样。拍电影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现在为了没那么累，我会为了自己变得更专横。
Q: 电影名字是哪里来的？
来自一首很出名的摇篮曲。我不记得它是怎么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了。当我想到这三个元素：连环杀手，地狱和这首歌，很容易就将它们糅合起来。
Q: 这是一首儿歌，您是怎么找到它和地狱、连环杀手之间的关系的，站在它们绝对的对立面的是什么？
这不是一首儿歌，而是一段旋律。循着诗歌走向连环杀手，你自然而然就会被领向地狱，于我而言这讲得通。我意识到从前我没拍过道德的电影。这个男人，就是恶本身，而到最后他得到了惩罚。这是非常经典的处理。拍连环杀手一个好处在于，关于他的戏很好写，因为一旦你看到他且知道他是谁，你只要等着命案发生就好了。所以观众常常会问：“可现在他要做什么呢？”这样能持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有时甚至能把他们逗笑。然后，我往旁白加入了道德和哲学维度的元素。
《此房是我造》剧照
Q: 《女性瘾者》和《此房是我造》是姐妹篇吗？
或许吧。
Q: 两者都是某种告解，都基于一段告解者与被告解者之间的对白。
我希望我不会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话而进监狱。你们还记得七年前的戛纳媒体见面会吧。在我看来，那是完完全全荒谬可笑的。最后出来的结果是，我说了句“好吧，我是个纳粹。”但我说这话时是带着讽刺的笑容的。我当然不是纳粹（沉默）。我又不蠢。我知道希特勒做的事情有多惨无人道。但这愚蠢的邪恶内在也是一个人类啊。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我们倾向指责他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只为了证明我们不会那么做。但邪恶的也是我们，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是人类。根据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内心都有恶的火苗，一有机会就能燎原。
希特勒可能是我们在电视上见过最多的人了。 所有人都同意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是很可怕的，但同时他却几乎成了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他与你们的距离更近了，因为你们每天都能看到他，甚至能看到他坐在你的客厅里，并质问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会就像在谈论其他事情一样以很轻松的口吻回答你，像杰克一样。他是神秘的，但同时也是人一个。在我的工作中，当你把我所有的作品放在一块看，就会感觉到人性的变化莫测。
但我当时实在太蠢了，因为我忘记法国经历过维希政府阶段，泯灭的良心残存了下来。我肯定如果当时我说这话时是在德国，什么都不会发生。恰好那时正值推特兴起，我从没发过推，但它的主旨是“要简短”。于是所有人都写到：冯·提尔：“我是一个纳粹。”就没了。然后，情况开始蔓延。当互联网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时，我以为只是出于炒作目的，接着却话锋一转讨论起了民主。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讨论很奇妙，但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很危险的。在丹麦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路边议会”。无论哪个路人甲都能乱扯一通。
据说因为在戛纳的言论，我有可能会被判刑在马赛的监狱服刑五年，我就不敢去马赛了。在监狱里我撑不过五分钟，我很肯定。当一个国家向你秀肌肉时，我是真的害怕了。（叹气）
有一件挺特别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是犹太人，他很早就去世了。之后我母亲也去世了，去世前她告诉我我父亲其实不是我生父。其实我很敬仰犹太教义，并不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信仰。我参观过集中营、各种博物馆、犹太教会。我感觉自己（对犹太文化）有身份认同，我觉得自己是精神犹太人。我父亲的家庭是并非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而是文化上的。当我母亲告诉我真相时，我因为自己不再是犹太人哭了出来。之后我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徒，但这样对我的帮助并不大。
当我说我“同情”希特勒时，我是把布鲁诺·甘茨 (Bruno Ganz) 当作希特勒的。当你看到他时，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男人。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是没人会把他认出来，没人会说穿。（注：Bruno Ganz在《帝国的毁灭》中扮演了希特勒，深入人心。）
Q: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选择了布鲁诺·甘茨吗？
对。选角过程其实很困难。尤其是杰克这个角色，没人想演。布鲁诺·甘茨是我的剪辑师推荐的。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他是我青年时期的偶像之一，而且他也证明了跟他的合作很愉快。
布鲁诺·甘茨 在《帝国的毁灭》
Q: 马特·狄龙 (Matt Dilon) 是怎样适应这个角色的？他是怎么做到出演这个如此恶魔化的角色的？
我只是跟他说照着文本来演：“不要创造距离感，不要等着角色撒谎，不要等着他突然反转。喜欢上这个文本！走上前念出你的台词！喜欢上这部电影！”他照做了，这不简单，但他对我有信心，最后效果很好，我也很为他开心。
Q: 您有想象过杰克的过去吗？虽然有几个童年的镜头，但他还是一个神秘的角色。
我也觉得他很神秘。一般我会在电影开拍前让演员对其角色的背景加入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一直都影响到我其他的想法。但我却记不起杰克的过去。只有简单的事实：如果你童年时杀死过一只猫或者更大的动物，你就是个心理变态。电影中，他弄断了一只鸭子的脚，鸭子要比猫小只多了。但那效果很吓人，用硅胶做的鸭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那个镜头虽暴力，却同时很平静，当中没有戏剧成分。
Q: 从《女性瘾者》开始，您作品中的剪辑就十分特别，展示了大量文学性的隐喻和比较，剪辑变得很好玩。您是如何具象化脑海里的这些图像的？
这些图像都是在剧本里的，但我们有人专门收集这些材料。我则展示当中我想展示的。你能在网上找到这些材料电影外的出处。举例说，我曾经很迷Stukas（一款二战期间的德国轰炸机，编者注）。我想工程师肯定考虑了很多才决定在机身安装警报器。因为这是战争期间最蠢的设计，敌军的飞行员可以通过警笛声将你击落。但工程师的回答却是相反的，这是非常好的设计，因为这样可以震慑敌方。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灵机一动很让我着迷。我并非对被屠杀的人们和被摧毁的城市着迷，但这样的小细节，就是特殊的灵魂的体现。那些战争的幸存者们还述说着那些警笛声比轰炸本身更可怕。“Whiiii-Hi-Hi-Hi!”（他模仿起警笛声。）那个想到这个设计的人肯定秀的飞起。
《女性瘾者：第一部》剧照
Q: 您貌似对天才和癫狂的边界，以及何时智慧会堕落很感兴趣。
是啊，萨德侯爵是我的英雄之一，但不代表我是个性虐爱好者。
Q: 这就是升华的意思。尽管您读萨德侯爵的书，不代表您会做同样的事情。
我是一个十分平和的人，讨厌任何形式的暴力。人所不欲偏为之，是我此生最讨厌的。但我知道战争是怎么发生的，而当我想到宗教时，我也知道它与战争的关系。但我该说法国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极右主义抬头。也是因为各种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对于电影的审查开始收紧。我们要得到一个由天主教神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批准，对我来说就像跟恶魔碰面。这本非你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被攻击了，你应该打开你的思想，你应该给你想展示的东西更大的自由度，而非设置新的限制。审查对民主的伤害大于对恐怖主义的伤害。审查和政治正确大大地危害了民主本身。
Q: 当您准备这个项目的时候，您本人有感觉到审查的压力吗？看完剧本后，您的法国合伙人有对这个项目有所保留吗？
不，完全没有。与我共事的人很了解我。有些人可能会考虑到煽动性的问题。我也认为煽动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观察民主的一种方式。如果你要回应煽动，你就要动脑，你就可以开始审视自身。这部电影的想法是，在那个时刻，很多观众并不想杰克掉下去摔死。或许很久之前他已经死了，无论如何。尽管他如此残暴，邪恶，你也会害怕看到他被警察抓住。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担忧是很荒谬的。我拍的是那是缺失的电影。如果你环顾世界电影，总存在一些空缺，那些想法并没被讨论，又或者走得太远。而我则尝试填补这些空缺。
Q: 您的每部电影都填补了不一样的空缺吗？
对，每一部都有野心填补一个空缺。电影越能惊吓到观众，就越靠近好莱坞的电影。首先，这不诚实，其次，这不健康。为了最后一切安然无恙的煽动没有意义！现在，我又要被判在马赛的监狱服刑五年了。（沉默接着局促的笑声。）
Q: 在开始写作剧本，或者开拍电影前，您就已经认识到这些“空缺”吗？
我会看些电影，我有个原则：不看当代的作品。当我离开校园时，我就告诉自己看的电影够多了。不用看更多的电影对我来说很重要，否则我就会像其他导演一样，拍电影是为了顺应当下潮流或者为了使电影看上去有趣。而我更想在固定的条件下，去填补电影史上的空隙。这个任务值得这样折腾。
但当下的潮流实在糟糕透顶。一切都像要下地狱了。川普。罗伯特·德尼罗 (Robert De Niro) 说：“川普滚蛋。”我也会想这么说。一直以来，我们相信民主制度是最优越的。我一直这么认为，但你们开始怀疑了。我们在民主的浪潮中航行，并不知道我们站在了最顶峰；我们解决了各种政治上的小问题，并不知道有潮起就有潮落。我并不知道问题要怎么解决。但如果大部分美国人还想川普当总统，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翻身。《女性瘾者》里，夏洛特·甘斯布 (Charlotte Gainsbourg) 说，要讲民主，但人们有时候还是太蠢了，是时候由我们来创造更好的未来了，因为现在我目之所及…（沉默）事实就是我的电影在法国十八岁以下的人是看不到的。给他们看会得不偿失。我对这一切会保持警惕。
Q: 人们会忘记您的幽默感有多么好。《女性瘾者》可以当作喜剧片看，甚至《此房是我造》也有不少黑色幽默的瞬间。
杰克把人家的乳房割下来前说：“为什么有罪的都是男人？”我当时真的笑出声。而当他把两个小孩虐杀完后，维吉尔 (Verge) 斥责他：“…但孩子是这个世界最敏感的啊！”而杰克却答道：“可我也是啊，我也很敏感，如果睡在不是完全平整的毯子上我会睡不着的。”这就是幽默，但因为场景不同，并不会带来幽默的效果。
《此房是我造》剧照
Q: 您对喜剧效果的时间点拿捏的也很准。那场及时雨的到来洗刷了路面的血迹，真像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神秘玩笑。
电影一开始看着挺好玩的，然后慢慢变得凝重。我的所有电影都与喜剧有关，因为在我的标准下，我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但现在，我重回戛纳，这很好。我受到了很好的欢迎，不是对我的电影，而是对我，我很感动。
Q: 您有对观众退场的反应感到惊讶吗？
不。有人退场，总比没有人来看电影好。我没想到会有三百人退场，但这仍是一部煽动性很强的电影。
Q: 电影的美学十分特别。用十分写实的拍摄方式带领我们接近超现实主义。
那场追逐还有木偶的戏，对的，那是超现实。我喜欢这场运动，我读过安德烈·布勒东 (André Breton) 的《超现实主义宣言》 (Manifeste)。现在大家就是好奇，但这些作品一出现，就像布努埃尔 (Bunuel) 的电影一样，是一记闷向腹部的重拳。我希望这类的作品能源源不断的涌现，尽管有审查的限制。
Q: 你的目标是像《黄金年代》 (L’âge d’or, 1930) 之于它的年代一样具有煽动性吗？
那是一部煽动性极强的电影，震惊了业界。我拍了那么多电影，现在我们有那么多媒介，却没法做到像当时那么好。绘画上的超现实主义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因为标准化后也能取得相当的成功。但对于布努埃尔，我对他还是十分尊敬的。
《黄金年代》 (L’âge d’or, 1930) 截图
Q: 在地狱的最后一部分，您转变了所有的美学风格。您是如何设计这些地狱的场景的？
我做了些研究，地狱在不同年代有不一样的诠释。威廉·布莱克描写但丁《神曲》的画让我印象深刻。其中一幅（the circle of lustful, 编者注），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幻的符号。至于其他的想法，我有一点作弊的感觉，因为重复用到《忧郁症》的开头还有《反基督者》里的森林也有再出现。
Q: 《忧郁症》和《女性瘾者》好像是被一个黑洞所吸引，而这部却深入探寻了这个黑洞。
对，这很有趣（沉默）。我想跟你说说我下一个项目。灵感来自一个法国作家，受席勒和哥德影响，他写过一篇小论文，总结了戏剧中出现的一些情节，一共有36个。（他引用了Georges Polti在1895年提出的36个戏剧情节，编者注。）人们拿他开玩笑，我的想法是拍成36部10分钟时长的短片，将其命名为《研究》。（原文中用的是法语Etudes，编者注。）这些短片不会有结局，因为结局才是杀死电影的东西。开头永远是极好的，无论是什么电影，开头开启了不同的可能性，但往往最后的半小时，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没有了看下去的意义了。让坏人罪有应得，这几乎是人们拍电影的借口。关于全片最后一幕我也想拍场经典的希区柯克式的戏。在《海角擒凶》 (Saboteur, 1942) 的结尾，坏人挂在自由女神像的火炬上悬在了半空。希区柯克承认了他犯了个错误：被置于险境的应该是英雄而非坏人。我被这句话质问着：如果我们让坏人置于相同的境地会怎样。
Q: 您是怎样将不一样的美学风格混合起来的：特别写实主义的广角镜头，洪水的效果，像恐怖片里一样，以及那些近乎刻奇的版画？
拍摄时在所有监视器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板，写着：“不要忘了不拘小节。”这是你可以要求一队摄制组能做到的最难的事情。我讨厌事情被磨平棱角变得千变一律。摄影棚里的大家都了解电影，都看了不少伟大的作品。我也一样，要做到随性太难了。
Q: 您是在寻找某种纯真吗？
丹麦语里，这个词是“urkraft”，意思是最初的力量。是它给予了“最基本的电影”。可以只持续两分钟，讲述随便哪个主题。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它吗？我敢肯定可以，如果我们四处搜寻，尤其在纪录片里面。讲911事件的电影里，镜头从被采访的消防员摇向高空中被飞机撞上那一刻的双子星塔，这就是电影。哇！之后，事情就变得糟糕了，人们开始从楼里跳下来，等等。但这一小段摘自纪录片的镜头运动，从一对消防员移向高处的大楼，这就是电影啊！（沉默）当然我是知道那件事的残酷性的。我仅仅想说如果我们能从取景框中看到这仿佛属于电影中的一幕，这个从消防员到大楼的镜头运动就是经典的。我没有在说消防员，也没有在说爆炸。我说的仅仅是镜头的运动。
Q: 但那只是自然反应。
是的，但那个摄影师很聪明。他很可能正在进行一次采访，但他很有预见地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将它记录了下来，而这种机会是不等人的。（沉默）我所跟你说的这些都不能用来对付我。
（Q: 别担心！）
如果我要把我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就很重要了。（沉默）
Q: 您可以和我们再说说《研究》这个项目吗？
《此房是我造》的拍摄过程十分困难，我当时相当焦虑。我吃了不少苦头也喝了不少酒。我还去了互助会，不是酗酒人士互戒协会，而是Smart Recovery。对于我来说，酗酒人士互戒协会带有宗教成分。而我是非宗教人士。好吧， 当我要死的时候，我肯定会大喊：“上帝啊，将我送上天堂吧。”然后神父也会在最后一刻出现。在我的家庭里，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曾经认为所有罪恶都来源于宗教，当然我们那时是对的。但宗教是灵魂的诱惑，人类需要宗教，我们在跪地祈祷好总能自我感觉良好。我在36岁时受洗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因为那时我认为天主教教义比新教教义要更完好。而当我跟一些法国年轻人说起这个时，他们回答说：“噢不不不，天主教更差！”但我那时很喜欢圣人和告解这一套，我觉得这是某种精神分析。除此之外，我还很喜欢圣母玛利亚的存在，而在新教教义中她被完全抹去了。天主教在我看来是比新教更人性化的宗教。我在写《破浪》(Breaking the Waves, 1996)时把一个宗教里的恶人想象的太过简单了，这是我其中一个遗憾。我曾试着让恶人不仅仅是恶人。从剧本写作的角度来看这样写是很有效率的，但把这个小群体描绘成恶的化身，未免太不友好了。要知道苏格兰的这些渔民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对宗教越崇拜，则活得越惨。这也是为何最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们多生活在挪威的海滨，苏格兰和丹麦的日德兰半岛。
《破浪》剧照
Q: 在您的电影里，您经常作与音乐和绘画的类比。这次为什么选择与建筑的类比呢？
这来源于我的母亲。她喜欢建筑，因为她的初恋情人是名建筑师。我还小时，每次我们在树林里散步，都会经过“建筑师的房子”，里面住着一名建筑师，房子就是他自己盖的。我妈陶醉其中：“啊，这就是建筑师的房子啊！”之后，我买下了这栋房子，住了进去。我小时候试着亲近我母亲，但她当时很神经质。但她给我指明了道路，每次我感觉有什么新想法，其实都来自于我的母亲。这栋房子以及我做的一切重新装修也一样。或许对于外人来说，经营自己母亲的想法挺正常的，但认识到只能做你注定要做的事情，未免会让人沮丧。
我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和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战争过后，有一股思潮十分强烈：每个人都认为一个更好的社会将要被建立了。当她和我爸结婚时（其实并不是我亲爸，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保留自己的名字对她来说很重要。当她去世时为了惩罚她，我以“提尔”的名字埋葬了她。她要知道了估计会气疯。而且，她跟很多其他男人睡过，而我家里所有人，除了我，都知道我爸其实不是我亲爸。也因为这样我随口说出：“好吧，我是个纳粹。”因为我的生理父亲有德国血统。但他是一个反抗者。我只在母亲去世后见过他，他比我母亲大十岁。他跟我说，他永远不会承认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我要找他，一定要通过他的律师。所以并非那种“啊，我的父亲啊！”类型的重逢。
Q: 能说说您是如何与Bjarke Ingels（BIG的建筑师）合作设计那栋用尸体堆成的房子的吗？
我们的合作很紧密，我很喜欢他的草图，跟我想象的很接近。我的想法是搭成一栋房子的模样就好，他则往房屋结构中加了些洞，导致影片更加烧钱了，因为那些用来搭房子的人偶真的很贵。
Q: 他把这栋房子看作一个真正的项目还是只是一次艺术上的设计？
我们有聊过这点，等等看就知道了。我们花了两个月才把房子建好。
《此房是我造》剧照
Q: 最后一个问题。《解放报》在1987年的特别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您为何拍电影？》我们找到了您的回答：“
…这是科学怪人创造他的怪物的原因，他将毫无用处的渣滓与罪犯的头脑合二为一，这样的创作以及自然的力量使其兴奋。结果可能不怎么好看，好心却干了坏事。…麻烦的地方就是这里。”您当时的言论似乎说的就是《此房是我造》？
科学怪人创造的怪物，我不记得说过这些话了，但听起来不错。我很高兴这些话到现在听起来仍然有道理。我要说的是这部电影在米兔运动之前就已经写好了，所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Q: 但您创造过很多很强势的女性角色，而通过这部电影，您是不是想站在（女性的）对立面？
不全错…实际上我很喜欢和所有这些女演员合作，在《忧郁症》里也是如此。我很喜欢《忧郁症》的主题和里面的几场戏，整一场婚礼的戏，实在是太美了。
Q: 您有跟您的演员们讨论过这些女性角色吗？举例说，乌玛·瑟曼 (Uma Thurman) ，她有没有对您写的这类角色感到惊讶？
我必须承认我把更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马特·狄龙身上。丽莉·克亚芙 (Riley Keough) 是一个很棒的演员，是她自己创造了她的角色。但我从来没有让女演员们扮演被病态男虐待的愚蠢的女性角色。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我从选角那一天开始就跟她们说，做好角色本身，不要在你和角色之间筑起一堵墙，而她们也很好地做到我所要求的事情。
Q: 第一起“事件”很讽刺，因为对白一直在强调“你不会是连环杀手吧？”然而所有人对知道这是一部连环杀手电影，这样就为影片添加了喜剧色彩。
对，这是其中一点。“连环杀手”这个词听得多了反而就变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好玩。他的杀手直觉一直在那，只是他之情不知情而已。
Q: 这部电影引起了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是好事。《卫报》显然被惹恼了。他们的批评很长，但对演员的表演，导演的指导，故事的走向没有任何评论。你看电影时会感兴趣的部分他们一概没说。他们只谈论了我的情绪，以及我的目的不明。这个我们刚刚也讨论过了，它们就是不清晰的。我的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有足够多的观众能看到我的电影，那我就能再拍下一部了。如果你赚了太多钱，你就不得不做一个过于庞大的预算，这样你就输了。
Q: Zentropa发行过多少部电影？
我们每年会发五到六部长片，但时间是电影的敌人。我不涉足其他项目，我也一般不读剧本，除非他们问我的意见。不过这里的政策是保证制片人有足够的自由度。我们当初与皮特·占森创立这个公司，是为了发行我的电影，正是这样我们赚了不少钱，也正是他的雄心壮志让我们搬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但我住在“建筑师的房子”里，也不错。
我还想到别的事情，我还在重看《印度之歌》 (MARGUERITE DURAS À PROPOS DE "INDIA SONG”, 1975) 。我看了快十次了。难以置信的电影，大师之作。
《印度之歌》剧照
Q: 这部电影总是能深深影响那些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在《现代启示录》 (Apocalypse Now, 1975), 有个法国殖民者的镜头，很明显是致敬《印度之歌》。
一部法国先锋电影影响了一部好莱坞巨作，这挺有意思的。我很喜欢里面说不用真的去印度，在巴黎花五分钟也能身临其境。我还重新看了德莱叶 (Carl Theodor Dreyer) 的《吸血鬼》(Vampyr,1932)，也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不过丹麦人并不喜欢，也许他们已经看够了老电影了吧。
Q: 我们总能从大师的作品中学到东西。
《印度之歌》真的又一次让我目瞪口呆。我上一次看已经是二三十年前，那时就已经对我影响很深，尽管玛格丽特·杜拉斯并不是我母亲。她的后一部作品，《巴克斯泰尔，薇拉·巴克斯泰尔》(Baxter, Vera Baxter, 1977) 就没有很打动我。让角色一言不发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想法呀！你知道他们是之前还是之后再录的音吗？
Q: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之前录的音，然后拍摄的时候会听，但拍的时候还是没有声音的。
困难永远对电影有好处，我拍戏的时候也总是迎难而上。现在我要拍36部10分钟的短片，限制就在这里：10分钟讲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不能用它们凑成一部长片，因为都是不同的故事。但我将有幸与那些伟大的演员合作，每次只工作三天。很多演员很久之前就想和我合作，现在终于能抽出时间了，因为谁都可以从他的行程表里抽出三天。阿尔·帕西诺！看着他坐下，对我来说已经是一部电影了。
— 采访自Joachim Lepastier,
于Zentropa工作室，哥本哈根，
七月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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